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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之后，《大众电影》准备复刊，1978年我从北影厂编导室调回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筹备《大众电影》的复刊工作，同时把当时的《人民电影》的一部分人收编进来。
1979年复刊后的第一期刊物按时出版，各方的反映都很好，那时林杉任主编，我任副主编具体负责版面。设立了几个部门：影讯组、评论组、读者来信组、美编组，另外还有两个摄影记者，配置比较全面了。当时的刊物比较少，《大众电影》也真算赶巧，因为刊物本身也比较活泼，画页增加，封底封面都采用照片的形式，所以很受读者欢迎，虽然是“重点影片，重点介绍”，但像美术片、纪录戏曲片等其他片种我们也介绍，内容多样化。另外还结合读者的实际需要，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也在刊物上发表，所以刊物与读者的关系非常好。这直接影响到发行量，到1981年时，最高的发行量曾达到965万份。当时美国的记者、编辑对我们说《大众电影》真了不起，发行量超过了美国的《读者文摘》，我说“那是因为我们人多啊！”
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50年代的时候，北京真有一本很好的电影刊物就不会把《大众电影》移植来了，而《大众电影》或许就永远是一本地方刊物。而这样一本电影刊物真正做到创新、开拓，有自己的风格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是很不容易的，没有“左”，也没有“右”，对影片和影人都比较公正。现在这些五六十岁的人都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老读者，陪伴《大众电影》一路走来。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51年 《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武训传》的社论
第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思想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电影的创作呈现出一股蓬勃向上发展的趋势，但这种局面很快结束，电影界发生的巨大震动就是对影片《武训传》的批判，电影批评被直接发展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电影具有如此之大的政治风险让许多电影人诚惶诚恐，电影的审查和管理也更加严格，当年没有任何电影投拍，电影产量严重下降。从这个时候起，成长的创伤一直伴随着新中国电影风雨兼程的发展历史。
电影大历史：追寻人民记忆
1944年夏间，陶行知送给电影导演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他希望成就卓著的孙瑜有机会时能够把武训一生艰苦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孙瑜读了这个画传，便很快拟出简单的“剧情梗概”：作为一个曾受过不识字的痛苦和创伤的武训，怀着朴实善良的愿望，不顾个人微不足道的命运，下定决心为穷孩子们“不再吃不识字的苦”而进行一场苦斗，坚持到底，终生不渝地孤独地与社会作战，甚至是孤独地与他自己作战。
这是一个感人肺腑且让孙瑜念念不忘的电影题材。1945年春至1947年秋，他第二次赴美，对美国电影作亲身观摩。在美国他一直带着武训的画传和“剧情梗概”，还写了一部分的“分场剧情”。在域外的文化记忆中酝酿，在中外广阔的视野里，构成一部电影的轮廓。1948年1月电影剧本成稿，当年夏便开始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投拍，后转昆仑公司摄制完成。但令最初的孙瑜没有想到的是，这部《武训传》的编导创作过程，竟是充满了艰辛和曲折。算上出国前第一稿，他先后写出五稿，又历经“中制”、“昆仑”两个电影厂，到1950年年底拍完，前后历时六七年之久！这在当年一片公司遍地开花，一部电影只拍短短三五个月的情势底下，是一个异数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语境、外部世界在几年里变化太大了。外部的变动不居和内心的战争连接在一起，外部世界的力和反力永远同在。孙瑜睁大了眼睛，超越环境局限，追随至深处，追蹑人民的记忆，关注并素写一个人的战争，并进而去关注更广阔的人生与更广阔的世界，关注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共同的问题、遭际与命运。
