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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丁丑（疑误），京陵元公王浑去世。九月，任命尚书右仆射王戎为司徒，太子太师何劭为尚书左仆射。
戎为三公，与时浮沈，无所匡救，委事僚采，轻出游放。性复贪吝，园田遍天下，每自执牙筹，昼夜会计，常若不足。家有好李，卖之恐人得种，常钻其核。凡所赏拔，专事虚名。阮咸之子瞻尝见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
王戎担任三公，随着当时的趋向升降、沉浮，对于国家的政事没有匡正与救助。他把事情委托给下属，轻身外出游玩。他生性贪婪、吝啬、园林、田地遍天下，时常独自手持筹码，昼夜计算，常常好象不满足的样子。他自己家里种的李子非常好，卖出去恐怕别人得到种子，就在李子核上钻了洞。他所赏识提拔的人也都只看虚名。阮咸的儿子阮瞻曾经与王戎会面。王戎问他说：“圣人看重名分，老、庄明了自然，他们的宗旨是相同还是不同？”阮瞻说：“莫非同？”王戎赞叹不已，于是征召阮瞻，当时的人们称之为“三语掾”。
是时，王衍为尚书令，南阳乐广为河南尹，皆善清谈，宅心事外，名重当世，朝野之人，争慕效之。衍与弟澄，好题品人物，举世以为仪准。衍神情明秀，少时，山涛见之，嗟叹良久，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乐广性冲约，与物无竞。每谈论，以约言析理，厌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论人，必先称其所长，则所短不言自见。王澄及阮咸、咸从子、秦山胡毋辅之、陈国谢鲲、城阳王、新蔡毕卓，皆以任放为达，至于醉狂裸体，不以为非。胡毋辅之尝酣饮，其子谦之窥而厉声呼其父字曰：“彦国！年老，不得为尔！”辅之欢笑，呼入共饮。皆卓尝为吏部郎，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瓮间盗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乐广闻而笑之曰：“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
当时，王衍担任尚书令，南阳人乐广任河南尹，他们都喜好清谈，存心于事务之外，在当时很有名望，朝野上下倾慕他们并争相仿效。王衍和他的弟弟王澄，喜好评论人物并定其高下，当世之人都把他们的评价作为标准。王衍精神意态聪明秀美。他小的时候，山涛见到了他，赞叹了很久，说：“什么样的老妇人，生下了这样的孩子！但是妨害天下百姓的人，未必就不是这个人。”乐广性情淡泊谦和，简约，清明广远，与世无争。他谈论起来，总是以简略的语言辨析事理，使人感到心服、满足，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他就保持沉默。他谈论人，必定先称赞这个人的长处，那么这人的短处不用他说自然也就显现出来了。王澄以及阮咸、阮咸的侄子阮、泰山人胡毋辅之、陈国人谢鲲、城阳人王、新蔡人毕卓，都以放纵任性为通达，甚至喝醉了酒发狂，裸体，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胡毋辅之曾经畅饮，他的儿子胡毋谦之见到了，厉声叫着他的字说：“彦国，你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不应当这样作！”胡毋辅之欢喜地笑起来，叫他过来一起喝酒。毕卓曾经任职吏部郎，邻室的主人酿造的酒熟了，毕卓喝醉了酒。夜里，溜到放置酒瓮的房间里去偷酒喝，被看管酒的人捆绑起来，第二天早晨一看，原来是毕吏部。乐广听说以后笑他说：“名分礼教之内自有欢乐之处，何必如此！”
初，何晏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贤者恃以成德。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王衍之徒皆爱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诞为美，弛废职业。裴著《崇有论》以释其蔽曰：“夫利欲可损而未可绝有也，事务可节而未可全无也。盖有饰为高谈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陈空无之美。形器之累有征，空无之义难检；辩巧之文可悦，似象之言足惑；众听眩焉，溺其成说。虽颇有异此心者，辞不获济，屈于所习，因谓虚无之理诚不可盖。一唱百和，往而不反，遂薄综世之务，贱功利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贤。人情所徇，名利从之，于是文者衍其辞，讷者赞其旨。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职，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忽容止之表，渎长幼之序，混贵贱之级，甚者至于裸裎亵慢，无所不至，士行又亏矣。
