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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她们手中拿的是同一首情诗。
迟小牧一听我要回山东老家，非要跟我去，说要看看我小时候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我没办法，只好同意了。
早晨六点钟，我们驾车出发了，高速公路上一路狂奔，晚上十点钟便望见了久违了的故乡。我的心情很激动，迟小牧却很好奇。我们找了一家店住下，痛饮狂吃一顿便各自睡去。刚刚睡着就有人敲门。
“谁呀？”迟小牧没好气地问。
“服务员。”一位小姐的声音。
迟小牧也没多想就开了门，从门外进来两位花枝招展的小姐。
“两位大哥，需不需要我们姐儿俩陪一陪？”其中一位说。
我心情不好，又累了一天，没好气地说：“滚，不需要。”
“雷默，玩玩嘛。”迟小牧忙说。
“小牧，我太累了，没情绪。”我厌恶地看了一眼两个小姐说。
“雷默，你呀，不会享受生活。人哪，就那么回事，滚吧，今儿大哥没心情。”
迟小牧不情愿地把两位小姐撵走了。然后扔给我一支烟说：“跟谁干也不如跟胡艳丽干得劲儿。”
“胡艳丽是白虎呀？”我开玩笑地说。
“可不是。”
“白虎可是灾星。你小心点，别把自己玩死。”
“雷默，你知道人的结果是什么吗？人的最终结果就是死。”
“你和胡艳丽的关系别让冯皓发现了。冯皓一旦发现，你就死定了。”
“谁死谁活还不一定呢。”
“怎么，听你的口气好像抓住了冯皓的小辫子？”
“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18、故乡
北辛店已经面目全非，但我奶奶家没变，还是我小时候的样子，只是奶奶死后，叔叔对宅院重新进行了翻修。这房子原本是一座庙，是个什么庙说不上来，是土改时分的，后来我爷爷又盖了两间厢房。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爷爷，我出生前他就死了，只知道他是北辛店最有学问的人。
我考上大学时，我叔叔曾给我写过一封祝贺信，信上说：“你爸爸是我们北辛店第一个初中生，我是北辛店第一个高中生，你是北辛店第一个大学生。”
叔叔在一家中专学校教书，家就在校园里，我奶奶家的房子一直空着，叔叔一星期回来一次，这房子几乎成了叔叔家的别墅。我是光屁股在这儿长大的，奶奶就在门前做针线活儿。当时，门前有一条小溪和一望无际的稻田，现在稻田还在，小溪却干涸了。
我向叔叔介绍了迟小牧，叔叔说：“家里坐吧。”我们便坐在庭院里的石桌石凳上聊天。 迟小牧对院子里的一草一木都感兴趣。
“雷默，这院子真像鲁迅先生写的百草园。” 迟小牧兴奋地说。
叔叔虽然小父亲十五岁，却也是近六十岁的人了，不过身体硬朗。叔叔从小就长得帅气，老了也不失风度。我们爷儿俩快二十年没见了，老人很激动。
饭菜是我婶儿准备的，饭菜一入口，我的眼泪就流了出来，我在这个院子里没少吃奶奶亲手做的饭菜，如今奶奶已经故去了，我却仿佛还能感觉到她老人家的身影。
给奶奶上坟，我哭得很厉害，搞得迟小牧也流了眼泪。我把奶奶坟上的草用手全部拔净，两条胳膊已经划得伤痕累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委屈，哭得几乎晕了过去。
“李张大案”发生后，叔叔从电视、报纸上已经知道了。
“俺们老雷家的人都实在，叔叔真怕你意气用事着了人家的道。”叔叔担心地说。
“叔叔，我做不出对不起老雷家的事。”我信誓旦旦地说。
叔叔高兴了，他拿出老雷家的家谱说：“雷默，你要是不出事就是咱家家谱中第二个有出息的人，用现在的话讲，你是县团级呀，要是在古代那就是县太爷呀。”我看了家谱，祖上最大的官儿就是历城县县太爷。
夜深了，我和迟小牧都睡不着，站在大门前望着月光下干涸的小溪发呆。迟小牧递给我一支烟，我点上火深吸一口，心中无限感慨。
小溪已经干涸了，只剩下两岸丛生的杂草和蜿蜒向前的痕迹。但我的脑海里仍忘不了它常年潺潺汩汩地流淌着的印象。
“雷默，我真羡慕你，心里还有个百草园。我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工作在城市，内心就缺这么个百草园哪！”迟小牧感慨地说。
“小牧，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百草园，那是心灵的庄园，只要守住这个庄园，就不会丢掉信仰，至少不会成为信仰的弃儿。”
