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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嘎的声音、人开门出院子又进去的声音、蝉的鸣声……于是在《冬冬的假期》中就将这样的经验直接用上了。到后来才慢慢知道，电影其实就是某种情感时间与空间的凝结，所谓“凝结”是扩张、放大的意思。以前不知其所以然，直接就拍，这是我创作的一个阶段。
《童年往事》：“不肖子孙”的真实经验
在拍《童年往事》之时，我已经挺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了。关于最后一场唐如蕴在榻榻米上去世、血水渗出的场景，是我真实的经验。当时我十八九岁，祖母从一开始的大小便失禁到躺在榻榻米上再到叫也叫不起来，医生说她太老，身体机能已无法运作，只能等死。之后我们对祖母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太注意，直到有一天发现她身体的组织已经开始腐烂，导致与榻榻米黏在一起，出现血水。收尸人在翻动祖母的尸体时，看了我们一眼——认为我们是不肖子孙。当时虽然能很冷静地知道别人眼光的含义和实际状况的差距，但直到我在拍这一幕时，才更清楚知道其所象征的意义。
《南国再见，南国》：从历史走向当代
拍完《好男好女》之后，我就不想再拍近代历史题材了。因为拍了太多过去的故事、成长的经验、历史事件，那种调子跟浪漫和现代的节奏很不一样，但拍了太多会变成惯性，所以我拍了《南国再见，南国》这部完全现代的片子。这部作品构思源于《好男好女》拍完后几个演员——林强、伊能静、高捷去戛纳参加影展时的状态，高捷永远是在管他们两个，他们两个总是扮鬼脸响应。当时只有一个大概的故事和想法，并没有完整的剧本。我想用实景来调节我的节奏和惯性。
《海上花》：形式主义的极限
《海上花》完全用一个内景的形式来拍，一个镜头一场戏的形式在拍。张爱玲的小说我几乎都看过，就只有《海上花》还没看，于是把《海上花》看完，感觉实在太有意思。于是我决定先拍《海上花》，但美术很难，正巧黄文英在美国念戏剧美术设计，也在百老汇工作过，拥有舞台设计及服装设计的执照。我们到上海找景找不到，又回到台湾和厂商合作自己搭，拍出另一种风格——完全的内景。
《咖啡时光》：一部日本电影
2003年年底是小津安二郎一百周年冥诞，日本的资方邀我拍一部日本片向小津致意，条件是必须在日本拍。当时我还很担心拍出来不像日本片，结果片子出来后发现还可以，那也是一种形式。
拍《最好的时光》时，其实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申请辅导金，因为可以在国外找资金，机会就让给年轻人，但这次我是带领两个年轻人一起申请的。通过后，大家都忙，拖着拖着，转眼到了2004年12月，2005年4月就得交片。原本打算放弃，不过一旦放弃就得赔补助金额的10％，我不愿浪费，就由我拍了。这部也是以形式为主的电影，拍了这么多想从形式上求改变的电影，感觉已拍得差不多，我想以后所拍的片子将会有很大的不一样，不再从形式着眼，而是从内容一步步来。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1989年王晶导演，周润发、刘德华主演的《赌神》在当年创下了4000万港元的票房成绩，由此引领港产赌片的风潮。
《赌神》开创港片票房新纪录
王晶：我的电影始终都有观众
王晶出道以来共执导了近百部电影，监制150余部，制造了一千多小时的电视剧，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香港几代的一线明星几乎都与他合作过。他是产量最高的香港导演，却始终与奖项无缘；他的电影被称为是最庸俗的超级烂片，但是却一次次地制造着票房的神话。
怀念从前那股血液里的自信
一想起港片的黄金时代就会热血沸腾，四散着整个时代的意气风发，怀抱着香港那个城市的无限希望，那是少年时代所能想象和向往的最绚烂的世界。发哥、华仔、LESLIE，《赌神》、《天若有情》、《纵横四海》，那些从最原始的信心里生发出来的最商业的电影，像血管里流淌的热血一样充满温度与激情，拍击着你最敏感的神经。
当王晶说，我今年已经50岁了，那一刻几乎比看到发哥蓄着斑白的胡须时更无法预料地产生伤感，在如今常常回顾的那些80年代的港片里，王晶还总是以一副色兮兮的“淫贼”模样出现，时不时地还标榜着纯真的爱情去追求他“热爱”的邱淑贞。记忆里他似乎就一直是那个没心没肺的胖子，在市场繁荣的时候拍一堆烂片，在市场寥落的时候转去拍电视剧。但是他竟然会说，现在年轻人的幽默我已经搞不懂了。这样的话从王晶嘴里吐露，不知道是否更深层地印证了港片的黄金时代早已彻底地留在了上个世纪。
