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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后台。为此，１９７６年４月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第三十二章 支持邓小平复出
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７日，陈云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邓小平。
陈云指出：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
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在小组会上指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１９７５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也支持邓小平复出。
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现在，党内、军内绝大多数同志，全国的人民群众都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
李先念也支持邓小平。
邓小平于４月１０日给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及中共中央写信，指出：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种种压力下，华国锋不得不于５月３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邓小平的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
这时，华国锋一方面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是合乎情理的。”但是，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又明确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邓小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邓小平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斗争，依然尖锐。
已经很久没有公开发表文章的陈云，在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８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强调了实事求是，对两个“凡是”进行批判。
为了深入批判两个“凡是”，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打响了。
１９７８年７月１日，阔别多年的陈云的老秘书刘家栋去看望陈云，曾目睹了这样的场面：１９７７年（引者注：应为１９７６年）闹地震时盖的防震棚，还没有完全拆除，上面已经空了，但钢架还在屋内立着。架子下面有一对破旧的小沙发，沙发的白布罩已经变成暗灰色，上面尽是破洞，看上去已经用了一二十年了。一个不小的办公桌，桌面上只有一部旧的电话机，一个台历，一份文件也没有。从这些摆设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安排工作，没有事干，还在“待命”。
“待命”中的陈云，在几个月后终于发出了震惊中国的声音。
那是中共中央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２月１５日，召开了历时３６天的工作会议。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沉默已久的陈云，作了两次重要发言，引起极大的震动。
第三十三章 五颗“重磅炸弹”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２日，陈云在东北组作了第一次发言。陈云说：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
陈云首先指出，“文化大革命”中震动全国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一案应予平反。陈云此言，一下子引起全会关注。
陈云说：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根据当时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１９４１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的精神是一致的。
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１９４１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对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些同志大体都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了，现在应该解决他们的问题。
陈云提出要把“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翻过来，是因为他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七年，深知这一案件内情。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在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前夕，中共中央组织部曾作出《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其中第三条规定：凡在狱中表示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曾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有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亦得恢复其组织。
另外，在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１９４１年７月２２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过去履行出狱手续者（填写悔过书声明脱党反共）暂行处理办法》。
１９４５年召开中共七大时，陈云负责审查七大代表资格工作。曾有人提出，这六十一人之中，能不能当选代表？陈云对此作了深入了解，知道这是在抗战前夕，刘少奇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这六十一人可以做个假手续，把他们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来。刘少奇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信，是经原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秘书长王林从天津带到延安，交给了张闻天，再由张闻天交给毛泽东的。此后，刘少奇来到延安时，又当面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同意了刘少奇的意见……正因为这样，陈云在当时就指出，这六十一人可以入选中共七大代表。
由于陈云对“六十一人”案件有着亲自的调查，所以他非常坚决地提出为他们所谓的“叛徒”问题进行平反。
第三十四章 十年不鸣，一鸣惊人
接着，陈云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案——陶铸以及王鹤寿案件提出尖锐的意见：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
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同志有许多是省级、部长级的干部。陶铸一案的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一办。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他们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但处理中也有缺点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陈云又为另一大案——彭德怀冤案，提出平反：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陈云提及了最敏感的话题——天安门事件，认为应该予以平反。
陈云最后还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康生必须批判。须知，康生在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１６日病死时，当时的讣告中，给他戴上三项“光辉的桂冠”，即“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陈云却指出了康生犯了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的发言，人称“爆炸性的发言”。他的话虽说不多，却扔出了五颗“重磅炸弹”。
翌日——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３日，各组都对陈云的讲话作出了强烈反响。
东北组如此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陈云十二日在会议上提出的几件事都是有关安定团结的问题，也是落实政策的问题，有必要加以解决。萧克在发言中还要求为“二月逆流”的冤案平反。