孙瑜对人生、对世界、对艺术的看法已不再是出于个人的经验，而是出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出于一种文化的审美选择。孙瑜创作中不是看重的他个人的能力、剧情的故事性，而是像人性、人民记忆或真理、自由这类的普遍价值。念书能救人，这个人民记忆的真理在人性和文化的更全面更深刻的意义上面对了整个民族的塑造，它含有和预示了更扎实的问题和内容。
《武训传》演员阵容庞大，赵丹、吴茵、张翼、周伯勋、蒋天流都参加了。因为拍摄时间拖得很长，两个主演赵丹、吴茵其间还合演了影片《乌鸦与麻雀》。赵丹在《乌鸦与麻雀》中演技纯熟，但看过电影《武训传》的人，对赵丹的高度激情和出神入化的表演都赞不绝口，称武训是其演得最好的角色。他演的武训，含泪微笑地默然跪劝小学生不要作赌徒；在牌坊下坚决不领皇帝赏穿的“黄马褂”……赵丹将人物不安宁的内心和那种永远面对自己和与自己对峙的精神，淋漓尽致地予以呈现。
武训要救孩子，“咱穷人偏要念书”，要他们上学，要上了学的他们不要忘自己是乡下人／庄稼人，“将来千万不要忘记咱穷人”。一个人面对环境，面对外部世界，面对着种种随时可能发生的灾难与变故：火山爆发、冰川沉陆、战争、瘟疫、饥饿、非典、禽流感，可以与人携起手，并起肩，甚至全球化地去共同战斗，那么，面对无知、懵懂、文盲、不读书、怠惰等等，就不能给予一点点启明，投入一种探索以至献身的意识吗？
思索是体验世界的一种模式。以公众福祉为目标，应该引以为我们内心锲而不舍的力量。在《武训传》短暂的放映盛事之后，孙瑜、赵丹和一些受电影牵连的人遭到批判。1951年发生的对电影《武训传》的这场批判，范围相当广泛，而且其激烈程度与影响所及，也是远超乎人们的想象的。但是，孙瑜和他的同人不断由内心汲取力量，跨过这一段时期，仍然以某种生命或艺术的模式在表达着自我，参与了历史和他的遭际。
口述影像：“有什么缺点，也是一个电影艺术的问题”
最初公映受到普遍好评
武训乞讨兴学的事迹应该说流传很广，而孙瑜经多年构思酝酿完成的电影《武训传》据电影史料记载最初是受到肯定的。“昆仑”的编导委员会多次会议讨论方案，并向夏衍汇报时，夏衍当时坦率地说：“我认为‘武训不足为训’……在目前情况下，不必用那么多人力物力去拍这样一部影片。”但“昆仑”还是坚持拍了。影片在1950年底全部摄制完成。在上海首映时，反响热烈。1951年2月，孙瑜带影片到北京，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看过后，除了认为武训在庙会广场上“卖打”讨钱被人毒打的画面描写过长外，没有再提别的意见。影片在京、津、沪公映，受到普遍好评，报刊连续发表肯定和赞扬该片的评论文章有40多篇。
批判大潮汹涌而至
当年的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严厉地指出：“电影《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问题”，并认为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赞扬歌颂如此之多，不但“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走到何种程度”，而且说明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战斗的共产党”。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短评，要求“共产党员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之后，全国范围内立即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思想文化战线上第一次批判运动，持续近一年，各种批判文章数以百计。导演孙瑜和所有肯定过这部影片的有关领导及文教界人士数十人，均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作公开的自我批评和检讨。
34年后重新评价
批判《武训传》的大规模运动后来又波及到文学界、史学界，直到1985年9月5日，也就是距离大规模批判34年之后，才对这场由一部电影引起的批判运动予以重新评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陶行知研究会、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解放初期，1951年曾经发生过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这个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并且还提出不论“电影《武训传》有什么缺点，首先也是一个电影艺术的问题。”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51年 史诗韵味作品《新儿女英雄传》
北影：一个预示未来的新名字
