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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的时候，我和夏刚给老前辈谢铁骊导演的《包氏父子》做副导演，记得当时做字幕的时候上面不让上我们的名字，因为当时刚刚毕业，好像还不够资格，结果谢老特别好，特意去申请给我们的名字上字幕，最终写的是“见习副导演”。当时主要负责剧务方面，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现场反映问题，以及学习导演处理事情的方法，那时好像忽然一下子就懂了导演是怎么回事。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78班”之夏钢
新时期都市情感电影代表导演
曾有媒体说，夏钢的电影长篇处女作《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曾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也许这句话更多的是在形容王朔原作的影响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拍摄了《大撒把》、《无人喝彩》、《遭遇激情》等都市情感题材影片的夏钢在当时的电影观众中建立了不同于其他第五代导演的声誉。
夏钢：就是要把爱情作主题
当时全校只有一台摄影机
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是我的第一选择。不过当时父母是反对的，他们俩都是文艺工作者，不太愿意一家人都做同样的事。“文革”时期我当了8年的修路工人，恢复高考之后，我自然会选择自己喜欢的事去做。
那时库存的片子和电影的资料很少，主要是老电影和前苏联的片子。很多老师都有参与老电影拍摄的经历，他们在讲课时更多的是一种回忆。新的电影会从大使馆那儿借过来，老师也基本上同我们一起看，本着共同学习的态度来授课。给我影响最大的电影是《党同伐异》。当时电影的拷贝不全，影片并不完整，但是影片的思想内涵和拍摄观念都令我耳目一新，这是我第一部仔细研究的电影。再到后来看安东尼奥尼等大师的片子，逐渐辨别出自己的喜好。但是我不太喜欢好莱坞的类型片，因为对类型片的研究应该针对市场，而非电影本身。
当时的实践机会少得可怜。虽然老师会不断地布置作业，但是当时全校只有一台摄影机，三年级以上的导演系和摄影系的学生才有机会共同拍16mm的作业，想参加剧组也要自己去联系。
不服从分配，不愿去潇湘厂
我的毕业作品是讲述年轻人情感生活的短片《我们还年轻》。我们凑了五万元的拍摄经费，剧组成员自然都是本校同学，35mm的摄影机和胶片是学校提供的，不过制片也是学校派来的。这部短片一共拍了两个星期，效果还不错，当年作为首次带到国外的学生作品，参加了第12届世界大学生电影节的作品竞赛，是5部获得提名的作品之一。
电影学院有个传统，学生会主席可以自己选择工作单位，同时还有个文件，在北京带工资的学生工作单位应该分配在北京。这两条我都符合。当时学校电影界的子弟比较多，学校不得不考虑这一因素，他们想把我分配到潇湘厂工作，但是找我谈话时也很为难。老师对我说，潇湘厂虽然是个小厂，但是机会比较多，这次分配过去的学生也不少，学校希望能有个带队的，因为我成绩好、能力强，所以想让我去做这个头儿。我能理解老师的难处，但是我对老师说不行。后来几经努力，终于让我把关系落在北京市政工程局，当时正好有机会到谢铁骊的剧组去工作，所以就以借调的名义把我安排到北影厂工作。
首次独立执导拍摄王朔小说
毕业后参与拍摄的第一部作品是《包氏父子》，我做的是副导演和场记的工作。当时影片中上工作人员字幕的时候，因为我是新手，别人不同意打上我的名字，但是谢导说，人家工作了为什么不能上？这才将我的名字打上，不过后面加上了括号“见习”。
我首次独立执导影片比别人都要晚一些，因为我觉得自己还行，应该会有好的机会留给我。当时有人找我拍《黄天霸》的续集，拍摄资金180万，但是我拒绝了。我认为第一部作品要拍就要拍我喜欢的，否则我宁可不拍。后来终于找到了王朔的作品《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虽然审查过程一波三折，但是大家还是比较善意地让这部作品出来了，而且反响也不错。