“雷默，你别傻了！” 迟小牧哈哈大笑地说，“现在不是我们背叛了信仰，而是信仰欺骗了我们。曾几何时，年轻女性因为有性经验而羞耻，如今的女孩却因为缺乏性经验而害臊。时代变了，信仰值几个钱？”
我被迟小牧的话震呆了，我觉得迟小牧太可怜了，他连心灵的庄园都丢掉了，让欲火烧得精光，他连精神家园都没有了，只剩下肉欲的发泄和垂死的浪漫。
我告别了叔叔和北辛店，迟小牧开着车，我们向北滩头我姥娘家进发。北辛店与北滩头之间只有三十多里路，过去只有一条土路，小时候，我从奶奶家去姥娘家都是走这条土路，那时候，土路两边除了梨园，就是桃园，现在已经修成了柏油马路，梨园和桃园都成了房子。 过小清河大桥时，我又惊呆了，小清河好像干了好多年了，河道里长满了杂草。我小的时候过这条河要用一条大木船轮渡，河里面穿梭往来的全是汽艇，汽艇后面还拖着十几条大木船，那场面很是壮观。
我的游泳就是在这条河里学会的，那时候经常横渡到对岸叫坝子的地方偷桃，有时候也爬到汽艇拖的大木船上去偷西瓜。我母亲说，她小时候，这小清河里清得可以望见大鲤鱼。 唉，我这次回乡，奶奶家门前的溪水干了，姥娘家村头的小清河也干涸了，终于，这两条干涸的河流化作我两行涩泪滔滔而下。人生最大的精神痛苦莫过于寻找家园却感到无家可归，寻求安定却到处漂泊。
我让迟小牧把车停下，我们下车漫步在河堤上，虽无河水奔流，却有草甸芳香，我们深吸着清新空气，好不惬意！
我给迟小牧讲着小清河的历史，仿佛耳边汽笛长鸣。人生的遗憾恰恰就是一种有限了。人们除了在有限中期望无限，在过程中期盼永恒，使有限的过程显示出一种无限的意义，还能期盼什么呢？
舅舅家的日子明显不如叔叔家过得好，舅舅为人耿直，万事不求人，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求人如吞三尺剑。房子还是那间老房子，只是院子里的大枣树没有了。
“大枣树太老了，砍了。”舅舅用苍老的声音说。
我记得那大枣树的树干两个人才能抱过来，是弧形的，很好往上爬。树叶覆盖了整个院子，一到雨后，满院子的红枣，让人看了就兴奋。
小时候，我和我姥娘就住在老屋里。老屋是露着房梁的。有一天早上，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我姥娘在饭屋里做饭，不停地拉着风匣，我躺在床上睡懒觉，我虽然闭着眼睛，但清清楚楚记得自己是醒着的，后来一睁眼身子就动不了了，难受得很，只见房梁上坐着一个“小人”冲着我直笑，还对我比比画画的，我既动不了，也说不出话，但心里清清楚楚的，我拼命挣扎，越挣扎，那“小人”越笑，我急坏了！
这时候，院子里传来了我姥娘唤鸡的叫声，并且推门进了屋，那“小人”突然不见了，我的身子也能动了，我一扑棱坐了起来，对姥娘说刚才发生的事，我姥娘说，你碰上“狐仙儿”了。
后来，我跟母亲也提及此事，母亲说，她小时候也在屋里遇见过这事儿。我对迟小牧说起此事时，他一点儿也不相信。
舅舅家门前原来是一片菜地，姥爷的坟就在那儿，就像从未见过爷爷一样，我也从未见过姥爷，不过，后来村里要在那片菜地里盖小学，姥娘只好给姥爷迁坟，坟挖开以后，姥娘将姥爷的尸骨一块块地捡放在一块蓝布上，我就站在旁边，姥爷的头骨上一颗牙也不少，这是我见过姥爷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姥爷的坟就迁到了小清河的边上。后来姥娘与他合葬在一起了。
北滩头的一切我太熟悉了，我无法停止怀旧。我和舅舅跪在姥爷和姥娘的坟前沉默不语。舅舅点着两支烟，又倒了两盅酒放在坟前，低低地说：“爹、娘，你们的外孙子来看你们来了。” 舅舅的话音刚落，我的眼泪就已经模糊了双眼。我默默地磕了三个头，渴望两位老人灵魂安息。
我对生死的认识就是从北滩头开始的，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天中午，我和伙伴建国、东升去打猪草，我们横渡过小清河，偷吃了一顿梨，然后又横渡回来，将篮子打满猪草，高高兴兴地往回走。
快到东升家里时，就见东升家的院内院外围满了人，哭声一片。东升知道家里出事了，拔腿就往院子里跑。我和建国也紧跟在后面，跑到院子里，看见两条板凳搭了一块门板，东升的父亲一动不动地躺在门板上，脸色蜡黄。东升的母亲悲痛欲绝。建国的母亲在一边安慰。 我听旁边的人说，东升的父亲中午正喝着酒突然就死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人，害怕得不得了。不可思议得不得了，那时想，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说不动就不动了呢？我好几天都吃不下东西，而且不敢出院子，还是建国天天来陪我，才慢慢地好起来。