其实“烂片”的盘子有多大，旁敲侧击能说明的是港片的市场有多大。从不同的角度而言，一百部“烂片”里能留下一两部经典，或者是三两部热片带动起数百部“烂片”，例如当年的鬼片、赌片、武侠片，整个市场需要并且消化的其实是数以千计的“烂片”，整个电影工业的主要构成其实也是中间部分质量水准都一般的影片，这个部分的作品才真正反映了电影工业的水平和繁荣与否。而如今，港片萎缩的正是这个部分。
王晶之所以“服老”是因为这两年他拍的《黑白森林》、《瘦身》等等，认真也好敷衍也好，一到市场一律不灵，再挖空心思地想“桥段”或是冷嘲热讽，都不管用了。大制作、大阵容是现在港片几乎唯一的信心，《无间道》、《头文字D》、《七剑》都如是，但对市场的信心已经不在香港本土，而在内地。现在的港片失去的是从前那股血液里的自信。
王晶说他老了，发哥要和斯琴高娃谈起“恋爱”，劳模刘德华倒还奋战在第一线，似乎要站到最后证明香港的不败。只是我们怀念的，仍然是高进的笑容和刀仔的帅。
王晶：我的电影始终都有观众
拍《赌神》的整个过程很轻松，尽管有人说这部片子引领了港产赌片的风潮，但对我而言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我从来不会在拍片之前去想这部电影要达到一个什么高度。其实我拍摄的第一部电影里面就有赌片的元素，有骗局还有功夫，当然还有搞笑。拍《赌神》取得了一点成功也是把一些元素扩展得更充分一些而已。而且，当时的周润发是最火的时候，刘德华也正处于上升期，他们已经度过了拼命想获得观众认可的奋斗期，所以我们当时都把在一起拍戏当成是一次放松的机会，整天有说有笑，这一放松的心态从他们的表演中都可以看得出。影片拍摄得非常顺利，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当时共投资1000万港币，不过票房成绩却达到了4000万，为我的电影开创了一个票房新纪录。
我不否认我的眼光有独到之处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部影片，我觉得它并不是一部经得起千锤百炼的作品，虽然在创作上和商业操作上都很成功，但是如果没有向华强的支持，没有周润发、刘德华这样的当红明星，也许也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关注。在这之后我的影片都会起用一些大明星，我比较得意的一点就是我能发现一个演员身上的潜力，我不否认我的眼光有独到之处。比如周润发身上有一点乡土味的小聪明，刘德华始终保持的一分童心，周星驰给人不安分的狡猾的感觉，他们身上的独特气质都会被我用在影片里去表现，所以演员在与我合作时，在他们喜剧天分的挖掘上都会给予我充分的信任。
我的影片中希望总是大于失望
我的电影一直被定位为纯搞笑电影，其实我不太认同这一说法。用搞笑达到愉悦观众的效果只是我的作品里的一个外包装。就像《赌神》，其实仔细想想这是一部挺悲的戏，周润发最后虽然打败了所有的人，但是能失去的他都失去了。《黑白森林》、《至尊无上》等影片其实也是很黑色的，但是我的影片在结尾时总会带给人们一些希望。这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在一个充满亲情的家庭长大，社会黑暗的东西总是让我感到不舒服，所以我的影片中希望总是大于失望，娱乐搞笑的外包装也是基于此。
从来没有想过去改变，这就是我的风格
对我来说拍电影只是在认真完成一份工作，我绝对不会让自己陷入神经质的创作状态。拍了片子赚到钱，就会有人继续给你投资，然后就可以从中摸索出一套商业规律，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剧，我都会按照这个规律去做，从来就不会被所谓的艺术创作牵绊，我的电影也许被称作是烂片，始终与奖项无缘，但是不管怎样，我的电影始终都有观众。我从来没有想过去改变，这就是我的风格，不然也就连风格都没有了。
现在年轻人的幽默我已经搞不懂了
