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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接到成千上万封国内外来信，绝大部分是表达他们对少奇同志的怀念，使我极为感动。我深深懂得，这不只是对少奇同志一个人的怀念，而是对老一代革命家，对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怀念。在我和少奇同志共同生活的漫长岁月里，我感到他最宝贵的品质，就是对人民是那样满腔的热爱，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又是那样的深。我耳边经常响起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句话：“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的确，无论在顺境或身处逆境，少奇同志都是与人民同在的。
“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
全国解放时，少奇同志就极力主张共产党员公开身份，以加强群众对党员的监督，保证执政党不脱离群众。他认为，过去在根据地、游击区或白区，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因为不解决就不能生存。现在取得了政权，进了大城市，就容易同群众疏远。这个问题必须引起特别的注意。他曾说：“我们反对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欺压群众。如果我们自己执政，不代表群众的利益，脱离群众，甚至蜕化到欺压群众的话，那我们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为了保证党不变质，他主张首先要加强群众对党的监督。每个党员，包括他在内，都要受群众、受组织的监督，而且应该欢迎别人监督；作为领导干部，更应该这样。
少奇同志参加制订和执行政策时，都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无论到哪里，他总要向那里的群众请教，做调查研究。即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也从不轻率做出决定，总是反复推敲，权衡利弊，与群众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找到不少他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他在找人谈话时听到的情况和意见，其中有各级干部、工人、农民、军人的反映，也有普通居民和资本家的反映。50年代初，他还特地从湖南老家找了几个农民，担任他的通讯员，要他们每年给他写一两封信，如实反映情况，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许隐瞒，只要是为大家、为集体的事，他一定回信。1961年和以后，在号召群众向党中央反映真实情况时，他几次同干部和群众说过：“如果信寄不到，可以直接到北京来。为了群众的事到北京来，路费归我负担。”
也经常有这样的事。某些方针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引起他整夜的思考，第二天早晨，就找来有关同志，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请他们提意见。有几次，我听见他对一些负责干部说：“你认为我的意见对，就按照我说的去试试办；你认为我说的不对，就不要去做。你如果去做，不要说是我的主意，免得下面的同志不便提反对意见。当然，如果实践证明我提出的主意错了，我愿意跟你们一起分担责任。”经过这样反复的摸索、试验，再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批准，一项政策才决定下来，重要的还订为法律。凡是多年来证明仍为正确的政策，都是这样慎重地订出来的。
1957年，有些地方出现“闹事”。春天，少奇同志到各地视察，找省、地、县干部谈，找普通工、农、兵、学和知识分子等各方面的群众谈。我记得在河南新乡，有家国营大工厂，因任务缩减，调了100多工人到五金生产合作社去做钳子。厂领导工作草率，未征得工人同意，采取了压服的办法，引起工人闹事，还定为“反革命事件”。少奇同志听取汇报时一言未发。到新乡后，他找了有关干部、群众和“闹事”者代表仔细问了事情的原委，认真研究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他认为这不是反革命事件，决定推翻原结论。他找来了当地处理这件事的干部，耐心做说服工作，搞通思想，让他们主动去平反；并告诉他们，能勇于改正错误的干部，只会赢得群众更大的信任，将来可以更好地进行工作。
