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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这次不用你接我，我到后会通知你。” 我看着电脑屏幕惊诧了，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女人。
省纪委的人不断地找我核实张国昌的事，那是我最痛苦的一段时间，每一句话都涉及一大堆人的身家性命。那段时间我特烦接电话。杨娜从美国来电话都是在半夜，所以家里的电话白天我一律不接，手机基本关机。
我是从网上得知丑儿到东州的，住在四春阁大酒店。我是晚上去见丑儿的。我本来想请她吃饭，可是一进房间，我才发现丑儿穿的短睡裙里是她的身子，我意识到这女孩是想玩真的了。
“丑儿，这可是你自己送到狼嘴里的。”我厚颜无耻地说。
“你怎么知道我就是羊？”丑儿毫不示弱地问……
离别是伤感的，眼泪是灵魂的落叶。我心想，把眼泪用睫毛穿起来那就是生活的项链。临别时，我送了她一个玩具猪。她笑了，从包里拿出一个玩具鱼给我。
“这头猪真像你，它根本不知道鱼的感觉！”丑儿娇柔地说。
我知道世界上有两种动物，痛苦的人和快乐的猪，我现在好像有一种猪的感觉，还有人说幸福就是做一头快乐的猪，猪怎么会懂得鱼的感觉？
丑儿是一条鱼，却莫名其妙地遇上了我这头猪，这大概就是前生的缘分，是红颜总会遇上知己的。像我和丑儿这种鱼遇上猪的奇缘，只得益于我人生的这段磨难。爱就是在这样不知不觉中油然而生的。
丑儿走后，我却真的想念起她来。但丑儿从此便杳无音信，我在网上怎么也找不到她，打手机先是关机，后来就成了空号。我彻底与丑儿失去了联系。
丑儿说过，人生如果能找到五瓣丁香便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如果我们再在人海中相遇，你便是我的幸福。搞艺术的女人太浪漫，把别人的情感点燃了，她却消失在人海之中。
第二章 往事如烟
7、官本位
李国藩和张国昌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东州市老百姓还在议论他们，这让市委书记魏正隆想了很多。东州出了这么大的腐败案，自己这个当班长的，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都是因为自己怕伤了党政两家的和气，而没有及时提出批评指正，甚至容忍迁就造成的。
李国藩到东州就职不久，就开始与市委闹独立，从改造市政府大楼不向市委打招呼，逐步发展到重大项目、重要资金问题个人说了算，重要人事任免独断专行。虽然客观上做了一些群众叫好的工作，但是一个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领导，一个自律意识很差的官员，难免我行我素，发生腐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魏正隆因“李张大案”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本应调离市委书记岗位，但考虑到东州市的稳定，组织上还是给了魏正隆一个改过的机会。
现在薛元清也要抛开市委闹独立，市政府的许多决策不仅不向市委打招呼，连人大也绕着走，长此以往怕是要走李国藩的老路。
想到这儿，魏书记的额头沁出了汗，他觉得应该找薛元清好好谈谈了。想当初，自己若能常找李国藩、张国昌好好谈谈，两员干将不至于走向绝路。
薛元清对魏正隆的掣肘非常不满，他觉得魏正隆虽然口碑好，但是自己年龄上占优势，取而代之是早晚的事，眼下最重要的是组建经营好自己的圈子，上下其手，形成自己的资本和势力。政治家的根本是自己的队伍和势力，作为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必须在此方面花费心血，这样才能有实现自己理想的本钱。
东州权力的核心决不能由魏正隆打着党的旗号一个人把持，这一点薛元清极为清醒和警觉，但是魏正隆是一个极难对付的对手，这个人政治经验太丰富，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又臭又硬，强横得不给对手留下任何余地，和这样的对手打交道必须伺机等待，一旦时机成熟必须痛下重手，否则只能在这种人手下永远委曲求全，这是薛元清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对于政治家来说，东州是一个出政绩的绝佳的政治舞台，也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政治机会。
此时的薛元清正在招商引资大会上面对众多记者，展示着自己的远大理想。
“薛市长，您希望通过政府规划，把东州建设得像华盛顿，还是像纽约？像上海，还是像北京？”一位记者问。
“我希望东州既不像华盛顿，也不像纽约；既不像上海，也不像北京。东州的文化是独特的。没有卢浮宫，巴黎是什么？没有音乐，维也纳是什么？所以东州就是东州，东州是独一无二的。”薛元清神采飞扬地说。
