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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查共有三十九张字条，其中有几个是紧急的，有几个是上司来的，鲁道夫显得特别生气，这从波利的笔迹上可以看得出来。我一边拣起这一个个字条，一边慢慢地读着，然后再放到旁边。我决定静静地把咖啡喝完，然后再处理这些电话，所以我双手捧着咖啡杯，坐在办公桌旁慢慢地享用，目光茫然，正在这时鲁道夫走了进来。
一定有人给他打电话通风报了信，也许是负责监视的帮办，也许是在电梯里遇到的那个叫布鲁斯的。也许是整个公司的人都十分警觉，不，他们都忙得很。
“嗨，你好，迈克。”他的声音十分清脆，他坐下来，跷起二郎腿，开始一本正经的谈话。
“嗨，鲁迪。”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当面叫他鲁迪，平时总是叫鲁道夫。除了他的现任妻子和他父母叫他鲁迪，再也没有人这样称呼他了。
“你这两天到哪儿去了？”他问道，但语气里丝毫没有同情的意味。
“孟菲斯。”
“孟菲斯？”
“是的，我需要看看父母。另外，家庭的精神病医生也在那里。”
“精神病医生？”
“是的，他观察了我两天。”
“观察你？”
“是的，就在铺着波斯地毯的漂亮的屋子里，每天都有鲑鱼吃，一天要付一千美元。”
“两天？你在那里呆了两天？”
“是的。”这个谎言没有让我感到不安，我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好。公司是十分严格的，有时甚至是很无情的。我做好了受鲁道夫一顿训斥的思想准备。他手中会有从执行委员会拿到的解雇通知单，他也可能会在离开我办公室几分钟后向上写一份报告。如果我要和他缓和下来，那份报告的措辞就不会很严厉，上司的态度也会缓和下来。这样生活就会轻松些，起码在一定时期内是这样的。
“你该给公司打个电话告诉一声。”他说，但语气已不那么严厉。
“你看，鲁道夫，我被关到小屋里，连电话都没有。”我的语气里带着点气恼，这样会得到他的同情和理解。
过了一会他又问：“你没事吧？”
“我没事。”
“真的没事吗？”
“精神病医生说我没事。”
“百分之百？”
“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没事，鲁道夫，我只是需要休息一下，仅此而已。现在没事了，又可以开足马力地工作了。”
这正是鲁道夫所希望听到的。他笑了也放心多了，说道：“我们的任务太多了。”
“我知道，我马上就去工作。”
他实际上是跑着离开我的办公室的，他会径直去打电话，告诉上司公司的一名干将又回到工作岗位上来了。
我锁上门，关上灯，然后花了一个小时痛苦地把桌子上的文件和便条纸看了一遍。一件事也没有做成，但至少我算是挨到了钟点。
当我实在忍不下去时，我把那些便条塞进衣袋里，走出办公室。我溜出去时，没有人看见我。
我在马萨诸塞大街的一个减价商店停了下来，在那里痛痛快快地狂买一番，什么糖果啦，儿童玩具啦，什么香皂、男士化妆品啦，各种型号的童袜、运动裤啦，还有一大包棉纸尿布，等等。一下子花了二百多美元，但我心里却无比愉快。
我要让他们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地方，为此我不惜任何花费，即使是先住在汽车旅馆，住一个月也没问题，他们很快就可以成为我服务的对象，我即将为他们大声疾呼，为他们打官司，直到他们有一个适当的住处，为了帮他们呼吁我简直是急不可待了。
我把汽车停在教堂的对面，这一次到这儿来我的恐惧心理已经轻得多了，但仍心怀不安。我很明智地把我从商店里买来的东西放在了汽车里。如果我就像圣诞老人那样突然出现，会引起混乱。我的意图是把那一家人带出来，把他们送到一家汽车旅馆，为他们办好住宿的手续，确保让他们洗了澡，换上干净衣服，经过消毒，然后带他们去吃饭，直到吃饱为止，再看他们是否要进行一下医疗检查。还有可能让他们都穿上鞋子、暖和的衣服，然后再吃点什么。我不在乎这将会花多少钱，用多长时问。
我也不在乎人们是否在想又有一个白人在为自己赎罪。
多利小姐看到我很高兴，她向我问候了一声就指着需要去皮的一堆蔬菜。不过，我还是巡视一下看奥塔里欧和他的家人是否还在，但我没有看见他们，他们已不在原来的地方了。我把地下室都找遍了，里面还有几十个流浪汉。他们不在高坛，也不在楼厅。
我一边削土豆皮一边和多利聊天。她也记得这一家人，但当她九点钟来到这里时，他们就已离开了。
