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引力，正是爱森斯坦的思想精髓，他的杂耍蒙太奇学说就是极度想让电影表达政治意念。打腰鼓，陕北安塞也难得聚集起那么多人，排出那样的方阵。这也是强化的人为设计场景。《黄土地》的内容也是红色叙事的精气神，故事还是八路军战士去启蒙不懂婚姻自由的小村姑。在黄河上空回响的是那年头延续到现在的经典主旋律歌词：“救万民靠的是共产党”。
对这部影片的言说，也是革命电影的思路和框架。在第五届金鸡奖评选中的争论首先是围绕它的思想。不喜欢的，说它“没有跟上‘火热的’时代步伐，没有正面表达‘沸腾的生活’，而是展示了中国蒙昧落后的一面”。赞同它的也是说它怎样具有真实性，怎样是现实主义的。
很有几位第五代导演秉持一个观念上的主旋律：对民族勃发的呼喊，对集体精神的归属感，对中华民族强力崛起的一种自信和精神上的胜利宣告。在《一个和八个》里，这就是那声让演员血脉贲张地喊出来的：“老子，中国人！”在《喋血黑谷》里，那些第一次出现在中国银幕上的黑色大反差影像是为了讲述我党领导人民齐心抗日的英雄故事。在《大阅兵》中，陈凯歌高唱集体主义的凯歌。陈凯歌在香港《影艺》上有过讨论：“我们民族千百年来饱受外来欺凌，就在于人民内部的不团结，……每个人只有聚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和步伐……方队就是显示了群体的力量，表达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在《黄土地》中有复兴的力量，在《大阅兵》中又具体地表现出来了。”也许，这些大意义和强力影像是某几位第五代导演在90年代后期和新千年中先后拍出些古装主旋律作品的思想贮备？《大阅兵》中的整齐方阵，到《荆轲刺秦王》中变成了赵国被灭时那齐刷刷从城墙上跳下去的孩子，到了《英雄》中是否又附体到那些跟随秦始皇一起去为天下人着想的弓箭手身上了？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自古英雄出少年》1983年上映，故事青春明快，充满了单纯的娱乐性，它所具备的地道的商业元素，几乎超过了现在某些商业大片。
少年英雄不是梦
1983年 香港内地合拍《自古英雄出少年》
上世纪80年代可能是中国内地电影至今为止最活跃的年代，第五代横空出世，但对于从80年代成长起来的观众，那些电影语言的探索多少还是有点距离的。关于电影最鲜活的记忆大概会是《少林寺》里的和尚烤肉，《自古英雄出少年》里的小丈夫大老婆，《海市蜃楼》里的大漠风情。今天再度回过头来发现的并不偶然的一点是，这些独具生命力的作品都是内地香港合拍的。80年代香港方面带来了较为成熟的商业片制作方式，对内地电影的制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推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在香港电影历经低潮时，合拍再次成为一种出路，但更大程度上却是以牺牲香港特色为手段的，合拍仅仅成为一种方式上的操作，而不再具有多年以前的双方促进。
张西河：要让观众觉得“好看”和“爱看”
《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个片子是峨影厂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合拍故事片，之前曾与日本合拍了一部关于四川大熊猫的纪录性的影片。我在做《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副导演之前已经在《挺进中原》（1979）、《枫》（1980）、《年轻的朋友》（1981）等片中担任过副导演或与别人联合导演过，但与香港导演合作那还是第一次。
“英雄少年”出自成都杂技团
这部影片拍摄于1983年，我当时是在帮另外一部戏去重庆采景。忽然厂领导和制片主任通知我要跟香港合拍这部戏，要我进组做副导演。这部片子是由香港演员夏梦的青鸟电影公司投资，香港导演是牟敦芾，他后来还拍了再现日军暴行的《黑太阳731》（1988年）也引起很大反响。还有香港方面的一个副导演和一位制片，剧组主要人员都是峨影厂的。我当时进组被安排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着牟导演四处选小演员。我们找到成都杂技团，他们那时在成都市郊练功，牟导演看中了几个小孩子。本片主演李殿方当时已崭露头角，和李连杰都是刚刚涌现出来的武术新星。