“那么东州的优势是什么？”记者又问。
“‘经营城市’的理念是我们最大的优势。‘经营城市’的新理念是我就任东州市长后提出来并积极倡导的，国企是国有资产，城市本身也是国有资产。政府挣钱，不仅可以通过征收企业的税收，也可以通过经营城市使财政增收。企业可以由董事长和总经理来管，而城市只能由市长来管，如果市长的兴趣不在城市而只在企业，这个城市就会因疏于管理而荒废。脏乱差的城市，以经济眼光来看，就意味着悄悄地贬值，也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市长不管企业，还有董事长和总经理；市长如果不管城市，城市就无人去管。”
薛元清的讲话很具煽动性，他作秀的本领一点都不比李国藩差。
我记得在一次经济研讨会上，李国藩和张国昌邀请了二十几名东州市人民政府经济顾问，在会上李市长和张副市长大谈东州经济GDP的增长，当时李国藩的本意是想通过这次作秀让这些经济顾问们对自己在东州的政绩在理论上拔拔高，没想到却遭到了批评。
一位姓郑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严肃指出了东州经济与生态发展之间的矛盾，指出增长也要讲道德；另一位姓王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观点更为直接，他说，增长和发展并不是内涵完全重叠的概念。东州市决策层对这一点的认识有误区，总认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认为增长了就是发展了。其实，根据发展的类型，有的是“高增长、高发展”，有的是“高增长、低发展”，也有的是“高增长、无发展”。东州市一定要警惕走入“高增长、低发展”的怪圈，落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陷阱。
两位院士对东州的发展提出了批评，这使李国藩的心里很不舒服。最后，张国昌说，各位对市政府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各位都是专家院士，是东州市最大的财富，有什么要求我们都尽量满足。
郑院士和王院士提出了一个要求让李市长和张副市长很为难。他们说，能不能给东州市的院士“市长级待遇”。
我没想到两位院士还有这种官本位思想，科学的最大悲哀就是给有成就的科学家戴上一顶乌纱帽。不过，我看得出，如果选这两位院士当市长，他们会义无反顾地抛弃得之不易的院士头衔。这是不是科学制度的悲哀。
这件事让我认真地思考了市长都有什么待遇，答案是：一个不腐败的市长只是人民公仆，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一个腐败的市长自认为是人民的父母官，那他要什么待遇就有什么待遇。
如果官员把权力看成是公众的，就会运用权力造福社会；如果官员把权力看做是实现自我价值用于自我享受的工具，就会危害社会和人民的利益。
现实生活很难证明，想当官的人都是出于为社会服务的目的。理性的社会学者更愿意把职业和人生道路的选择当作人生方式来考察。既然是投资，每个理性的投资者都会考虑以最少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
我不愿意去想官场上的那些闹剧，又抑制不住自己的思想。是啊，如果市长没有待遇，为什么院士都那么羡慕，而如今的现实，又有多少人羡慕院士呢？
8、选择
我在大学时是很想当一名受人尊敬的院士的，不知为什么鬼使神差地从了政。可能自己是学生会干部的缘故，我大学二年级就担任了系学生会主席。
我是学生物的，生物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在我看来，人不过是有思想、会说话的动物，因为动物也有自己的情感世界。最起码无论动物、植物和微生物都懂得传宗接代，它们只有在需要传宗接代时才发情。而人在传宗接代的基础上，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优生优育，这一点让人的性要求相对于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来说更精神化了。
我每天在实验室里解剖着各种动物，分类着各种植物，培养着各种微生物，畅想着二十一世纪就是生物世纪的美好梦想，一口气读完了研究生。
快毕业分配时，研究生部王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
“雷默，省政协副主席、省委讲师团团长马奇到我们学校选人，马团长要一个学经济的，我推荐了你。”王主任慈祥地说。
“王主任，为什么推荐我？人家要学经济的，我可是学生物的。”我不解地问。
“我了解那几个学经济的，我怕他们给我们学校掉价。”王主任毫不掩饰地说。