“他们能到哪儿去呢？”我很纳闷地问。
“亲爱的，这些人到处走。他们从一个供饭处又到另一处，也可能听说布莱伍德还有奶酪，或者又听说什么地方还发毯子。她甚至有可能在哪个快餐店打工而把孩子交给她姐姐照看，你根本没法知道。他们就是不会只呆在一个地方。”
我真怀疑奥塔里欧的妈妈是否会有工作，但我不会与多利小姐在厨房里争论这些事。
当吃午饭的队伍又排起来时，莫迪凯来了，他还没看见我，我就看见了他，当我们目光相遇时，他整个脸都绽出了笑容。
一个新来的志愿服务者担负起做三明治的任务，我和莫迪凯负责照顾这些人吃饭，从锅里舀汤然后倒进他们的碗里。这里也有艺术。汤多菜少，会让他们瞪你，菜多汤少，后面的人就只有汤没有菜了。莫迪凯多年前就学会了这门艺术，每一舀都是有菜有汤。我让人瞪了好几次之后才学乖了。莫迪凯每发一份饭都伴以热情的问候：哈啰，你好，你怎么样，很高兴又见到你，等等。他们有些人还以一笑，但也有些人连头也不抬一下。
快到正午时，门口就更挤了，徘起的队伍也更长了，也不知又从哪儿来了一些志愿服务者。厨房里一片愉快人们的嘈杂声和干活发出的各种声音。我还是在不断寻找奥塔里欧，圣诞老人在等候着，而这个小家伙却不见踪影。
我们一直等到排饭的队伍全部完了才每人吃了一碗饭，由于桌子是满的，所以我们就在厨房倚着水池把饭吃完。
“你还记得你昨天夜里换尿布的事吗？”我一边嚼着饭一边问道。
“你以为我能忘得了吗？”
“我今天没有见到他们。”
他一边吃一边想，想了一会儿，说：“今天早晨我离开时他们还在这儿。”
“那时是几点钟？”
“六点钟，他们在那个角落睡得很香。”
“他们能去哪儿呢？”
“那可没准。”
“那个小男孩告诉我他们睡在车里。”
“你同他谈话啦？”
“是的。”
“那么你是想找到他，对不？”
“是的。”
“那可没指望。”
午饭过后，太阳露出云层，屋里开始活动起来。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餐桌旁拿一只苹果或是个橘子，然后就离开了地下室。
“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也是呆不住的。”他们看着这种情景，莫迪凯解释说。他们也有他们的规矩，有他们的习惯，有他们爱去的地方，有他们流浪汉的朋友，有他们的事要做。他们将回到他们的公园、小巷，去从雪中挖出被埋在里面的东西。
“现在外面有二十度，今夜得接近零度。”我说。
“他们还会回来，等到天黑这个地方就会拥挤起来。我们出去兜兜风吧。”
我们向多利小姐请了假，她答应让我们出去一会儿。
我的车和莫迪凯那辆用了很久的福特牌车停放在一起，他说，“你这样的车在这样的地方是长久不了的，你要想在这个区待上一段时间，你最好把它卖了，再换辆旧车。”
我可舍不得把这辆心爱的车卖掉，听了他的话我有些不高兴。
我们进了莫迪凯的福特车开出了停车场。刚进车不一会儿，我就意识到莫迪凯·格林是个开起车来叫人害怕的主儿，所以我赶紧系安全带。可是安全带竟是断了的，而他似乎不太在意。
我们在华盛顿西北平整的街道上行驶，经过一个个街区，一排排用木板围起来的联立房屋区，还有那些连救护车司机都不肯进入的住宅区，那里的路面情况十分差，也经过一些学校，学校也用网状金属护栏围起，还有一些因骚乱而留下累累伤痕的区域。他可真是个令人惊讶的导游。这里每一英寸土地都是他的势力范围，每一个角落他都能讲一段故事，每一条街他都可以说出它的历史。我们也路过一些其他的供饭处和避难所。他对那些地方的厨师以及教士都很熟悉。教堂的好与坏，是有清晰的分野的，那就是它们对无家可归的人是开放还是关闭。他提到哈佛大学的法学院，那是令他无限骄傲的地方，在那里他学习五年法律，而夜里他除了一份专职以外还干一份兼职的工作。他指着一个被烧毁的联立房屋说，那是个进行可卡因交易的地方，他的第三个儿子卡修斯就是在这房前的人行道上丧生的。
当我们接近他的办公室时，他问是否愿意在他的办公室停一会儿。他想要看看他的信件。我当然没有意见，我只是出来逛一逛，去哪儿都无所谓。
办公室里又冷又暗，空无一人，他打开灯开始谈话：“这屋里一共三个人，我，索菲亚·门多萨，还有亚伯拉罕·莱博。索菲亚是个社会工作者，但她对街头犯罪活动的法律知识比我和亚伯拉罕加起来都多。”我跟着他围着一张张上面堆满东西的桌子转来转去。“这个屋子曾有七个律师工作，拥挤不堪，你能相信吗？那时候我们能从联邦政府拿到钱来支付这些法律费用。现在从政府那里我们一个子儿也拿不到，这真得谢谢共和党们。那边还有三个办公室，我这边也有三个。”他一边说着一边指着，“还有不少空地方。”