香港导演拍戏就是不一样
牟导演是个很好玩的人，拍戏的时候很放松，根本不怎么用剧本，有很多台词和情节都是他一时兴起临时加进去的，这些东西内地导演当时是不大尝试的，都严格按照事先的分镜头剧本来拍，所以他的方法也让我们感觉特别新鲜，后来也被他感染了。
戏里要求用一千头牦牛、一百匹马，我就帮他去联系这些具体的事情。我们在藏西九寨沟拍戏，张小燕和五个反派对打的那出戏很出彩，临时加了一些台词，“打戏”打成什么样？打成什么风格？很多动作都是现场修改的，四川省武术队的邓教练也起了很大作用，后来他也参演了我后来拍的《峨眉飞盗》。
有的人甚至看了十几遍
这部戏是1983年的8月2日在成都开机的，夏梦当时参加了开机仪式，从夏天一直拍到隆冬时节。四川的冬天潮湿阴冷，我们那时每天吃完晚饭从成都出发开车到石经寺，因为“文革”时把菩萨砸了，香火也没了，简直就是一座废庙，那种荒凉的景色非常好，而且不像现在拍戏需要打通那么多部门，那时没人管。到了庙里，天还没黑，赶紧开始拍，从夜里一直拍到天蒙蒙亮，然后打道回成都。我们当时住在四川师范学院里，记得每次回到那里正好是学校操场开始放广播操音乐，赶紧吃了早饭回屋睡觉，一般就不吃午饭了，一觉睡到下午三四点，然后准备器材、召集人员继续到庙里拍，这样周而复始一个多月，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
后来影片完成后期到北京送审，香港导演就回去了。记得当时还遇到一点麻烦，这部戏电影局当时不是太看好，有些情节还进行了删改，没想到公映后那么卖座，我们收到全国各地很多的观众来信，有的人甚至看了十几遍。
俗电影给雅电影提供资金
在《自古英雄出少年》之后，我独立执导了一部现代公安题材的武打影片《峨眉飞盗》，应该说是对商业片的一个有意思的尝试。因为在这之前，不管是《少林寺》还是《自古英雄出少年》都还是古装戏，真正涉及到现实题材的动作片几乎没有。当时厂里有五个本子准备投拍，问到我时我说“给什么能拍什么”。应该说《峨眉飞盗》给电影公司以及厂里赚了很多钱，有的地方电影院甚至就是靠这么一两部商业片起死回生的。拍商业片虽然帮人家赚钱，但对拍商业片的导演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当时还是崇尚拍艺术片，得奖的也都是一些艺术影片。当时还是计划经济为主，艺术片虽然只卖出个位数的拷贝，但还是能够继续拍摄的，也就像有文章提出的那样，“俗电影给雅电影提供资金”。但是我觉得拍商业片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只要让观众觉得“好看”、“爱看”，那我们的劳动就得到了肯定。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在《老井》、《红高粱》等片获得各大政府奖后，吴天明（左一）、张艺谋（左二）等人摆出胜利的姿态。
吴天明与“西部电影”神话
1984年《人生》上路；1987年《老井》接力
一提起“西部电影”，很容易联想到美国的西部片，中国“西部电影”在发展中也确实借鉴了不少西部片的技法，但无论是从影像符号还是内在的精神气质，两者都有根本的不同。“西部片”是一种类型片，而中国的“西部电影”则承载着中国电影人对这片厚重黄土的凝视与膜拜。
吴天明：点亮“西部电影”神话
以吴天明导演的《人生》肇始，一直被银幕所遗忘的“黄土地”成为“西部电影”的标志，吴天明说：“《人生》像一个满身黄土的乡下汉子，风尘仆仆地走进了艺术殿堂。”“西部电影”的崛起也直接促进了西影厂的辉煌。
深受《海之歌》与崔嵬的影响
我高二时迷上了电影，那时看了前苏联导演杜甫仁科的影片《海之歌》，这部影片对我的影响很大，可以说引导了我的电影观。壮阔的伏尔加河、拦水坝，还有勇敢坚强的海的建设者，完全就是一部“诗电影”。当时为了多看几遍，我把穿在脚上的棉鞋换了一块多钱，买了三张电影票和一张介绍。后来买来电影剧本，把里面的台词背得滚瓜烂熟，也正是因为背诵《海之歌》中两页内心独白，帮助我后来考上了西影演员剧团训练班。我知道自己这么矮，相貌也一般，不可能做演员，当时是怕考不上电影学院导演系，就想怎么也要先挤进电影门然后再改学导演。记得当时爷爷说：“祖宗造的孽，家里出了个‘戏子’。”