于是我就在研究生部的小会议室里见到了马副主席。马副主席听说我是理科的学生，就问我，《自然辩证法》是怎样的一本书？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虽然没有完成，但这是恩格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当代自然科学的各种结论作了科学的概括。一九二五年这部遗著以手稿和笔记的形式出版，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它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及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口若悬河地说。
很显然，我的回答令马奇同志很惊诧，他没想到一个学生物的也这么懂《自然辩证法》。 “你能知道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没有完成就很不简单。”马奇同志赞赏地说。 “《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研究了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种运动形式的辩证关系。这在生物学研究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我继续补充道。
马奇同志很愿意跟我谈话。“想不想从政啊？”他和蔼地问。
“想过，但只是想想而已。讲师团是干什么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给领导干部讲马列主义，听课的可都是大干部。你愿不愿意去呀？”马奇同志解释说。
我笑了笑，未置可否。
离毕业还有两三个月，我的当务之急是论文答辩。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一个星期后，研究生部主任又通知我，让我去省委讲师团一趟，几位副团长要见见我。
我惴惴不安地来到省委，在收发室登了记。收发室的工作人员往里打了电话，同意我进去。我走进省委大楼。这是一座苏式建筑，楼的举架很高，但窗户很窄。
我走在幽深的铺着红地毯的走廊里，感觉到一种无形的森严和神秘，心里有些发慌。几位副团长在一个小会议室接待了我。马奇同志今天没在。
“雷默，马奇同志介绍了你的情况，我们不太相信，想再考核考核。”一位副团长说。 他们让我谈一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我来之前多了个心眼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几本著作我都翻了翻。
“这本书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其实我对这本书也就知道这些。几位副团长对我能回答这三部分就很满意。
“你的专业生态学是怎样一门学科？”他们继续问。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人作为一种高级生物，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上升到哲学问题，因此，生态学与哲学之间是相通的。”既然问到了我的专业，我就极尽发挥之能事。
在攀谈了半个小时以后，一位副团长说：“很好，你回去等信儿吧。”
我离开省委大院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毕业论文答辩后，我从《东州日报》上看到一则招聘信息，东州市政府研究室招聘三名工作人员，其中要一名学生态的。我一看与我的专业有关，便毅然决然地报了名。
考试那天早上，由于着急参加考试，骑自行车闯了红灯，我心想，坏了，警察要是扣我的车就耽误事了。
警察一过来，我就满脸堆笑地说好话。也是老天爷成全我，警察那天的心情不错。他说：“你怎么回事儿？下次注意，走吧。”我喜出望外地骑上自行车就消失了。
考试很顺利，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当时的分配原则叫双向选择。省委讲师团一事我已抛在脑后。
市政府研究室通知我上班，上班的第一天就参加了市政府机关运动会。开幕式上，研究室方队人人拿了一把羽毛扇，好像人人都是诸葛亮一样。
我走在方队中感到很自豪，研究室是市长的智囊团，我是市长智囊团的一员，心里很得意。
可是麻烦不久就来了，研究室人事处到白山大学研究生部拿不到我的档案。研究生部王主任说，两个月前就被省委组织部拿走了。
研究室人事处的同志与省委组织部沟通，回答很简单：“这个人省里相中了，让他到省委讲师团报到吧。”
研究室人事处的同志据理力争，但没有用，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而我已经开始介入东州市最大的软科学课题《东州市城市生态建设总体规划》。
