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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不服从分配”是很大的事情，好像身上有了污点以后再找别的工作都困难。那时谁是我的恩人？黄宗英阿姨。赵劲对他妈妈说的，老人非常帮忙，我和他们家素不相识，只是和她的儿子是同学，老人让我写信提几点理由，开会的时候带到文化部专管人事的人手里，她还告诉我，北京和上海已经完成分配，还有两个大城市，一个南京，一个天津，我想留在北京，就选择了离得最近的天津。一周不到，文化部下来一个小组，解决了电影学院遗留的11个人的工作问题，到最后全部去了天津电影制片厂。就在《黄土地》出来以后，我们这帮同学都非常欢欣鼓舞，觉得它实践了我们的美学观念。1987年我和陈凯歌合作了《孩子王》，至今我都认为那是一部非常纯粹的电影，现在不可能再有那种纯粹了。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第五代”来了
1983年 广西厂成立“青年摄制组”
在“第五代”之前，人们并不知道原来中国电影史可以进行这样的代际划分；在给“第五代”这个群体命名的同时又倒推了老师辈的“第四代”、活跃在新中国电影时期的“第三代”，以及解放前的“第二代”和“第一代”；而在此之后的新生代却不愿再沿着醒目的代群之路走下去。正如当年不知是谁创造性地给这群刚出校门、生机勃勃的青年导演冠以的称号一样，“第五代”导演注定要以对中国电影历史创造性地改写而将这一称号打得响亮。
中国电影的一次“基因突变”
拍摄于1984年的《一个和八个》即使放在今天的环境下来考虑，它仍然是百年中国电影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电影之一。虽然将中国电影以“代”来划分有些过于简单，但这部电影仍然可以说是一个时代开始的标志。
在80年代初期，作为一直深受苏联电影模式影响的中国电影界，能够诞生出《一个和八个》这样风格迥异的电影，确实可以说是一次中国电影的基因突变。而正是借助这次成功的尝试，所谓的“第五代”才开始正式登上中国电影的舞台，并在随后的20年里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电影的发展和走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和八个》对当代中国电影的贡献远大于其艺术上的创新，因为本片中所尝试的影像风格并没有在其后的中国电影中得到完整的延续和发展，而是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功成身退，成为中国电影史中的绝响。
对于这次中国电影的“基因突变”，和当时的大环境自然是分不开的——如果当时没有出现这部电影，也许会有另一部影片出现，来取代它所应发挥的作用。毕竟对于刚刚获得话语权的78班来说，那么多曾经被禁锢的时光和在其中煎熬的心灵，足以让他们进行一次空前绝后的爆发了。但为什么这个对中国电影的突破最后落到了《一个和八个》上呢？也许正是应了那句“时势造英雄”。被“发配”到广西厂的张军钊、张艺谋、肖风、何群四个人，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最后成为了这个导致突变的元素。
对于任何一部中国电影来说，刻意强调某一个人的影响是不太现实的。但如果仅仅从《一个和八个》的艺术成就来说，如果这部电影没有摄影张艺谋近似执拗的坚持，《一个和八个》是不可能凭借画面造型的力度和象征性震撼中国电影界，并顺理成章地使本片的成功带动了一批中国电影的创作。而这种画面造型上的极端大胆的尝试，如果不是摄影张艺谋面临重重压力仍然初衷不改，那么本片可能会在各种外界压力的逼迫下变形成一个最后什么都不是的电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张艺谋对于中国电影的改变也许早在这个时期就开始了。
《一个和八个》可以说是极端夸张的不对称不均衡构图，后来曾经在《黄土地》和《大阅兵》中继续得到小心谨慎地应用，但已经没有了《一个和八个》中那种狂野而大胆的气质。而张艺谋转为导演后导演的那些影片，虽然也能够在影像中看到当年的痕迹，但就电影本身的气质而言，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已经如同那些时间一样消逝了。也许正如谢园所说：“我们在最青春的时候浑身赤裸地在冰天雪地里呼喊过一会儿，寒风刺骨，痛快淋漓，至今每每想起都是痛至心扉的感觉。而当你再次刻意去呼喊的时候就不会有这样的力量了。”
