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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因于外物。
往往说到全人类的财富、全民族的瑰宝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一片无主之地。可以很欣欣向荣，却往往没有常住人口。来来往往，收获之后离去。《刘三姐》的“真心人”也许只有“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本人了。十六七岁唱彩调的姑娘，上了当年第一大娱乐媒体的电影银幕，感受自然绵绵。之后《刘三姐》遭遇时代变故，遭到停播禁演，反而保留了一点冰冻的记忆和习惯。一切涉世未深的印记都保留至今。也难怪新时代的娱乐公司要投拍《新刘三姐》，老姐姐批评最多。只是毕竟天增岁月人增寿，老姐姐也明白了无主之地的意义所在，办起了刘三姐的主题旅游。
口述影像：什么花开节节高
看中刘三姐的号召力
我当时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乔羽在广西那边采风时发现当地的民歌非常有特色，而且关于刘三姐的舞台戏也非常火，不可想象广西柳州地区对这位“歌仙”的崇敬，到处有牌坊、到处塑泥像，老百姓把她当作神一样供起来。刘三姐的故事在当地简直是家喻户晓。但是名称不一，叫什么的都有，有叫刘三姐的，还有叫刘三妹、刘三太的。
乔羽当时正好在家也没有事情干，柳州文化局那边也准备搞舞台戏，乔羽的文学功底非常好，他的旧诗和新诗都很好。我们长影的厂长就问我愿不愿意到广西和乔羽一起做刘三姐的剧目。我当时写信给乔羽问这个戏值不值得搬上银幕，乔羽回信表示简直太值得了，我说要拍咱们就要把剧重新排。等了几个月后，乔羽那边大体有个思路了邀我去当地看看地方戏的刘三姐。到了柳州，真正看完戏后觉得情绪并不高，很像旧剧“花旦戏”，还有什么尿壶、媒婆这类的设置，我和乔羽商量如果按原戏拍的话，气魄不大，而且唱词也很一般，当然我们老朋友之间都说的是实际想法，大家也都很中肯。
谁是刘三姐？
《刘三姐》真正上马还是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完成之后，那是个冬天，我和乔羽商量开始正式准备剧本了，我们当时住上下楼，他写完一章就传下来一章，我来改分镜头剧本，速度相当快，配合也极为默契，我们用了12天时间就把文学剧本和分镜头剧本一块送审了。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是一个奇迹，上面审查很快就下来了，说马上可以开拍。
最开始的时候影片是按照柳州那边的要求，“刘三姐”是广西那边的演员，但是试了第一场戏就发现根本不合适，记得那场戏是刘三姐被抓起来关在笼子里，我提出这部电影要拍得吸引人，刘三姐的形象非常重要，一定要找一个漂亮秀气的女孩子来演，那个演员嘴唇很厚，上镜头不好看。于是暂时停下来找演员，听人说桂剧团里有个学生长得很好看，只有17岁，因为她年龄小本来想让她演二牛的妹妹，后来干脆就让她来演刘三姐，这个女孩就是我们一眼看中的黄婉秋。
另外要提的就是我们选外景为什么选中了桂林漓江，我们看到了漓江的水简直惊呆了，不可想象竟会有如此清澈见底的江，还有那山都是一座座独立存在的，清秀得很。不像北方是群山绵延的样子。也只有这样的地方才能上演刘三姐动人的故事。
在担架上完成影片拍摄
影片刚开始拍摄不久就遭受意外打击，我那天天一亮就起来跑到厨房里拿了一个凉馒头吃起来，就在上台阶的时候，前面两个剧务担着两个木桶的水爬坡，我跟在后面，没想到那个木桶忽然爆裂开，里面刚烧开的水一下子就全部向我泼了过来。后来大家看到我被烫伤得如此严重都吓哭了，赶紧送到桂林医院。住院的第二天我就睡不着觉，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要回剧组，就跟医院商量要出院，结果药上好了就赶紧回去，后面的拍摄都是躺在担架上，两条腿整个被打上石膏不能动，上身赤着膊身上一层层脱皮。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最高记录一天拍摄了70多个镜头，就是那个400多人的对歌场面，电影拍完了大家都管我叫“拼命三郎”。
