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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坚持一下朱思旭(1963年生于广东。1983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87年毕业后进入广东白云山制药厂。1990年任广东白云山集团驻京办事处主任,1994年后升任白云山集团华北及华东地区总管):我在广东一个极其偏远的山区长大。当地有一句土语,叫做“老蔗头”,意思是甘蔗每年都要被人砍一次,砍光以后遇到春雨,它又会生出新苗,长成甘蔗,然后又被人砍掉,但只要有雨,第二年它又能长出新苗。我这个人在童年少年时代,就像“老蔗头”一样,历经劫难却又顽韧不息。
那个地方就业机会极少,如果不通过读书走出来的话,便永远不会有出息。当地人十分保守,所以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恋着一个女孩子,为了得到这个人,我只能去上大学,提高自己的地位。(很遗憾,她最终也没能成为我的太太。)在当地,能不能考上大学是喝粥与吃饭的分水岭。如果考不上大学,只能蹲在家里喝粥,考上了便有米饭吃。为了这个低级的目标,我暗暗发奋。那里的教育水平极低,我无法指望老师的帮助,只能自己苦苦地准备,前前后后足足考了四次,才进入北大。
在北大读书时我是自卑的,原因有生理上的,也有心理上的。
在当时极不自信的情况下,我把身体上一个小小的缺陷,看得万分严重。我家乡医疗条件很差,由于母体奶水的问题,我的眼睛生出许多眼屎,家里没有钱治,过了一年我的双眼变得一只略大、一只略小,从此以后怕见生人。心理自卑是因为自己来自山区,到了大城市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自认为知识面、言谈举止、衣着方面都不能与城市学生相比。那时,我很孤独,又不具备与城市女生交朋友的资格。那种自卑是深深刻在心上的。再加上有一年的英语考试不及格,心里更加难过。我曾找到一条铁轨,试图自杀。
后来我看了秦汉主演的一部电影,叫《汪洋中的一条船》。主人公腿断之后却很坚强地熬过来了。这是我从强烈的自卑到积极进取的一个转折点。再后来,我看了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它使我从艰苦的逆境中奔着一点光明走过去。
此后,每当我遇到困难,我便对自己重复那句名言:“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之中。”
我毕业后去了白云山制药厂。刚到任时工厂分给我的工作是在宣传科写黑板报,这对4年正规的中文培训来说,是一种亵渎。每逢节庆日,我还要亲自扛着大旗搞庆祝才摆脱了苦境,却又进入了新的苦境,内心十分悲痛,曾几次想调动。但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忍下来,并且积极地做好每一项不起眼的工作。不想,这反而使我得到了一步步提升,终于成了一名高级职员。
回首往事,假如当时我真的自杀了,或是吃不下一时的苦而离开了白云山,那我的今天便不存在了。这使我想到,一定要对自己怀有一个希望,特别是那些真正的苦孩子,希望就是一切。
策划人语:在刚刚走出校园大门、真正靠近大众的社区时,你是不是触到一种坚厚的隔膜?你找到了打破这种隔膜的办法了吗?你是否在学校里便意识到学习与社会实践需要交融、相互助长?而在工作中,你感到知识不足时又会怎样?推倒隔墙谭军(1964年生于黑龙江。1981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85年毕业留校任团委宣传部部长并兼读国际政治系硕士学位。1989年辞职后辗转数家企事业单位,3年后领办奥地利亚奥文化发展公司并任授权董事长兼总经理。1995年后出任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开发集团总公司副总裁):人们常说,影视作品是一种遗憾的艺术,制作完之后再也无法改变,其实人生也是如此。
回首大学时代,我时常感到遗憾:一是荒废了许多时间,无可挽回;二是与社会的联系不够充分,那时太容易满足于校园生活了。
不过好在北大9年生活,我一直在团委工作,相比之下,与社会接触更多一些,这使我闯出校门、投入商海的时候,能够较为轻松地找到校园文化和社会现状之间的平衡点。
我很幸运有这么一段漫长的经历——带着读书人的头脑,频频瞥到纷杂的校外世界。这使我坚信一个道理,就是:做一件事,完全围绕这件事本身去做,未必能取得最佳效果。过去人们常说“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做诗如此,读书也是如此。如果上大学期间作好融入社会的准备,那么机遇就会偏爱我们,现实也更容易接纳我们。
教育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性教育,一类是生活教育,而我们中国的教育过于强调前者。当然,技能知识是建功立业和国家中兴的根本,但学生仅仅掌握技术是不够的。成功的人往往是两种教育共塑而成的,当他走进社会,他的修养、行为规范、做人原则便会先于技术才能,首先受到检验。
