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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梦初醒
1、注射死
行刑前，他坐在一把椅子上吸了最后一支香烟。他戴的眼镜还是在香港配的那副一万多港币的眼镜，他现在正戴着这副眼镜望着天边的火烧云。血一样的火烧云凄艳地飘动，他手中的烟在回光返照中向上缭绕。
他本来是想用这副眼镜的镜片插入自己的喉管的，但是他实在是下不了手。他太留恋这个世界了，眼前的草坪就足以让自己体味活着的美好。他恨不得记住眼前的一切，即使是山墙根的青苔，他都觉得是绚烂的，爬墙虎犹如时间的帷幕，彻底遮住了天堂的大门，此时此刻，他恨不得变成一只蟑螂，只要活着！
一切就快结束了，院子里一丝风都没有，六七个人看着他，表情麻木。他们看得太多了，理解不了一个要死的人此时的平静。他感到自己现在的平静有点豪迈，像个汉子，这大概是自己人生最后一次辉煌了。
死对于他来说是幸运的，他是清江省首例被执行注射死亡的贪官。他坐在椅子上想，仅就这一点，自己是幸运的，起码比有些贪官幸运，自己贪了两千多万，执行的是注射死，而有些贪官只贪了几十万、几百万，却被枪崩了，法律真不公平。
想到这儿，他越发平静了，脸上还带着笑容。在官场上混了二十多年了，任凭自己尽情地发挥想象，却从来也没有想到会这样死去。
他“唉”了一声。这是他行刑前最悲哀的表现。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在官场身不由己是错误的，其实人在官场是命不由己呀！
昨夜妻儿来看自己。他在妻儿面前长跪不起。儿子看见父亲戴着脚镣穿着囚衣吓呆了，妻子和儿子也跪在他面前，还给他磕了头，哭嚎声泣鬼神惊天地，他内心长叹：人之将死啊！ 但是，他没有哭，他在看守所里考虑了两年多了，自己所有的努力只能叫负隅顽抗。这两年多来，他害了太多的亲友。
与妻子生离死别后，妻子的下半生就要在牢狱中度过了，儿子怎么办？想到儿子，他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他不是哭，而是嚎，那种山野中野狼般的悲嚎……
烟头儿快烧到手了，他舍不得扔掉，他恨不得让烈火烧掉自己，毁灭是一种快感。火烧云越来越红了，就像满天的大火烧红了天，然而，他却有一种深深坠入黑洞的感觉，自己是黑洞的制造者，现在却要坠入深深的黑洞，这是多么可怕的宿命啊！
“时间到了！”行刑者阴森森地说。
他浑身开始冰冷，脚镣沉重得抬不起脚，蓝色的囚衣箍在身上，仿佛束缚了灵魂。他忽然发现，原来自己是有灵魂的，以前他却从来没有察觉到。可能是灵魂的原因，他还能感觉到是几个人把他架到行刑室的。
行刑室是一间单独的隔离室，室内有一张床。法医让他躺下来，结果他动作僵硬，腿弯不下来。
“别紧张，你身体怎么这么硬？”法医冷漠地说。
“我不紧张。”他绝望地答道。
“我先给你注射一针镇静剂。”法医又冷漠地说。
他没有回答。
镇静剂顺着血液流遍全身，他进入半梦半醒状态，紧接着法医用胶管帮他扎起左臂，向其静脉注入药物。
三十五秒，只有三十五秒，他彻底睡去了，他的灵魂坠入了深深的黑洞……
我一宿都在梦中体味张国昌注射死的过程，我是昨天晚上在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里听到张国昌被执行注射死亡的。我不敢相信张国昌死了。
在梦中，张国昌就像个黑暗中的舞者，飘忽不定，无处着力，不知何去何从。他紧紧抓住我的双脚，要将我拽入深深的黑洞。我用力挣扎，一双手抓住天堂的门槛，我的鞋掉了。张国昌嚎叫着坠入深深的黑洞……
我一下子轻松了，我是光着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现在又重新光了脚。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原来只有穿鞋的脚是臭的，捂的，其实什么东西捂时间长了都会臭的。张国昌的鞋太多了，都是意大利的名牌。我的鞋也许是张国昌给的，我现在还给他了。
我向下望了一眼黑洞，心想，大概地狱也不会接纳张国昌的，那他只能是在黑暗中飘荡的一个游魂，忍受的是孤独、冰冷和痛苦。死意味着你再也没有忏悔的机会，罪恶到了极点，死大概就是他唯一的机会。
张国昌出身于玉石世家，其祖父曾是北京牛街上赫赫有名的“玉石张”。后来为躲避仇家，全家人逃到东州。祖父到东州后不久就病逝了，家逐渐就破败了。十三岁那年父母相继病逝，张国昌成了孤儿。
在穆斯林的葬礼上，张国昌浑身裹满了白布，躺在清真寺里，像一根即将燃烧的蜡烛。他被土葬了。他的坟边响起了穆斯林葬礼上的祷辞：
