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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乱非彼乱，怕是很难啊！”张之洞沉吟着说道：“复兴会可是革命党，是要推翻朝廷、取之代之的。势不两立，如何能安抚呢？”
“那停战议和呢？”陈文强试探着说道：“给复兴会一块地盘，可名为‘自治’或‘特区’。只要争取到时间，以全国之人力物力对一隅，岂有不胜之理？”
辜鸿铭眨巴着眼睛，看了看陈文强，若有所思。
“很难，很难。”张之洞摇了摇头，岔开了话题，“粤汉铁路的进度很快呀，听说再过半月，武长线便可贯通？”
“应该是没有问题。”陈文强自信地笑道：“这以后呢，在湘省怕是看不到成千上万的民众大修路基的景象了。”
“也不见得。”张之洞露出欣慰的笑容，说道：“粤汉铁路修完，还有川汉铁路呢！看起来。川汉铁路若是不由文强这样精明强干之人去主持修筑，是没有筑成之日啦！”
“川汉铁路公司的水太深太混，我是不太敢接手的。”陈文强苦笑着摇头，“还是集中精力把粤汉铁路先修完吧！”
“也好。”张之洞也不勉强。沉吟了一下，说道：“文强啊，本部堂之前曾许诺，把铁路巡警编成一标新军，以减轻铁路公司的财政压力。现在呢。恐怕还要你多出力，再编练一标新军，以保湘鄂两省之稳定。”
“钱呢？”陈文强一摊手，诉苦道：“大人是练过兵的，定然知道这新军的耗费，即便是平时的维持，也需巨款支撑。大人许给我的一标新军尚没有眉目，这又加一标，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若你肯出力相帮，等新军练成。对你也是一种保障嘛！”张之洞循循善诱，轻轻摇着扇子，看着陈文强。
“大人在说笑了。”陈文强狡黠地一笑，说道：“编练的是新军，又不是私军，说调走就调走，还不是朝廷和官府说了算。对我来说，又何来的保障？”
“这个——可以稍做变通嘛！”张之洞老脸一红，急摇扇子，“那你有什么要求呢？湖北兵力不敷。万一湘鄂有乱，你也要遭到损失嘛！况且，这也是本部堂为你日后着想，所做的安排呀！”
“那得容我仔细想一想。现在可答复不了。”陈文强摸着下巴，并不肯轻易表态。
“可见你还是有力相助的，只不过——”张之洞微微撇嘴，“就是个不吃亏的性子。”
“大人哪，我现在可是负债经营。”陈文强叫苦道：“铁厂的赢利差不多全投进铁路了；枪炮厂呢，只是微利销售；还要扩大生产。购置设备，新建工厂，用钱的地方太多。要是没有银行支持，我早就破产了。”
“那你在上海的药厂呢，纺织、制衣厂呢，还有琼州的产业。”张之洞语重心长地教导道：“这天下要是大乱了，你的这些产业经营不全都要毁之一旦？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道理，你要明白，不要斤斤计较，不要小家子气嘛！”
陈文强苦笑不答，心中却不以为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道理是不错，可他的产业是依附于满清，需要维护满清统治才能存在并兴旺的？显然，张之洞是错得离谱，根本不知道陈文强已经附在了革命的“皮”上。
“这个，你若出资编练，这个新军可以用别的名号，并由你推荐军官。”张之洞边想边缓缓说道：“你不是与德人交好吗，聘请德国教官很方便；枪炮厂呢，正好为军队提供装备，也可以节省很多。”
“不仅要出钱，还要搭上枪枝弹药。”陈文强笑得更苦，“大人哪，您不给点政策？这个地方不分担点？”
“当然不会让你全包。”张之洞见有转机，笑得畅快，“地方会出一部分，政策呢，也会有的，咱们可以商量嘛！”
“那容我回去召人研究一下。”陈文强看似有些无奈，“毕竟这不是个小花费。而且，而且这是没有什么赚头的生意。”
“为国为民，就不要把钱看得太重。”张之洞大义凛然地教育陈文强，“何况，这是长远利益。社会安定，对工商经营是长远的好处。我相信你的眼光，你的品格，你的……”
陈文强听得直咧嘴，不停点头称是。等张之洞说教完了，才正色问道：“大人，朝廷要调您回京城，这消息确实吗？”
张之洞一下子沉吟起来，辜鸿铭并不确定地回答道：“只是有些风声，朝廷中枢可能会有人事变动。但这还未确实，文强也不必过于担心。”
