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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小贩所卖的吃食没有多少典雅的名色。我们也从来没有缒下篮子去买过东西，（想起《依本痴情》里的顾兰君了。她用丝袜结了绳子，缚住了纸盒，吊下窗去买汤面。袜子如果不破，也不是丝袜了！在节省物资的现在，这是使人心惊肉跳的奢侈。）也许我们也该试着吊下篮子去。无论如何，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来，噔噔奔下六层楼梯，跟踪前往。在远远的一条街上访到了臭豆腐干担子的下落，买到了之后，再乘电梯上来，似乎总有点可笑。
我们的开电梯的是个人物，知书达理，有涵养，对于公寓里每一家的起居他都是一本清帐。他不赞成他儿子去做电车售票员——嫌那职业不很上等。再热的天，任凭人家将铃撤得震天响，他也得在汗衫背心上加上一件熨得榴平的纺绸小褂，方肯出现。他拒绝替不修边幅的客人开电梯。他的思想也许缙绅气太重，然而他究竟是个有思想的人。可是他离了自己那间小屋，就踏进了电梯的小屋——只怕这一辈子是跑不出这两间小屋了。电梯上升，人字图案的铜栅栏外面，一重重的黑暗往下移，棕色的黑暗，红棕色的黑暗，黑色的黑暗……衬着交替的黑暗，你看见司机人的花白的头。
没事的时候他在后天井烧个小风炉炒菜烙饼吃。他教我们怎样煮红米饭；烧开了，熄了火，停个十分钟再煮，又松，又透，又不塌皮烂骨，没有筋道。
托他买豆腐浆，交给他一只旧的牛奶瓶，陆续买了两个礼拜，他很简单地报告道：“瓶没有了。”是砸了还是失窃了，也不得而知。再隔了些时，他拿了一只小一号的牛奶瓶装了豆腐浆来。我们问道：“咦？瓶又有了？”他答道：“有了。”新的瓶是赔给我们的呢还是借给我们的，也不得而知。这一类的举动是颇有点社会主义风的。
我们的《新闻报》每天早上他要循例过目一下方才给我们送来。小报他读得更为仔细些，因此要到十一二点钟才轮得到我们看。英文、日文、德文、俄文的报他是不看的，因此大清早便卷成一卷插在人家弯曲的门钮里。
报纸没有人偷，电铃上的铜板却被撬去了。看门的巡警倒有两个，虽不是双生子，一样都是翻领里面竖起了木渣渣的黄脸，短裤与长统袜之间露出木渣渣的黄膝盖；上班的时候，一般都是横在一张藤椅上睡觉，挡住了信箱。每次你去看看信箱的时候总得殷勤地凑到他面颊前面，仿佛要询问：“酒刺好了些罢？”
恐怕只有女人能够充分了解公寓生活的特殊优点：佣人问题不那么严重。生活程度这么高，即使雇得起人，也得准备着受气。在公寓里“居家过日子”是比较简单的事。找个清洁公司每隔两星期来大扫除一下。也就用不着打杂的了。没有佣人，也是人生一快。抛开一切平等的原则不讲，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个还没吃过饭的人立在一边眼睁睁望着，等着为你添饭，虽不至于使人食不下咽，多少有些讨厌。许多身边杂事自有它们的愉快性质。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到菜场上去看看也好——那么复杂的，油涸的紫色；新绿的豌豆，熟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把菠菜洗过了，倒在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蔑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迎着亮，翠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使人联想到篱上的扁豆花。其实又何必“联想”呢？篾篓子的本身的美不就够了么？我这并不是效忠于国社党①，劝诱女人回到厨房里去。不劝便罢，若是劝，一样的得劝男人到厨房里去走一遭。当然，家里有厨子而主人不时的下厨房，是会引起厨子最强烈的反感的。这些地方我们得寸步留心，不能太不识眉眼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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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社党，即国家社会党，三十年代韧秘密成立的右翼政党，1937年以后公开活动。