那是一段很灰色的时光。我在市政府研究室工作了半年多时间，没拿到一分钱工资。人事处的同志费尽心机还是拿不到我的档案。我也动用了父亲所有的关系，最后打动了马奇同志。
马副主席要找我再谈一次话，于是，我再次走进省委办公大楼，走进了那条铺着红地毯的幽深的走廊。
在马奇同志的办公室，他亲自给我倒了一杯水。这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慈祥老人。
“雷默，人生的路怎么走就在一念之间。讲师团很清静，市政府很热闹，但是钱钟书先生说过，‘你愈听得见喧嚣，你愈听不清声音’，天地间有许多景象是要闭了眼才看得见的。” 马奇同志的话让我很震动，但我已经不可能更改选择，我为这个选择付出了太多。
“我们已经安排你到省委党校进修一年。”马奇同志遗憾地说，“既然你不愿意来，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最可惜的是我们浪费了一个研究生指标。好了，年轻人，祝你前程似锦，好自为之吧。只怕你有一天要后悔的。”
这最后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现在想起来，如果我当初留在省委讲师团，人生的路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不敢想，也不能去想。可见，我与官场是一个历史性的误会，我与张国昌是一个知遇之恩的错误。
9、赌徒
张国昌原本是街道办事处的一名普通干部，由于天资聪颖被招聘到市政府研究室，很快便升任为工业处副处长。一次与主管工业的副主任出差，回来后向市政府秘书长汇报被考察城市的工业情况，副主任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秘书长说，国昌啊，你做做补充吧。
张国昌口才极好，他抓住机会口若悬河，条理清晰一二三四五，说得秘书长频频点头。这次汇报不久，张国昌就被破格提拔为市计委副主任，不到两年又升任副市长。张国昌在官场上升得太顺了，顺得让人眼晕。
但是张国昌毕竟文化底蕴有限，他在进入街道办事处之前只是个药材店的仓库保管员。俗话说，高处不胜寒，张国昌在官道上达到一定高度以后，明显感到自己的文化底蕴力不从心，在驾驭全局时有些吃力。他想在文化理论上找条拐棍，他实际上物色了好长时间。
在一次接待香港外商回来的路上，我第一次有幸坐在张国昌的小轿车里，那天晚上下着毛毛细雨。
“雷默，你在《东州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我都看过了，很有见地，我看你就调到办公厅来吧，研究室的工作太虚，年轻人还是要多干点实事，多开阔眼界，我看你就调到综合二处跟着我吧。”张国昌斜躺在后车座上说。
我当时听了激动不已，大有不知所措之感。就这样，不到一个星期，我就被调到市政府办公厅综合二处任副处长了。
应该说，张国昌身上有一种草莽的魅力，此人天资聪慧，却又不学无术，满嘴脏话中充满了哲理：“有的同志工作起来忙不到正地方，满场跑就是不进球，还有的同志一天到晚狗操猪稀里糊涂。这不行，跟我干活就得脱裤子坐板凳，板是板，眼儿是眼儿。我喜欢总结过去老地主的工作方法，就得让干部少睡觉，多干活，干好活，在我面前即使你是个混蛋，我也要叫你不敢偷懒耍滑。在我眼皮子底下能躲过去，是树林里放屁——凑巧了。什么叫领导方法？我看就是让大家都干活，别闲着。凡事儿都有一个理儿，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不是皮裤没有毛就是棉裤薄。”
张国昌看上去有些侠肝义胆，又充满了匪气。他跟我说过，他自身就是个矛盾体，有流氓的劣根性又有追求儒雅的理想。这种性格上的两重性让他很痛苦。
据说张国昌的爷爷带领全家逃难途中，就曾带领一帮逃荒的灾民揭竿而起，抢占了一个地主家的大院，招兵买马，整日杀猪宰羊。后来这家地主引来了日本人，张国昌的爷爷领着全家逃了出来，叔叔、大爷却被活活地烧死了。
所以，张国昌身上有一种天然的英雄主义血统。用老百姓的话讲叫做匪气。他从小就是孤儿，一边吃百家饭，一边发愤出人头地。
文化大革命来临的时候，张国昌也上了山下了乡，在一个叫做丁家堡的地方认识了孟丽华。孟丽华是随父母走“五？七”道路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
一次，一个村霸对孟丽华欲行不轨，被张国昌发现，他夺过一个车老板儿的马鞭把那个村霸抽得满地打滚儿。孟丽华就这样爱上了张国昌。
张国昌从小很喜欢听《七侠五义》、《三国演义》里的故事，当上东州市副市长以后喜欢看金庸先生的小说，有一段还迷上了二月河先生的《雍正皇帝》。他没有时间看书，我只好给他搞了一套VCD，他一连看了三遍。
也难怪，连领导人也爱看二月河的作品。国务院的一位领导到东州视察时还说，你们一定要读一读二月河的皇帝系列，康熙打了三次大胜仗，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税收、海关。当时张国昌正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