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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森连连点头，心中暗暗记下了这句他所不知道的古话。
辞别了汉森，陈文强又去找克虏伯派驻的代表，一通忽悠。
得谈哪，一定得谈。能得到多少好处，能省多少钱，还不得而知，但总要试一试。按中国的古话就是：张嘴三分利，不给也够本。
更换枝的决议已定，但陈文强却并没有停止汉阳造的和生产。自然是小的方面，投资不大，见效快的那种。虽然汉阳造有一些缺陷，且不是最先进的，但仍不失为一把坚实可靠的武器。
机器设备闲着那是浪费，革命军可以不用汉阳造，给别人也能赚钱哪！比如黄花探的越人武装，以后还可能有亚洲各殖民地的反抗力量。甚至还可以装备二线部队，在打下的地盘维持治安、剿匪捕盗什么的。
时间在忙忙碌碌中度过，工作之余，陈文强也有意地与湖北官府中人强识、相交，特别是一些他认为在以后会有用处的人才。凭借着探悉心理的能力，以及陈文强圆滑的手段，他在武汉官场游刃有余，颇是结交了很多朋友。
七月中旬，在海上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运输，毛瑟1898的设备由德国运抵汉阳。德国方面的条件相当优惠，设备几乎是半半送，只是考虑到其他国家的仿制，湖北炮厂每生产一枝，都要支付专利费。而专利费的数额很小，几乎就是象征性的，但这些是写在保密协议中的，不为外人所知。
陈文强也给予了相应的回报，承诺新军组建后。湘、鄂两省必会聘请德事教官，广东、江苏则尽力争取。同时，他终于松口，吸收德资入股粤汉铁路运输公司。并将数条轻轨工程包给了德资企业。
利益的是很难衡量的。德国认为本国资本在华中地区的渗透扩张，乃至国家影响力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陈文强则觉得自己达到了目的，出让的权益也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设备安装，试生产，出、弹样品。检验、调试，再生产。紧张而连续的工作又持续了十几天，出的毛瑟才通过了各项检测。如此快的速度，得益于汉阳铁厂钢铁质量的不断提升，以及湖北炮厂从人员、管理，到机器的全面改造。
只要科学生产，用人得当，管理严格，规章制度明确，中国人办的工厂还是能面貌一新。颇有生产效率的。而官办或官督商办，乃至完全商办的工厂企业，大多数却正是管理上不够科学，不够严谨，以致效率低下。
所以说，制度是关键，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工厂，莫不如此。正象满清，在后期也改革。也推出新政，但体制不变，振兴便是水中望月，难获成功。
再从实业发展来看。制度和管理的落后，使国人的工厂企业缺乏竞争力，厂主想降低产品成本，就只能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压缩工人薪水等办法。工人文化程度低。技术熟练程度不如洋人，再加上管理落后，制度缺失，工人劳动繁重且无效率，如何与工作时间也在九、十个小时的外国企业竞争？
唯一的优势大概便是劳动力价格低，但这显然还不足以抵消各种劣势。
尽管如此，在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势在必行的选择，陈文强率先在自己的工厂企业中采取了流水线作业和计件工资制，试图用这种日趋机械化的工作和明确分工来获得产量和成本的优势。在工人数量和技术水平能够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他还尽量采用倒班制，使机器的运行和利用率最大化。
同时，他还聘请西门子公司的管理人员，学习西门子公司的管理办法。比如引入一些激励政策和措施，一些简单的医疗服务，推出救助基金给困难职工些帮助，并且招收大批薪水只有男工人一半的女工……
说起来，这些简单而微薄到让陈文强脸红，甚至含有某些**动机的举措，却得到了广大工人的欢迎和拥护。这让陈文强知道中国的工人阶层是普遍处在怎样的一种工作环境，受到的又是如何苛刻的待遇，更多的中国人是处在怎样的贫困之中。