而技能知识,少年时选择的又不一定是我们终生固守的。著名的人物传记作家叶永烈,过去曾编撰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但他却是北大化学系的学生。我在北大读的是中文和政治学,这种按自己少年时代的志趣原则进行的专业选择,尽管给了我文采、表达能力、意志力,但机遇却作为更加强大的选择动因,把我推向了商务活动。
人有着各种不同方向的潜质,不要过早地局限自己,不必守死一门技术性知识。当时代的要求把你推向更合适的位置时,你的兴趣会发生合理的转变。”“不过又要格外注意,从学的区域不宜过于宽泛。现代化的社会职业分工将日趋细致,很难再像过去,比如王国维,在他51岁投昆明湖自尽之前,在许多领域都是大家;华罗庚既是一流的数学家也是文学家,但未来的成功恐怕更多地需要你专心于相关的领域。
另外还要注意:你的工作技巧永远不可能全部从校园里学到。不论是哪种教育,它都无法替代人们将来在工作中获得的经验,即便我们从校园里走出,发现了不足,再次返回校园做更有目标性的学习,而一旦回到工作中,我们依然会遇到问题”“,但我们不可能总是回到学校进修。人们有一种错觉,好像只有在学校里才叫学习,其实不然。北大尽管给了我很好的学识,但我现在的工作知识,大多是在北大以外学到的。
实际上,无论是从校内跨出校门,还是从校外返回校园,你在心中都应该推倒学校四周的隔墙,因为在学校时你需要实践,在社会中你需要学习。
策划人语:梦想是人生长存的美物。没有梦想人会死亡,而只有美梦才能创造光荣。如果一生只有一个梦想,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具有实现梦想的能力?拥有美梦葛维列(1964年生于北京。1983年考入北大经济系,1987年毕业留校任团委社会实践部部长,1989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MBA。1992年回国创办中帝投资咨询公司,并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至今):几年前麦克马克写过一部书,叫作《哈佛学不到》,曾在美国校园里那些人文学科的学生手中流传。麦克马克是国际顾问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兼总裁,他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之后,进了一家很好的法律事务所。如果继续做律师,他会有很好的前程,但他喜欢做的工作是那些能把所学知识和他一生最感兴趣的热点结合起来的事情。他的兴趣是打高尔夫球,所以他放弃了律师工作,去为业余球员做代理人,由此开创了一个行业,叫“竞技代理”。从1965年至今,他的国际顾问公司为许多的高尔夫、网球、模特人员做代理,成了全美同行业中最大、最有声望的企业。
人们最初选择学习一种知识,可能是当时的风尚所致。随着社会变化,人的梦想也随之变化,可能要不断放弃初衷,转入新近喜欢上的行业,这是追逐梦想的一种方式。前些天我在北京碰上了一位我在美国一家保险公司工作时的同事,他最初是在试验室里做化学博士,后来他拿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美国最好的大学——宾州大学做教授,再后来他到商务部做东西方贸易,又去金融公司做筹资,而且成了副总裁,当他60岁退休时他又得到了法学博士学位。随着年龄和生活环境的变化,人们需要不断调整梦想。不满意目前的工作,打算换个新环境,这是有进取心的表现。
另一种追逐梦想的方式是不放弃初衷,却能把业已冷却、但你依然喜爱的领域与时代发展结合起来。如果你是历史学专家,你根本不必去商海里寻找新梦,只要你有慧心,你依然可以从故纸堆里发现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新东西,找到通往金钱、美名、实现人生价值的道路。
我们在校园里曾有过数以百计的梦想,但工作之初,我们只能从事一些与自己的专业、爱好、人生设计全不搭界的小事。这时你千万不要认为梦想已化成了泡影,在毕业八九个月之内,如果你没有做你想做的事情,这简直太正常了。我本人从北大毕业已有9年,但我现在的一切,离我大学时的梦想还早着呢!你必须耐心地怀揣你的梦想,始终不断地温润着它,即使对那些怀揣着梦想到北京打工的人,也是如此。深圳有一个打工妹成了一家电视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这使我相信,只要人生有梦,并把这个梦想时常记在心上,将来总有一天你会遇到转机。
20岁比30岁拥有更多的浪漫的梦想,但这并不是说30岁就会完全丧失梦想能力。我的公司里集结着一批30岁的学人,我们共同的准则是“扬民族自尊,建共同富裕,求个人发展”。这是我们企业文化的骨髓,也是我个人的梦想。当你忽然发现自己30岁了,你会由于感触岁月流失而更多地把梦想和现实条件结合起来。30岁前后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是30岁的人更多地把没有付诸行动的梦想在追求过程中变成现实。这时不要以为自己老了,梦想和人生平淡了。30岁无论是谁,他都百分之百地拥有至少一个梦想,只是人们的梦想不同,有的人的梦想是一个强烈的目标,有的人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心愿。
而无论是宏愿还是一桩心事,只有实现了它,你的人生才会有快意可言。
不是吗?
