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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冲到人行道，在雪地上滑了一下，但没有跌倒，然后沿着P街跑向威斯康星大街，穿过大街后又跑到三十四街的售报亭，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抓到一张报纸，心中充满恐惧。报纸头版的下面一角就是这个报道，很显然，这条报道是在报纸排版的最后时刻才插进去的，也没有报道死者的名字。
我把报纸打开，翻到A栏，把其余几页报纸就扔在潮湿的人行道上，这则报道在十四页上有继续报道，主要是警方的一些评论性的文字，还有一些警告性的话，告诉人们如果汽车排气管被堵塞可能会发生的危险，接下来的就是令人心碎的细节：母亲是二十二岁，她的名字叫朗蒂·伯顿，婴儿叫特米科，两个已学会走路的孩子叫阿朗佐和丹特，是双胞胎，都是两岁，最大的孩子叫奥塔里欧，年龄四岁。
我当时一定是发出一声怪叫，因为一个路过的人朝我看了一眼，眼光很怪，好像我是个危险人物。我走开了，双手仍拿着那份打开的报纸，我迅速地浏览了其余的二十个栏目。
“对不起，”一个难听的声音在我身后说道，“你还没付报钱。”我仍继续走着。
他从后面走近我身边，喊道：“喂，伙计！”我站下来，从衣袋里掏出五美元的一张票子，扔在他的脚下，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在P街上，离我的公寓不远的地方，我靠在一幢漂亮的联立式楼房前的挡土墙边。人行道上的雪已被清除了，清除得十分彻底。我又一次读了一遍这篇报道，我读得很仔细，希望并不是这样的结局。各种想法，各种问题一古脑儿涌上来，我简直应接不暇，来不及细考虑，唯有两个问题不断在我心里反复出现：他们为什么不回避难所？那个婴儿死时是否包着我那件夹克衫？
越想越感到心情沉重，几乎连脚步都迈不动了。在震惊之余，一种负罪感又袭上心头。星期五夜里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时为什么不为他们做点什么？我本可以把他们带到一个温暖的汽车旅馆里让他们吃顿饱饭的。
我走进公寓时，电话铃正响着。是莫迪凯打来的。他问我看没看这则报道，我问他是不是还记得那个湿尿布。就是这家人，我说。他从未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我告诉他更多的是我和奥塔里欧的交往。
“听了这件事我很难过，迈克尔。”他这时声音充满了悲痛。
“我也很难过。”
我欲说无言，真不知说什么才好，我们说以后见面再谈。我回到沙发上，一动不动地一直坐了一个小时。
后来我回到车上，把我为他们买的一袋袋食品、玩具和衣物都搬了下来。
仅仅是出于好奇，莫迪凯中午时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一生中在不少大公司工作过，这次来主要是想看看那位先生死的地方。我带他走了几个主要的地方，并简单地叙述了一下当时做人质的情况。
我们坐他的车一起离开。星期天交通并不繁忙，莫迪凯对别的车在干些什么也毫无兴趣。“朗蒂·伯顿的母亲今年三十八岁，因倒卖可卡因而服刑十年，”他告诉我，他曾打过电话，“两个兄弟也都在监狱里。朗蒂本人有过卖淫和吸毒的历史，不知道谁是她的父亲，也许不止一个父亲。”
“谁向你提供的这些信息？”
“我在一个居民村见到了她的外祖母。上次她看到朗蒂时她才有三个小孩，当时她正在和她妈妈一起卖毒品。根据这位老奶奶的说法，她已同她女儿和孙女脱离了关系，就是因为毒品的问题。”
“那么谁会来埋葬他们呢？”
“就是埋葬德文·哈迪的那些人。”
“一个比较像样的葬礼需要多少花费呢？”
“那要讨价还价的，怎么，你有兴趣吗？”
“我只是不想让他们被草草地安葬。”
我们正行驶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路过议会大厦庞大的办公大楼，背后是国会大厦，不禁心里暗骂两声，这些大楼里的混蛋们每月浪费数十亿美元而仍让那么多人无家可归，那四个无辜的孩子死在大街上，可以说就死在国会大厦的阴影之下，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栖身之处！
我们那个住宅区的有些人会说他们根本就不该出生！
这些尸体被送到总医院检验官的办公室，那里也有停尸房。那是特区总医院的二层棕色楼群。这些尸体将停在那里等候有人来认领，如果在四十八小时内无人来认领，这些尸体就可以使用一些防腐剂，然后放在很像样的木棺之中，并很快在公墓中安葬。
莫迪凯把车停在一个仅供残疾人停车的车位上，过了一会儿，他问道：“你真的想进去？”