陈文强摇了摇头，低沉地说道：“朝廷虽标榜不分满汉，但在官制改革后的十三个部院的长官中，满人占据的大都是要害部门。若再调总督大人入中枢，满人亲贵收权之举便昭然若揭。这样一来，满族亲贵**化的趋向不但没有扭转，反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立宪岂不是假的，是在掩人耳目。”
“还不能这么看。”张之洞赶忙打圆场，“文强啊，你可莫要鼓动宪政会胡闹。国家多事之秋，还是要谨慎稳重才好。”
陈文强想了想，说道：“大人若是托辞不走，想必朝廷也没有什么办法吧？”
“这个——”张之洞犹豫了一下，模棱两可地说道：“到时候再说，总之是不会让你没着落的。”
……………
无论改革和新政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但都要让满族亲贵这个主要既得利益团体付出沉重的代价，还是相当困难的。他们不仅可能丧失自己的特权，更有可能丧失三百年来一直把持的政权。
这最终的结果便导致了一个两难困境。新政启动之后，清廷既无力阻止变革的运行和深化，又无法有效应对变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但要试图回归到传统的统治秩序中去的话，那更是自寻死路，加速死亡。如此一来，清廷既没有勇气继续推行宪政，又无力重走老路，新政和立宪的结果反而是引火烧身后的双重煎熬。
所以，清廷一方面在朝野呼声和内忧外患中实行宪政，一方面呢，满人亲贵又想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而作为地方督抚中最有影响和权力的，非直隶总督袁世凯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莫属。况且，这两人都是汉人，更让满人亲贵感到凛惧和不安。
看来风声很可能会变为现实，谁让满人亲贵那么自私、短视、愚蠢呢！如果不是他们之后的一系列举动让立宪派灰心丧气、怒不可遏，立宪派又怎么会倒向革命，或者说是乐成革命成功？
陈文强一路思索，慢慢捋出了头绪。
……………未完待续。
第二百一十二章 军心之胜；暗杀影响（）
四千对一千五，如果以攻守之势来比较，兵力相差并不悬殊。○以装备来说，双方相差不大，清军有两挺马克沁，革命军则有五挺轻机枪；清军火炮不多，革命军在近距离则有手榴弹。
但革命军有简易工事，选择的阻击阵地正面也较窄，使清军难以展开兵力，发挥人数上的优势。
激烈的战斗使巡防队先丧失了战斗下去的意志，千奇百怪的避战方式出现了。有的趴在泥水里装死，有的在拼命后退，有的已经脱离而逃。
一阵混乱之后，杨开甲不得不命令巡防队撤下去，完全靠湖北新军来打通道路。
战斗愈加激烈而残酷，革命军也不断地投入兵力，确保阵地不失，或是进行反冲锋，重新夺回失去的阵地。几乎全部是复兴会会员的中下级军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的狂热，他们的勇敢，他们的身先士卒，使阻击部队犹如惊涛拍击的巨石，浪潮过后，依然是岿然不动。而革命军中招募的大部广西士兵，在军官的鼓舞下，也显露出了悍勇的本性。
战斗是残酷的，这令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场面的杨开甲也心神震撼，他用非常奇特的数字来记录战斗的激烈进程：一个营三百多人，一次冲锋过后就变成了二百人；然后是一百人、几十人。远道而来的湖湘子弟就这样血肉模糊地倒在了异地他乡的泥泞污水之中，很可能还是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同胞们，别为满清朝廷卖命啦！”
“想想你们的妻儿父母，他（她）们在等着你们回去呢！”
“投降不杀，优待俘虏！”
“你们埋骨异乡，家人如何生活？”
…………
革命军阵地上传来了阵阵喊声。在屡屡受挫、尸横遍地的情形下，这种劝降式的宣传相当具有杀伤力。
杨开甲握紧了拳头，又慢慢松开。他看到了周围士兵的表情和眼神，不仅仅是惊惧，还有惶惑。同胞，都是汉人。确实是同胞。而即便是勇敢的士兵，在提到埋骨异乡，提到远方的亲人时，心中也不得不升起犹豫和迟疑，被触动起亲情的怀念产。
对杨开甲来说，此时的生死功名恐怕都无足轻重。但他却觉得愧疚，对不起那些把鲜血流在异乡的小伙子，他们有父母兄妹，或许还有妻子儿女。他不是也一样有怀念，有眷恋……
但是——杨开甲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再次握紧了拳头，准备下令再度冲锋。