有时候也感到没有佣人的苦处。米缸里出虫，所以掺了些胡椒在米里——据说米虫不大喜欢那刺激性的气味，淘米之前先得把胡椒拣出来。我捏了一只肥白的肉虫的头当做胡椒，发现了这错误之后，不禁大叫起来，丢下饭锅便走。在香港遇见了蛇，也不过如此罢了。那条蛇我只见到它的上半截，它钻出洞来矗立着，约有二尺来长。我抱了一叠书匆匆忙忙下山来。正和它打了个照面。它静静地望着我，我也静静地望着它，望了半响，方才哇呀呀叫出声来，翻身便跑。
提起虫豸之类，六楼上苍蝇几乎绝迹，蚊子少许有两个。如果它们富于想象力的话，飞到窗口往下一看，便会晕倒了罢？不幸它们是像英国人一般地淡漠与自足——英国人佐在非洲的森林里也照常穿上了燕尾服进晚餐。
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然而一年一度，日常生活的秘密总得公布一下。夏天家家户户都大敞着门，搬一把藤椅坐在风口里。这边的人在打电话，对过一家的仆欧一面熨衣裳，一面便将电话上的对白译成了德文说给他的小主人听。楼底下有个俄国人在那里响亮地教日文。二楼的那位女太太和贝多芬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一捶十八敲，咬牙切齿打了他一上午；钢琴上倚着一辆脚踏车。不知道哪一家在煨牛肉汤，又有哪一家泡了焦三仙。
人类天生的是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的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人显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悦？凡事牵涉到快乐的授受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屋顶花园里常常有孩子们溜冰，兴致高的时候，从早到晚在我们头上咕滋咕滋挫过来又挫过去，像瓷器的摩擦，又像睡熟的人在那里磨牙，听得我们一粒粒牙齿在牙龈里发酸如同青石榴的子，剔一剔便会掉下来。隔壁一个异国绅士声势汹汹上楼去干涉。他的太太提醒他道，“人家不懂你的话，去也是自去。”他植拳擅袖道：“不要紧，我会使他们懂得的！”隔了几分钟他偃旗息鼓嗒然下来了。上面的孩子年纪都不小了，而且是女性，而且是美丽的。
谈到公德心，我们也不见得比人强。阳台上的灰尘我们直截了当地扫到楼下的阳台上去。“啊，人家栏杆上晾着地毯呢——怪不过意的，等他们把地毯收了进去再扫罢！”一念之慈，顶上生出了灿烂圆光。这就是我们的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
（原刊1943年12月《天地》月刊第３期）
十一、姑姑语录
我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我告诉她有点像周作人他们的。她照例说她不懂得这些，也不感到兴趣——因为她不喜欢文人，所以处处需要撇清。可是有一次她也这样说了：“我简直一天到晚的发出冲淡之气来！”
有一天夜里非常的寒冷。急急地要往床里钻的时候，她说：“视睡如归。”写下来可以成为一首小诗：“冬之夜，视睡如归。”
洗头发，那一次不知怎么的头发狠脏很脏了，水墨黑。她说：“好像头发掉色似的。”
她有过一个年老唠叨的朋友，现在不大来往了。她说：“生命太短了，费那么些时间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是太可惜——可能，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觉得生命太长了。”
起初我当做她是说：因为厌烦的缘故，仿佛时间过得奇慢。后来发现她是另外一个意思：一个人老了，可以变得那么的龙钟糊涂，看了那样子，不由得觉得生命太长了。
她读了苏青和我对谈的记录， （一切书报杂志，都要我押着她看的。她一来就声称“看不进去”。我的小说，因为亲戚份上，她倒是很忠实地篇篇过目，虽然嫌它太不愉快。原稿她绝对拒绝看，清样还可以将就。）
关于职业妇女，她也有许多意见。她觉得一般人都把职业妇女分开作为一种特别的类型，其实不必。职业上的成败，全看一个人的为人态度，与家庭生活里没有什么不同。普通的妇女职业，都不是什么专门技术的性质，不过是在写字间里做人罢了。在家里有本领的，如同王熙风，出来了一定是个了不起的经理人才。将来她也许要写本书关于女人就职的秘诀，譬如说开始的时候应当怎样地“有冲头”，对于自己怎样地“隐恶扬善”……然而后来她又说：“不用劝我写了，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里专管打电报，养成了一种电报作风，只会一昧的省宇，拿起稿费来太不上算了！”