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故事片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北影是在众望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国营电影机构，它以稳健的步伐在中国电影史的成年期一步步地走着，它不仅为新中国电影业起着示范田的作用，更在一定的程度上显示了中国电影业格局的变化。从这里走出的一批批青年电影人也在这里茁壮地成长，他们在不同时期成为中国电影的旗手。
电影大历史：火热的电影生活从这里开始
解放前，电影业的辉煌是真正属于上海的。那里自然生发的电影植株郁郁葱葱，战火屡屡迫近，但“孤岛”自有一番从容不迫的自信。从20年代开始到整个40年代，上海以近乎“电影乌托邦”似的状态为中国电影的青春期留下无比绚烂的一页。
解放区电影的自成一体又是一个崭新的小世界，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由于恶劣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同时也是为了迅速变化的战争形势的需要，解放区电影基本上是一种无形式技巧的本色电影，犹如纺车纺出的蓝印花布那样拥有粗糙却又结实的手感。
解放区电影主要分布于延安、东北、华北三个地区，1947年延安电影制片厂改组西北电影工学队出发去东北，次年6月到达兴山，加入了“东影”，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生长点。另外一支就是活动在广袤大平原上的华北电影队，它有另外一个名字“装在一辆胶轮大车上的电影制片厂”。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把大部分器材藏在山洞里，而将必要的制作器材装备在一辆大骡车上，他们就像战斗队伍一样可以随时随地转移。而冲印拷贝的场面更令人咋舌：从3公里外挑水冲片子，天气热，大家就用扇子扇片子，录音要靠摩托车发电，拷贝机则用旧摄影机代替，不能调光，没有自动回转；所有这一切，唯一的办法只是用手来解决困难。华北电影队的活动至1949年4月结束，并入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北平电影制片厂”。
1948年12月，党中央就当时电影工作的主要问题做出指示，明确规定：“平津攻下后，电影事业的领导机关应设在北平。”新中国电影的整体建设和布局是时任“东影”厂长的袁牧之为北京电影制作厂规划的蓝图。1949年1月，“东影“的田方奉指示来到北平，对国民党“中电”二厂等分处及官僚电影院进行接管，1949年4月20日成立北平电影制片厂，同年10月1日改名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当时就考虑将来北京电影制片厂发展成一个功能较完整的电影基地。
到1949年10月1日为止，“北影”一共完成了5部短纪录片，第一部是《毛主席莅平》，随后又拍摄了大型纪录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故事片有《新儿女英雄传》、《智取华山》、《龙须沟》等。1956年北影改为故事片专业厂，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相继在此诞生，有《祝福》、《林家铺子》、《青春之歌》、《红旗谱》、《洪湖赤卫队》、《烈火中永生》、《早春二月》等影片。
从北影厂包纳的力量以及它形成的过程，你可以感受到一种热情真挚、认真执著的独特性，或许这样说更为准确——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成为“北影”成立伊始，电影人普遍而坚强的信念。从此，电影人的身份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电影干部在培养中诞生，而电影人的身份也越发复杂。“文革”期间，北京电影制片厂受到摧残，大批艺术家、技术专家遭到迫害，就是一出有关“身份”的悲剧。
初生的蔓生的花儿，虽不无幼稚，却实实在在生长在大众中，而新中国火热的电影生活也从这里开始了，这样的电影生活同解放前的海派电影决然是另一番天空。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南征北战》剧照
1952年 准史诗片《南征北战》
上影：在海派和延安之间摸索转型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到苏联战争电影的影响，以及国内形势的需要，电影管理者提出了“写重大题材”的口号，要求电影追求“史诗性”，《南征北战》正是产生于这一背景之下。影片在特定时代下所产生的对待新生活的朴素感情，是以后任何时期都无法重现的，所以即使后来在70年代重拍《南征北战》时拥有了更先进的电影技术，但是也不能再现黑白影片的时代魅力。应该说新中国初期所奠定的电影雏形，已经为后来中国电影的走向确立了方向。
口述影像：炮声尚未逝去，新生活扑面而来
《胜利重逢》与评先进