从那以后，目睹了数十次生生死死，仿佛也麻木了，生死不过是个轮回，生不带走，死不带去。单位同事的父亲母亲死了，去出个殡；单位的老同志病故了也去出个殡，连东州市前任市长在美国出车祸死了，我和同事还一起布置过灵堂。然而，真正触动我灵魂的死是张国昌的死，他的死让我对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生的最终意义就是将来对死要有个交代。交代好了名垂青史，交代不好遗臭万年。最起码要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点美好的回忆，就像我奶奶和我姥娘，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长到多大，心一静下来眼前就闪过她们慈祥的笑容。
张国昌对我也是有过好的记忆的，因为毕竟他对我有知遇之恩，但他对于老百姓却不好交代，他只有以死谢罪，死了人们还不依不饶，还要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写纪实文章来骂他，还要拍电视剧来警示后人。这样的死让活着的亲人无比痛心。
离开舅舅家，我和迟小牧都有些感慨，迟小牧不像来时那么活跃了。
“小牧，是不是累着了？”我笑着问。
“不是，我是想我妈了。”
我一听笑了，心想，出来才几天，这不像一个快到中年的人说的话。过了德州，看到了一片棉花地，迟小牧把车停下。
“老乡，哪儿能买到新棉花？”迟小牧摇下车窗问。
“那儿的棉花都是新棉花。”老乡指了指棉花地边上的一趟平房说。
我和迟小牧走过去，原来这趟平房是一个小型棉花加工厂。
“小牧，买棉花干什么？”我不解地问。
“我妈一直让我给她买点新棉花给我爸做棉袄用，我一直没当回事。”
“买一件新棉袄不就得了。”我笑着说。
“我爸不喜欢穿买的棉袄，就喜欢我妈做的棉袄，我爸说穿上舒服。”
我为迟小牧高兴，心想这小子陪我回了一趟老家，心灵庄园里已经长出了用孝心培植的棉花。
第四章 纸醉金迷
19、傍大款
回到东州以后，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处值班室给我打电话，说省纪委的人一直在找我。 “什么事？”我有些紧张地问。
“不知道什么事，都找到常务副市长那儿了。杜市长指示，一定要找到你。”值班室的人说。
我心想，张国昌已经执行注射死了，我也辞职快一年了，省纪委还找我干什么？转念一想，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去看看再说，我便去了黑水河会所。这里是“李张大案”专门双规干部的地方。最多时双规过二百多人。
我走进408房间，屋子里坐着两个人。
“是省纪委的吗？哪位是梁主任？”我问。
“你是谁？”其中一位年纪在五十二三岁的人问。
“我是雷默。”
“噢，是雷秘书，我姓梁。”梁主任很热情地过来与我握手。
“我们是省纪委研究室的，这位是副主任老罗。”老罗也与我握了手。
“省委书记陆清同志交给我们一个课题，题目是‘如何规范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的行为’，你曾经是张国昌的秘书，能够在‘李张大案’中把握住自己，不容易啊！想请你谈谈如何才能做好领导秘书。” 老梁客气地说。
我听了这个问题内心哭笑不得，心想，哪是什么把握自己，而是张国昌在豪赌等问题上没带上自己，如果带上自己，我能不去？躲过此劫只能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要说一点主观自制没有，也不现实，最起码我最了解张国昌，我更了解自己是干什么的。平时努力找准自己的位置，只要工作不越位，生活不越轨，就有了基本点。
秘书是生活在权力核心的小人物，秘书在权力运作中的隐蔽性使他们既容易得到重用，同时也容易成为权力斗争和组合下的牺牲品。
我上任不久，就发现东州市政府的政治生活已经不正常了，像李国藩、张国昌这些人从来不过什么组织生活，已经成了党内个体户，人们没有办法通过正常途径来达到目的，只能用金钱来做润滑剂。正如李国藩在自己的忏悔书中所说的：