“我想是的。”
他曾来到过这里，而且事先打了电话。这时一个穿着很不合身的制服的保安人员上前企图阻止我们，莫迪凯气冲冲地向他说话，声音之大部令我害怕，我的胃都有些痉挛。
那个保安人员让步了，巴不得尽快离开我们。有几扇玻璃门上都用黑字写着停尸房的字样，莫迪凯走了进去，就好像他就是这儿的主人一样。
“我是莫迪凯·格林，伯顿一家的律师。”他冲着办公室后面的一位年轻人大声说道，那声调不像是在告诉他什么，倒像是在下战表。
那位年轻人看了看写字夹板，又翻了几页。
“你在干些什么？”莫迪凯又怒气冲冲地问了一句。
那位年轻人抬起头，装腔作势地看了看，这时发现他的对手不是个好惹的。“请稍等。”他说，然后向计算机走去。
莫迪凯转过身对我大声说道，“你能想象吗，这里有过停放一千具死尸的情况。”
我意识到他对那些官僚机构，政府工作人员是从没有耐心的，而且我又想起了他让社会保障部门的那位秘书当面道歉的故事。对莫迪凯来说，半数的案子都是靠强硬的态度和吼叫来办的。
这时一个面色苍白的先生走了进来，他的黑发是染出来的，但染得很糟，冷冷地握了握手之后，自我介绍说他叫比尔。他穿了一件蓝色工作服，一双有很厚胶底的鞋子。他们到哪儿去找人来到停尸房工作呢？
我们跟着他穿过一道门，沿着一条已消过毒的通道走着，这里的温度越来越低，然后来到停尸问。
“今天有几具？”莫迪凯问道，好像他是为检查尸体数量来的。
比尔一边扭动门钮，一边答道：“十二具。”
“你还好吧？”莫迪凯问我说。
“我也不知道。”
比尔打开了那扇金属门，我们迈进房问。屋里阴冷，有一股防腐剂的气味。地上铺的是白色地砖，灯是蓝色的荧光灯。我跟随着莫迪凯，低着头，尽量不向四面看，但这很难做到。尸体都用白布单从头到脚地盖着，就和电视上看到的一样。我们看到几双白人的脚，他们的脚趾上挂着一个标签，接着就是几双棕色的脚。
我们拐了一个弯，停在一个角落里，左边是个轮床，右边是张桌子。
比尔说：“朗蒂·伯顿。”他十分熟练地把白布单拉到胸部。正是奥塔里欧的母亲，她穿着一件白色长袍。从她的脸上看去不像死去了，好像她正在睡觉，我忍不住盯着她的脸看着。
“就是她。”莫迪凯说，似乎他们已是多年的老相识了。他看了看我让我再确认一下，我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比尔把床推转过去，我几乎屏住了呼吸。几个孩子只用一个白布单盖着。
他们整整齐齐地躺成一排，一个紧挨着一个，双手都在胸口交叉着，像小天使般地睡着，这些终日在街头的小战士终于安息了。
我想摸一摸奥塔里欧，拍一拍他的胳臂，向他说声对不起。我想唤醒他，带他回家，让他吃饱饭，给他一切他所喜爱的东西。
我又向前凑近一些要更看得仔细一些。“别摸他。”比尔说。
我点了点头。莫迪凯说：“就是他们几个。”
比尔又用白布单把他们盖了起来，我闭上眼睛，给他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祈祷，是仁慈和请求宽恕的祈祷。再也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上帝对我说。
在大厅的一个房间里，比尔拉出来两个网兜子，里面装的是这一家人的个人物品。他把这些东西放在一张桌子上，我们帮助他清点这些物品。他们穿的衣服又脏又破，我那件劳动布的夹克是那里边最好的一件。有三条毯子，一个钱包，一些不值钱的玩具，婴儿营养粉，一条毛巾，又是一堆旧衣服，一盒香子兰饼干，还有一听没有打开的啤酒，一些香烟，二只避孕套，以及二十美元零零碎碎的钱。
“她的汽车在市停车场，”比尔补充说，“人们说那辆车已是破烂不堪了。”
“我们会处理的。”莫迪凯说。
我们在物品清单上签了字，带着朗蒂·伯顿一家的全部资产离开了。“我们把这些东西怎么处理呢？”我问道。
“把它们送到她外祖母那儿去，你的那件夹克衫还要吗？”
“不，不要了。”
举行葬礼使用的屋子是莫迪凯所认识的一位牧师的。莫迪凯并不喜欢这个牧师，因为他所在的教堂对无家可归的人不够友善，但他却能左右这个人。
我们在教堂前停下了车，教堂在哈佛大学附近的佐治亚大街。这个地方比较清洁整齐，附近房子的窗子上没有钉那么多木板。
“你最好待在车里，”他说，“如果我单独和他谈话，话能说得更坦率一些。”
我真是不喜欢一个人坐在车里，但这时我已把生命都托付给他了，只能说，“没问题。”于是我坐得更低一些，这样可以向四周张望。
“你会没事儿的。”
他走了，走时把车门锁了起来。几分钟以后，我放松了一些，并且开始思考问题。莫迪凯要单独会见那位牧师自有道理。如果我要露面很可能会把事情弄得复杂了。他会问我是谁？我为什么对这一家人感兴趣？这样一来，花费就会大大增加。