枪声突然在身后响起，杨开甲大吃一惊，以为是追兵已至，那可就是覆灭之灾了。不等他派去的人回来，已经有几个士兵仓惶奔来。向他报告，队后的工程营发生叛乱。管带阮荣发为叛兵所杀，叛军冲垮巡防营等旧军，前往投奔乱党了。
果然是余孽未除，终成大患。杨开甲不用想，便知道是日知会所发展的党人趁机作乱。杨开甲知道士兵中党人的数量不会很多，但这个时候还真是选得好。前有阻截，后有追兵，形势恶劣之下，难免军心摇动，惶惑的士兵极易受到煽动。看吧。工程营可能只有十几个，甚者几个党人，干掉长官造反，竟能裹胁差不多一个营跟着走。
而工程营反叛造成的影响是极恶劣的，杨开甲看到起初的劲头没有了，代之而来的是窃私语，脸色变幻，忧惧于形。
杨开甲有些恐惧，谁知道士兵中还有没有党人，会不会有人向他打黑枪。他赶紧将警卫队唤来，加强自身的安全保卫，又狠了狠心，命令三营开始进攻，突破对面敌人的阻击。
枪声、爆炸声又响了起来，但杨开甲吃惊地发现，这一次进攻完全没有了悍勇拼命的样子，在对面的枪弹射击下，只是稍付出伤亡，部队便卧倒在地，对射而不前进。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如果杨开甲知道后世这句话，肯定会脱口而出。但他心中有些发毛，老是担心再起内乱，也不太敢死命相逼。
时间，就这么浪费了。绞索越勒越紧，当激烈的枪声从后面传来的时候，清军不可抑制地骚动、混乱起来。
追击部队赶到了战场，克服疲劳，立刻投入到战斗中。虽然缺乏重武器，但革命军的喊杀声惊天动地，猛烈的攻击终于打碎了清军最后的战斗意志。
凌晨五时二十分，清军崩溃了，准确地说，是巡防营的崩溃带动了新军的崩溃，是反正的工程营士兵的喊叫劝降引起了新军的骚动、厌战。
“……虽然士兵和军官们都曾象勇士一样战斗，但战局已经无法挽回，敌人越来越多，而且悍不畏死，而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或者说是被他们所欺骗了。我下达了命令，停止无畏的抵抗，以便让更多的士兵能够保留生命，回家去见他们的亲人，这可能是我最后的责任……”
杨开甲颓然地坐了下去，苦笑着挥手命令警卫放下武器。战斗意志被消磨，被摧垮，强令抵抗也不过是多增加死伤。这个时候，他不得不承认，革命军在装备上并不弱于新军，在作战意志上则要更强一些。而那些中下级的军官，他在望远镜中看到了，说是狂热也不为过。
……………
战争没有百分之百的取胜之道，再完美的战术也难免会出现纰漏，然而正是有这些未知的因素在里面，才让战争变得绚丽多彩，涌现出无数的名将名帅。
战争还是一张复杂的连环扣网，有的扣结无足轻重，有的地方牵一发而动全身。
滇南的清军集团遭到毁灭性打击，十个巡防营，新军一个标，五六千人，逃出去的寥寥无几。
而革命军调动了近万人马，其中无线通讯大显威力。数支部队配合得相当默契，进攻、阻击都打得坚决勇敢。
至此，滇桂形势发生了逆转性的转变。在广西的清军集团虽然能够击退负责牵制阻击的革命军一部，甚至能收复南宁，但这已经无关大局。重新联成一片的革命军，再度威胁昆明。
在锡良气急败坏且惊惶失措的急令下。清军集团转调昆明；告急电报接连报送清廷，请求增兵再战。
…………
雨季要来了，革命军终于争取到了近半年的休整、训练、经营、巩固的时间。经此一战，与法国人的谈判很快便会重新开始，人员和物资的输送通道很有可能都获解决。而且，广东清军独木难支，恐怕也会有重新的调整和布署。
陈文强放下电报，长长地吁出一口气。
结果呢，说意外也意外。说不出所料也有道理。
要知道革命军中的骨干都是坚定的革命者，而当时坚定的革命党人，几乎都是坚韧不屈、百死不挠，“抛头颅，洒热血，以身殉志，以命酬国”的英雄志士。他们充满激情，不畏死亡。甚至渴望以血荐轩辕，为国为民而英勇献身。
而革命军招募的士兵又多是老实、厚道的农家子弟。能吃苦耐劳，也有一惯的服从，还有广西人特有的悍勇。所以，在一群狂热、勇敢的军官带领下，即便训练时间还短，还有所欠缺。也依然不是几千新军能够击败的对手。
几个月的缓冲时间，革命军应该能在战力上更加提高一个层次，也基本能实现稳固根据地、因地就粮的战略意图，陈文强对此是比较有信心的。
急攻进取，当然也是一个套路。但陈文强是一贯反对的。革命军到现在为止，充满朝气、锐气，这是可喜的优点。同时，无论是军事、政治、经济，复兴会会员又都是欠缺实践经验的。