拍完回来看样片，然后剪辑、送审都得到了一致的好评，尤其在港澳、东南亚放映时，那场面简直是疯狂，当地的报纸全是《刘三姐》的消息，这部片子被称作是“山歌片王”，多少人在传唱其中的歌曲，我经常听到街上有人在唱里面对歌的插曲“什么花开节节高，什么水中起高楼……”一听到这段唱我就想起刘三姐大眼一转，俏嘴一张，便是难题一道，让莫怀仁和三个酸秀才败下阵来，这可是最朴素的生活智慧呀！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60年 《南北和》与香港商业导演旗帜人物王天林
“南北”文化融合 香港意识初显
如果说在朱石麟、李萍倩以及陶秦、易文等电影导演的创作中，香港还是一个不同于“中原”的，相对陌生、临时栖居的所在，那么在王天林以及唐煌等导演的影片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香港意识的萌生。香港元老级导演王天林早年在电影圈里拍过多部卖座影片，《南北和》、《南北一家亲》等“南北”系列影片曾经风行一时，《小儿女》、《野玫瑰之恋》等艺术影片更博得电影评论界和学术界的好评。上世纪70年代香港无线聘请王天林做电视剧监制，从银幕转向荧屏，王天林威名更盛。
电影大历史：用喜剧化解“南北”冲突的失落与感伤
杜琪峰的《枪火》里有一个不动声色谋划一切的胖子，一直到最后阴谋败露被一枪打死时，他还在沉着地吃最后一口意大利面。这个胖子就是王天林，很多人都知道他有个名气很大的儿子，叫王晶。王天林从1950年就已经开始当导演，高产且各种类型影片都广泛涉及，这一点王晶倒是颇有家学渊源。杜琪峰的电影导演生涯是从王天林带他进片场开始的，如今杜琪峰逐渐成为现阶段香港电影导演的中流砥柱，而王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商业成就毋庸置疑。
《南北和》的编剧署名宋淇，这位宋淇正是和张爱玲保持了十几年友谊的好友，张爱玲的《同学少年都不贱》能与读者见面，也有赖于宋淇夫人邝文美女士找出这部中篇手稿交于皇冠出版社保存，而当时张爱玲和宋淇都已飘然西去。张爱玲于前后为电懋写了约十个剧本，她创作的剧本以喜剧为主，大多十分卖座，其中“南北”系列尤甚。此一系列作品应该恰是“北人”张爱玲和“南人”宋淇的“南北和”。
“南北”系列喜剧很能代表上世纪60年代港人的情结。焦雄屏在《时代显影——中西电影论述》一书中指出，“电懋公司带有强烈的中原性格，大部分的影人均来自上海，家世背景又不脱中产及知识分子的范畴，作品具有强烈的‘逃避主义’倾向。南北系列喜剧，表现南来生活的不适应，负面的是某种境遇沦落的感伤。”不过幸运的是，港人天性中的乐观坚强使他们选择了以喜剧这样一种方式来化解失落与感伤。
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于“南北”文化冲突及融合的电影，也就成为60年代的香港渐渐远去的一段回忆，后来八九十年代上演的则是香港对于内地的另一段“97”心事了。
口述影像：“我更注重观众的感觉”
商业电影一直是支撑香港这个“东方好莱坞”的强大根基，王天林的从影经历以及他沐泽后辈的表率或许会带给我们不少启示。
从胶片冲洗员做起
我国语说得很好，是因为我出生在上海，祖籍是浙江绍兴，在上海读到中学一年级时，外面开始打仗，我就跟着叔叔到广州、珠海一带走走，后来逃难到贵阳。可能人家看我比较老实，就得到一份在戏院里给观众带位的工作。后来转为卖票，包吃包住，收入也还不错，这样就可以经常寄给桂林的叔母和上海的母亲一些钱了。19岁时，我到了香港，在电影公司做胶片冲洗员，很锻炼人，但是工钱很微薄。后来陆续做过录音助手、录音员、场记、导演助理、副导演，从副导演到导演升得很快。
入行提携者是叔叔王鹏翼
我的叔叔王鹏翼是香港电影第一代制片人中的一员，可以说是我入行的提携者和领路人。但是我知道电影圈是要靠自己努力的，在做副导演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跟着的许多导演都有怪脾气，拍一半就不拍了，我说我来拍，人家给你爆竹了你为什么不放？那时候不少影片都挂着那些大导演的名字，其实是我拍完的。他们拿2万港币，我拿500块，那我也乐意。渐渐片商发现我有不少戏拍得很不错，当时香港导演要想立住脚主要是要片商看上你，渐渐的他们知道了王天林这个名字。
开始的时候，我的要求不高，什么样的片子我都能拍，记得拍得最多的一年曾完成24部，应该是破纪录了。经常是三四部同时拍，有国语的、粤语的、厦语的、泰国语的等等。这样高强度的工作要投入几倍于常人的精力，也害惨了我，后来要靠安眠药入睡。直到进入“电懋”工作才趋于正常化，一年拍三四部，也可以随意发挥了。
《小儿女》是我最喜欢的作品