比如修筑铁路的工人，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为了赶进度，甚至在恶劣天气也尽可能地不停工。但陈文强让他们能吃饱饭，能有帐篷休息睡觉，能按时领到足额的薪水，他们就很满足，甚至因为天天能喝上热的漂着油星的菜汤而感恩戴德。当在汤碗中发现剁碎的、筷子都夹不起来的碎肉丁时，他们会衷心地感叹遇到了厚道善心的老板。
陈文强时常感到惭愧，觉得自己很黑心。剥削、压榨，这是无疑的，只不过他比别人宽松，却绝不是他已经竭尽全力了。
不赚钱，拿什么扩大经营，拿什么供养更多的工人，拿什么打破这旧的体制，拿什么摧毁比自己更重、更狠的苛政……
正如“淘水救人”，陈文强必须硬下心肠，虚伪地拿出一点点的蝇头小利，让工人们更力地干活，为他积累着打破笼罩在所有人头上那乌沉沉的天所需要的能量和资本。
现实是如此实际而残酷，而上天却又给了陈文强一次充当大善人的机会。
1906年初，长江中下游地区连降暴雨，洪水泛滥，长沙与浏醴萍一带灾情严重，百姓到处逃亡。而官僚豪绅却乘机哄抬米价，以致饥民载道。
陈文强并不知道这场灾害为萍浏醴起义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他只知道修路工程有受到阻碍的危险，但仔细思索之后，他又觉得未必不是一次投资小，却能加快铁路建设的好机会。
“以工代赈”！中国自汉代以来就存在的经济思想，古代人也知道趁着工价最低的时候搞建设，很多圩田及水利设施便是通过以工代赈而兴修起来的。
而且，问题的关键不是真的缺米，而是贪官劣绅囤积居奇，哄抬米价。所以，饥民载道是三分天灾，七分，根本原因还是政府措施不力，没有建立起顺当的赈灾抚民的机制。
要知道，自明朝中后期，便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并且此后再也没有改变。显然，以今湖北、湖南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平原已经取代苏常，成为全国商品粮的基地。一场洪灾，又岂能将官库存粮尽皆耗光？
从张之洞那里得到的数据也证实了陈文强的判断，米粮尚还充足，甚至邻近省份仍然沿袭过去，前往湖南湖北采购粮食以补本省不足。张之洞的分析是有人煽动灾民，劣绅囤积居奇亦是原因之一。湖南巡抚岑春蓂便有呈文，言说长沙士绅叶德辉等“积谷万余石，不肯减价，实属为富不仁”，又有顽固绅士孔宪教、杨巩等提出停止修铁路、办学堂、设警察等新政，方肯合作。
“叶德辉是王先谦的门生弟子？”陈文强本想从官库粮仓中借粮或购粮，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也就是只管饭、少给钱的办法，征集修路大军，加快铁路的建设。但现在，他意识到这里面可能有针对他，针对修铁路的阴谋。
“是啊！”辜鸿铭点了点头，提醒道：“再到顽强士绅的条件，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一次反扑。试想，涌入长沙的灾民已不下两万，如果真被他们煽惑而起，实可忧虑。”
陈文强想了想，望着张之洞说道：“我要从官库借粮，向长沙押运，既平息有可能的动乱，也想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加快铁路建设。大人以为如何？”
“借粮没有问题。”张之洞沉吟了一下，不无担心地说道：“本部堂担心在暗中搞鬼的未必只是这些劣绅，若有江湖会党煽惑，便很麻烦了。当然，你去也好，多带些巡警，也能保省垣无事。对了，你是要南下去广东接手铁路公司，顺路考察而经长沙吧？”
“本来是这样计划的。”陈文强说道：“可我派往广东铁路公司的人员刚刚来电汇报，接手很是顺利。事情既已经不是十分急迫，下官走陆路南下，或走水路至广州都是可以的。这样一来，下官在长沙便可多呆些时日。”
“看现在的情形，走水路应该更安全一些。”张之洞先是关切地提了建议，然后便答应了陈文强借粮赴长沙的请求。
…………（未完待续。）
第一百六十三章 威压；赈济（）
改革初始阶段，社会所能的物质条件不能满足每一方的需求，这原本在情理当中，但由此带来的利益分配机制过度扭曲的话，即便改革者所描绘的前景再美好，也无法赢得多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平心而论，清末新政的各项举措不能说不重要，但推行新政的实际负担在转移给下层民众的同时，好处却大都为上层所得，那底层的百姓们就不免要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到所谓“新政”的学堂、警署、自治公所之上了。