占据一块地盘，不仅是树立起一面旗帜引得四面八方的革命者来投，也是给复兴会会员提供了学习治理地方、发展经济的试验田。由一地至全国，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就算光复了大片土地，也难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后勤基地，为革命军提供足够的资源，甚至连地方稳定都要占用很多的兵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尽管陈文强还不能称之为复兴会的经济基础，但最大的金主却是当之无愧。所以，他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他的想法只要是具有实践意义且是有道理的，便基本上会被复兴会所采纳。
时机未到，时机未到啊！在陈文强的设想中，革命要总爆发，至少要满足几个条件。
首先，张之洞不能坐镇湖广。在湖广十七年执政，他的威望太高，无论是军队，还是政府，只要他发话，往往比圣旨还好使。所以，发动新军固然在进行，但在新军中的党人是很难占到多数的，同情革命或随波逐流的官兵能不听从张之洞的命令或安抚？
其次，清廷的立宪进度或措施要引起立宪派的反对和义愤。要知道，宪政派不仅多是工商巨子、实业家，财力雄厚，更在地方具有稳定人心的巨大影响。没有立宪派的响应和支持，革命很难以最小的军事代价完成各地政权的转移。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条件，比如清廷中枢变化，政局动荡；比如突发重大事件，可为革命军所利用等等。但这些，在陈文强看来并不是必须的。
综合以上的考虑，陈文强是有些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希望张之洞被调离湖广，以便日后在此发动时能够顺遂；另一方面，张之洞调离之后，对他的产业和布置会有多大的不利影响，他还不无顾虑。
在当时的中国，尽管清廷推出了鼓励民间投资近代企业的《奖励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等条例，但积习难以骤改，没有官府的支持，或者说是遭到了官府的打压和刁难，工商企业是很难经营的。以厘金为例，如果不是张之洞的政策优惠，陈文强在湘鄂的诸项产业便要多支出很多的金钱。
所以，正如张之洞所说，陈文强也觉得投资编练新军，并借此加以控制，对他和他的产业，未尝不是一种保障。有人有枪，就算换了领导，也要掂量着办。
只是这毕竟不同于私军，张之洞也不会任由陈文强这么去做，总要加些限制和防范。所以，陈文强要想达到目的，还要费些心思，认真筹划。很自然，他把目光集中到了宪政会，集中到了湘鄂两省的宪政分会上。
钱，不能由他一个人出；权力呢，也不能由他一个人独揽。这样才能解除张之洞的猜疑，编练出表面上是立宪派的武装，实质上却是更加倾向于革命的军队。
难吗，有一点，但陈文强还是有信心，有把握的。而且，形势的发展对此比较有利。
首先是安庆起义、恩铭被杀的影响。一位四品官员（徐曾捐有四品道员），潜伏在体制内，刺杀了一位二品巡抚，这在清代是前所未有之事。
当两江总督端方用电报将此事告知北洋大臣袁世凯时，他用了“事奇极”三个字来表达自己的难以理解——在此之前，这些朝廷大员们始终以为革命党不过是江湖草莽，百一旦当他们意识到革命党同样也存在于体制内，与自己近在咫尺，其惊骇与恐惧，是可想而知的。
但更让朝廷惊骇的，应该是徐氏临刑前所交代的——他的暗杀名单上不但有恩铭，还有端方、良弼等人。这不能不让朝廷回想起两年前吴樾的那枚炸弹，那枚炸弹所针对的五位重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中右丞绍英——正准备出洋考察宪政。
“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一日”，这是端方所发出的惊叹。而京城的宫苑衙署，则迅速“添派卫兵及巡警队兵，驻扎防护”，如临大敌，官员们则“惶惧异常，有草木皆兵之象”；慈禧太后也通知了军机大臣，让他们以后将各衙门的引见人员带去内阁，不要再带到自己跟前。
恩铭的死，第一次让清廷产生了一种革党人无处不有，无时不在，防不胜防的危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