张军钊：这是一代人的成功
毕业分配我们四个人分到广西电影制片厂，我一个人最早到的广西，记得当时特隆重，厂长、书记开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这个刚毕业的学生，挺感动的。我们去之前就跟厂里谈了，苦不怕，唯一一个条件：给我们创造机会，让我们独立拍片！
我们几个人刚刚进组跟其他片做副手，几个人也都不老实在厂里干活，因为当时潇湘厂吴子牛他们要成立“青年摄制组”了，也是我们的一帮同学，厂里听说后赶紧把我们从各剧组调回来决定马上成立“青年摄制组”，我们四个人就开始组织剧本，决定选厂里已经通过的，不另起炉灶了。到文学部的编辑那儿要了《一个和八个》的剧本，看完以后当时就决定要拍这个戏，因为人物关系非常好，大伙儿看了以后都同意。为了这个青年组和第一部戏，我们找到“老大哥”郭宝昌，拜了“山门”，他非常帮我们，有些要求不好向厂领导直接提的，他帮我们说些好话。后来本子改出来后先拿给郭宝昌看，他并不掩饰，拍案叫绝，觉得这帮小子真是厉害。当时定下来的调子，就是按照“诗电影”的路子来拍，中间有很多调整，尤其是结尾部分和厂里领导的意见有很多不同。
片子真正跟观众见面的时候，我其实已经被折腾得一头雾水甚至麻木，丧失判断力了，因为一会儿被提出这儿有问题，一会儿又被通知那地方要改，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这个片子是好还是不好，就是感觉很糟糕。拿到学院“新影”放映厅去放的时候，我坐在后面的放映室里透过小窗子看到影片结束后全体站起来使劲鼓掌，激动得不行，我才知道影片成功了。从那时起就开始了《一个和八个》的高潮。
《一个和八个》的成功绝不是一个导演的成功，而是一代人的成功。二十多年后，作为一个个体来说，那时我30岁，现在已经50多岁了，我回过头来看这部影片，有很多年轻气盛、幼稚的痕迹。可能正是当初我们的幼稚，无所顾忌，以及不世故使得这部影片留下来了，如果当初都给自己留了后路可能完全就是另一个样子，我庆幸我们的义无反顾。
何群：迈出认真的第一步
到了广西厂我们都在厂里做了一部戏的实习或助理，大都在第一部戏没有做完的时候，就开始筹备这个戏。开始讨论剧本，体验生活，搜集素材，选演员，然后开机。从“预谋”到真正开始干，是七八个月的时间，在河北易县，然后转道宁夏。当时我们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每一个人对剧作以及人物的塑造都投入了很多心力，但大家都当自己的孩子来培养。
那时候没有挣多少钱的概念，就想着把片子拍好，就是要不一样。当时没有想过什么明星，但是《一个和八个》里面走出了多少人？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摄制组能够在几年时间出了这么多人才，肖风后来是金鸡奖的摄影，张艺谋更不用说了，演员魏宗万是金鸡奖最佳男配角，谢园是金鸡奖最佳男主角，赵小锐是金鸡奖提名，陈道明是金鸡奖最佳男主角，陶泽如是金鸡奖最佳男主角。《一个和八个》里的几个演员，他们当时还都不是明星，我们那时候也是无名之辈。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没有其他方面的压力，只是一门心思要把事情干好。一个月时间演员能够在大王滩水库里玩命儿地晒，大家不拍戏就在那儿晒太阳聊剧本，现在怎么可能呢？我相信在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今天，没有一个摄制组能出那么多人才，一个导演，两个摄影，一个美术，都是处女作，当时大家的底子特别好，第一步迈出去就都挺认真的。
肖风：共同的想法是“标新立异”
《一个和八个》在当时要求的就是“标新立异”，我们四个人都有这么一个想法，它超越了一个纯艺术的范围，张艺谋、何群在潜意识里都有一些对学校分配的不满情绪。对我个人来说，我毕业时年龄比较小，对于分配的不满情绪没有那么严重，张军钊也不是非常严重，只是大家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条条框框少一点的、有用武之地的地方。