上影厂的前身“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影摄影厂”，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就由军管会接管了。“上影”成立前，我们还领了半年多军管会发放的津贴。不久后时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处长陈波儿把张骏祥根据黎阳小说改编的《耿海林回家》的电影文学剧本交给我，同时接受导演任务的还有冼裙、赵明等导演。旧体制废除后，如何在新条件下进行创作都是我们在摸索的问题，当然难度很大很大。
对于影片的名字《耿海林回家》大家翻来覆去讨论了很久，众口一词的意见是“革命还在进行，战士不能回家。”但是改个什么名字也没有大胆建议，事后我琢磨这是一种反常心态，大家还是有点回避谈艺术。其实我和编剧张骏祥都觉得片名挺贴切所以对更名保持沉默，但后来还是更名为《胜利重逢》。
《胜利重逢》上映后，正值1951年春节，当时的副厂长钟敬之宣布先进生产者名单。我是其中之一，奖品是一块灰卡其布、一支笔、一个本子，还有钱，说是表彰我七天七夜连续奋战在剪辑室。当时也年轻，靠浓咖啡和香烟刺激。其实也是不得已为之，因为厂里规定：“全厂所有摄制组都能在12月31日午夜12点前完成剪辑送审，全厂员工可领年终双薪。”我们在规定的时间里提前五分钟完成精修任务，当工作室的电闸拉下时，室外院子里响起欢呼声，我刚出门就被演员们抱着抛向上空，那个喜悦劲，真像打了一场大胜仗。
《南征北战》与两套班子
50年代初，上影厂汇集着五湖四海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当时也会互不服气，人事关系紧张。特别是随军南下进驻电影厂的干部与原来电影系统的职员矛盾较多，摄制组里也经常摩擦不断，新老伙伴的相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有时也暗中跟我嘀咕几句，对有些人只会空洞地短话长说、不懂业务，特别是在分析人物时，不讲环境中人物个性，只求阶级共性等很不满意。我在与老区来的朋友们的学习过程中，发现他们对原电影队伍中最习惯的创作经验也看不顺眼，视为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其实两方面都有偏见也都有正确的一面，应该优势互补。
《南征北战》是中央电影局和“上影厂”十分重视的重大题材，原摄制组配备力量很强，导演成荫更是来自解放区的大导演。但是因为听取有关意见修改剧本，在上影筹备了好几个月迟迟不能开机，就决定让我带领完整摄制组去《南征北战》剧组报到。两套班子同时拍一部戏，在我的导演生涯中也只此一次良机。其实，它比一套班子拍难度还要大，因为那么多人的劲头要往一处使，就需要真诚合作，工作为重而不计较名利得失。我带去的成员都能做到，他们也不示弱。最忙的时候，两个组同时五条线齐头并进，我们互相信任也彼此尊重，所以大家合作十分愉快。
个人评价，受用终身
我们如期完成任务，在后来的导演总结会上，副导演张望说我不计名利，不顾个人过去的成就真心与他们合作。导演组没有人事纠纷，汤导演起了主导作用，演员看见我就定心了。摄制组对我的个人评价，我当作座右铭规范自己的言行。
而今，成荫以及与我共同执导《怒海轻骑》的王滨都先后离开了人世，屈指算来，《南征北战》组的演员穆宏、冯喆、张庆芬、陈戈、杨华、朱今明、韩尚义、陈祥兴、陈曦也相继去了天国，岁月如流，我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怀念和谢意。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51—1953年 八家民营电影公司并入上影厂
民营电影国有化改造宣告完成
1952年12月的一天，在一阵阵喧闹的锣鼓和鞭炮声中，一块崭新的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厂牌，在位于上海徐家汇的昆仑影业公司大门前被悬挂了起来。从这一天开始，包括著名的文华、国泰、大同公司在内的八家民营电影公司，以及刚组建不久的公私合营昆仑长江联合电影制片厂，全部并入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至此，中国民营电影的国有化改造宣告完成。
中国民族资本家从1905年开始经营私人电影业，在经历了长达48年的既给人以满足，但又留下许多遗憾的足迹后，终于在1953年初结束或者说转轨至国营电影业的道路上去，这是一条前途虽然充满光明，但事后证明远不平坦的道路。
口述影像：被忽视的一年，公私合营的划时代
中国电影业从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化的步伐非常快，中国私营电影制片业的迅速消亡——国有化，比其他行业提前三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为脱困到北京请缨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事业萧条、金融混乱，工厂企业大都在半停顿的状态。当时的电影界除了“文华”公司还在正常拍片外，其他几家私营电影公司已经停顿生产，经常性的欠发工资，以影片做抵押向银行巨额贷款达几十万元，因为已没有能力偿还，后来银行提出“旧账未清，免开尊口。”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