“我忘记了自己在就任东州市市长的人大会上‘人民选我当市长，我当市长为人民’的誓言，把人民授予的权力异化为个力，使自己变成一手红，一手黑，一方面为老百姓办好事，一方面在背地里搞腐败的两面派。”
“我给张国昌当秘书有一种朴素的警觉，这种警觉跟他时间越长越大，”我对老梁、老罗坦诚地说，“一是张国昌见佛就拜，而且长跪不起，叫人警觉；二是虽然我没跟他一起去境外赌博，但订香港赌船的票他并不瞒我。有一次在车上，他当着我和司机李亮的面用手机与香港朋友通电话，订三张‘东方公主号’的船票。我早就知道，‘东方公主号’是赌船，因为周润发和刘德华合拍的《赌侠》就是在这条赌船上拍摄的。”
东州市的一位副秘书长与张国昌一起去过菲律宾，这位副秘书长是张国昌一手提拔的。在菲律宾期间，他和张国昌出入菲律宾的大小赌场。他回国后对我说，“老板在赌场中牛气冲天，胸前戴着金刚，手上戴着钻戒、手链，脖子上挂着项链，嘴里叼着金烟嘴。”副秘书长把这当牛吹，我却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知道在这样的领导身边工作，要多可怕就有多可怕。官场自古以来就是一潭深不可测的水。东州官场的水有多深、多浑，非身处其中者难以描述，就是我这身在其中的人也难识“庐山真面目”呀。
在东州，市长秘书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连办公厅领导也得礼让三分。秘书们处于“放羊”状态，出不出事就看自己的修养和造化了。
像我这个常务副市长的秘书与一般副市长的秘书还不同，张国昌揽权，人、财、物都揽在手里，大有与李国藩夺天下的意思，因此，我要把握不好非出事不可。
张国昌主管的委、办、局、区的领导就有四百多人，这些人谁向张国昌汇报工作都要先与秘书预约，让谁见不让谁见就是秘书的事了。不让哪个领导见就得撒个谎，说什么张市长去省里开会去了，省长高远找谈话去了，下基层了等等。
秘书都是撒谎专家，而且脑子要活，撒谎要让人家信，否则就得罪人了，每天都要撒谎，人家要是不信几天就把人都得罪光了。
只要张国昌在办公室，见他的人就会络绎不绝。这些人先是在我办公室等，我安排谁见谁就先见，张国昌的办公室在里屋，我的办公室在外屋，中间隔着一道门，出出进进我是可以随便听的，但是我从来不听，安排人进去后，我就把门关上，里面说了什么干了什么，我一概不知。有些事知道也装不知道。
其实，即使张国昌想瞒我的事也瞒不住。有多少人想巴结市长，就有多少人想巴结秘书，甚至秘书的信息网比领导还广，因为秘书可以狐假虎威，而且还有隐蔽性。比如张国昌赌博从来不对我说，特别是在香港、澳门赌博的事，我不在身边，似乎就一无所知，但是我可以判断。他去香港这么多次，不是说有些事非得在香港办不可，在东州办就可以了，但是他每次都可以找一个理由去香港，然后就是去澳门赌博。他不仅在境外赌，在东州市内每周都要赌一次。
东州有一家大酒店叫红星大酒店，老板叫刘阿泰，是东州市最早靠开歌厅起家的，那素质就是一个鸡头，但跟张国昌是铁哥儿们。张国昌每星期都要在红星大酒店住一宿。
刘阿泰为了伺候好这位财神爷大哥，特意装修了房间，三陪小姐一周一换，因为怕认出张国昌。张国昌爱吃鱼翅、鲍鱼，刘阿泰便从香港高薪聘请厨师。
起初当秘书的时候，张国昌每到周末就对我说，“累了一周了，去红星大酒店休息休息。”我就和司机李亮送他去，但东州人都知道红星大酒店是个鸡窝，美女如云，老去那儿的人没好人。
时间一长，连十字路口的交警也发现了张国昌总去红星大酒店的秘密，到处散布。张国昌听到后就撤了那个岗，改为自动监控。张国昌不知道这些都是掩耳盗铃，时间长了连刘阿泰在我面前说话也不提防了。
“雷默，你知道老板今晚赢了多少？”有一天刘阿泰吹牛说走了嘴。
“赢了多少？”我好奇地问。
“十多万！”我听后目瞪口呆。
东州市的副市长级以上领导谁没有几个大款铁哥儿们？与李国藩最铁的哥儿们还不是杨四，是一个叫穆丁的人。
穆丁是当兵出身，圆脸，淡眉，目光炯然，中等身材，微胖，表情自然而丰富，李国藩当县长时，此人是李国藩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可谓嫡系。李国藩升任西州市副市长后，此人被调到市建委任副主任，李国藩升任清江省副省长主管全省建设以后，穆丁抓住时机辞职下海搞起了房地产开发，仗着与李国藩的铁哥儿们关系，批地贷款，很快就把生意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