白色的帽子
阿满君子
李宁
前面是红灯,“的士”停了下来。
“这是柠檬的香味吧?”在护城河畔上车的那位穿着体面的乘客问道。
“不,这是夏柑的味儿。”司机松井微笑着回答。
“嗬,夏柑竟有这么香啊!”“这是刚摘下来的,昨天我那乡下的老母亲用快件寄来的,大概是想连香味也给我送过来的吧。”
“噢,噢。”
“因为我太喜欢了,就把一个最大个的放在车子上了。”
信号灯变绿了。排成长龙的车子一起跑了起来。拐过一条大街后,在一条小巷子口上,那位先生下车了。
正要开车,松井顿了一下。
“咦,路边有顶白帽子,要是来阵风,不就会让车子碾坏了吗?!”在婆娑的柳树下,一顶可爱的白色的小帽子孤零零地丢在那儿。松井从车里出来,拿起了帽子,忽地一下,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帽子底子飞走了。
啊,是只白蝴蝶。松井赶忙挥着帽子去扑,可蝴蝶飘飘摇摇,越飞越高,看着看着飞进树荫里去了。唔,原来是故意放在这里的呀。帽子里边,红丝线绣着:竹山幼儿园,竹野丈雄。松井拿着帽子,呼哧呼哧喘着气。一位胖胖的警察奇怪地看着他走过去了。
要是看到好不容易抓来的蝴蝶飞走了,这个孩子该有多失望呀。
忽然,正在踌躇的松井像是想到了什么,急忙回到车子里。
他从司机座位边拿出那只夏柑。你看它金黄金黄,真像是那温暖的阳光染成的,好漂亮的颜色哟。一阵诱人的香气,随风散了开来。
松井把夏柑用帽子盖上,怕风刮跑,又压上块石头。
刚回到车里,一个梳短发的小姑娘“咯噔”一声坐在后面的座位上。
“我迷路了。我走啊走啊,可哪里都是四四方方的房子……”。听声音就知道这孩子是累坏了。
“行啊“嗯—嗯—有没有一条路边有很多菜花的街呀?”“有,那是菜花桥。”
车子刚发动,远远的听到有一个活泼的男孩子的声音,而且这声音越来越近。
“就在那个帽子下边。妈妈,真的,真的有一只蝴蝶呀!”一个男孩子拿着一只崭新的青色的捕虫网,拉着还穿着围裙的妈妈的手,一跳一蹦的过来了。
“我去揭开帽子,你用这个网子去扑。哎,怎么有块石头压着?”后边座位上的女孩,因为车子刚开出一点,着急地说:“快点啊,叔叔,请您快点开吧!”松井赶忙踩下油门,路旁的柳树眼看着往身后溜去了。他扶着方向盘,心里却在想着:那位妈妈紧张地张着网,那男孩子小心翼翼地揭开帽子——该是多么吃惊。松井似乎看见了男孩张着大嘴的样子。
想不到吧,怎么会变魔术似的变出个夏柑来。不管怎么说,这是蝴蝶变的……。
他不由得“噗哧”一下笑出声来。
“啊?!”松井慌了一下神,反光镜里看不见那个小姑娘了。回身一看,人没了。
松井停下车,朝窗外看去。
这是一小块草坪,后边是一个不大的住宅区。数也数不清的白蝴蝶在飞来飞去。一片绿油油的三叶草,亲着开着小黄花的蒲公英,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其中。松井出神地看着那草坪上空翩翩起舞的蝴蝶,似乎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干得不错。”
“是挺不错的。”
“干得真漂亮。”
“是棒极了!”忽地一下,这声音像是碎了的肥皂泡一样,小的小的听不见了。只是车中还留着那夏柑淡淡的香味。
学话儿子:“今天,老师教我们说‘是的,先生’和‘不,先生’。”
父亲:“你学会了吗?”儿子:“不,先生。”
父亲:“将爸爸不能叫先生。”
儿子:“是的,先生。”
办刊二三事
郑元绪