后来拍摄的《遭遇激情》、《大撒把》等影片都是以都市情感为题材，其实是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我一直都生活在北京，以往看过的电影都是以农村和部队戏居多，即使像写城里人生活的《瞧这一家子》，其生活观念都仍留有农村的痕迹。大部分的爱情影片都是以社会价值观念作为标准，追求的是共同的革命理想，爱情和情感其实只是附属品。所以我在拍毕业作品时就明确了一点：感情就是我作品中的灵魂。当我说男主人公喜欢一个女孩就是因为女孩长得漂亮时，很多老艺术家有些瞠目结舌。我想我只是较早地把纯粹的爱情作为影片的主题。
关于代的概念就是从第五代开始的，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也是从第五代开始摸索出现的。我觉得第五代的意义一是让世界了解了中国电影，二是创作者开始把个人特征带入到作品中来，也就是出现了个人化的电影。由于历史原因赋予了第五代丰富的人生经历，所以他们的作品的灵感、质感是来源于实践，而不是理论。但是第五代的创作并没有达到一种极致，他们仍在适应变化的过程中不停摸索。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78班”之张建亚
从科影厂走出的“技术派”
张建亚在电影学院上学期间当过民选学生会主席，所以他的讲述更多的是谈他的同学，很少说自己。有意思的是，张建亚非常尊敬上影的桑弧导演，把他看作是恩师；而田壮壮则非常尊敬北影的水华导演，在其人格及影片风格上颇有传承之处。如一位年轻导演所说：“桑弧之于上影就像水华之于北影”，那么“第五代”导演中传承的这种精神特质其实是绵延下来的，只不过田壮壮更“传统”，张建亚更“另类”，但是自称“匠人”迷恋制作环节的张建亚有他非常独到的电影观，只是这种深情比较隐秘，藏在他戏谑的言语背后。
张建亚：我们是一群“夸父族”
演过《十万个为什么》电影版
我最初接触电影和我现在所拍的片子有很大关系，大家进电影的门是不一样的，所以看电影也不一样。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演过一部电影，得了第二届“百花奖”最佳科教片奖，这个片子叫《知识老人》，其实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的电影版。一位白胡子知识老人给几个求知欲特别强的小孩讲科学知识，拍了两年，分成上、下集。那时是在上海科影厂拍戏，科影厂是非常好玩的地方，那里面有动物园专心饲养的很多小动物，为了拍猫头鹰，就专门养猫头鹰。还有一个巨大的模型车间，我就看他们做假降落伞，做飞机，那时就一直在想，其实电影就是把假的弄成真的，让人看着跟真的一样，我现在还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跟我的同学们不一样，不像他们把人性的刻画想得那么深刻，就是对电影制作特别感兴趣。
我1968年开始工作，在“文革”期间分在房管所做木匠。前几年我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他回忆起有一年夏天晚上我们在房管所值班，说起最希望做什么，我当时坚定地说要当电影导演，他觉得简直太滑稽了，因为那时候没有电影。结果没想到那么多年后我真当了电影导演，他说：“你的梦想实现了！”
我是从上海工人文化宫话剧队选进演员剧团的，跑了一些龙套，比较大的龙套是《欢腾的小凉河》；还有一个差点耽误我上大学的片子是《沙漠驼铃》，我演地质队员之一，其中还有郭凯敏。导演说，“那边画面有点空，去几个人”，我们就拿着小锤子到那边去敲，结果摄影机停了也不知道，还敲呢，那会儿觉得挺好玩的。剧团呆了两三年，也演话剧下基层，“文革”结束，受迫害的老演员也纷纷回来了，剧团一下子人丁兴旺，我们也挺开心，认为文艺的春天到了。
有一件事情对我触动挺大。那时都要肃清“文革”余毒，我年龄比较大，带着张瑜、陈冲这帮小孩抄大字报，回来每天得整理。有一天忽然一拍大腿想明白了，1966年谁最清白？“造反派”刚进厂时最清白。现在1978年谁最清白？我们最清白，所以我们在抄他们的大字报。这太没劲了！而且在电影厂时间一长，就觉得像乌龟爬门槛一样，以为爬上去就上了一个台阶，一爬过门槛一看，原来里外一边平。那天我忽然看到电影学院在上海招生的消息，就下决心要走。电影学院使我认识了这帮同学，对我的成长很关键，要是一直在上海这个环境里生活，没有北方城市的文化熏染，没有认识那么多人，我认为人生是不健全的。
壮壮对“五代”影响挺大