他说的空地方是指人员缺少而言，实际上，你要是在屋里走动，不是碰翻了旧档案篮子，就是踢到一堆旧法律书上。
“这所房子是谁的？”我问道。
“是科恩基金会的。伦纳德·科恩是纽约一家大法律公司的创办人，他八十六岁时去世，如果活到现在他该有一百岁了，他的财产不计其数，他晚年时决定死后一分也不带走。所以他乐善好施，四处散财，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建立基金会资助那些为无家可归的人工作的律师，这个地方也是这样来的。基金会还办了三个律师事务所，这儿一个，纽约一个，纽瓦克一个。我是一九八三年受雇的，一九八四年做了这里的负责人。”
“你们所有的资金来源都是来自一处吗？”
“是的，实际上所有资金都来自一处。去年基金会给了我们十一万美元，而前年是十五万。所以我们减少了一名律师，而且现在是逐年减少，基金会经营不善，现在是在蚕食母金，我怀疑我五年后是否还能在这儿，也许用不了五年，也就是三年。”
“你们可不可以搞募捐呢？”
“噢，那当然，去年我们募捐了九千美元，但太费时问。我们可以当律师，也可以募捐，索菲亚人缘不好，亚伯拉罕是从纽约来的，他性情粗暴一些，就剩下我和我的人格魅力。”
“那么间接收入怎么样呢？”我问道，我是刺探性地问，并不是很担心的，几乎每一个非营利组织都每年有一份年度报告公布这些数字。
“每月二千。除了开销和留有少量积蓄之外，我们三个人就分这八万九千美元，我们是三一三十一，平均分配。索菲亚认为她是专职人员，说实在的，我们害怕和她争论。我实际上每年拿回家三万美元，这个数目据我所知是一个贫穷律师的平均数。欢迎你到贫民中来工作。”
我们终于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们面对面坐下。
“你们是不是忘记了付取暖费了？”我一边打着冷战，一边问道。
“很有可能，我们周末一般不到这来工作。省钱。这个地方要暖气和冷气都不可能。”
这种想法对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来说想都不会想。周末不开门，省钱，而且是二者兼而有之。
“如果我们把这儿搞得舒舒服服，我们的客户就不愿离开了，所以这儿是冬冷夏热，也减少了交通压力，你要咖啡吗？”
“不，谢谢。”
“我是开玩笑，你知道。我们绝不会阻止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到这儿来。天气根本对我们无所谓，我们想我们的客户是在饥寒交迫之中，我们又怎么能对冷一点热一点的事操心呢？你今天早晨吃早餐时有一种负罪感吗？”
“有的。”
他朝我笑了笑，这是一种智慧长者所能够有的微笑。
“这很正常，我们以前常常同一些来自大公司的年轻律师一起工作，我管他们叫做公益新手，他们总是告诉我一开始他们对食物失去了兴趣。”他拍了拍他的肚子，“不过，这很快就会过去的。”
“那些公益新手干些什么呢？”我问道，我知道我正一步步走向诱饵，而莫迪凯也意识到我是知道这一点的。
“我们把他们派到各个避难所，他们接待这些客户，我们指导他们如何处理这些案子，大多数的情况是比较容易的，只要律师给那些无动于衷的官僚们打电话。给他们发食品券，老兵的抚恤金，住房补贴，医疗补助，儿童补助等等。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作都涉及福利问题的。”
我十分关注地听着，他能知道我在想什么，莫迪凯开始让我咬上了钩，“你看，迈克尔，无家可归的人没有代言人，没有人听他们倾诉，也没有人关心他们的疾苦，他们谁也指望不上。他们要得到他们应得到的福利，但是电话都不知打给谁，他们真是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永远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的电话听不到回音，他们连通讯的地址都没有。那些官僚们才不管这些呢，他们只盯住他们想要帮助的人。季节性的社会工作人员的情况他们至少要听一听吧，或者看看这些人的档案，或回个电话。但你也得请个律师来给他打电话，又吵又叫，吵翻了天事情才能得到解决。那些官僚们做事是有动机的，文件也是要有程序的，没有通讯地址？没问题，把记录寄给我，我把它转交给客户。”
他越说声音越大，两只手在空中挥来挥去。可以看得出来莫迪凯是个十分有讲演天才的人。我相信在法庭上他一定是个出色的律师，在陪审团面前他是有说服力的。
