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而后再随手轻轻带上了门。我们所注入了外资，股份制，现在叫大正药物公司生物制品研究所。我们所与共和国同龄，五十二岁了，老所，从前一直很传统。直到五年前，职工一直只有两种工作服，工人是蓝色帆布工作服，技术人员是白大褂，现在有了旗袍。尤其那种红色锦缎旗袍，长摆，高开衩，在所里飘过的时候，我的感觉总是很怪。小傅这种良家少女的打扮，在小会议室里，就更容易让人误以为这里在逼良为娼了。
难道改革开放就一定需要我们所也穿旗袍？在回家的路上，我把关于小傅的感觉说给于世杰听了。于世杰快乐地大笑。说：“你这个女人说话刻薄啊！蔡唐伯知道了一定会晕倒！现在大家不都是在这么做吗？”
我忽然兴趣索然，看着窗外，不想说话了。现在大家不都是在这么做吗？现在大家都在这么做，那就成了你也要这么做的理由吗？还有，马路上拥挤的各种车辆和它们尾部排出的蓝色的尾气，胡乱抢道的自行车和行人，夹杂在完好马路之间的一块块坏掉的牛皮癣一样的马路，也许都是使我兴趣索然的原因。作为城市门面的代价昂贵的草坪正在黯然地黄去。一只小公狗在光秃秃的大街上找不到树根，只好掀起一条腿，朝肮脏的不锈钢垃圾筒撒尿。于世杰听蔡唐伯之间有一种意气相投的默契，他们以为别人都不知道。
也许没有任何针对我的具体情况发生，也许所有这一切都是针对我发生的具体情况。但凡发自我自己内心的真实愿望，总是会在现实生活当中受到狙击。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就很好办。如果你随波逐流，如果你同流合污，一切就都好办。
可是，我的容容失踪三个月了。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内心的恐慌达到极点。今天我必须动身去寻找容容。我必须解除自己的恐慌。这一次，谁都不能阻止我。
我换上了家居的旧衣服，松垮而自由。我怀着坚定的信念，不说话，燕子一样忙碌琐细家务。我用家务的忙碌来抵挡所有的质问。家庭是女人的航母，她从这里起飞，最后还是到这里降落。家庭是女人最大的避风港湾。
于世杰却不罢休，他沉下了脸，敲着桌子，他说：“哎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人家蔡唐伯真的是非常重用你，你怎么可以突然不去上班，总得有一个理由吧。”
我说：“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是6月21号！”
于世杰说：“6月21号又有什么特殊的？”
6月21号这一天，在我生活当中的特殊性，已经是老迈外婆夜半的故事，重复讲述多少年了。在许多个夜晚，在于世杰入睡之前。尽管故事的长短不一，深浅不一，那是根据他发出酣声的速度酌情决定的。我并不是事事都寡言少语。在深夜的枕头旁边，脑门窝在丈夫温暖的颌下，夜色模糊了眼睛，细细的慢慢的说话，徜徉在自己的记忆里，我是很愿意这么说话的。
于世杰毫无知觉地看着我，反复问：“什么特殊性？什么特殊性？”
于世杰的神态和语气，比干枯的馒头还要干枯，仿佛看得见白色的粉末在往下掉。
我只好看着于世杰。我干瞪眼。想想看，说话有什么用？我实在没有情绪也没有办法把一个古老的故事，在今天早上的这种气氛里，再对于世杰从头讲起。
于世杰对于日子没有特殊的记忆，对于数字也缺乏特别的敏感。在所有的日子中，他就记得他自己的生日和我们儿子的生日。除此之外，他父母姐妹的生日，我的生日，他都记不住，每年都依赖在挂历上做记号。对于数字，他就记得我们俩工资收入的数额，其他的生活中需要的数字，也都要依赖在挂历上做的记号。结果一年下来，挂历上布满了各种记号，所有重要的日子都又变得很日常了。我再不指望于世杰能够明白我的感觉。我简单平淡地告诉他：我今天不上班了。我要休假。我要利用休假的时间去北京寻找容容。
“什么？什么什么！”于世杰大惊失色。
我只得再说一遍：“我今天就要去北京。”
于世杰说：“那不行！今天不行！现在可不行！不合适，易明莉同志！”