一1981年初,经过紧张而短促的筹备,《读者文摘》就要面世了,心中总有些忐忑不安。原计划3月出版的,因为抽换了一些文章,拖至4月才出版。出版前,将一页页清样订在一起,不停地翻来翻去,就像即将分娩的母亲,猜测着自己的婴儿如何模样,来到世上会不会遭到冷遇。当时的编辑就只有胡亚权同我二人。对于编杂志都是初次尝试,“雄心壮志”虽是不小,却没有经验。我问老胡:你看这样装订出来,像一本杂志吗?老胡倒似乎胸有成竹:像,装上封面,三边一裁就像了!创刊号终于出刊了。封面很漂亮!红红的颜色,向往着未来的少女,给人带来一阵喜悦。我抚摸着每一页,端详着一篇篇变成了铅字、又整整齐齐排列在一起的文章,心里仍旧不踏实:读者会承认她吗?会喜欢她吗?要知道,审视她的,将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要赢得他们的信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0年后的今天,形势已大为改观。创刊号只征订了一万五千册;而眼下已拥有200多万订户、上千万读者,简直沐浴在读者的海洋中了。但我自创刊时染上的心病竟无从“医治”,每一期杂志出刊时,总有一种不安,不知这用心编出的几十篇文字,能否有几篇得到读者的认可?不知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意味,能否引起读者的感受和会心?每次接到工厂送来的签发样刊,都小心翼翼地浏览一遍,企图体验一次普通读者的心情。然后合上杂志,再假定自己是一名刚收到她的订户,再轻轻打开封面,一页一页地翻了下去……有时在街头行走,看见邮亭、书摊摆放着新到的《读者文摘》,不禁驻足其侧,细细打量那匆匆而来的顾客。及至看到他们一个个毫不犹豫地付了钱,卷起一本《读者文摘》匆匆而去的时候,心中才略觉宽慰。继而又不安起来:对于这些“忠实”、“虔诚”的读者,对于这些可爱的读者,这薄薄的48页该不会令他们失望罢!不安了10年,不安了100多期。或许要一直不安下去。
二办杂志要依靠作者供稿,而《读者文摘》的供稿者同读者是融为一体的。《读者文摘》创刊后,印数直线上升,来稿也骤增,每日几百件、上千件,有时用帆布袋往四楼办公室背。对于办刊初期来稿支持了刊物的人,我们是很感激的。虽未曾谋面,却是觉得十分熟悉了。
大约是1987年底,《现代妇女》杂志评选优秀稿件,总编辑小韩邀我去当评委。在那里,偶然遇到了北京《中国妇女报》的一位编辑。我接过他递给我的名片,发现名字竟是那么熟悉。
“您叫杨新连?”“是的。”
“您过去给《读者文摘》投过稿?”“好几年前的事了。”
我毫不迟疑地追问:“1982年,您译写的《自我放松20法》登在第8期上,对吗?”他吃惊得不知说什么好。
我继而笑道:“您的家好像住在东四六条,现在还住在那儿吗?”一阵畅谈之后,他又专程访问了编辑部,回去后,写成短文《薄雾中的桥》,登在《中国妇女报》上。文中写道:“我惊讶不已。要知道那时我还是个地地道道的读者,正是由于那篇文章,我的名字才第一次被排成铅字。”
那以后,我们再没见过面,也没有通过信,就像在这之前一样。我不知他还有没有兴趣翻翻《读者文摘》,但我知道,这次相遇,他不会忘记的。我也不会。
办刊时间长了,作者队伍不断更新,他们的情况不会一一记得那么清楚了。但心怀的敬意却始终未减。《读者文摘》10年,几乎没有约过一篇稿,采用的全部是自投稿。没有千百万读者的支持,《读者文摘》的发展及至生存都是很困难的。
三每天都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评刊的、谈论生活的、报告喜讯的、诉苦的,什么内容都有。最大的苦恼是无暇一一答复他们(又不愿找局外人代笔),恐怕已伤了许多颗心。专程拜访编辑部的读者也不断。真羞于让他们坐在这简陋而杂乱的编辑室中。好在人们并不计较,尤其是一些青少年读者,亲眼见到心仪已久的编辑们的“真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