人行道上行人不断。我看着行人匆匆而过，寒风吹袭着他们。我看到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穿着很好，他们手挽着手。当昨夜奥塔里欧一家人挤在狭小的汽车里受冻，呼吸着没有气味的一氧化碳直至死去时，这些人在哪里？我们这些人又在哪里？
这个世界已经完了，一切都没有意义。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已看到六个无家可归的人死去。对这样的令人震惊的事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我是个白人律师，我受过良好的教育，锦衣玉食，收入颇丰，而且很快就可以成为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富人。不错，婚姻是要吹了，但我可以从头来过，世上不乏漂亮的女人，我从未为此而担心过。
我诅咒那位先生，是他让我的生活脱了轨，我诅咒莫迪凯，是他让我有一种罪恶感，我也诅咒奥塔里欧，是他叫我心碎。
这时有人敲车窗把我吓了一跳，几乎魂都没了，原来是莫迪凯，他站在路边的雪地上。我摇开车窗。
“他说他要二千美元，把五个人都埋葬了。”
“不用管他要多少！”我说，他又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坐回驾驶座位，把车开了起来。“葬礼定于星期二，就在这个教堂。木棺材，但都是不错的。他还准备些花儿，你知道，这样看起来才像样。他开始要三千，但是我告诉他新闻界还要来人，你还可以上电视，结果他就同意给二千了。二千块还算不错。”
“谢谢你，莫迪凯。”
“你还好吗？”
“不怎么样。”
他没有再说什么，我们开车回到我的办公室。
克莱尔的弟弟詹姆斯已确诊为何杰金病，所以全家都祈祷上苍。这倒与我无关，我只是听她讲述她一家人是如何度过这个周末的。先是听到这个吓人的消息，接着就是抱头痛哭，祷告，安慰詹姆斯和他的妻子。这一家子就好抱头痛哭。看来她没叫我去她家真是谢天谢地。医治立即着手进行，据说预后还不错。
她回家来还是让人高兴的，家里总算有人可以述说一下心中的烦闷。我们在公寓的舒适的小屋中喝酒，烤火，脚上盖着毯子，那情调真有点浪漫，尽管我内心受到伤害太多，几乎想不到那些充满柔情的事。我尽力去听她的讲述，对可怜的詹姆斯说些同情的话，不时地用些适当的词儿。
这种情况是我原先所没有预料到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否是我所需要的。我想我们可能会闪烁其辞互不说破，也许还会发生小的摩擦。很快就会变得撕破脸皮，后来还可能变得平缓，就像真正成年人那样分手。但是，自从奥塔里欧那件事之后，我再也不想涉足情感，我的情感已经枯竭。她不断地提醒我说我看上去很疲惫，我真得感谢她。
我一直注意地听她的讲述，一直到完，后来话题又转到了我及我的周末过得如何。我和盘托出，向她讲了我所经历的一切，我在避难所做志愿服务者，后来又讲了奥塔里欧和他的一家，把报纸的有关报道也给她看了。
她真的有些感动，但也有些困惑，好像我和上周相比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她不知道她是喜欢这后一种形象呢还是原来的形象，就连我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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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我和克莱尔都是工作狂，又年富力强，所以根本不用闹钟，特别是周一的早晨当我们面对新的一周工作挑战的时候。我们五点钟就已起床，五点三十分吃点麦片粥，然后就各奔东西了，甚至比赛似的看谁先离开家。
可能是喝了些酒的缘故，我一夜没有做梦，没有梦到周末所发生的事情。在我开车上班的路上，我决心从此以后要让自己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保持一定距离。但我仍要参加葬礼，不时地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做些公益性的工作，并且保持同莫迪凯的友谊，经常到他的办公室去。也偶尔会到多利小姐那儿帮忙，去为无家可归的人做饭。我会捐一些钱让他们改善一下伙食。我想我如果出钱肯定比那些穷律师出得更多。