我是导演系年龄最大的，“老谋”是摄影系里最大的。我考电影学院的时候26岁，等到录取了之后已经27岁了。虽说我年龄大点吧，但自己也没觉得大，因为我们班里像壮壮、凯歌、子牛、军钊都是1952年的，尤其是壮壮，虽然比我小，但是特别成熟，所以他现在回到电影学院做导演系主任简直太合适了，太对了。田壮壮以前是很正统的，他不是大人们所喜欢的那种乖孩子，但是骨子里是很正派的一个人，其实他对“第五代”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几个年龄大点的，关系都比较好，包括对纪实风格的欣赏，对特别写实的作品的迷恋。我们当时都是学生干部，经常组织大家出去体验生活。我挺服壮壮的，他跟所有人都能聊，跟农民聊收成那叫一个熟悉。
在朱辛庄的时候我们真是认认真真读书。壮壮那时从北影资料室借了好多“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的“白皮书”，还有美国摄影师杂志。我记得还翻译过一篇有关制作影片《星球大战》的文章。还有就是对老舍作品的迷恋，到二年级了要排演小品，要自导自演，我演过祥子。记得那时反映“文革”的文学作品很多，凯歌排演的是《枫》，当时凯歌就很懂营造气氛了。记得有那么一个场景，在落日里，一个“武斗”的小孩和他的女朋友对着枫叶说话。我和壮壮演的一个小品叫《酒后吐真言》，我演一个木匠，壮壮演一个村干部跟我“喝酒”道歉，结果喝醉了开始批判当时社会上的“假民主”。
毕业分配就像鸡争虫
记得快毕业的时候开了最后一次班会，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特别紧张。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对大家讲我小时候总跟我哥哥吵架，我爸就给我看一张齐白石画的国画，是两只小鸡在抢一条虫子，那条虫子因为争抢被拉得很长很长，那幅画的名字叫做《他日相呼》，“他日”——以后的日子，“相呼”——别看现在为一条虫子争抢，以后会变得很亲热。现在就很应验了我说的这件事，所以78班的同学在一起总是最亲热的。
我后来回上影后一开始在艺委会，讨论彭小莲、江海洋他们的剧本，桑弧导演是我老师，桑弧老先生轻声细语地讲：“建亚，我一直觉得你的判断力非常的好，你看很多问题都很清楚，为什么说到你们同学的时候，你总归有点言过其实呢？”我讲：“桑导演，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要给他们机会。”上影厂有非常健全的班子，既有拍商业片的班子，也有拍主流电影的成熟班子。
《红象》让我们享受电影
对《红象》印象最深的是当时这帮人分工特别好。看完外景后壮壮回到北京搭班子，我留在云南跟缅甸方面谈借大象的问题，谢小晶从《小院》开始就负责找演员，找来的人一个是一个——就是这个人了，所以《红象》里也由他来找几个小演员。真是服了谢小晶对角色的敏感，找到的孩子和人物非常吻合，那帮孩子对谢小晶崇拜得不得了。我负责打板、整理场记单，把第二天要拍的画一些示意图。田壮壮是“灭火”的灭火，“点火”的点火，因为大家都服他啊！以他为主摆机位什么的都听他的。侯咏属于做事特别稳重，特别精确的人，让人有一种信赖感；吕乐做事很有激情，有他独到的想法。所有写字的事情他们都让我来干，写导演总结时心想总得写得艺术点吧，就加了很多理论感受进去，结果大家觉得，写得挺好的，就不太像我们做的事！我们真的是那种特别能干的人，特别受用。我现在依然是这样很受用这种制作过程，享受这个过程。其实真正的精彩都是存放在我们的记忆里的，这要比最终展现在银幕上的东西精彩得多。
1990年我拍了一个反映田径运动员的片子《挑战》，就忽然想到“夸父逐日”这个传说，其实夸父不只是传说中的那一个，而是整整一群，是“夸父族”，我指的是精神。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1978年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张军钊都已26岁，他们以阅尽人间悲欢的心态，面对大学考试的审判，以他们成熟和各有擅长的知识储备力争中榜。刘苗苗不同，这位来自宁夏的小姑娘当年仅仅16岁，比起长兄般的对手她小了足足10岁。她的激情、敏锐、读书领域之广，在表演中透出的灵气和想象力都使得众考官决定录取这个“小不点儿”，她成为电影学院里当年年龄最小的学生。
“78班”之刘苗苗
当年年纪最小的学生