少奇同志认为，当干部群众发生矛盾时，领导干部应把复杂的情况毫不含糊地对群众讲清楚。属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一定要向人民群众作认真的自我批评；对群众的错误思想或过高要求，也要耐心说服，循循善诱；至于群众合理的要求，如暂时不能满足，也应把真实情况向群众讲清楚。他说：“群众是自己人，应向群众讲真话，不许骗人。共产党人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也应该相信群众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
那一段时候，在处理这类事件时，少奇同志一再强调，确定一桩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性质，关系至为重大，它涉及一批群众，会牵连很多亲属。他认为，闹事的原因是复杂的，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经过两个多月在各省的调查和现场处理问题，少奇同志提出：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混淆在一起的时候，首先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样比较妥当，不会伤害好人。他还说，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方式，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时刻不要忘记，我们的目的是团结，不要为手段忘记目的。少奇同志在《论党》中写道：“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他一生信守这个原则，至死不渝。
最近，陈云同志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党是来自人民的，脱离了人民，我们党也就不存在了。
“大家都是侍候人的”
也是在1957年，北京地质学院第一批学生毕业，写信反映了一些思想问题，要求少奇同志给他们讲讲话。少奇同志欣然邀请他们和共青团的一些干部到中南海，谈了3个多小时。他针对学生不愿到野外勘探队去工作的思想问题，说：许多学生羡慕老革命，想早生几十年，在枪林弹雨里当英雄，说现在只能爬荒山，找石头，太平淡了。其实，建设也是战斗，地质勘探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侦察兵和游击队，与解放前山上的游击队一样，生活都很苦，但干好了都能当英雄。找到一个矿就是打了个大胜仗，立下个大功。生活中越有奋斗，就越有意义。中国有几亿人，毛主席、朱总司令这些同志带头打游击，吃了几十年苦，打出了个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今天的建设中，别人不想满山“打游击”，你们去，几十年以后，你们肯定能打出个发达得多的新中国。你们吃一点苦，使6亿人享福，高兴不高兴？这次谈话使地质工作人员和学生受到很大鼓舞。
少奇同志不只是鼓励青年人立大志，创伟业，不要贪图安逸舒适的生活，他自己更是风尘仆仆、席不暇暖地到社会主义建设现场去解决问题。1961年，他由广州到湖南调查了44天后，又奔赴东北，视察大庆油田。因为那时对油田建设是上马还是下马，正举棋不定。少奇同志深入油田第一线，摸清了情况，决定不惜力量保大庆。职工们感谢他，他说：“应该谢谢你们，是你们的干劲鼓舞了我！”
夏季的兴安岭，森林茂密苍翠，阴霾的天气，即使不下雨，也是云过一身湿；而晴日林间，蒿草荆棘饱含露水，又像个蒸笼。这里是鸟兽蚊虫的世界。少奇同志与大家一样，穿着雨衣雨靴，健步行进在泥泞崎岖的山间小路上。他拿一根树枝，既当拐杖，又用来驱赶嗡嗡缠人的蚊虫。白天，他深入林场，看采伐、集材、归楞等生产操作，观察林场的更新情况，访问工人居民生活区；晚间，在火车上召开工人、干部座谈会，听取汇报并与大家谈心。一天，他突然问这里是否买得到酒。当时国家困难，缺粮少酒，林区交通又不方便，供应极少。少奇同志说：林区工人的工作、生活条件都很艰苦，常年处于阴寒潮湿的环境中，必须要保证让工人有足够的酒喝。他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保证供应，作为急需生活物资优先运到林区。
少奇同志不仅关心和积极解决群众眼前问题和困难，更顾到他们的长远利益。过去他常讲起，历史上西安、北京等地区都是林区，建了都城，树就全砍光了。现在，有人的地方林都没有了；原始森林能保存下来，就因为没人烟，来了人就剃光头，这样不行。在视察中，他发现森林资源浪费很大，采育比例失调。有一天，在一片松林里，他抬头望着那参天的松树，语重心长地对陪同的林区领导同志说：“百年之后，还能不能有这样的红松林啊！我们这一代人采光了 ，下一代人怎么办？后继有人，也要将来有林。”接着他又说：“我国森林资源很少，我们这一代人不要把森林搞光了，搞光了不仅以后没得用，还要影响气候，我们死后都要受审判的！”“不要享祖宗的福，给子孙造孽！”那次，少奇同志对我国林业的采伐与更新，木材的综合利用，工人生活区的建设，都提出了许多根本性的建议。以后，党中央又制订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在历时一个多月的视察中，少奇同志踏遍大小兴安岭和牡丹江的几个林区。他虽已60多岁，却精神饱满，不顾种种困难，有时一天要跋涉几十里山路，对那穿透衣服的蚊叮虫咬也都不在乎。他换下的被汗水、雨露湿透的衣衫，上面还常常有斑斑血点。每次，我什么也不说，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这是人民交给他的工作。为了工作流汗出血，他心里一定是高兴的。