不过人的想法也会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改变，年轻时我拍的喜剧是比较个人化的，现在我已经50岁了，在拍片时会不自觉地把更多表现亲情的东西带到影片中来。近几年我突然感到了一种悲哀，因为我发现，现在年轻人的幽默我已经搞不懂了，我就在想如果现在我还继续拍喜剧片，这些电影观众的主体群是否还能读懂我的幽默。所以现在我已经着手准备几部严肃题材的电影，也许就是将以往创作中隐藏的那一点点黑色悲伤的元素放大而已。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种转变，只是到了一定阶段就说一定阶段的话而已。而且，我早已不用再去为生计奔波，所以会做得更加随意。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本命年》开创新城市生活电影
写实电影新高峰
《本命年》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写实电影的又一个高峰，对于导演谢飞来说也是一次突破，它留驻了一个时代生存状态的集体记忆。该片获得1990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后，谢飞的胜利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写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胜利”。《本命年》也被看作是“第四代电影人”对中国影坛的最后一次大冲击。这部拍摄于1989年、讲述“残酷青春”的影片也成为了80年代中国电影的谢幕式。
谢飞：艺术电影一定要“有话说”
《本命年》可视作谢飞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状态下的一次青春祭礼。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的田野》更符合他的青春记忆，但无论是艺术手段上，还是对青春生命的感悟上，到了《本命年》谢飞才真正卸去了包袱，所以也可以将《本命年》看作是《我们的田野》的“外篇”。
不应当过分强调社会因素
我在拍完《湘女萧萧》（1986）之后去美国做了一年访问学者，主要是考察和借鉴他们艺术教学方面的工作。1987年10月回来后发现虽然只经过了一年，但是国内的变化很大，商品经济的潮流几乎左右了整个社会，还有那些迷惘的年轻人，他们与西方60年代“垮掉的一代”有相似之处，有一种精神上的迷失。
那时，也正是王朔小说风行的时候，他描写“痞子”、“顽主”们对传统价值观念进行调侃。电影学院的一位青年教师向我推荐了刘恒的小说《黑的雪》，我觉得刘恒的语言能力非常好，他走的不是那种“噱头”式的、外在的轰动效果，而是对精神痛苦的思考和开掘，更深一些。
刘恒作为《本命年》的编剧，是比我年轻一代的人，在与刘恒研究剧本、探讨人生的过程中，我的确受到了不少启发。我原本是想表现“文革”期间学业荒废造成“泉子”稀里糊涂的一生，后来认为我们不应当过分强调社会因素，并不一定是动乱年代才造成青年人的迷途，在同一个社会大背景之下，每个人承担的压力基本是相等的，其实还是人的性格里的弱点更多一些，这样来看悲剧性更加普遍和深刻。“泉子”的死也并不见得是社会不容他，而是他没有勇气战胜自己，去获得充实有价值的人生，所以他跳不出痛苦，这是我在以前拍电影时没有意识到的。
从美国回来，换了个方式想问题
应该说去美国一年使得我的人生观、艺术观、美学观有了进步和变化，事实上直到今天大家都还觉得《本命年》能看下去，这和我换了个方式想问题有很大关系。当时评论称《本命年》是个“另类”，争论也很厉害，后来这部影片在当年的“金鸡奖”评选中什么也没得到，但在1990年群众性评奖的“百花奖”中它同《开国大典》、《巍巍昆仑》共获“最佳故事片”奖。
现在没有人再去反对这部片子了，大家拿来重看会觉得这部片子还是有长久价值的。前一阵我听到贾樟柯说真实地写城市生活和小人物的电影是从《本命年》开始的，他觉得他的片子也是按这个路走，我比较欣慰，更年轻的一代人也可以认可它了。
我受传统教育长大，也没有经历过多的坎坷，当时也有人替我担忧，认为像我这样的“贵族子弟”怎么去拍“平民痞子”？刘恒说其实他也不熟悉李慧泉这样的人，李慧泉的原型，实际上是他从部队复员到机床厂后认识的一个判过几年劳教的青年工人，那人在18岁时强奸了同院的一个小女孩，而刘恒实际接触到的这个年轻人其实非常本分，文质彬彬而且特别爱干净，为什么当年会做出那样的事情？这是他不断思考的。其实只要对人性的认识是深刻而独特的，这样的作品在本质上就是真实的，大可不必为“熟悉不熟悉”而苦恼。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张艺谋要拍城市戏《有话好好说》，跑来借《本命年》的带子回去看，也是姜文演，视觉表现非常花哨，但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你想说什么”，对城市的青年人到底有什么情感和观点？当然商业片主要是考虑商业效果为了赚钱，但艺术片我觉得一定要“有话说”，因为艺术作品是不给出答案的，但是艺术家要提出问题。