中南组这样说：陈云所提到的这些问题是当前干部讨论较多、关系全局的问题，在宣布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中央最好能给以解决。这对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加强团结，是有好处的。
西南组指出：陈云提出的几个问题影响较大，希望中央明确一下。这样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调动积极因素。
西北组则说：这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不正式表态，干部群众有抵触情绪，最好能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前，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我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大是大非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风，关系到拥护毛主席的旗帜。
第三十五章 华国锋表态
对于陈云发言的反应，接连不断。１１月１６日，万里在华东组说：“陈云提出的六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服。”
１１月１７日，杨得志、李成芳在中南组指出：“联系天安门事件，我们认为武汉‘七·二○’事件也到彻底平反的时候了。陈丕显提出：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也应该弄清楚。”
１１月２７日，聂荣臻在华北组发言说：“关于案件问题，陈云在这次会上首先提出来，我很同意。这类问题面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等。”
陈云接着插话：“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
王首道发言说：“只有把遗留的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康克清在华北组的书面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陈云１１月１２日提出的六点意见。我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鉴于陈云的发言反响强烈，得到众多的与会者的支持，１１月２５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上表态：
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１１月１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了这一决定，对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遭受迫害的同志一律要平反，恢复名誉。同时，江苏、浙江、河南等省委对同类事件也做了类似处理。
二，对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平反。
三，撤销过去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
四，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平反。
五，纠正过去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
六，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
七，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有关揭发他们的材料，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华国锋的表态，表明全部接受了陈云提出的六条意见。内中，尤其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另外，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０日，陈云在东北小组，还就经济工作作了一次发言。陈云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要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经济工作要从国情出发，克服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影响。
要重视八亿农民这个大头，把农业搞上去，要处理好经济发展的重大比例关系，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
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使人们认识到，陈云虽然年逾古稀，但是目光锐利，思想敏捷。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党内长期形成的威信再一次迅速提高。
第三十六章 平反冤假错案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２月１５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由于已经有了长达３６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５天，至１２月２２日便结束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曾被誉为“新时期的遵义会议”。确实，这次会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陈云从“待命”到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工作量猛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增多了，北长街的旧屋在唐山地震后成为危房，不能用了。经过有关部门力劝，陈云这才终于同意迁入中南海居住。
就在陈云重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起着重要作用的时刻，在１９７９年，陈云得了结肠癌。所幸发现早，手术做得又很成功，所以使他很快就恢复了工作能力。
进入８０年代，陈云的体质好转。
据于若木告诉笔者，本来陈云很怕冷的，这时，冬天穿得少了。往年，屋里开着暖气，室温在２６摄氏度左右，陈云还要穿厚厚的毛线背心，外面再穿呢中山装。
这时，他却只穿一件薄薄的“开司米”内衣，再套一件外衫就行了。室温也降到２３摄氏度左右。来了老朋友，有时他很得意地撩起外衣说：“你看，我里面只穿这么薄的衣服，也不冷。”
这种“开司米”内衣，是用单股本色开司米毛线织成的，薄而保暖，陈云很喜欢。穿得少了，行动也变得灵活。
陈云出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之后，重点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二是严肃党风党纪。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大批冤假错案亟待平反。１９７９年１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会通告就明明白白指出：“冤案、假案、错案一经发现，就要坚决纠正。一切不实之词，一切不正确的结论，一切错误的处理，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做出的，不论是哪一级组织、哪个领导人批准的，都要纠正过来。”
以陈云为首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同中共中央组织部，做了大量的平反工作。
在１９７９年２月，陈云就着手对“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案件，进行复查。
一年之后——１９８０年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决议。这样，使这“‘文化大革命’第一冤案”终于得以平反。
陈云在１９７８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提到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冤案，陶铸冤案，彭德怀冤案，中共中央也逐一予以平反。
第三十七章 党风党纪不存在“松绑”问题
陈云所提出的关于康生的问题，经过审查，中共中央于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６日决定：由于康生以及谢富治政治品质恶劣，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参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证据确凿，为此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对他们的《悼词》，并把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
陈云在１９３５年和潘汉年奉中共中央之命，从长征途中前往上海，然后去苏联莫斯科，他对潘汉年有了相当的了解。潘汉年一案，不是在“文化大革命”，而是在１９５５年经毛泽东同意定案的。即使是毛泽东所定的案子，陈云知道潘汉年一案有冤，也坚决提出进行复查。
当时，陈云得了结肠癌。在手术前，陈云为了预防不测，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特地为潘汉年一案给胡耀邦写了信，说明了有关情况。
陈云还向廖承志、刘晓、胡立教、夏衍、史永等人就潘汉年一案作了调查了解。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陈云的提议和邓小平、李先念的赞同，复查了潘汉年案件，否定了原定的潘汉年“内奸”的结论。
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终于为潘汉年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