她找起事来，挑剔得非常厉害，因为：“如果是个男人，必须养家活口的，有时候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怎么苦也得干，说起来是他的责任，还有个名目。像我这样没有家累的，做着个不称心的事，愁眉苦脸赚了钱来，愁眉苦脸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
从前有一个时期她在无线电台上报告新闻，诵读社论，每天工作半小时。她感慨地说：“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
她批评一个胆小的人吃吃艾艾的演说：“人家唾珠咳玉，他是珠玉卡住了喉咙了。”
“爱德华七世路”（爱多亚路）我弄错了当做是“爱德华八世路”，她说：“爱德华八世还没来得及成马路呢。”
她对于我们张家的人没有多少好感——对我比较好些，但也是因为我自动地粘附上来，拿我无可奈何的缘故。就这样她也常常抱怨：“和你佐在一起，使人变得非常唠叨（因为需要嘀嘀咕咕）而且自大（因为对方太低能）。”
有一次她说到我弟弟很可怜地站在她眼前：“一双大眼睛吧达吧达望着我。”“吧达吧达”四个字用得真是好，表现一个无告的男孩子沉重而潮湿地（目夹）着眼。
她说她自己：“我是文武双全，文能够写信，武能够纳鞋底。”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顶喜欢收到她的信，淑女化的蓝色字细细写在极薄的粉红拷贝纸上，（是她办公室里省下来的，用过的部分裁了去，所以一页页大小不等，读起来浙沥煞辣作脆响。）信里有一种无聊的情趣，总像是春夏的晴天。语气很平淡，可是用上许多惊叹号，几乎全用惊叹号来做标点，十年前是有那么一派的时髦文章的吧？还有，她老是写着“狠好”，“狠高兴”，我同她辩驳过，她不承认她这里应当用“很”字。后来我问她：“那么，‘凶狠’的‘狠’字，姑姑怎么写呢？”她也写作“狠”。我说：“那么那一个‘很’字要它做什么呢？姑姑不能否认，是有这么一个字的。”她想想，也有理。我又说：“现在没有人写‘狠好’了。一这样写，马上把自己归入了周瘦鹃他们那一代。”她果然从此改了。
她今年过了年之后，运气一直不怎么好。越是诸事不顺心，反倒胖了起来。她写信给一个朋友说：“近来就是闷吃闷睡闷长。……好容易决定做条裤子，前天裁了一只腿，昨天又裁了一只腿，今天早上缝了一条缝，现在想去缝第二条缝。这条裤子总有成功的一日吧？”
去年她生过病，病后久久没有复元。她带一点嘲笑，说道：“又是这样的恹恹的天气，又这样的虚弱，一个人整个地像一首词了！”
她手里卖掉过许多珠宝，只有一块淡红的披露，还留到现在，因为欠好的缘故。战前拿去估价，店里出她十块钱，她没有卖。每隔些时，她总把它拿出来看看，这里比比，那里比比，总想把它派点用场，结果又还是收了起来。青绿丝线穿着的一块宝石，冻疮肿到一个程度就有那样的谈紫红的半透明。襟上桂着做个装饰品吧，衬着什么底子都不好看。放在同样的颜色上，倒是不错，可是看不见，等于没有了。放在白的上，那比较出色了，可是白的也显得脏相了。还是放在黑缎子上面顶相宜——可是为那黑色衣服的本身着想，不放，又还要更好些。
除非把它悬空窝着，做个扇坠什么的。然而它只有一面是光滑的，反面就不中看；上头的一个洞，位置又不对，在宝石的正中。
姑姑叹了口气，说：“看着这块披霞，使人觉得生命没有意义。”
（原刊1945年5月《杂志》月刊第15卷第2期）
十二、关于《笑声泪痕》
久已听见说香港有个冒我的名写的小说《笑声泪痕》，也从来没想到找来看。前些时终于收到友人寄来一本，甚至于也还是搁在那里两个月都懒得看。骂我的书特意寄赠一册，也只略翻了翻，就堆在一叠旧杂志上，等以后搬家的时候一并清除。倒不是怕看，是真的不感兴趣。并不是我忽然“小我大我”起来，对于讲我的话都一点好奇心都没有。提起我也不一定与我有关。除了缠夹歪曲之外，往往反映作者自身的嘴脸与目的多于我。至于读者的观感，我对于无能为力的事不大关心，只有自己势力圈内，例如上次寄出《三详红楼梦》后又通篇改写，但是已经驷马难追，那才急得团团转。不过这本《笑声泪痕》需要写篇短文声明不是我写的，只好到底还是看了。
有人冒名出书，仿佛值得自矜，总是你的名字有号召力。想必找了枪手，模仿得有几分像，才充得过去。被剥削了还这样自慰，近于阿 Q心理。而且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书末附有一篇类似跋的文字，标题《关于＜恋之悲歌＞》，下面署名制版，钢笔签名“陈影”。开首如下：