于世杰在桌边坐下，跷起二郎腿，一板一眼地说话，同时用手指叩击着桌面。他说：“我告诉你，你心血来潮的做法非常地不合适！你今年四十岁了，不再是年轻姑娘，做事情是不能够这么简单幼稚的。我告诉你，今天你必须上班。现在就走！换上出门的衣服，我送你去单位。容容的事情，我们回头再商量。而且你还是应该事先与上官瑞芳打个招呼，虽说她脑子不好，心里还是明白的，容容毕竟是她的亲生女儿啊。而且，你还应该事先征得郑建勋的同意，容容毕竟姓郑，不管郑建勋是否承认，在法律上，他就是她的生身父亲。易明莉同志，我说得有道理吗？再说了，容容这一段时间都没有和我们联系，又不是突然失去联系什么的，也没有发生什么更严重的情况，你突然这么跑去找她，就不合适了，对吗？”
对。有道理。于世杰的话，总是符合大众情理和公共原则。可我只是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往地上一蹲，去擦皮鞋。我不想和于世杰理论。我的理由他不懂。
于世杰拿起皮包和车钥匙，拍了拍我的肩，拉起我的手，对我迁就地微笑，做出了带领我前行的姿态。看于世杰那感觉，他以为他的姿态对于我来说，绝对是不可抗拒的。
我拨开了于世杰的手。我说：“我今天真的必须去北京，否则我就要急死了！”
于世杰说：“嘿！你到底是怎么啦？我道歉，好不好？我为你今天对我的一切不满意道歉，我承认错误，保证今后改正。好不好？可是你今天还是先去上班吧。去了单位再商量休假的事情。和大家把你休假期间的工作协商好，安排好。然后，我再事先给你安排好北京的各项事宜，让我的朋友们照顾你，让你在北京居住，吃饭，用车都方便，那时候，再去北京也不迟吧。而且，容容这孩子，十三岁就去了北京，早就在北京如鱼得水了，只是心太高，人又太野，忙起来，一两个月忘记给我们打电话，这也是有过的事情，上次去南非拍片子，不就是一去两个多月，回来以后才告诉我们的吗？现在的世道是这样的，闯天下挣大钱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家长里短，你就不要太挂心了。好不好？我们现在先上班去，时间有一点来不及了。好吗？”
于世杰多么会说话啊！于世杰的道理是多么充分啊！而且于世杰是多么关心妻子啊！在于世杰的面前，我的理由全都变成了在黑夜的树林里飘游的游丝，看不见，抓不住，毫无分量。然而，就是这游丝，它明晰地网住了我的脸。基于我从昨天夜晚到今天早上，感觉到的一切，我绝对不会改变主意了，正因为我已经四十岁，而不再是年轻姑娘。我是年轻姑娘的那一阵子，是多么信服于世杰，是多么盲从公共原则和大众情理啊。现在不了。
我说：“对不起，我已经决定了今天去北京。过去，容容是有两个多月不与我们联系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三个月的。”
于世杰急了，赶着我的话说：“昨天还是两个多月呢。几个小时的时间差距，能够说明什么问题？”
我说：“怎么不能说明问题，任何事情，总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和临界点。整三个月就是整三个月，不是两个多月。况且，你应该有感觉，这一次与以前任何一次都不一样。我在关闭的电视机里清楚地看见了可怕的浓烟。”
“好吧，我的姑奶奶，就算整三个月，就算有浓烟，我不和你纠缠这些虚无的感觉。”于世杰用力地拉过我，让我坐在他的腿上，终于严肃地亮出了他的谜底：“我不和你开玩笑的，你今天真的必须上班。你知道，今天你们所有一个开幕式的活动。西安送来了十个培训的学生，他们是专门来学习动物血清的提炼以及抗体测定技术的，而你是这方面顶尖的专家，在行业内知名度最高。说白了吧，人家就是冲着你来的。否则，人家愿意付这么高的培训费？再说白一点，这十个学生是我介绍给蔡唐伯的，蔡唐伯给我百分之十的劳务费。蔡唐伯与西安方面是有合同的，他承诺这十个学生保证由国家一级药剂师易明莉亲自教授。今天的开幕式，实际上就是对方要求亲眼见到易明莉药剂师收徒。好了。我的姑奶奶，现在明白了？”
其实我早就明白了。
我早就觉察到于世杰和蔡唐伯之间有一种默契。我明白现在这个社会有一种大家都这么做的公共默契。我不吃惊。对于数字，我总是不假思索就可以计算出来，蔡唐伯付给了于世杰一万五千块钱的回扣，而于世杰必须把我送到单位去上班。于世杰的老婆易明莉是一个出了名的憨女人，于世杰没有料到会出什么意外。以前他一定也在老婆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做成了许多大家都在做的事情，这一次呢，一定也不例外。
于世杰咳地叹了一口气，眉头皱了起来，“川”字形的竖纹里，暗藏着屈辱和悲愤，因为他被迫招供了不该招供的秘密。