我们当时比较有意识地反对“学院派”，即所谓电影学院传统教育出来的那种墨守成规的拍片方式，更多的是个性的张扬，这是我们大抵相同的“艺术观”。《一个和八个》最初很难想到怎么做，只是想反“学院派”，就是想拍完后拿回学校一看，“哇，简直是野路子”。大家开始琢磨，当时也有一些依据，我父亲在抗战的时候收集了很多真实的图片，我从家里找到好多当时八路军、民兵的图片。父亲留下来的这些图片都很珍贵，舍不得传来传去，干脆都画下来得了，于是就画了一些效果图，有色彩的，甚至包括光效。后来在选演员的时候，他们就用彩图对着演员看像不像。现在想起来当时也有点过于“教条”了。陶泽如就是这样选来的，王学圻当时形象很好，就因为不太符合我们照片里的形象而放弃了。陈道明在中戏也是导演系，最初是在这部片子中给张军钊当副导演的，结果演了“锄奸科长”这个导演理想中王学圻出演的角色。其实当时画一些氛围图，主要是为了配合导演阐述，没想到对人物选择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其实要说有多么好也不见得，但确实做到了我们的出发点——“标新立异”。现在回过头再去看其实也不好看。
《一个和八个》后，我继续和张军钊拍《加油，中国队》，张艺谋、何群跟陈凯歌拍《黄土地》，其实我们看《黄土地》，看《红高粱》可以感觉到都没有离开《一个和八个》的路子，这部影片是一个起点。后来大家的影片风格也都有所不同，四个人都尝试了当导演，但是应该承认的是，这部影片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主要是最初的那种锐气和精神力量上的东西。
永远珍藏这些年轻人的来信
到电影学院去要人
我不是搞电影专业的，但头脑里没有条条框框，也没太多清规戒律，在业务上一切从头学。广西厂那时经过两三年实践、探索，拍了十多部影片，艺术质量一般，当时就想，要提高质量主要是靠高水平的科班出身的创作人员。到了1982年春天，当我得知北京电影学院有一批1978年入学的应届毕业生将要分配时，和厂里商量决定向电影学院要12名各个系的毕业生。我当时去北京亲自找的院长和书记，希望他们给我们厂分配一些优秀的毕业生。当时摄影系的党支部书记、我们的广西老乡韦彰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本来确定了七个人，最后落实下来真正到了广西的只有四个人，他们是导演系的张军钊，摄影系的张艺谋、肖风，美术系的何群，随后来的导演系的陈凯歌是我们向北影厂借调来的。
破格批准独立拍片
这些人到了厂里之后，按照老厂和大厂的规矩，都要论资排辈，一般要跟班当助手七八年，才能够独立拍片。厂里当时决定张军钊做电影《港湾不平静》的副导演，何群当美工师。张艺谋到《白杨树下》摄制组当副摄影，肖风参与拍摄电影《杜鹃声声》。他们四个年轻人跟班实习约半年，就联名写报告并立下“军令状”，要求能够独立拍片。当时厂里的意见也不统一，大家也有不同看法，最终觉得不要顾虑那么多，希望能够早出人才，决定打破常规，破格批准以这四个应届毕业生为主体，成立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平均年龄27岁。1983年5月召开大会，下达生产令投产《一个和八个》，大学毕业不满一年，就全部独立拍片，这在中国电影界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讲公道话为他们鸣不平
1983年10月底，《一个和八个》完成双片，当青年摄制组高高兴兴把他们的“处女作”于当年11月中旬送到文化部审查时，正碰上文艺界大批“人性论”。当时正在北京召开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而《一个和八个》和《被告后面》两部影片被当成“精神污染”的活靶子来重点批判，甚至连电影学院的教学方针也受到批评，当时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敢讲。只有电影评论家钟惦 和青年组的大师兄郭宝昌私下对我说：“《一个和八个》是部有创新精神的好影片，迟早是要通过的，你要坚持住。”
我对于青年摄制组的年轻人是很看好的，也觉得自己作为厂长有责任为他们说话，于是豁出去了。在1983年11月21日的厂长会议上，对于《一个和八个》发表了我的几点不同意见，特别提到“对于这批有事业心又勇于创新的青年人，应该关心和爱护，肯定他们的成绩，有缺点和不足不要过多地指责，如有错误应当由厂领导承担，由我作为厂长的来负责”。发言后，批《一个和八个》的火气降温了，但影片还是没能通过，结果是拖了整整11个月后，即1984年10月16日，在社会上很多声音为这部影片叫好的压力下，才最终获得通过。
说我纵容青年胡作乱为