到了60年代，“电懋”的不少导演，像陶秦、易文、岳枫等人都转投“邵氏”，我王天林可以说是撑了“电懋”大旗。50年代是我拍片最多的时候，拍片也很“杂”，但我不讲究那么多，只希望影片“卖座”，因为要赚钱养家。
我也会拍一些文艺片，说到《南北和》以及系列“南北片”的成功，可能与当时的气氛有关，关键是因为《南北和》上映后很卖座，所以公司考虑由我继续拍后面的几部。《南北一家亲》和《南北喜相逢》是张爱玲做编剧的，但是有趣的是，我从来没和张爱玲见过面，她的剧本都是公司直接安排给我的，我做一些修改就开始拍。但是她编剧的《小儿女》是比较特殊的一部作品，也是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部，因为它出生的时机不好，正赶上1964年我们的老板陆运涛空难过世，公司也比较乱，我不管它们就坚持拍下来，心里“很有谱”。这部影片是我至今回想起来最喜欢的作品，因为它非常自然，我不鼓励那种“洒狗血”似的拍片和炒作方式。
知名导演的幕后“推手”
进入70年代，我年龄也大了，转到电视台拍一些电视剧，当然也间隔拍一些电影。那时带了不少徒弟，杜琪峰和林岭东是现在比较有名的两个。当初只有他们跟我进过片场，我带他们到片场拍戏，老板是不让这么做的，一是怕影响进度、二是要支付更多钱，我说他们的钱我来付，老板答应了。别看我年轻时蹦蹦跳跳的，年龄大了体力就不行了，就告诉他们怎么拍，然后他们来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就是从片场一步步练出来的，很有感触，也认为这是磨炼技艺最有效的方法。后来他们在拍片上都很成功，现在还不时要我在他们片里演角色，我知道他们是想给我一些钱，又不好直接给，就当作演戏的“红包”，我很是欣慰。
对儿子说“奖是命，不要强求”
说到儿子王晶，有人说他是香港商业电影的“一哥”，也有人说他的影片俗不可耐。其实我是这样想的，观众在看的时候被一个情节打动了，他笑了，过后他会觉得这个很俗嘛，但再俗也还是笑了，“笑”就是人的本性，为什么要隐藏或者否认呢？记得我1959年时拍过一部自己很满意的电影《野玫瑰之恋》，本以为会拿奖，结果空手而归；两年后我觉得很一般的《家有喜事》却出乎意料地拿了奖。我对儿子说“奖是命，不要强求”，儿子很小就看我的剧本，藏起来的也能找到，并且和我讨论。从我叔叔到我再到王晶都擅长拍商业片，这或许是家族遗传。我处世很坦然，也不渴求得到什么样的奖，我要拍片因为它能够赚钱，获奖又没有钱（笑）。前两年颁给我金紫荆终身成就奖，我说我也没有什么大成就，但人家要是颁给我，我会说声“谢谢”的！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61年 《星星月亮太阳》、《蓝与黑》与“过渡一代”
难解流亡情结 追寻国族记忆
陶秦和易文是活跃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两位文人导演，他们的经历比较相似，教育背景也大致相同，均是从40年代起开始编写电影剧本，并在香港以拍摄文艺片知名的电影编导。据香港资深电影文化研究学者罗卡先生介绍，跟香港第一代上海南迁过来的导演朱石麟、李萍倩的亲情渴求不同，在陶秦和易文编导的影片中，包含着更多乱世的想象与宏阔的国族记忆，并在对亲情与人伦的追寻中体现出令人伤神的流亡情结。
口述影像：香港影人的过渡一代
其实我们现在来看陶秦和易文喜欢把两个人放在一起说，因为他们基本是同时期的导演，而且都以拍文艺片为主，两人也都拍摄了50多部电影，同样是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接受的文学教育，而又都是在创作壮年期50多岁就病逝香江，留给人们的印象他们是两位很相似的导演。
可以说他们比起卜万苍、朱石麟、李萍倩来讲，那种故国情怀以及对于母体（祖国）文化、对于乡土的怀念已经要淡一些了，并不是非常强烈。应该说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已不同于50年代初时争拍进步题材影片的状况，整个电影界的创作风气也有变化。其实在那个阶段这种故土情怀的影片已经“不时髦”了，需要有新鲜的类型影片来刺激和引导电影界的潮流。其实陶秦和易文的影片一直是“主流影片”，他们纷纷尝试拍的歌舞片、喜剧片也都是在类型影片上的创作。
值得提出的是他们其实是香港电影人的过渡一代。虽然是在大陆接受的教育，却是在香港开始真正的导演生涯，他们适应这里的环境，但与香港本土的年轻导演又有很大不同，他们有旧梦、有思乡却又不是那么强烈，这种感情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既来之则安之”
