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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人出身使陈云“沾光”
第二章 卷入激烈的斗争
第三章 《一个深晚》
第四章 秘密前往苏联
第五章 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第六章 邮市上买的三封信
第七章 陈云对于若木说：“你我都是老实人”
第八章 在沈阳
第九章 从“打天下”转向“治天下”
第十章 树立接收城市的“样板”
第十一章 出任副总理主管财经
第十二章 陈云肩挑一担“炸药”
第十三章 胜利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第十四章 要求部下“一毛不拔”
第十五章 把粮食纳入“统购统销”轨道
第十六章 “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
第十七章 “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第十八章 “反反冒进”主要针对陈云
第十九章 离右派“五十米远”
第二十章 在“大跃进”的日子里
第二十一章 全民大炼钢铁
第二十二章 陈云“坚持真理很勇敢”
第二十三章 毛泽东期望陈云收拾乱局
第二十四章 “调整大师”说话了
第二十五章 再度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第二十六章 “左”派们攻击陈云
第二十七章 支持“包产到户”
第二十八章 不能不当面向毛泽东谏言
第二十九章 “战略疏散”到江西
第三十章 “一天打鱼一天晒网”
第三十一章 秘密会见叶剑英
第三十二章 支持邓小平复出
第三十三章 五颗“重磅炸弹”
第三十四章 十年不鸣，一鸣惊人
第三十五章 华国锋表态
第三十六章 平反冤假错案
第三十七章 党风党纪不存在“松绑”问题
第三十八章 我要有自知之明
第一章 工人出身使陈云“沾光”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会议记录上，有一行令人费解的字：会议在“避暑的庐山”
上召开。
其实，那是故意摆迷魂阵因为万一这份会议记录落到了国民党手中，这一行字足以使国民党的特务们琢磨半天仍如坠十里雾中……
１９３０年９月２４日，上海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一幢豪华的花园洋房里，神不知，鬼不晓，４６名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聚集在那儿，开了４天会。
这次会议，才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２５岁的陈云以“廖程云”这名字出席会议。对于陈云来说，这是平生第一回出席中共中央会议。
自从那次匆匆离开故乡青浦之后，陈云来到上海，先后担任了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兼农委书记，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中共上海法南区委书记，从事地下工作。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八人。现存于中共中央档案馆的“六届三中全会补递中委名单”中，在标明“候补的”名单中，有“廖程云”三字。
就这样，陈云开始进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之中。
陈云，论文化程度，只有小学毕业；论党内资历，入党不过５年；论理论水平，远不及那批留学苏联、满口马克思主义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２５岁的陈云，在“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党内升迁如此之快，除了他的工作能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大背景：当时共产国际强调重视提升工人出身的干部，而陈云正出身于学徒、店员，因此得到了器重。
陈云刚一进入中国共产党高层，便卷入了极为尖锐的斗争之中……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后４个月，１９３１年１月７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八号，秘密举行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是一次非常短暂的会议，只开了一天，却又是一次错综复杂、斗争极为尖锐的会议。会议的“主角”是罗章龙。
在早年，罗章龙跟毛泽东有着颇深的友情：早在１９１５年５月，２２岁的毛泽东在长沙司马里第一中学贴出“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毛泽东三字繁体字共２８画，第一个前往应征的，名曰“纵宇一郎”。这“纵宇一郎”便是罗章龙。
１９７１年夏，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时，谈及：“我们这个党已经有５０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１０次。”
毛泽东历数这十次路线斗争，数到了罗章龙。
毛泽东说：“开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
“１９２８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１９３０年６月到９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
“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１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这样，毛泽东把罗章龙列为党内斗争的第四个“机会主义头子”。
罗章龙很风趣地告诉笔者，他对毛泽东的话作了别出心裁的“注释”：“陈独秀有个‘独’字，成了第一个‘机会主义头子’；瞿秋白的‘瞿’字，有双目，也就成了第二个‘机会主义头子’；李立三有个‘三’字，成了第三个‘机会主义头子’；至于我，姓‘罗’，头上顶着个‘四’字，成了第四个‘机会主义头子’……”
说笑归说笑。当罗章龙说及他那次党内斗争，变得严肃起来。平日，他很少涉及这一敏感话题——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第二章 卷入激烈的斗争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李立三下台。虽然当时名义上的领袖是向忠发，但是向忠发不论组织能力，还是理论水平，都够不上作为党的领袖。只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片面强调工人成分，才使向忠发成了中共中央总书记。
李立三的下台，引发了领导权的一场新的争夺战——王明要夺权，罗章龙也想成为领袖。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便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展开了。
会议名义上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主持，而实际上则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说了算。