我的那次发言被西安厂的编剧张子良全部录了音，后来张艺谋、何群和陈凯歌在西影的招待所准备去延安拍摄《深谷回声》（后改名为《黄土地》）时，张子良把录音带给他们放了，他们非常感动，给我写了信，这些珍贵的来信我一直保存着，也给了我莫大的安慰。虽然投资44。26万元没有收回成本，但他们的动情来信又鼓足我的勇气。后来上面对广西厂施加压力，使得陈凯歌、张艺谋、何群他们正在拍的《大阅兵》被迫中途下马。不久，文化部的人到区党委宣传部告我的状，说我不懂业务，纵容青年创作人员胡作乱为。
让我感动的是张艺谋来信说道：“尽管您‘乐以忘忧’在家，我仍愿意叫您厂长……1984年是广西厂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年，1984年您是厂长……也许，我们将来可能成为艺术大师、名人、有所作为、出类拔萃之辈，但我们永远记着当我们年轻时，我们怎样起步，有人曾小心翼翼地搀扶我们。”的确，《一个和八个》、《黄土地》两部影片先后在国内外获得大奖，使得一个默默无闻的广西厂一举成为中外闻名的电影厂，1984年的利润收入250万元，是厂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空前好的时期。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革新电影叙事语言
1984年“第五代”代表作《黄土地》诞生
1984年，陈凯歌32岁，那年他拍出了他的银幕处女作，一部对中国电影产生深远影响的电影《黄土地》。很多人不知道，《黄土地》原来的名字叫做《深谷回声》，陈凯歌还引用了老子的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来加以解释，这个名字也许更能表达导演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黄土地》是中国电影的双峰陈凯歌、张艺谋的“会师”之作，日后，两人分别延续了第五代美学取向并将之推广到全世界的作品风格。在当时革新了中国电影叙事语言的《黄土地》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给中国电影带来了新的可能。
黄土地上打起革命腰鼓
《黄土地》很有些革命精神。首先给人们印象深的，当数它的电影感。这片子一出来，几乎是革新了电影说事情的语言。许多领导专家都说是看不明白。钟惦老师也承认看三遍看不懂。钟老师说看不懂，一是坦诚，不端专家权威的架子，此外还有点谦虚和赏识青年的意思，隐隐地说后生可畏，有冲劲。
影片中的人物说话是有风格的，感觉他们很吝啬字，一个一个从嘴里蹦出来。后来发现那是导演的独特语感。说的大致就是两件事：一个是公家人的规矩，一个是有没有吃的。跟前面的这些无语、沉默、沉重、迟缓相连接、相比较，后面的打腰鼓场面才显示出它的力度，它的狂野，它的爆发。呐喊、自信、啥都敢想（撒尿就能做出好酒）、啥都想要（高粱地里的女人和秦王的天下），全在那个从地平线后面慢慢升上来的腰鼓队里了，全在安塞小伙脚下踏起的尘土里了，全在他们舞动的身影里了。后来，这个黄土地上打鼓的意象构成了今日中国的民族核心形象。这鼓到亚运会上打成了黄绸子飘动的威风锣鼓，又打成了香港导演和张艺谋接替拍摄的万宝路香烟广告的大鼓。它是自信、豪迈、威风、美化的展示，又是简单、力量和不需要技巧的集体操练。看看今天的主旋律MTV就发现，打鼓的人从干瘦的陕北农民变成了脱光了膀子的职业健美运动员。这些健美的壮小伙正在跟奥运英雄一起宣告中国人的健壮和集体力量，他们正一起不断宣告中华民族的崛起，宣告国家意志的胜利。
这些就是我们今天仍然说“《黄土地》上有革命”的意思：它是上个世纪80年代那纷杂时代的思潮呼应，它是中国电影首次影像的自觉、语言的自觉，它是电影化叙事的开始，它用形式扩张完成重大的突破。靠着影像不惊人死不休的精气神，他们成功地营造了形式冲击力，成功地让世界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但是，《黄土地》中还有另一个革命元素一直是被读者忽视的：它在题材上、内容上乃至一些电影思维上是革命电影那红色叙事的延续。它在题材上和主题上更多的是言说那些革命叙事的道理，曲终奏雅唱出的是“公家人的规矩”。《黄土地》是从革命叙事的壳里脱颖而出的黑天鹅。
就技法而言，《黄土地》很得到一些革命电影的传承。那著名的求雨场面是典型的杂耍蒙太奇。趴在地上的农民，头上都戴着柳条帽子，像极了电影中准备打伏击的英勇抗日主力部队八路军或敌后武工队，其实那不是农人们求雨时的打扮，是张艺谋、陈凯歌、何群等一干人编造出来的时装秀。这编造出来的场景，用强化的人造画面来制造吸引力，正是爱森斯坦的思想精髓，他的杂耍蒙太奇学说就是极度想让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