我来到办公室时，天色尚未亮，我决心每天工作十八小时，一连工作几天，这样可以调整我自己。我近来的所为已和我的事业脱了轨，这样疯狂地工作一阵子会把事情正过来。只有傻瓜才会离开我现在的轨道而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我乘电梯时特意不再进那位先生曾经乘过的那一部。他已成为了历史，我决心不再想他。我也不再去看那间会议室，当时他就死在那里。我把公文包和大衣扔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去冲咖啡。还不到六点钟，我就已走在办公大楼的厅廊里，与这位同事打个招呼，与那位职员问个早，脱去上衣，卷起袖子，一切都是重新开始的架势。
我先浏览了一下《华尔街日报》，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报纸是从不报道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接着我又读了一下《邮报》，在“大都市”栏中对朗蒂·伯顿一家有一段简单的报道，还有一幅照片，是她的奶奶在一所房子外面哭泣的情景。我看过之后，把报纸放到一旁。我比报道的内容知道得更多，我已决心不再为之所动。
在《邮报》下面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法律文件大小的马尼拉纸文件夹，这类文件夹我们公司每天不知用上多少。上面没有任何标记，所以格外让人疑惑，它就放在那里，没有封口，在我的桌子角上，一定是有人偷偷地放的，我慢慢地打开它。
里面只有两页纸，第一张上就是《邮报》上昨天登载过的那报道的复印件，也就是我昨晚给克莱尔读过好几遍的那个报道。在这张纸的下面是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官方文件中提出来的一份档案，标题上写着：被驱逐者的名单——河橡公司。
在左栏中有从一到十七的编号，其中第四号就是德文·哈迪。第十五号上写的是朗蒂·伯顿以及三四个孩子。
我慢慢地把这份档案放在桌子上，先是站在那里，然后又走到门边，把门锁好，又靠门站了一会。开头的几分钟里一切都是那么平静，我注视着桌子中间的那份档案，我不得不相信这份档案是真实可靠的，可是是谁把它放到我这儿来的呢？于是，我又一次拿起这份材料，仔细看，在第二页纸下面，就在档案里，这位不肯通报姓名的人用铅笔写下这样的字：这次驱逐住户的行动是不合法的，也是不人道的。
这些字都是用印刷体字母写成，很显然是怕我分析字迹而认出写字的人。笔迹也十分不清楚，就好像用铅笔十分轻地在档案上写上去的。
我的办公室门一直锁了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我一会儿站在窗前看日出，一会儿坐在桌子那儿看看这份档案。楼厅，走廊中的人渐渐多起来，我可以听到波利说话的声音。我打开了门，向她问好，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并要继续装下去。
整个一个上午除了开会还是开会，其中有两个会是鲁道夫和他的客户的。我表现得很得体，尽管我已根本不记得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鲁道夫看到他的一员干将又精力充沛地回到工作岗位，他感到十分骄傲。
我对那些仍想谈起人质事件或问起我事后感觉的人都不很客气。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精力充沛，干劲十足。所以，人们渐渐就不再关心这些事了。后来，父亲给我打来电话。他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打电话到我办公室的我也记不清了。他说孟菲斯在下雨。他每天就在房子周围坐一坐，感到很无聊，还说他和我妈妈对我都有点担心。我对他们说克莱尔挺好，为了怕他们进一步问起她，我找了个话题，把她弟弟詹姆斯的事告诉了他们，他们在我婚礼上曾见过他一面。我表现出对克莱尔一家人的关心，这能让他高兴。
爸爸往我办公室里通了电话，他很高兴。我仍在这里工作，挣着大钱，而且会越挣越多。他要我常给他打电话。
半小时后，我的哥哥沃纳也从他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区的办公室给我打来电话。他比我大六岁，也是一家资金雄厚的大公司股东，是一位不受任何限制的律师。沃纳和我小时候并不总在一起，但我们在一起时又是彼此感到很愉快。在三年前他离婚期间，他几乎每周都打电话给我，把他的心里话和我说一说。
他也和我一样是个守时的人，所以，我知道我们的电话不会很长的。“多和爸爸谈一谈。”他说，“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我想他是会告诉你的。”
“我知道你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