会议颇为奇特，既然是中共全会，理应是中央委员出席，然而出席这次会议的３７名代表之中，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为２２人其中中央委员１４人，候补委员８人，其余１５人为列席代表。这些列席代表中，便包括王明、博古等。尽管王明、博古等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成了米夫筹谋安排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自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王明在米夫一手扶植下，显山露水了。
王明竭力反对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王明散发了《两条路线》也就是后来经过增订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小册子，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和瞿秋白，认为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实行“调和路线”。王明提出召集紧急会议，改组中共中央领导。
罗章龙当时也很活跃。虽说他与王明存在尖锐矛盾，但是他在要求改组中共中央领导这一点上，是与王明一致的。罗章龙认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的”，而向忠发、项英、关向应、邓中夏、贺昌、罗登贤等“亦须离开领导机关，施以严重的处罚”。
米夫在上海分别会见了王明和罗章龙，提出立即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反右倾”。但是米夫支持的是王明，而不是罗章龙。于是，在会上，罗章龙和米夫、王明之间，发生了激斗。
六届四中全会批判了瞿秋白，批判了李立三，改选了中央委员会。现存于中共中央档案馆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档案中，那中央委员名单一望而知是周恩来亲笔所记。
在六届四中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中，不见“廖程云”，却在“补选的中央委员”的名单中，见到“黄苏”。这“黄苏”，其实就是陈云的化名。这样，陈云由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升为中共中央委员。这时，陈云不过２６岁。
会议改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选出九人为政治局委员，即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任弼时、陈郁、王明。这样，王明一跃进入了政治局。１个月后，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又升任政治局常委，从而控制了中共中央。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罗章龙成了米夫、王明反对派的领袖。他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特别是工会系统干部的支持。但是，罗章龙斗不过王明——因为王明得到米夫的支持，而米夫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富有权威性。因此，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胜利而告终。
会议刚结束，罗章龙和他的支持者们便强烈要求召开紧急会议，以否定四中全会。
罗章龙站出来领导反王明，反米夫，但同时又犯了一个大错误，那便是筹谋成立第二中央。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罗章龙的行动，显然又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更大的困难。
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从此，罗章龙从他的政治生涯的巅峰跌了下来。
第三章 《一个深晚》
１９３２年３月，２７岁的陈云在上海担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１日夜晚，在上海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三楼四室，鲁迅设家宴招待客人。
那时，国民党政府悬赏两万元捉拿瞿秋白。在１９３２年１１月下旬，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不得不躲避到鲁迅家中。
瞿秋白夫妇在鲁迅家住了半个来月，中共地下组织派陈云前来接出他们，以便转移到另一安全的处所。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６日，为了纪念鲁迅去世一周年，陈云写了回忆文章《一个深晚》，记述这个难忘的夜晚。
陈云写道：１９３２年阴历十一月的某一天，大约是深晚１１时许了，我坐着一辆黄包车，把戴在头上的铜盆帽挪低到眉毛以下，把吴淞路买来的一件旧的西装大衣的领头翻起盖满两颊，由曲曲弯弯的小路到了北四川路底一路电车掉头的地方就停下了黄包车。付了车钱，往四边一看，没有人“盯梢”，我就迅速地走进了沿街的一座三层楼住宅房子的大门。这是一座分间出租的住宅，走进大门就是楼梯。
大约是在三层楼的右首的那间房间的门口，门上有着一个同志预先告诉我的记号。
我轻轻的扣了两下，里面就出来一位女主人。我问：“周先生在家吗﹖我是先生要我来，与先生会面的。”女主人就很客气的请我进去。
秋白同志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之华同志的包袱里，另外他还有一个小包袱装着他和之华的几件换洗的衣服。我问他：“还有别的东西吗﹖”他说：“没有了。”“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我奇怪地问他。他说：
“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他问我：“远不远﹖”“很远，我去叫三辆黄包车。”
我说着，正想下楼去叫车子，旁边那位五十以外庄重而很关心我们的主人就说：
“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说着就招呼女主人去叫黄包车去。这时候，秋白同志就指着那位主人问我：“你们会过吗﹖”我和那位主人同时说：“没有。”
秋白同志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同时又指着我向周先生说：“这是同志。”“久仰得很”我诚恳地尊敬地说了一声。的确，我是第一次见鲁迅。
他穿着一件旧的灰布棉袍子，庄重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示出非常担心地恐怕秋白、之华和我在路上被侦探、巡捕捉了去。他问我：“深晚路上方便吗﹖”“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我用安慰的口气回答他。我是第一次与鲁迅会面，原来不知他是哪里人，听他的说话，还多少带着绍兴口音。后来我把秋白、之华送到了他们要去的房子里，问起秋白同志，才知道鲁迅确是绍兴人。