当初，何晏等人师法、陈述老子、庄子，他们所树立的观点认为：“天地万物，都以无作根本。所谓无，就是明了事物的真象，以成就天下的事务，这是无论走到哪里都存在的道理。阴阳赖此而发育滋长，贤能的人赖此而成就德行。所以无的功用，虽然没有爵位却很重要。”王衍之徒都很喜爱和尊重何晏。从此，朝廷的士大夫都把虚浮放诞作当美好的行为，对自己的职务松懈荒废。裴撰写《崇有论》解说这种风气的弊端说：“利益和欲望可以减损却不可以断绝它的存在；事物可以节制却不可完全没有。有装扮成为具有发表议论的才能的人，深刻地列举了有形的过失，盛赞空无的美好。有形的器物虽然有妨碍但却可以证验，空无的义理却难以考察。美妙善辩的文字能使人欢喜，似乎是那么一回事的言谈足以使人迷惑。众人听了这些言论为之迷乱，沉迷于已有说法，虽然有一些不赞同这些说法的人，但由于言辞不能通，就屈从于所形成的习俗，因此认为虚无的道理的确不可以掩盖。一人唱而百人应和，去而不返，于是看不治理天下的事务，轻贱功劳业绩的作用，崇尚游手好闲的事务，蔑视有经世之实的贤能之人。人情这样趋向，名与利随之而来，于是，能文之士扩大其辞，言语迟钝的人赞美其宗旨。创立学说凭藉于虚无的意旨，就被称为玄妙；居于官位而不亲临自己的职务，就被称为风雅深远。侍奉自身、疏略廉洁的操守，被称之为心胸开阔，没有拘束。所以磨炼节操与德行的风气，更加衰落。放纵的人借着这种风习，有的违背祭祀、丧葬的礼仪，忽视形貌举止的仪表，轻慢长幼的次序，混淆贵贱的等级，更有甚者，到了赤身露体不庄重的地步，真是无所不至，士大夫的操行又被毁坏。
夫万物之有形者，虽生于无，然生以有为已分，则无是有之所遣者也。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治既有之从，非无用之所能全也；治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修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谓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渊之鳞，非偃息之所能获也；陨高墉之禽，非静拱之所能捷也。由此而观，济有者毕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然习俗已成，论亦不能救也。
“有形的万物，虽然是由无滋生出来的，然而既已生出来，有与无就已经有了区别，那么无就是被有所遗弃的了。所以繁殖已经在生长的有，并不是无的作用所能够达到的；治理已经存在的百姓，并不是无为就能掌管的。心并不就是事务，但是控制事务必须要通过心，然而却不能说心是无。工匠并不是器具，但是制作器具必须要由工匠才行，然而却不能说工匠是不存在的。因此要想捕捞深水中的鱼虾，并不是安卧就能得到的；要想让高墙上的鸟儿落下来，并不是安静地拱手就可以成功的。由此看来，增益有形的事物是有用的。虚无对于已有的百姓又有什么好处呢？”然而习俗已经形成，裴的议论也不能有所救助。
＇4＇拓跋猗度漠北巡，因西略诸国，积五岁，降附者三十余国。
＇4＇拓跋猗越过沙漠以北去巡视，借此向西攻打各国。经过了五年，投降归附他的有三十多个国家。
八年（戊午、298）
八年（戊午，公元298年）
＇1＇春，三月，壬戌，赦天下。
＇1＇春季，三月，壬戌（十九日），大赦天下。
＇2＇秋，九月，荆、豫、徐、扬、冀五州大水。
＇2＇秋季，九月，荆、豫、徐、扬、冀五州闹大水灾。
＇3＇初，张鲁在汉中，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依之。魏武帝克汉中，李氏将五百余家归之，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号曰巴氐。其孙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骑射，性任侠，州党多附之。
＇3＇当初，张鲁在汉中，人李氏从巴西宕渠去依附张鲁。魏武帝攻克了汉中，李氏带领五百多家归附魏武帝，被授予将军职，迁移到略阳以北地区，称号为巴氐。李氏的孙子李特、李庠、李流，都有材力而又勇武，善于骑马射箭，性格仗义抱不平，州中与之志同道合的人都去归附他们。