于世杰说：“我拿的钱也不是什么回扣，别说得那么难听。这是正常的人才资源中介，也是为你们所发掘潜力，增加效益。我付出了劳动，蔡唐伯是应该付我劳务费的。不付就不规范了，就违反经济规律了，就不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了。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是非分明的人，该我拿的钱，我一分也不少拿；不该我拿的钱，我一分也不多要！比起那些动辄成百万上千万贪污和挪用公款的干部来，我敢说我是非常正直和廉洁的，绝对是现在这个社会的精英和良知。正因为我廉洁，正因为我有良知，我就要坚持原则，即：劳动获得报酬。蔡唐伯这一万五千块钱并不是多么大的款子，作为朋友帮忙，我也完全可以不要。但是，我觉得改革开放的精髓和真正规范的社会经济秩序，就是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些人坚持下去，形成风尚！你说呢？”
我能够说什么？于世杰的话说得多好，多有水平，多有力量，完全就像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看来真理往往掌握在强词夺理的人手中。然而，不管于世杰掌握了多么强大的真理，我还是要去北京寻找我的女儿容容。
于世杰接下来解释说：蔡唐伯的钱，现在并没有拿到手，一旦拿到手了，他会马上告诉妻子的。他只是想到时候给妻子一个惊喜。像妻子这种知书达理，善良宽厚的女人，想必可以理解吧？
我理解。我真的理解。于世杰到时候不给我惊喜，我也完全理解。男人可以拥有自己的私房钱。否则，于世杰在麻将桌上，没有钱输掉，岂不很尴尬？在这方面，我太了解于世杰了。于世杰是一个玩物不丧志的男人，他不会玩疯，他在输掉自己的裤子之前，绝对能够收手。他疯不起来，他更爱惜自己，更爱惜老婆孩子和家庭——这是他终身的成就和价值所在。他的钱，二八开，八分用在家里，二分用在外面。前几年，曾经有一个女作者爱上了于世杰，苦苦地恋着他。两人也都火热了一阵子，频繁地在一起吃饭和泡酒吧。女作者还背着于世杰找我谈了话，倾诉她失去理智的爱情，向我展示她手腕上被丘比特爱神击中心脏的文身，请求我的原谅和理解并希望我能够让贤。我被女作者感动了，流着伤心的泪水答应了她。我答应她只要于世杰提出离婚，我马上就签字。然而，于世杰不仅没有提出离婚，反而很快就厌倦了这段感情，他觉得太累。人家女孩子提出想要一只翡翠镯子，作为爱情永远的纪念，于世杰舍不得花这个钱，他在信纸上画了一只翡翠玉镯，寄给了人家，并且让人家看完之后就烧掉，他宣称只有熔化在烈火中的感情才能够永葆其清纯。
翡翠手镯也有便宜的，一般三五千元，也能够买到。三五千元，让一个女人终身有个念想，有个寄托，不算昂贵。某一次，在商场的珠宝柜台前，于世杰却是这么评论翡翠手镯的，他对我说：“这种东西太昂贵了，我看还是精神的东西比较纯粹。我这个人一贯崇尚精神，鄙视物质，拒绝平庸。”
我差点为那个失去爱情的女孩子流泪，当然同时也不免暗自高兴；暗自高兴的同时却又不免深深失望。于世杰能疯到哪儿去呢？在现在这种穷人乍富的经济时代，于世杰凡事都会计算投入产出比。他偷偷挣的钱，多半还是会回到家里来。我太了解于世杰了。这就是典型的夫妻之间的了解。
然而，我今天还是必须开始休假，还是必须去北京。6月21号这一天，我无法等闲而过。最关键的是，我的心安定不下来，我要做我想做的事情，让我的心安定下来。相比之下，带学生的事情很简单。我们所还有好几个国家一级药剂师，他们人人都认为自己的名气最大，也都比我能说会道，带学生他们更合适。把学生们带到羊圈，教他们如何抽羊血，然后回到血清室，穿戴好无菌服，把试管放进离心机，旋转，然后用吸管，把离心好的血清抽出来，对学生们说：“小心，不要吸进红血球！”这些程序，都不是很难的事情。
于世杰翻脸了。
于世杰勃然大怒。
于世杰对我大吼大叫道：“你他妈有毛病啊？傻子啊？一根筋啊？不开窍啊？你知道不知道，摊上你这种老婆，我是多么倒霉！现在谁个夫妻不齐心合力挣钱啊！你去吧去吧，别指望我在北京找朋友帮你！易明莉，我把话先放在这里，这一次，你要是真的有能力把这件事情办妥当，回头我把自己的于字倒挂！妈的个老屄！”
于世杰怎么开口骂人呢？