譬如清末各地屡屡发生的“毁学”事件，其原因无非是乡民们看到新学堂并不能让自己的子弟获得教育的机会，而自己却要承受因此带来的捐税，其愤怒之火便直接引向了各所新建的学堂。
同时期，为反对举办新政而引发的新增捐税，各地又屡屡发生捣毁官署及罢市之事，这些大大小小的“民变”事件，在清末十年中竟然达到两千余次，这无疑是很说明问题的。
再就现在饥民聚集长沙等市镇，民情汹汹一事来看，其中肯定有反清会党的煽惑鼓动，但陈文强得出可能有人阴谋阻挠修路的结论，其实颇有些神经过敏。长沙的一些士绅借饥民会集而故意抬高粮价，积起民愤，针对的却是岑春蓂，在布政使庄庚良的暗中指使下，发起的实质是一场“拥庄倒岑”运动。
湖南巡抚岑春蓂的政治背景很深厚。其父亲岑毓英做过云贵总督，哥哥岑春煊做过两广总督，庄赓良却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但庄为人比较圆滑、稳重。岑春蓂比较霸道，刚愎自用，庄和湖南本地绅士关系比较好，岑和士绅关系则势同水火。
岑、庄二人的官场争斗便愈发加剧了长沙及周边地区的粮食紧张，粮价飞涨。一方面是士绅囤积积奇，一方面又官绅联手，强烈反对岑春蓂开仓平粜。阻挠地方政府救济灾民。
不管这次长沙粮荒、动乱在即是什么原因，但愈演愈烈的情形确实将影响到铁路的修筑。毕竟要建设。要发展，就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而自从陈文强在湖湘两省的经营越来越大，有逐渐成为新的革命中心的趋势后，修筑粤汉铁路便具有了极重要的政治、军事作用。快修、快快修。北洋军南下有芦汉铁路，革命军由南向北也要有一条快速进兵的大动脉。新旧势力在这中国腹心之地展开决战，从而一定乾坤。
每想到此，陈文强都觉得振奋，也感到时间的紧迫。为了这个宏大设想能够成功，他更要把有可能阻碍他修铁路的人或事一并扫除。
…………
修路杂活，一天两顿饭，有饭有汤，男性青壮每天五角工钱。女性青壮每天三角钱，老弱儿童一角；不愿领工钱者，可换以官价米粮……
陈文强尚未到长沙。铁路公司的告示已经在铁路沿线的城镇张贴出来。与正规筑路的工程队，待遇自然是不能比的。但按照告示上的官价，一角钱就能换一杯米，熬粥喝就已经会不饿死。
而先于陈文强抵达长沙的是三百余名铁路巡警，说是巡警，装备却不亚于当时的新军。更胜过地方巡防营。有此精明强悍的武装坐镇，又接到了陈文强的书信。岑春蓂腰杆硬挺，立刻宣布明日起开仓平粜，每人每天限粜一升米粮，若有大户敢私购囤积者，官府严惩不贷。
“误会，误会呀！”叶德辉打躬作揖，对着突然登门的铁路巡警长沙局坐办杨洪名连连解释，“小民岂敢阻陈大人修路，岂敢哪！这个，这个，我等是对巡抚岑大人不满，绝无丝毫触犯陈大人之心。还望大人向陈大人说明，一定要说明白呀！”
杨洪名用怀疑的眼神审视着叶德辉，陈文强已经发来电报，要他分别拜访长沙的四大豪绅，既是说明，又是警告。只是看这叶德辉的熊样，似乎真的不是针对修路啊！
“对了，对了，小民现在亦是宪政同志会一员，与陈大人在政治抱负上是一样的，一样的。”叶德辉额头冒汗，生怕陈文强再施辣手，他的老师王先谦的下场令他胆寒，抄没家产、眷属流放，整个便是家破人亡了。
杨洪名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说道：“陈大人说了，若你们不阻修路，自不会亏待你们。你们囤积的米粮，陈大人愿意比照官仓平粜的价格，多加三成加以收购。”
三成吗？叶德辉暗自咧嘴，现在米价已经由承时时的每石二、三千文上下，猛涨至每石四、五千文，翻了一倍，而陈文强只提高三成，虽然也是赚，但却是赚得少多了。
“陈大人还说了。”杨洪名继续说道：“若是迫于饥饿的民众铤而走险，别说是赚钱，就是你们的身家、性命恐怕也无保障。这一点，你们要想清楚。如果谁还为富不仁，不用陈大人惩治，也必有灾民抢掠打砸。到时候，后悔晚矣！”
这是要换招数儿了？叶德辉苦笑着连连点头，说道：“请回禀陈大人，陈大人的章程，小民完全照办，愿与陈大人三千石米粮。”
“五千石吧！”杨洪名似笑非笑，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晃了晃，“你们的家底呀，这上面写得可是清清楚楚。你那几家米店、碓坊明日便开始平粜米吧，出数量造册报给陈大人，陈大人自会给你们补上那三成差价。”
“是，小民全部照办，全部照办。”叶德辉点头哈腰地将杨洪名送了出去。
“老爷——”管家一直跟随，却不敢插话，现在得了空儿，疑虑地想张嘴询问。