在学电影的初期，有一位老前辈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就是被称作“北影四大帅”之一的崔嵬老师。这真正是榜样的力量。1975年我曾到北影《红雨》摄制组跟崔嵬老师学习。崔嵬导演身材高大颇有气势，记得当年他访问苏联时，邦达尔丘克曾拍着他的肩膀说：“听说你是中国的邦达尔丘克！”崔嵬导演立刻回敬了一句：“听说你是苏联的崔嵬！”他身上的那种不卑不亢、大恨大爱的气魄我很是钦佩。我始终觉得不论是做人还是做导演，骨气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首战失利，决定向“虚假”开刀
《亲缘》是我独立执导的第一部作品，这个剧本讲的是台湾侨胞的思乡之情，那时我连大海都没见过，完全陌生的题材。不可否认当时特别急于当导演，有点“投机”性质。当时在西影没人拿我当回事，主创在现场跟我叫板，甚至有人伸出小拇指说：“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西影厂导演里的这个！”当时忍受了不少“胯下之辱”以及别人对你的那种轻蔑态度。结果《亲缘》拍砸了，我自己都不愿再看第二遍。我批评这部片子在国产片中虚假和造作的程度即使不是登峰造极，能与之“比美”的恐怕也不会多。
《没有航标的河流》改编自叶蔚林的小说，当时这部小说非常受欢迎，有几家电影厂都在争它的改编权。我当时什么都不是，第一部片子又拍砸了，但是对这部小说特别心动，决定拿下这部片子自己拍，记得当时我到京西宾馆楼梯口等待叶蔚林，激情澎湃地说了很多想法，而且摆出很强的自信，使得他当场拍板把刚改好的电影剧本给了我。后来我开玩笑说：“别看我个子不高，黑不溜秋的，但还是有很大魅力的。”
从《没有航标的河流》开始，我下决心要向电影中的虚假开刀。当时为了拍李纬演的“盘老五”裸体游泳这场戏，使得厂领导追着我嘱咐：“一定给他穿上裤衩！”我们后来从上海买了几条尼龙连裤袜，让李纬穿上演，厂里审片时还是遭到批评，也有评论说这是“污染银幕”，我不管，我坚持自己的想法。
用《老井》超越《人生》
有《没有航标的河流》在前，我对拍农村戏很有自信。当时读路遥的原著《人生》时激动得无法抑制，和路遥见面“一拍即合”，一见如故。当时那种“呐喊”的愿望特别强烈，当地的农民从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二十郎当的小伙子说：“修理一辈子地球，终了往阳坡上一埋就算了！”我真是又辛酸又心痛的感觉。而且《人生》的“硬伤”也正在于后半部分城市的戏比较苍白，因为我对城市的感情远远不如对农村深，所以很多主观的偏向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来。我可能是太爱影片中的那些人了，尤其对于里面的吴玉芳扮演的“巧珍”过于偏爱，我当时甚至说过“娶老婆就要娶巧珍这样的”。我一直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我还是我，就在当年我也不可能变成陈凯歌去拍《黄土地》，不可能变成黄健中去拍《良家妇女》，我的观念更新是要在《人生》的基础上的。
《没有航标的河流》中的盘老五，《人生》中的巧珍、高加林、德顺爷爷对我来说情同父老兄妹；《老井》中的孙旺泉其实在某些方面与我很像。或许就是这个原因，我在找“孙旺泉”时很费心力，跑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演员，都觉得不理想。张艺谋，我本来是请他做摄影师的，后来觉得他的气质靠近孙旺泉，有一股犟劲，而且他对人物的理解也很透彻，一开始我对出去找演员的人说“旺泉就要找艺谋这样的”，后来干脆就让他来演了。他很能吃苦，每天和农民上山劳动，挑十几担水，还每天从山上背三块石板，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他光着膀子在院子里打石槽子。在拍旺泉和巧英被埋在井下那场戏时，他和梁玉瑾三天没吃饭，找到那种垂死时奄奄一息的感觉。
西影成了“中国新电影的摇篮”
艺谋当年曾跟我开玩笑说：“这正经该是我导演的东西，可惜叫你抢了先！”我当时跟他说：“我要借助你的锐气和冲击力，刺激和推动我前进。但是，最后我要吃掉你，把你的精华化为我的东西。”那时互相之间敢说这样的话，现在人哪敢？可见当时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信任。艺谋曾说，我们这一代是在成熟时期受创痛，他们是在苦难之后才成熟，苦难留给我们的痕迹是不同的，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也无所谓谁是正宗。两代人在一个战壕里作战，互相吸取，互相扬弃，互相竞争。艺谋当初在广西厂，人家舍不得放走这么个人才，我告诉他，叫他别为调动的事情着急，他可以随自己的心愿为任何厂拍片，我等他一辈子。让我特别感慨的一点是，那时的人与人是“将心比心”，就像我后来在拍《黑脸》时体现的那种干群关系。没有那种你给我五两我回报你半斤的交换关系。