《恋之悲歌》，正如它的书名那样，从头至尾是一个悲剧。
作为悲剧的主角——章云裳，是值得我们同情的。她虽然因生活而被
迫走入欢场，她虽然饱经沧桑，饱受苦难……
可知此书原名《恋之悲歌》，陈影著——除非是用另一个名字。这篇跋冒充附录的书评，自吹自捧一番。小说糟到坊间不会有人出的地步，可能是自费出版的。印刷所手中有纸版，乐得盗印，只换了个封面，书名改了，作者名字换了个比较眼熟的，人又在远方，不会有麻烦。这样看来，原作者也是受害人了。
此人大概是真姓陈，不是笔名，因为书中叙述者名叫陈丹，写跋的又是陈影。照他的作风做法，绝舍不得隐姓埋名。他是广东人，屡次称“喜欢”为“中意”：“这是我最中意听她唱的两支歌”（第十三页）：“但是他对我已经中意，是毋容再研究的了。”（第六十页）——“容”是别字，不是排宇错误。——国语吴语虽然也有“中意”，用法不同些。——书中男主角的故乡也是广东一个小镇。
此人大概年纪不轻了。书中信件具名都是“王彼德鞠躬”，“陈丹鞠躬”，这款式近年来只有喜帖上难得有时候还有。
书中叙述者与男主人翁都是私家侦探，不过男主角已经在美改行经商。除了看电视影集，向往私家侦探生涯，他还有个理由要男主角也是侦探：得与女主角邂逅相遇。她在咖啡馆看见报上暗杀案标题与死者的照片，误以为是她离了婚的丈夫被杀，惊呼“桑坚国！”名探王彼得立即趋前问她是否认识桑坚国，因此交谈，得知她的身世。原来两个桑坚国面貌也相同——贾宝玉、甄宝五至少不同姓。
王彼得到舞厅去“拜访”她，发生情愫，但是没有与她结合，因为中学时代有个女同学单恋他，在一个大雷雨的晚上借口伯鬼，投怀送抱，失身于他。他离开了上海，到抗战后方去。辗转效美，失去联络。多年后，听说他那亥同学已经削发为尼，而又疯癫投井自杀了，他这才自由了，委托香港一个私家侦探打听那舞女的下落。侦探陈丹看她的照片面熟，想起半个月前救护一个车祸中的少女，长得一摸一样，当时没见到她母亲，再去找她，果然她母亲酷肖照片中的章云裳。自称王太大章依恋，伴舞瞒着女儿，只告诉她，父亲在美国经商，按月寄家用来。
陈丹因为主顾谆嘱切勿向章云裳提起他，好让她惊奇一下，因此不便说穿，在舞厅点唱王彼得从前最爱听她唱的两支歌，试探她的反应，证实章依恋是否就是章云裳。不料她歌唱时悲痛过度，当场晕倒，送人医院。王彼得自美来港，医院访问时间已过，次日再去，已经死了，缘悭一面，万念俱灰，告诉陈丹他预备终身不娶，把她前夫的女儿带回美国，视为己女。雨中机场道别。两位大侦探紧紧握着手，说不出话来。王彼得“脸上混凝着雨水和泪水”。终于进出一句“再——见，陈——先——生！……”
我看了不禁想道：“活该！谁叫你眼高手低，至于写不出东西来，让人家写出这样的东西算你的，也就有人相信，香港报上还登过书评。”
可千万不要给引起好奇心来，去买本来看看。薄薄一本，每章前后空白特多。奇文共欣赏，都已奉告，别无细节。
（原刊1988年2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初版《续集》）
十三、借银灯
有一出绍兴戏名叫《借银灯》。因为听不懂唱词，内容我始终没弄清楚，可是我酷爱这风韵天然的题目，这里就擅自引用了一下。《借银灯》，无非是借了水银灯来照一照我们四周的风俗人情罢了。水银灯底下的事，固然也有许多不近人情的，发人深省的也未尝没有。
我将要谈到的两张影片，《桃李争春》与《梅娘曲》，许是过了时了，第三轮的戏院也已放映过，然而内地和本埠的游艺场还是演了又演，即使去看的是我们不甚熟悉的一批观众，他们所欣赏的影片也有讨论的价值。
我这篇文章并不能算影评，因为我看的不是电影里的中国人。
这两张影片同样地涉及妇德的问题。妇德的范围很广，但是普通人说起为妻之道，着眼处往往只在下列的一点：怎样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之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义。《梅娘曲》里的丈夫寻花问柳，上“台基”去玩弄“人家人”。“台基”的一般的嫖客似乎都爱做某一种噩梦，梦见他们自己的妻子或女儿在那里出现，姗姗地应召而至，和他们迎头撞上了。这石破天惊的会晤当然是充满了戏剧性。我们的小说家抓到了这点戏剧性，因此近三十年的社会小说中常常可以发现这一类的局面，可是在银幕上还是第一次看到。梅娘被引诱到台基上，碰巧遇见了丈夫。他打了她一个嘴巴。她没有开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