姜文提议改片名为《本命年》
最初电影和小说同名为《黑的雪》，刘恒想说的是人的命运就像从天上飘落的雪花，原本都是纯洁无瑕的，但落在何处却不能自由选择。有的落在干净的地方，保持了原先的纯净；有的却任人踩踏，染上污秽。影片在1989年初开拍，但是那个冬天一直没有雪，就觉得没抢拍到雪景再以《黑的雪》为片名会不太贴切，正是演“泉子”的姜文灵机一动提议《本命年》，24岁的“泉子”死在了自己的“本命年”里，同样是宿命的。
影片时间上没有明确说，但实际给人的感觉就是当年拍当年事，又是非常纪实的手法，其实就是1988年那个龙年。“泉子”这个角色在小说中是个外貌平常、毫无自信心的年轻人，我本来考虑过用刘威或刘小宁，后来还是决定用姜文。我认为这也是姜文在表演方面最接近他真实年龄和心态的一部戏，尤其是之前《芙蓉镇》、《红高粱》、《春桃》里的角色都是背负沉重历史的人物，需要表演的成分更多些。这部影片其实是一出名副其实的“独角戏”，姜文的表演功不可没。
应该说对我帮助很大的是剧组里当时三十出头的这帮年轻人，摄影肖风和录音吴凌是电影学院78班的，他们也有很多好的想法在冲击我。
没拍“文革”是第四代的遗憾
拍艺术电影一定要有“原则”，这样它就不受商业或者权利的影响和扭曲，拍出的片子就能留下来，就像谢晋说的“要拍能够留得住的电影”。像《舞台姐妹》、《红色娘子军》在艺术方面都有很多贡献，但整体内容上后人很难理解，没法共鸣，因为只写到了简单的社会层面。到了《芙蓉镇》，谢老非常不容易，很正面、很真实地讲“文革”，但是多少年后年轻人会难以理解这些政治背景，它或许就没有《霸王别姬》中“熊熊大火”给年轻人直观的震撼，尽管《霸王别姬》只是侧面触及。
我们“第四代”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一个80年代让我们拍想拍的东西，但我相信我们这一批人心里也或多或少有遗憾，就是成年时期经历和见证了“文革”的我们却没有拍出有关“文革”的电影，到了今天，这个想法就更难实现了，所以我说我们欠了一笔债。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西部武侠片《双旗镇刀客》
西部的英雄与浪漫
如果中国有西部武侠电影这个名词的话，那么应该是从《双旗镇刀客》开始的。西部的蛮荒力量和浪漫英雄为绵延了几十年的武侠片历史增添了一道异样的色彩，并且何平将之延续到了十多年后的《天地英雄》，尽管那些更精心营造的画面里已经很难再见到彼时的创新与激情。
何平：西部的英雄与浪漫
《双旗镇刀客》就像《天地英雄》前传
《双旗镇刀客》是我独立导演的第二部故事片。当时吴天明担任西影厂厂长，正是西影发展的黄金时期，我拍完第一部电影《川岛芳子》后，就想要拍一部动作片。其实我最开始写的故事叫《大漠落日》，也就是后来的《天地英雄》，但是当时拍不了，因为预算很大，没人信得过我，正好故事里有一个小孩，于是就用他做个实验，后来在《天地英雄》里还有这个孩子，所以从创作的联系上，它有点像《天地英雄》的前传。
现实与浪漫的结合
从拍第一部影片开始我就反对写剧本搞集体创作，但是在有了这个故事梗概之后，还是要找一个作家写第一稿。开始我找了芦苇，但他因为要去拍一个皮影戏的短片，就给我推荐了杨争光。杨争光的第一稿剧本给影片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他对于中国西部农村带有特别典型的劣根性的小人物把握得特别好，而我自己写的东西很飘，如天马行空。比如影片中一刀仙的神劲儿就是我的灵感，在第一稿的基础上，我又写了第二稿，所以《双旗镇刀客》在气质上是现实与浪漫的一次很好的结合。
万里寻到双旗镇
从创作剧本到选景完成，前后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但是在找到“双旗镇”之前，我们几乎要放弃这个计划了，因为找不到故事中的那座古城这个戏就不能拍。我们那部戏花了127万元，预算决定了我没钱搭景，我和杨争光、摄影马德林，美术钱运选一行人沿着河西走廊已经走了一万多公里，终于在一个叫骆驼城的地方有了突破。我们开着一辆北京吉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