“不要说了。咱们斗不过姓陈的。”叶德辉沮丧地摇着头，“若是触怒了他，即便不给咱们扣上‘私通乱党’的罪名。在暗地里煽惑饥民抢掠破坏，再让巡警衙丁纵容无视，也能让咱们损失惨重。莫要忘了，这姓杨的以前便是会党中人，干这事很是拿手啊！”
“嘿！”叶德辉忿恨地一跺脚，骂道：“都怪孔宪教和杨巩，瞎喊什么停修铁路、办学堂……这下好了。把姓陈的那个煞神给惹着了。谁不知道姓陈的玩命儿似的修铁路，又心狠手辣。黑白两道都趟得开，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先前那些人家破人亡，难道还不长记性，真是蠢货。蠢货……”
“那，那就半途而废了？”管家看似有些不甘心。
叶德辉摇头叹息，无奈地说道：“这姓陈的既有总督大人支持，又与巡抚大人交好，还有湘省的立宪派，听说朝廷还要给他升官晋爵。最重要的是他手下有兵有，与他正面冲突，实属不智啊！”
想了想，叶德辉终是又长叹一声。深知无法抗衡。而且，估计不仅是他，另外的豪绅恐怕也要低头屈取。不会触怒陈文强。
…………。
体制内的洋务能人，立宪派中坚；体制外的革命党人，核心领导。
对陈文强的定位或许会让很多人感到迷惑，感到不解。但如果从陈文强的角度来看，却并不是界限分明，或者说是非此即彼。不可融合。
说到底，立宪派和革命党的政治主张是相差不多的。都是要求爱新觉罗氏让出权力或者下台滚蛋，改革制度，强大国家。而立宪派虽然比较软弱，但在国内的势力却盘根错节，深达民间基层，即便革命，当军事行动转换为政治运动时，也缺不了立宪派的合作与支持。
再从强大国家这个目的来看，体制内的立宪派不仅有朝廷允许的话语权，还在发展工商上对国家建设大有贡献。
这个思路自然不同于同盟会偏激、狭隘的观点，什么“卑劣无耻，甘为人奴隶”，什么“于光复之前而言实业救国，则所救为非我之国，所图乃他族之强”。
铁路修成了，工厂建成了，人才培养了，钢铁产量上去了，科学技术发展了，这说到底是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好事。等到推翻满清，这些实实在在的建设难道不是强国的资本？
况且，陈文强看似在力地为朝廷，为地方官府兴办洋务，并且办一个成一个。但在其中，他又挖了清廷多少墙角，掏空了多少清廷的资产，把多少实业转成了为革命服务？
就是这样“吃里爬外”，可凭借汉阳铁厂的蒸蒸日上，及其它洋务的有声有色，为国家和朝廷在洋人面前争得了荣誉，陈文强还是得到了朝廷的褒奖，慈禧还赏赐御折扇、墨宝和玉如意、蟒袍。没错，这样也行。
对于这些别人梦寐以求，值得世代相传的荣耀，陈文强虽然不是顶礼膜拜，却也狐假虎威，拿着这些权威的象征，以无声的宣示，更加顺利地去达到自己的目标。
当然，陈文强又一次托辞婉拒了朝廷的召见。戴着新花翎头品顶戴，穿上蟒袍，以邮传部侍郎的衔职开始巡视粤汉铁路的工程情况。
由武汉出发，陈文强沿着铁路南下，边走边看。虽然工程进度已经不算慢了，但他却依然不满意，指示筑路工程队进行昼夜施工，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筑路速度。同时，仿效在湖南“以工代赈”的办法，陈文强把发动沿线百姓也作为了提速的办法之一。
运一方石料，砸一方碎石，平整夯实一米路基……这些简单的、不需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都进行了划分，制定了支付标准。陈文强又充分发挥铁路公司这个“二政府”的角色，把告示张贴到沿线村镇，号召并鼓励百姓前来劳动赚钱。
显然，这种方式在当时是新鲜而独创的，发动百姓，大干齐干，在历史上也只有抗战时期和建国后的大跃进时期才出现。
但相比之下，又有很大不同。比如抗战时期二十多万百姓抢修滇缅公路，那是政府命令、硬性征召。是以后方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为主的筑路大军，在九个月时间内用手指在云岭大地上抠出来。而陈文强靠的是金钱，根据的是百姓的普遍贫困。换句话说。他就是在变相地雇佣劳工，把简单的工作从工程队手中拿出来，转包给工钱更少的普通劳力。
所以，看似修路的人多了，而实际上，修路的投入反倒降低了。分工，还是分工。陈文强越来越熟悉这个办法。专业工程队领高薪，那就干专业的工作；普通劳工按量付酬。就干简单的活儿。
这当然不是陈文强随便一看便能想出的办法，定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