陶秦的音乐感觉非常好，所以他的不少歌舞片如《龙翔凤舞》、《千姣百媚》、《花团锦簇》等“电影感”很到位，对于一些场面的处理也有想法。尤其体现在反映家庭故事以及青春一代与上一代人的情感把握上，比如很有青春气息的《四千金》（1957年摄制）讲述的是一段父女情深的感人故事。
易文的《曼波女郎》同样拍摄在1957年，采用了轻松的歌舞片形式来讲述一个沉重的寻亲故事。葛兰出演的“曼波女郎”在生日晚会上，得到自己是被父母从孤儿院领养的身世之谜，并为此陷入深深的自艾自怜，走上艰难的寻亲历程。但是导演易文的处理很有意思，他在葛兰“天皇皇啊，地皇皇，我家里有个小女郎，自从她离开了亲爹娘啊，如今她流落在何方呀，流落在何方？”的歌声中叠印出母亲的沧桑面容，但到后来明白生母是找不回来的，就宁愿回到香港的养父家。其实导演的处理很能反映他的心情，既然从大陆来到香港，又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只有自力更生地生活。其实这也是新一代导演的普遍心声。
“文艺片”也是商战的一步棋
1962年，“电懋”改组，由陆运涛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率先推出的就是易文导演的《星星·月亮·太阳》，这部影片凡响非常好，还摘得了台湾金马奖的大奖。由于1961年“邵氏影城”落成，还没有大规模的出片，1963年邵氏出品了李翰祥执导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囊括金马奖多项大奖。但是“邵氏”一直没有忘记拍一部优秀的大制作“文艺片”，1965年、1966年由陶秦执导的《蓝与黑》以及续集面世，同样引起很大凡响。
在我看来《蓝与黑》比起《星星·月亮·太阳》的确要更广阔，尤其是电影场面的拍摄令人印象深刻。而辗转天津到重庆又到香港的艰辛经历更具有“史诗片”的感觉，公司的确投资了很多钱投入影片大场面的拍摄。其实从影片的效果来看，这两部影片的拍摄的确也有公司之间竞争的意味，但是它最终的目的是拍出更好的影片，所以不仅是“古装片”、“戏曲片”、“武打片”，“文艺片”也是商战的一步棋。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60年代 香港诞生《黄飞鸿》电影系列
关德兴：黄飞鸿神话的诞生
《黄飞鸿》电影系列始拍于1949年，创始人是导演胡鹏，名为《黄飞鸿传》，又名《黄飞鸿鞭风灭烛》，扮演黄飞鸿的是粤剧名伶关德兴。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关德兴主演了数十部以黄飞鸿为题材的影片，可以说在香港，关德兴这个名字一度和黄飞鸿是画等号的。当然后来还有成龙的黄飞鸿、李连杰的黄飞鸿，但是没有关德兴，就不会有创下系列电影世界纪录的100部《黄飞鸿》，更不会有代表中国儒家伦理道德观的英雄人物——黄飞鸿。
电影大历史：一个神话般的仪式
1859年的某月某日，在佛山、广州或者顺德一带，有个12岁的小孩穿着单薄的衣衫，当街习武，顺带搭售自家出产的跌打药。他或许已经想好了漂泊生涯的下一站，但是他怎么也不可能预料到，他的名字正在他有板有眼的一招一式之间被推向了未来的历史，跨越时空，除养活了一大帮的芸芸众生之外，还成为香港乃至整个中国的一个民族偶像。
历史上的黄飞鸿一生颠沛流离、坎坷困厄，驾鹤西去的时候，后人甚至无力殡葬。碰巧他弟子的弟子朱愚斋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于是《黄飞鸿别传》在他的笔下诞生，对自己的这位师祖的人生道路进行了一次精彩演义。电影人的嗅觉总是敏锐，于是也就有了第二次演义。
1949年，香港导演胡鹏怀着牛刀小试的心态拍摄了《黄飞鸿传》，哪知道庖丁解牛解出的是大天地，在关德兴、成龙、徐克、李连杰一干人等的推波助澜下，百部与黄飞鸿相关的电影接踵而至，一举就问鼎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形成洋洋洒洒的黄飞鸿电影家族序列。电影凑了热闹，广播也不是省油的灯。香港电影史专家余慕云描述过这样的一番景象：上个世纪50年代，香港“播音皇帝”钟伟明连篇累牍地播讲与黄飞鸿有关的故事，听众也不厌，只要一开讲，就快马加鞭往家里赶。广播如此，电视剧也不是等闲之辈。虽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