及齐万年反，关中荐饥，略阳、天水六郡民流移就谷入汉川者数万家，道路有疾病穷乏者，特兄弟常营护振救之，由是得众心。流民至汉中，上书求寄食巴、蜀，朝议不许，遣侍御史李持节慰劳，且监察之，不令入剑阁。至汉中，受流民赂，表言：“流民十万余口，非汉中一郡所能振赡；蜀有仓储，人复丰稔，宜令就食。”朝廷从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剑阁，太息曰：“刘禅有如此地，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闻者异之。
到了齐万年造反的时候，关中连年庄稼不熟，略阳、天水六个郡的老百姓流亡、迁移，寻找粮谷进入汉川的有几万家。路上处处见到有了病和穷苦的人，李特兄弟经常救助赈济、保护这些人，从此得到了众人之心。流亡的百姓到了汉中，上书请求在巴、蜀寄食，朝廷议政时不允许，派遗侍御史李持符节慰劳，同时监督他们，不让他们进入剑阁。李到了汉中，接受了流民的贿赂，上表说：“流民有十万多人，不是汉中一个郡所能够救济的，蜀地有粮食储备，人又丰足富裕，可以让流民去那里解决吃饭问题。”朝廷听从了李的意见。从此，流民散布于梁州、益州，不能禁止。李特到了剑阁，不由得长叹说：“刘禅拥有这样的地方，竟然投降了别人，难道不是才能平庸、低下的人吗？”听到他的话的人，都觉得他不一般。
＇4＇张华、陈准以赵王、梁王，相继在关中，皆雍容骄贵，师老无功，乃荐孟观沈毅有文武才用，使讨齐万年。观身当矢石，大战十数，皆破之。
＇4＇赵王和梁王相继在关中，他们都悠闲自得，傲慢尊贵，不理军事，部队长久无事，没有机会建立功劳。张华和陈准基于这个原因，就推荐孟观，说他深沉刚毅，文武双全，派他去讨伐齐万年。孟观亲临战阵，以身体迎着敌人的石头箭矢，大战十几次，每一次都打败了敌人。
晋纪五 孝惠皇帝上之下元康九年（己未、299）
晋纪五 晋惠帝元康九年（己未，公元299年）
＇1＇春，正月，孟观大破氐众于中亭，获齐万年。
＇1＇春季，正月，孟观在中亭击溃氐人，抓获齐万年。
＇2＇太子洗马陈留江统，以为戎、狄乱华，宜早绝其原，乃作《徙戎论》以警朝廷曰：“夫夷、蛮、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当其强也，以汉高祖困于白登、孝文军于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单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边城不弛固守，强暴为寇而兵甲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场不侵而已。
＇2＇太子洗马陈留人江统，认为戎人、狄人祸患中华，应当尽早断绝为祸的根源，于是作《徙戎论》以提醒朝廷，说：“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处于极边远的地区。禹平定九州而西戎服从了安排。西戎禀性贪婪、凶暴强悍，无仁爱之心。四夷之中，戎、狄最为突出，势力衰弱则敬畏服从，势力强大就侵扰叛乱。当他们强盛时，像汉高祖那样的实力也被困于白登，像孝文帝那样的实力也曾驻军霸上。等到他们衰弱时，像汉元帝、成帝时那样的微弱国力，单于还得来朝见。这些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实证。因此有道的君王处理夷、狄事务，就是防御夷狄常备不懈，虽然他们叩头进贡宝物珍奇，边城并不放松守备，当他们起来作乱时，军队也不加以远征，就是希望境内安宁，疆域不受侵扰而已。
及至周室失统，诸侯专征，封疆不固，利害异心，戎、狄乘间，得入中国，或招诱安抚以为己用，自是四夷交侵，与中国错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达，攘胡，走越，当是时，中国无复四夷也。
“等到周王朝失去纲纪，诸侯恣意征伐，因此，彼此的疆域不稳定，诸侯因为利害关系而各存异心，西戎、北狄得以乘隙进入中原，有的诸侯招抚利诱他们为自己所用，从此四方各族交相杂入，与中原人错综而居。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兵威震邻，打击胡人，驱逐越人，到这时，中原地区不再有各种夷族了。
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叛乱，覆没将守，屠破城邑，邓骘败北，侵及河内，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马贤，仅乃克之。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中世之寇，惟此为大。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场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敝矣。