少奇同志相信群众，不仅仅是事事向干部和群众请教，对群众中先进的东西加以提倡、推广，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也表现在对干部和群众的错误思想直率地提出批评，讲明道理。在一次谈话中，一些售货员、保育员、护士反映说，有许多同志不安心这些行业的工作。少奇同志讲：现在大家都愿意当工人，不愿干你们这些行，认为是侍候人，低人一等。我看不出有什么道理。照这个说法，矿工就是侍候石头，钳工是侍候铁块，车工是侍候机器，农民又是侍候土地庄稼，科学家成了侍候星星、老鼠、试管或书本，这不算低人一等，为什么单单侍候人就低人一等呢？我看还是侍候人比侍候物更不简单，而且更有前途。因为将来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侍候什么东西都可以用机器代替，唯独侍候人不能完全用机器代替。带孩子，照顾病人，教育学生，永远需要人。而且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这些职业。这方面的学问也会越来越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出最了不起的成就。他又说：我跟你们一样，也是侍候人的，只不过可能侍候得更多一些。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侍候人的，每个人又都受别人侍候，这不就是为人民服务吗？我看不出能有什么比培养人才，或使别人感到幸福愉快更高尚的事。这一席话，说得大家会心地笑了。既然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唯一的宗旨，有什么理由去挑肥拣瘦呢？
“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
少奇同志很欣赏范仲淹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他认为古人能做，难道共产党人还办不到吗？
1959年4月，少奇同志当选为国家主席。选举的当天，他回到家里，工作人员和家人都跑出来迎接他，同他握手，表示祝贺。但他只是向大家点了点头，表情严肃，脸上没有一点儿笑容。按理，担任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元首，高兴一下，笑一笑总是应该的。他担任了国家主席，我为他高兴，因为这是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但我看见他那种严肃的表情，我没向他祝贺，我理解他的心情。他平时说：“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当时，农村情况不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已开始发生困难，国际上反华喧嚣日益加剧，他是受命于危难之中。他正在担起多么重的担子呀！又怎么能开怀地笑呢？
三年困难时期，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们，都为国为民担忧，四处奔走，体察民情。为了了解真实情况，弄清问题的症结所在，1961年春天，他到湖南长沙、湘潭、宁乡3县搞调查。他已经快40年没有回过他的老家了。古人说，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可他这次穿的是一套蓝布制服，戴一顶蓝布帽，着一双青布鞋，到了宁乡县委的大院里，大白天同县委负责同志走了个照面都未被认出，擦肩而过。有位同志发现了我，才又转回来说：“刘主席呢？”我指着旁边的少奇同志说：“这不是！”
到了家乡，少奇同志不住宾馆，不住招待所，而是住在原来用作养猪场的饲料房或生产队的房子里，大家都睡木板和草地铺。他在各村随便走访，找干部、社员谈话，鼓励他们讲真话。他说：“讲错了也不要紧。好就说是好，坏就说是坏，实事求是。”
少奇同志从炭子冲老家步行10多里到他姐姐住的赵家冲，遍访了那个屋场所有社员的家庭，看到农民家里油盐罐里，只有盐没有油。他在小山坡上特意用脚搓开路旁一摊已经风干的人粪，看看里面究竟是些什么，发现多是粗纤维，是粮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结果。他查问旱情，询问他年青时熟悉的一些水塘头年水位的高低，和过去对比，知道旱情并不严重。他听说有许多社员因为办食堂、盖养猪场而多次搬家，最多的竟搬了7次，很感慨地说：“中国有句老话，‘人搬三次穷’。群众连个安定住处也没有，这怎行呢？我们是共产党啊！”