一会儿女主人回头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我说“走吧”，就帮助之华提了一个包袱，走到门口。秋白同志向鲁迅说：“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你以后交带给我。”又指着我向鲁迅说：“或者再请同志到你这里来拿一下。”我就顺便插口：“隔几天我来拿。”正想开门下楼去，之华还在后头与女主人话别。我们稍微等了一下，鲁迅就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同志答应了。一会儿，我们三人就出了他们的房门下楼去，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连地说：“好走，不送了。”当我们下半只楼梯的时候，我回头去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秋白同志也回头望了他们一眼，说：
“你们进去吧。”他们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当我们走到了二层楼梯口，才听到三层楼上啪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秋白同志自从１９３２年同志被捕以后，侦探到处在追逐他。病得又很重，住在鲁迅家里已经好久了。虽然鲁迅当时也为暗探四面跟踪着，但是鲁迅终于把秋白同志安全地保护了几个月。后来因为外面已经有些“风声”，所以我们就把秋白同志搬到另一个地方。我们本来还要到鲁迅家去替秋白同志拿那几本书，我也很想再去会会鲁迅，后来因为别的原因，很快地离开了上海，所以没有再去。我这第一次的会见鲁迅也就成了最后一次的会见鲁迅了。
第四章 秘密前往苏联
陈云出席遵义会议后不久，在红军队伍中便不见他的踪影。
有人说，陈云失踪了。
也有人说，陈云牺牲了。
其实，陈云奉中共中央之命，担负重要任务，秘密离开了红军，前往上海……
中共中央派陈云前往上海，是因为中共上海局遭到严重破坏。
博古、张闻天、陈云在１９３３年１月从上海到江西苏区之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局。但是，由于卢福坦不久被捕、叛变，康生则于１９３３年６月赴苏联，而李竹声后来又于１９３６年６月２６日晚在上海马立斯新村被捕，不久叛变。中共上海局只得改由盛忠亮任书记。
此后，中共上海局又几次遭到破坏，到了１９３５年夏，几乎停止了工作。
陈云肩负的另一重大使命，则是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陈云在遵义会议上明确支持毛泽东，所以毛泽东派陈云去完全信得过。
原本中共上海局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联系的通道。由于中共上海局遭到破坏，中共中央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由于这一联系中断，所以中国共产党所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先未向共产国际请示，事后又未向共产国际报告，而这一会议又事关重大，改换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改变了党的路线。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仍属共产国际领导，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急于派人与共产国际联系。
在陈云之前被派往上海的，还有潘汉年。
一路风险，陈云于１９３５年６月底到达上海。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了解到陈云和潘汉年已到上海，并在上海处于随时被叛徒指认的危险之中，因此决定让他们立即离开上海赴苏联。
１９３５年９月下旬，陈云到达莫斯科之际，正值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
共产国际“七大”举行时，虽然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召开了遵义会议，但是毛泽东和王明、张国焘、朱德均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被选入主席团。季米特洛夫受命直接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王明、康生、王荣（吴玉章）、梁朴（饶漱石）
在大会上发言。
就在共产国际“七大”期间，出于对断了线的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共产国际派出一位重要的秘使前往中国，寻觅中共中央。
此人是资深的中共党员，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已生活了近三年。在莫斯科时他叫“李复之”，受命去中国时临时取了个化名“张浩”。到了中国后，在中共内部，他又使用“林育英”这名字。然而，在他赴苏之前，国民党曾以高额赏金缉捕此人，而悬赏布告上却写着他的化名“林仲丹”——其实，他的本名叫林育英，字祚培。他是林彪的同乡、堂兄——湖北黄冈人，林彪本名林育蓉。
他的母亲姓张，因此取名张浩。
林育英的名字如今鲜为人知，可是当他作为共产国际特使回国之际，曾起过重大作用。
第五章 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陈云回到延安不久，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便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９－１４日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对于陈云来说已经很久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了。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改组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陈云、康生组成中共中央书记处，不设总书记。
另外，会议还决定，陈云接替博古，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就在这时，陈云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支持毛泽东呢，还是支持王明？
王明在回到延安之后，俨然以来自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颐指气使，凌驾于毛泽东之上。
陈云虽然跟王明在莫斯科共事了一年多，他并不支持王明。
陈云在回到延安之后，是相当谨慎的。尽管陈云在莫斯科多次见到过斯大林，跟共产国际的头头脑脑也很熟悉，但是他绝无王明那种“钦差大臣”的派头。
当时，从四面八方，大批的青年，大批的知识分子，涌向延安。这些人一到延安，头一件事就是组织审查。所以，那时中共中央组织部担负着非常繁重却又异常重要的任务。
陈云于１９３８年９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了题为《论干部政策》的讲演。
这一讲演，可以说是集中反映了陈云对于组织工作的见解。
陈云用十二个字、四句话来概括干部政策。他说：“我现在来讲干部政策，只想用十二个字，分成四个问题来解释：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陈云的讲话，反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