“有件很有趣的事儿，”他说，“大约一个月前，我的一个客户去社会保障办公室申请福利保障，这本是件常规性工作。他已六十多岁了，腰部疼痛难忍，谁要是在石头上或公园的长椅上睡上十年，谁都得腰痛。他在办公室外面排队站了两个小时，终于进到了办公室，在办公室里又等了一个小时，他终于来到了第一张办公桌前，刚想要说明他的来意，却遭到这位驴脾气的秘书一顿训斥（那天她可能气不顺），她甚至还说他身上有味。他当然是受到了侮辱，所以他什么也没有说就回来了，他打电话给我，上星期三我们一起去社会保障办公室做了番小小的交涉，就是我和我的客户两人，那位秘书也在那儿，她的上司，她上司的上司，特区社会保障办公室主任，一个来自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的大人物也在场，这位秘书站在我的客户面前宣读了一页书面致歉书，言辞恳切、情感动人，然后她把一份福利申请表交给了我的客户，在场的这些人也都向我保证这件事一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正义。迈克尔，这就是贫民法律的主旨：尊严。”
他又讲了一个又一个类似的故事，都说明贫民律师是很好的人。无家可归的人都是胜诉者。我知道，在他的全部故事中还有许多令人心碎甚至更令人伤心的故事，但他都没有讲，他现在只是在打基础。
我已忘记了时间，他也从没有再提起信件的事，我们终于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回到避难所。
这时距天黑还有一个小时，我想这正是躲在舒适的小地下室的好时候，再过一会儿，一些歹徒就会在街上出现。有莫迪凯在我身边，我可以慢悠悠地、充满自信地走着，否则我就会弓着腰，脚几乎不沾地地飞快从街上走过。
多利小姐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堆整鸡，她在等着让我来干活，她已把鸡煮好了，我来给冒着热气的鸡去毛。
莫迪凯的妻子乔安娜也来了，因为这时正是忙的时候，她和她丈夫一样都是令人愉快的人，而且几乎和她丈大一样高。两个儿子也有六英尺多高。卡修斯达大约六英尺九英寸，他要是能活到十七岁，准会是个篮球名星。
我离开时已是半夜了，还是不见奥塔里欧和他的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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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星期天早晨我起得很晚，是克莱尔打来的电话把我叫醒的，又是一番冷冰冰的谈话，她只是告诉我她什么时候回来。我提议说晚饭去我们俩都喜欢的一家餐馆一起用餐，可她说没有兴致。我也没有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对这类事我们谈话时从不谈起。
由于我们的公寓在三楼，所以《星期日邮报》从来不能直接投到家里，虽然我们想了几个办法，但半数情况仍不如意。
我洗了个淋浴，穿上一层又一层的衣服。天气预报说最高温度是华氏二十五度，正当我要离开公寓时新闻广播员匆匆地报道了一下头条新闻，这条消息把我惊呆了！我听到了报道，但开始时没有引起注意，我走近靠厨房墙角处的电视机，我的脚步沉重，血液似乎已凝结，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夜里十一点左右，特区警察在城东北部的一个公园附近发现一辆小汽车，那个地方是经常有枪战的。车就停在路边，都已磨平了的车轮陷进了一堆外壳已结冰的雪堆里。车里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四个孩子，都已窒息而死。警察猜测这个家庭就住在车里，而且为了让车里暖一些，就打开了发动机，由于汽车的排气管被路面清雪车所堆起的雪掩埋起来了，废气无法顺利排出，细节情况所知不多，也没有报道死者的姓名。
我冲到人行道，在雪地上滑了一下，但没有跌倒，然后沿着P街跑向威斯康星大街，穿过大街后又跑到三十四街的售报亭，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抓到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