啊，安拉！宽恕我们这些人，活着的和死去的，出席的和缺席的，少年和成人，男人和女人。啊，安拉！在我们当中，你让谁生存，就让他活在伊斯兰之中；你让谁死去，就让他死于信仰之中。啊，安拉！不要为着他的报偿而剥夺我们，并且不要在他之后，把我们做实验（摘自《穆斯林的葬礼》）！
张国昌的灵魂被超度了，他是从主那里来的，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到主的身边，但愿他不是一个游魂。
张国昌死后不久，李国藩也死了，他是死于肝癌。李国藩死的那天，天下起了小雨，私下里还去了一些领导为他送行，尽管他被判了死缓，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有人说，害人先害己，李国藩害张国昌遭了报应；也有人说，张国昌不去澳门豪赌谁也害不了他。我看着他们争斗了两年多，不是两败俱伤，而是两败俱死。
我一直试图总结点经验教训，在致命的漩涡中如何才能自拔。最后我发现，市长身边的秘书不过是政治漩涡中的一条小鱼，连哭都是无人察觉的，因为鱼在水里，即使哭也是无人能看到的。
但是生活是水，水终于发现了鱼的眼泪。因为鱼不仅在水的心里，而且眼泪是咸的，水是淡的，眼泪增加了水的咸度。其实领导也是鱼，只不过比秘书这条小鱼大一些，是鱼就难免被卷入致命的漩涡。
我给张国昌做了两年的秘书，我发现秘书必须深谙政治游戏规则，才能回避弄权的风险。不过，秘书与领导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使秘书很难摆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窘境。 有人说我是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庆幸自己“牺牲”了，当然，这种“牺牲”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我只能用沉默和反思自我疗伤。人有多坚强就有多脆弱。这种脆弱让我看清了自己，人们很少看自己，只顾看别人，这是我痛苦的收获。
我本来还想继续在市政府办公厅干的，但是，我发现无论是官本位、学本位，还是商本位，最终都是人本位。人是群居的，人永远不会群而不党。
2、辞职
我辞职了，我不想再成为市长秘书，那种听领导念自己写的材料，还得扮认真状做笔记的小人物，无聊透顶。当然，做出这种抉择是痛苦的。这其实是一个心境炼狱的过程。
过去，张国昌任东州市常务副市长时，经常向别人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听起来我像是他的私人财产。
现在我才知道，我就是我自己，我谁的人也不是。这个认识越来越透彻，能有这种认识得益于我一直是一个精神上独立的人，我懂得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我还有许多新的生路，我突然想到鲁迅先生在《伤逝》中的一段话：
“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第一步。有时，仿佛看见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着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
我其实已经跨出了第一步，跨出这一步时是清醒的。“但是，这却更空虚于新的生路，现在有的只是初春的夜，竟还是那么长。我活着，我总得向新的生路跨出去那一步。”
张国昌的注射死是在春天进行的。李国藩的死也是在春天。死神选择春天接纳他们，大概是希望他们的灵魂再生。灵魂真的能再生吗？
市政府办公厅通知我去清理办公室。我和张国昌的办公室是分里外间的。办公室被封条封了两年多，打开房门时，满屋子的灰尘遮挡着光线，让人感到光线是混浊的，尘埃却是清晰的。花早已干枯了，在混浊的光线中仍然保持着挺拔的姿态，仿佛在像我证明它是坚强的。饮水机里还有些剩水，犹如眼睛凝视着我身后的两个人。市纪委的两个处长警觉地看着我收拾东西，两大编织袋的书，还能有什么呢？
综合二处处长林大勇特意来看了我。我们共同为张国昌服务了多年。这是一个精明强干、颇有城府，又为人仗义的男人，政治前途受益于老母亲。
林大勇的老母亲原是省委组织部老部长，虽然退休多年，但德高望重，据说省长高远当年荣升东州市委书记，就是其母亲亲自考核的。
林大勇虽然深得张国昌的赏识，但由于对张国昌早有警觉，却没有被案子刮着一点。不久便荣升了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我彻底离开了市政府办公厅。
张国昌的妻子孟丽华因行贿受贿罪被判了二十年。他们的儿子住在了张国昌的老岳母那儿，我去看过几次。