老长影被称作“新中国电影的摇篮”，而西影被称作“中国新电影的摇篮”，西影在上世纪80年代的异军突起也是很有意思的案例。西影在1983年的时候，拷贝发行量居全国倒数第一，全国上座率高的十部电影中西影一部也没有，上座率最低的七部影片中有三部西影的。我是在1983年拍《人生》时被任命为西影厂长的，不到44岁。当时根本没经验，也没啥城府。路遥说你要想镇得住就先听汇报，我就在上任后一个多月内，晚上拍片，白天开基层会听取汇报，掌握了很多一手资料，然后召开全厂大会，说得大伙热血沸腾的。我们给自己定的目标，已经不是超过峨影、珠影这样厂龄和规模与我们相似的厂，而是要赶上北影、上影等老大哥厂，要办全国第一流电影企业。
“第五代”崛起是时势造英雄，不是我的功劳。大家都看到了西影的崛起和发展，像壮壮、凯歌、艺谋等当时崭露头角的年轻人都到西影来拍片，还有外厂的很多中年导演也找到我，很多没毕业的大学生希望毕业后到西影工作。那几年确实是西影历史上人才云集、事业旺盛的时期。那时的西影既有“面子”（在全国或国外电影节频频得奖）也有钱，很多商业片的卖座为我们积累了资金。
在美五年，经济窘迫的时候很多
“西部电影”这个名称首倡者是老前辈钟惦。1984年春天，召开西影艺术创作研讨会，老人看完《人生》样片后特别感慨：“美国有所谓的‘西部片’，我们是否可以有自己特色的西部片？希望你们从茶杯里跳出来，登上黄土高原，塑造出中国的西部片，你们的作品愈是西北的，愈是世界的。”我一听激动得不得了，在1985年8月“黄河笔会”的时候，联系青海、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作家，动员他们为西影写作，我们还组织厂里的创作人员到青海、宁夏等地考察、采风。我们这一代人是用默默注视的方法讲黄土地上的人性与人生，“第五代”则直接从“黄土地”的影像上挖掘意义，他们更敏锐也更彻底。
在旅美期间就有华侨通过我把1000美金寄给老井村让他们修学校，《黑脸》里唱道：“一捧高粱，一碗苦酒，给我魂魄，铸我血肉，一把老茧，一缕针线，擒住饥寒，缝补春秋。”在美国的五年，经济窘迫的时候很多，我曾开过录像带店，也和女儿包饺子卖给朋友，以此度日。心情最苦闷的时候，一个人开老远的车到海边去钓鱼，一坐一整天，想很多事情。在美国坐冷板凳慢慢变得优柔寡断了，我想我如果再不回来，这个人可能就毁了。庆幸有那么多朋友帮助我渡过难关，从零做起，重新打拼。我的朋友罗雪莹女士说我是真正“硬碰硬”，走到现在，还是不成熟。我想这就是我的“人生”，天作地合给我一条命，跪倒在黄土地上泪眼滂沱。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A计划》和两年后的《警察故事》票房大获成功，成龙终于成功摆脱了70年代李小龙神话的阴影，建立起80年代香港现代都市警察英雄的形象。
成龙成为一线男星地位
1983年…1984年《A计划》、《警察故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的半壁江山几乎都是在成龙的危险动作里打下的，几乎每年的票房排行前十位总有成龙的名字。今天的成龙，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的一张“代表牌”，他甚至做到了当年李小龙也没能做到的事情，虽然在成龙进入电影圈的最初，他是被作为“李小龙第二”来培养的。从辛苦学艺的童年时代到担任武打替身的配角时代，从功夫喜剧到“警察生涯”，从香港到好莱坞，成龙终于达到了他自己的愿望，做成了“第一个成龙”。
从“李小龙第二”到第一个成龙
没有做成“李小龙第二”
成龙本名陈港生，跟着于占元学武术，同门师兄弟包括洪金宝等，即后来的“七小福”。师傅为他取了艺名，他们是元字辈，成龙按此排行，叫元楼。当武师时期取名陈元龙，后来导演罗维为他取名成龙，解释这个名字有几层含意：一、成龙成龙，他希望陈元龙成为一条龙；二来该名与李小龙、陈元龙，皆有一“龙”字相同，中国人素喜这种传说中可上天入地的祥瑞的动物；三来，成龙暗合成语“望子成龙”，叫起来上口、易记。
1962年，成龙在《大小黄天霸》中出演儿童配角，接着就是10年的戏校苦练。有5年时间，成龙在《唐山大兄》、《女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