于世杰打深色领带，着白色西裤，米色皮鞋和白袜子，腋下夹一真皮公文包，皮带上拴着手机，身上有淡淡的法国圣罗兰牌木香型男士香水，手腕上是劳力士。劳力士金表当然是悄悄在北京秀水街买的，不过使用两年了，走时还很准，镀金也不怎么掉。于世杰的穿着打扮是一副争当绅士的派头，其派头里流露出孩童般幼稚的虚荣和可爱。可惜一旦穷途末路，他的时尚外表就被他自己撕毁了。
我也真的是有一点生气了。因为于世杰与我彻底的南辕北辙而生气。什么叫做把事情办妥当？我也没有说我一定可以找到容容。我们一生该做了多少事情？可是多少事情会顺藤结果呢？难道事先无法预知结果的事情就不能做吗？于世杰却坚持摆出一副众怒不可犯的姿态，他显然觉得他代表着公众规则，我是应该听从他们的，而我坚持了自己的愚蠢。
那么，我索性就愚蠢一次吧！
对不起，我去北京了。
正文 三
第五次去见乔万红的时候，乔万红露面了。
原来她就是我第一次在电梯口碰到的女人，也是第二次在她公司大门口碰到的女人。两次我都彬彬有礼地询问过她：“请问万隆公司的乔万红经理在吗？”
见面的最初一刻，我为乔万红的谎言深感难为情，不敢正视她。乔万红自己反倒没有难为情，一点都没有，好像以前撒谎的是我而不是她自己，弄得我又为自己的难为情感到难为情了。
乔万红说：“请坐。”
乔万红说：“对不起，我只有一刻钟。”
乔万红说：“你找我干什么？”
乔万红说：“你找我没有用！”
乔万红说：“我早就不做模特儿生意了。”
乔万红说：“我最后一次见到郑容容也是一年前的事情了。”
乔万红说：“我坦率告诉你，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一分钱！”
还是乔万红说：“我没有克扣那些女孩子的钱，她们任何人也没有私房钱在我这里，更不像传说的我这里有她们的什么股份！你不是第一个来要钱的人，我告诉你，从来没有一个人得逞！”
这个叫乔万红的女人说话节奏并不是很快。她一句话形成一个独立的单元，旨在表达自己的意思，并不给别人留下一点余地，也没有兴趣交流，更不愿意等待别人的回答。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用在别处。她表达一个意思，做一个醒目的动作：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个文件看看；在文件上签一个字；端起茶杯喝口水；快步走到文件柜前；用手把额前的头发抹到耳朵后面去。等等。最后，她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两手撑在办公桌的桌沿上，双肩神气地微耸起来，目光落到台历上面，台历旁边有一只金色相框，相框的背后对着我，我猜不出里面嵌着谁的照片，但我感觉应该还是人而不是动物吧。
于世杰威胁我威胁得对，没有朋友帮忙，在北京这种复杂的大城市找人，那就是大海里捞针。大海里捞针也只是辛苦，找人呢，除了辛苦还得受气。乔万红的脸色比鬼脸都难看。不过最终，乔万红还让我进了她的办公室。在乔万红之前，好几个人连办公室都没有让我进，有的站在走廊说了几句话，有的话还没有讲完，就把我的电话挂断了。好在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也不是一个从来不出门的家庭妇女。一个女孩子失踪了，这无疑是一件极为敏感的事情，出了问题是要坐牢的，谁都怕沾上嫌疑，我事先就估计到了寻找容容的难度。这难度早在还没有出门之前就开始了，于世杰他们就是这难度当中的一分子。
乔万红的话说到这种程度，我还有什么话说呢？我只有离开，再去找下一个与容容有关系的人。我站起身来，准备告辞。我拿出一张名片，在上面留下了我在北京医药公司招待所的房间电话，这个招待所现在叫健康宾馆。乔万红的脸色再难看，我也必须留下一个电话。我每到一处，都要留下我的电话，电话就是一线希望，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如果出现了万一呢？就在我写电话号码的时候，乔万红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乔万红迫不及待地扑过去抓起了话筒。
乔万红对着话筒说：“嗯，嗯，嗯，嗯。”
乔万红说：“嗯——”这是二声，是不相信的质疑语气。随着这种语气，乔万红背过了身体，面对落地三分之二的玻璃窗。办公室的窗外，是亮马河高架桥，往来的各种小车穿梭而过，使这个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