从调查中，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一面打电报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一面采取各种办法，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他重申了社员的房屋所有权，房前屋后的林权，要求当地干部：“在不引起新损失的情况下，要让社员回到土改时确定的住房去。公共食堂能办好就办；不能办好，群众愿意就可以散。一定要保证群众都能吃上饭。”因为群众住房紧张，少奇同志还告诉干部不要保留他的旧居，让群众搬进去住。可是，没有一户社员肯搬进去。少奇同志就亲自动员原住户和解放前他家的长工搬回去，说：“你们放心住着，到将来有更好的房子住时，你们再搬走。”
最使我难忘的是，在浮肿病院里，那里不但有老人，还有许多青壮年。少奇同志看了，心情十分沉重，几乎要掉下泪来。他公开向干部和社员们讲：“40年没回家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工作没做好，我心里很难受。”“我对不起大家！”他一方面依靠群众积极寻找解决办法，以纠正错误，严厉批评了一些干部：“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上面的意图出发，这是很不好的风气。”同时又专门找了因坚持反“五风”而被撤职的大队干部，表扬了他们敢于坚持正确意见，动员他们出来工作。由于当地矛盾复杂，曾整过那些干部的大队书记听说了这件事，就站在大路口上当众大声叫骂：“刘胡子，你竟敢用右倾分子！”公安干部报告了这件事，少奇同志只微微一笑，转身又谈别的正事了。几天后，少奇同志见到那个大队书记，严肃又和蔼地对她说了一句：“我们共产党员是为大家办事的，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名利，是不是？”那个干部的脸立刻红起来。少奇同志还找犯过“五风”错误的干部，指出不能因为受批评就心灰意懒，躺倒不干；要顾大局，团结一致，共同克服困难。另一方面，少奇同志又代表中央向群众承认错误，并主动替各级干部承担责任。他检讨说：“教训深刻，刻上碑，以免再犯！各级干部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中央，中央责任在我！”
由于过度劳累，少奇同志不久就病倒了。即使在休息期间，他仍念念不忘群众疾苦，捡橡子、吃木薯，尝代用粮。有一次还差点儿中了毒，搞得大家好紧张。医生严厉地批评了厨师郝苗同志，郝苗又自责又委屈，说是首长硬让他做的。这时期，少奇同志极力提倡恢复自留地，适当开放农贸市场，弥补国营和集体经济的不足，想方设法使人民度过困难。
因为少奇同志亲自做了调查研究，摸清了真实情况，他才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总结经验教训，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一种对祖国、对人民的责任感，使他和一些领导同志下定决心：一定要纠正错误，扭转局面，号召全党全民紧紧团结，克服困难。当时，国际上，苏联已中断了一切经援，撕毁合同，又趁我困难强逼还债；美国加紧对我国的封锁；印度挑起边境争端，强占我领土。台湾的蒋介石也疯狂地喊叫反攻大陆。内忧外患，危浪险涛。我看到少奇同志心情沉重，吃饭很少，深夜躺在床上经常久久不能入睡。他作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怎能不心焦呢？然而，他总是充满信心和决心，日日夜夜，与全党、全国人民一样紧张地工作。
1963年，我国度过了困难时期，经济开始复苏，市场也日渐繁荣。人民开始高兴的时候，少奇同志也高兴了！春节期间，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一年一度的集市——厂甸，又活跃起来了。上午，孩子们去逛了回来，吃中饭时谈得可高兴了，什么风车、大糖葫芦呀，棉花糖、面人呀，各种土特产呀，说个没完。少奇同志听得很有兴趣，兴奋地说：“我们也去看看！”
下午，少奇同志和我带上孩子们坐车去了，一过和平门，车子就停下来，步行一段路，走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少奇同志也牵着孩子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看看这，摸摸那，像小孩子过年似的。我们一起生活了多年，却很少看见他这样开心。他此时的心情，是每一个曾为人民做过一点儿好事的人，都能体会到的。看到群众欢乐的表情，少奇同志笑了，出自内心地笑了。
“做人民的好儿女！”
少奇同志出身于一个富农家庭，在兄弟姐妹中是最小的一个。9岁时，父亲病故。全家都很疼爱他，尤其是母亲，对他格外疼爱，而他也一直很敬爱母亲。
1920年，22岁的少奇同志离家到上海学俄文，准备赴莫斯科学习革命经验。母亲舍不得他，怕以后见不着了，不让他走。少奇同志安慰母亲说：“我离开祖国远行，离开母亲，是为了祖国，也是为了母亲啊！”1925年，他被军阀赵恒惕逮捕释放后，母亲说什么也不让他走了，跪下来哀求他：“再别干这种事了，太危险了！”在当时封建礼教还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一个孝顺的儿子要抗住母亲的下跪，需要多大的革命坚定性啊！少奇同志温厚而坚定地对母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