当时，张国昌的老岳母对我说：“雷默，你是不知道，丽华入狱之初，精神状态极差，半夜常常以泪洗面。张国昌死后，她更是万念俱灰。我真担心她挺不过这一关啊！”老人家七十多岁了，我望着她苍老而坚强的面容，一脸的无奈。
张国昌和孟丽华的感情是深厚的，尽管张国昌在位时吃喝嫖赌、花天酒地，但是他私下里还是跟我说起过与妻子的感情。
在我看来，张国昌欠妻子的太多了，下辈子他都还不完。不过我感到张国昌下辈子还是准备还的，因为临刑前他把妻子的一缕头发放在了贴胸的口袋里。
“丽华，我走了，不要沉溺在往事之中，要勇敢地活下去。快分手了，我想看看你的笑容。”
孟丽华是含着泪，面带笑容与张国昌诀别的。张国昌知足了，而孟丽华却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难以自拔。
我知道孟丽华不是普通的女人，她一定会挺过来的，她为了儿子也要坚强地活下去。应该说，东州市市长李国藩就是被这个女人告倒的，为此她也害死了自己的丈夫。不然案子不会挖得这么深。
有人说，李国藩毕竟不是曾国藩，没有自己的《挺经》。其实，李国藩是上了小人的当，点了把火把自己烧死了。
在法庭上，律师的辩词很精彩。他们说，李国藩贪赃不枉法，合情不合法，多是受贿而非索贿，多是酬谢型而非收买贿赂型的，多是事后收而非事先约定，多是不违背职务的行为而非违背职务、违法生财使国家受损失的行为。
我听了这些辩词总有一种强奸未遂的味道。殊不知强奸一次叫强奸，强奸多次叫同居。李国藩是幸运的，他贪了两千多万只判了个死缓，这一点让张国昌地下有知肯定叫冤。
市政府办公厅里的人大多惋惜地说，雷默这小子真傻，怎么就辞职了呢？！也有幸灾乐祸的，说，我看他就不是好得瑟。谁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反正我雷默就是辞职了。这就是我的性格，宝刀不锋，宁愿折断。
这些年在官场混得太委屈了，哈腰成了习惯便驼了背。用性格的一面压抑另一面，阴气太盛，直到张国昌死也没让他看看我的阳刚之气。
还是案发前，我私下戳穿他在澳门豪赌之后，他才发现身边跟随多年的这个秘书不是天生驼背而是哈着腰的，冷不丁儿地他可以把腰直起来。可惜我的腰直得太晚了，否则张国昌不至于一命呜呼。
其实每个人的性格都有两面性，有阴的一面，就有显的一面；有静的一面，就有躁的一面；有柔情似水的一面，就有性暴如火的一面；有功利的一面，就有淡泊的一面。
我辞职以后迷惘了，用性格的哪一面也找不到自己，周围的静造成了内心的躁，世态越来越炎凉，功利的一面蠢蠢欲动。人一旦恢复了本真就成了怪物。
3、分歧
新一届领导班子一上任就遇到了麻烦，外商不来了，财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迫于巨大的压力，新上任的东州市市长薛元清亲自率领招商团南征北战，但效果不佳。
就任东州市市长前，薛元清是清江省主管工业的副省长，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受命于东州危难之际，东州是清江省的省会，是拥有八百万人口的副省级老工业城市，是清江省经济腾飞的发动机。薛元清非常清楚，在东州干好了很可能会在政治台阶上继续攀登，但是干不好东州也可能成为自己政治生涯上的滑铁卢。薛元清是抱着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决心来东州的，他决心让东州成为自己政治生命的新起点。
然而，两会后，薛元清代市长的“代”字刚刚拿掉，就与市委书记魏正隆在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上发生了严重分歧。
魏正隆对薛元清像无头苍蝇似的到处带队招商引资意见很大，他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
“政府是干什么的？”魏正隆黑着脸问，“你们大家都会说，政府就是要发展经济。这种观念如此流行，以至于大家对此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然而，最近发生在我们东州市政府各部门人人上阵招商引资的做法，突现了这种观念其实是很不恰当的。”
“正隆同志，”薛元清不满地说，“我到东州七八个月了，受‘李张大案’影响，没有外商来，美国公开把东州列为高风险投资区，外商怎么可能到东州来？国内方方面面的人就更不愿意来了。老百姓很悲观，他们认为东州经济至少要在低谷中徘徊三到五年，但是，东州人不可能给我三到五年的时间，一年都不会给我的。如果今年遏制不住东州经济继续下滑的趋势，我在东州就呆不下去了，所以，市政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对于这一点，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背水一战。”