3“东汉建武年间，马援担任陇西太守，征讨叛乱的羌人，迁徙羌人残余到关中，让他们居住在冯翊、河东的空荒之地。数年后，他们人口繁衍生息，既倚仗自己的富强，又苦于汉人的骚扰，东汉永初元年，羌人叛乱，消灭了当地守军，屠城破邑，邓骘也被击败。羌人侵入河内郡。十年之中，羌汉都衰败了，任尚、马贤仅仅是压制住他们而已。从此以后，残余火种不灭，稍有机会，他们就不断骚扰叛乱。中世时的寇患，以这支羌人最严重。魏兴盛之初，与蜀国分隔，疆场上的戎人，也分属两国，魏武帝迁徙武都的氐人到秦川，想以此而削弱乱寇增强国力，抵御蜀国。这实际是权宜之际，而不是从万世的利益上考虑的。今天我们所承受的这个现实，就已经遭受到那权宜之计的弊病的影响了。
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因其敝，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蔓，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徒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析支之地，徒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有寇暴，所害不广矣。
“关中土地服沃，物产丰富，是帝王居住的地方，没有听说西戎、北狄应当在这块土地上居住。不属于我们的族类，他们的想法必定不同。但因为他们衰弱，把他们迁到离京城不远的地方，士人百姓习以为常，玩忽对待，欺侮他们的软弱，使他们的怨恨刻骨铭心，一旦人口繁育强盛，便产生反叛之心。以他们贪婪强悍的本性，带着愤怒的心情，等候机会合适，就伺机叛乱。他们居住在封疆之内，没有障碍工事阻隔，抢掠没有防备的人，收掠散野的财物，所以能够成为祸患而迅速蔓延，危害不可测度，这种必然的趋势，是已经验证的事实。当今最好的办法是，趁军队威势正旺盛，战时的一切都未取消，迁徒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的各部落羌人，安置在先零、罕、析支等地；迁徒扶风、始平、京兆的氐人，让他们出去还归陇右，安置在阴平、武都地区，发给路上所需的口粮，足以使他们自己到达。各自归附本族，返回故乡，让属国都尉、抚夷护军等官员依所辖地区集中安置他们。这样，西戎人与晋国人不相杂居，各得其所。即使他们有为乱华夏之心，兴起战乱的预兆，也与中原相隔极远，隔山阻河，虽然有敌寇作乱，所危害的地区也不会太广泛。
难者曰：氐寇新平，关中饥疫，百姓愁苦，咸望宁息；而欲使疲悴之众，徒自猜之寇，恐势尽力屈，绪业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后变复横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群氐为尚挟余资，悔恶反善，怀我德惠而来柔附乎？将势穷道尽，智力俱困，惧我兵诛以至于此乎？曰：无有余力，势穷道尽故也。然则我能制其短长之命而令其进退由己矣。夫乐其业者不易事，安其居者无迁志。方其自疑危惧，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无违也。迨其死亡流散，离逖未鸠，与关中之人，户皆为仇，故可遐迁远处，令其心不怀土也。夫圣贤之谋事也，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道不著而平，德不显而成。其次则能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值困必济，遇否能通。今子遭敝事之终而不图更制之始，爱易辙之勤而遵覆车之轨，何哉！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处之与迁，必须口实。若有穷乏，糁粒不继者，故当倾关中之谷以全其生生之计，必无挤于沟壑而不为侵掠之害也。今我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族，自使相赡，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为济行者以廪粮，遗居者以积仓，宽关中之逼，去盗贼之原，除旦夕之损，建终年之益。若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非所谓能创业垂统，谋及子孙者也。
“驳难的人说：氐人叛乱刚刚平定，关中饥馑，流行时疫，百姓愁苦，都盼望着安定休息；而要让疲惫病弱的人去迁移心存疑忌的敌人，恐怕会士气耗尽而力量不足，完成不了这一事业，这样，先前的灾害还没来得及消除，新的变故又会突然出来。回答说：您认为现在氐人是还依靠剩余的资财，悔恨自己的过错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