1978年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张军钊都已26岁，他们以阅尽人间悲欢的心态，面对大学考试的审判，以他们成熟和各有擅长的知识储备力争中榜。刘苗苗不同，这位来自宁夏的小姑娘当年仅仅16岁，比起长兄般的对手她小了足足10岁。她的激情、敏锐、读书领域之广，在表演中透出的灵气和想象力都使得众考官决定录取这个“小不点儿”，她成为电影学院里当年年龄最小的学生。
致朱辛庄
2000年，我在位于京北方向的回龙观地区置了个窝儿，回龙观离当年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址很近，若不是这些年在回龙观和朱辛庄原本开阔、平坦的土地之间有了许多这样、那样的建筑，站在我家门前是应该望得见当年的校舍的。夕阳西下，暮色四合，秋去冬来的瞬瞬间间，我恍然又是那个1978年从西北边陲来北京学电影的女孩儿，她的心悸、惶惑、痛楚又极乐的青春记忆像周遭苦涩清新的白杨树散发着……不，那些硕壮的杨树已经看不见了。
还有一片旷野吗？让我们在雪夜走出去，身体在白雪上展开，留下一个个印迹。你的吉他呢？是否还有那么多人跟你一起迎着皓月歌唱吗？你画的麦田呢？还有被你摘下的青苹果，你的冰刀，你那只破旧的牛皮旅行箱和发黄的禁书……你梦见的是我还是窗外在寒风中劲舞的枯枝败叶？谁泄露了你的心里话？后来你为什么原谅他（她），那天下雨吗？最后一堂课是谁讲的……
我不能分辨也无力归纳当年的朱辛庄对我的人生到底意味着什么，朱辛庄只是一个无法磨灭的存在。原以为是我选择了电影，如今明白是电影选择了我。这一切就是从朱辛庄简陋的校舍和着那些人、肥沃的土、植物一起成长起来直到不可收拾。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爱电影需要理由吗？费里尼说：“奥秘难解的缘分总是有的，否则怎么解释一个第一次被带到教堂去的小男孩，不像我或不像大多数其他小孩因为寒冷、惊愕、害怕而却步，反而浸浴在日后迟早会引领他成为神父的激动和狂喜中呢……”
在许多年前的朱辛庄，我已经对自己有了一个承诺，此后努力地做，都是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害怕过，疑惑过，后悔过，有时候离朱辛庄很远，有时候又很近，就这么走走停停所幸并没有迷失目标。
“一个人为了这人间而受苦，同时又掌握着艺术时，他就会感到需要通过艺术而征服人间。一个人在通过欢乐或哀愁——不管哪一种——而对生活发生兴趣之前是不会感到这种需要的。”
承诺是不可以调侃的，爱是不可以调侃的。 （刘苗苗）
刘苗苗：选择电影是一种天命
25岁，刘苗苗独立执导的《马蹄声碎》讲述长征中八位与大部队失去联络的女兵寻找部队的惊险经历，在战争题材的《一个和八个》、《喋血黑谷》等男性导演拍摄的战争片外豁来了另一方天空。1993年当《杂嘴子》在威尼斯电影节响起一片由衷的掌声时，刘苗苗刚过30岁。生于宁夏那片大漠旷野的刘苗苗独自游走在探索的边缘，那些瀚海阑干风物，那些暮雪纷纷柔情，就在她怀抱的“寂寞天堂”之中。
大漠旷野是我的摇篮
我出生在银川，父亲算是功勋卓著的少数民族干部。9岁那年父亲突然去世，后来我就住在宁夏南部山区固原的哥哥家，“西海固”属于全球十大贫困地区之一，我在那里度过中学时代。就像我自己的电影《杂嘴子》，为什么会写一个孩子，他的父亲坐牢也在这个孩子八九岁的时候，那种痛苦的感觉是相似的。可能是家里面这么大的变故使我懂事特别早。
我的个性受母亲的影响比较大，记忆中母亲纯真得甚至幼稚，非常敏感，她不把我当小孩儿，每次她伤心的时候就对我说“妈妈很难过”，并告诉我她为什么难过。我是不足月出生的，在暖箱里睡了七天七夜，母亲曾经说生我的感觉像是从她身体里游出来的一条热鱼，没有痛苦。
银川当时只有一家影剧院叫红旗剧院，是那里最豪华的建筑，我和姐姐们是这里的常客，很多电影看过无数遍。应该说从小在学校里我就是文艺骨干，排小话剧、自创歌曲等等。看书也是很早就开始，上小学五年级时就读了两遍《红楼梦》，在固原县的图书馆拼命看书，那里的图书管理员都认识我。那个时代因为各种政治运动都说是“不读书的时代”，我却觉得书本成为我当时最大的安慰，能读书就很幸福。
我觉得我们的父母是真正的浪漫，受理想感召的那种革命浪漫主义。父亲给我起名时想的是“留下革命的苗苗”，我弟弟后来在北大读书，他让我猜一个谜语：“斩草莫除根”，那就是我的名字嘛。
因为年龄小而自卑
我性格其实挺温柔的，电影让我完全变了一个样子，我认为有很多损失。到了40岁忽然明白，或者这是天命，你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