“元清同志，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魏正隆语重心长地说，“我认为，政府只需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这是经济转型时期政府的责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让你这个市长去当厂长。市政府办开发区，县区政府也办开发区，难免要撂荒大片土地；至于人人招商引资最后究竟能落实多少，也很值得怀疑。” “老书记，您说市政府应该怎么办？”薛元清想将魏正隆的军。
“一句话，政府的正当经济职能就是为企业、个人从事经济活动、展开公平竞争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和社会环境。”魏正隆有些激动地说，“要有所为，还要有所不为。我看当前要在三个环节上加大力度，一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二是应该按什么程序做，不应该违反什么程序；三是行政责任追究，不按法做的乱作为，要追究行政责任，不按法做的不作为也要追究责任。一个好政府之所以好，也许仅仅在于它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可以干好什么，可能干不好什么。人贵有自知之明，政府也当有自知之明啊！” 在东州市，市委书记魏正隆是德高望重的。在东州干了一辈子了，他爱这块土地，他更爱东州市的人民。“李张大案”的教训是深刻的，他为此无比痛心。自己再干几年就退休了，但是肩上的担子却越来越重了。如果说死掉的李国藩专横跋扈、一意孤行，那么今天的薛元清却总是给人一种女里女气的感觉，小家子气十足，不仅心胸小而且倔得很。
魏正隆心想，对待薛元清，自己再也不能犯像对待李国藩那样软弱迁就的错误了。这届班子一定要在东州老百姓面前树立“创新、亲民、务实、廉洁”的形象。
薛元清刚到东州，他不敢和魏正隆搞得太僵。他心里知道，自己不像李国藩天生就给人一种做大事的感觉。他常在常委会上公开承认，自己干不了大事，自己到东州就是给老百姓做一些小事的，做那些贴近老百姓生活的小事，做那些老百姓关心的小事。
可是，东州的老百姓并不买账，他们要工作，他们要增加收入，他们要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这几样可都不是小事，这是连国家领导人都放在心上的大事。
薛元清没顾及这些，他一上任就将李国藩、张国昌的做法全盘否定。凡是李国藩、张国昌沾过边儿的事，一律不闻不问。市长如此了，副市长自然效仿。于是修了一年半的东运河停工了，与德国人谈妥的地铁建设合同撕毁了，由于急需用钱，唯一一家美国上市公司也卖掉了。
薛元清想通过招商引资，以城市建设为突破口，尽快树立自己的形象。然而，城市建设是需要大笔资金的。靠财政不行，靠外商，大外商不来了，于是，只能干点小事。他集中资金做了两件事：一是种树，二是修路。
薛市长下决心在任期内把缺林少绿的东州市建成绿树成荫的花园城，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届任期也不过五年，五年是无论如何也树不了木的，于是便将成木移植进了城里。
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移植进城的大树全是松树。各区区长为了完成指标，在城市的犄角旮旯儿种满了松树，树挨树、树连树，也不讲究个间距，老百姓戏称东州市快成烈士陵园了。
只是把松树种到老百姓家窗户底下不行，园林部门头一天种，老百姓第二天拔，搞得园林部门十分头疼。在市政府常务会上，薛市长命令死看死守。
在修路问题上，薛元清与魏正隆的观念又发生了冲突。
魏书记认为，要适当调整城市建设指导思想，由原来重视大广场、大马路改造，逐渐转为重视中小马路改造，当前应当集中力量抓好五大“民心工程”，即棚户区改造，小街小巷维修，小区庭院美化，低洼地区雨后积水整治和中低档楼房翻新。薛元清不以为然。他认为，一个城市要上档次、上形象，必须修建大广场、大马路。
毫无疑问，薛元清上任不久，便与魏正隆的关系微妙起来，薛元清认为魏正隆怕自己干出成绩后取而代之，因此在工作上处处掣肘。
4、迟小牧
薛元清的秘书冯皓是从省里带过来的，薛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