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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第一章
第二章第三章
第四章第五章
第六章第七章
第八章第九章
前言
转变也许是一件痛苦和启发兼备的事，当你置身于光明与失明或失明与光明之间时尤其如此。当我得知失明十五年之后而又可能重见光明时，痛苦似乎变成了启发，它促使我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我对这件事做出的反应。开始，我用盲文打字机写，随着视力日渐清晰而改用手写。后来，呆滞已久的眼睛在不情愿的情况下逐渐看清了书上的印刷字迹，我开始阅读盲人写的书。这是一个略带强制性的过程。失而复明不仅令人激动，它还让我必须懂得我所发生的一切，懂得失明和复明的原因。别人的经验也许能说明我的一切。然而，荷马、参孙、海伦·凯勒或约翰·弥尔顿都太遥远了，只有目前在这个复杂而可怜的世界里生活的现代人才有借鉴价值。
例如，约翰·胡尔和我都是大学教授，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位探索自身遭遇意义的哲人。失明对他来说是一种“全身视觉”，他用整个身体代替了眼睛。然而，这是一种“痛苦的馈赠”，他不是专为黑暗带来光明的以赛亚。他“思考的是失去光明的原因”，宛如《失乐园》中的那些堕落的天使，在黑暗中寻找上帝。
在书中，我发现了一位具有神秘意味的法国盲人雅克·吕塞朗，我们能从法国抵抗运动的阵营中、从布痕瓦尔德恐怖的集中营里听到他的声音。失明对他来说不是黑暗，黑暗只有当他感到害怕、愤怒或生病时才会到来。他生活在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界，“我是光明的囚徒，受到惩罚，因而看不到光明。”
在书中，我认识了埃莉诺克拉克。她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学修养和才华的诗人，一位文笔典雅的作家。她能打网球和滑雪，住在康涅狄格州，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写小说，获得过全国图书大奖，并且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她丈夫罗勃特·佩恩·沃伦所属的文化领域。她对失明十分憎恨：“谁说你尽管不太喜欢，但还必须接受和体验失明的遭遇呢？”她的结论是：“我们需要通过钩子、拐杖或特洛伊木马来工作。”
胡尔和吕塞朗这样的人确实不乏英雄气概，因为他们有探索新世界的勇气。他们是沉默的另一面发出的呼声。但我必须承认，很多时候我听到的只是克拉克的叫喊和牢骚。
有时候，我认为胡尔和吕塞朗这样的人并不代表盲人，他们代表的只是神学和神秘主义。我既不是神学家，也非神秘主义者，我只是一名大学教授，一个写几本描写美国野蛮西部的书的人。我和他们到底有哪些共同之处呢？克拉克是不是我真正的代言人？倘若他们也能体验一下重见光明的奇迹，我怀疑他们的想法是否也会改变。
最后，我对两种不同经历进行了深入探讨。卡尔·比亚恩霍夫讲过这样一件事：一名男孩用手指使劲挖自己失明的双眼，当眼睛感到疼痛时，他看到了流星。天文学家并不相信失明的眼睛能看到血红的流星，但男孩说得千真万确，令人无法怀疑。而我只能隐隐约约地想象出维德·梅赫塔在克莱尔蒙特校园里骑自行车的情景。此外，转变还有各种不同方式。安德鲁·波托克努力地争辩说：和他这样一个画家相比，作家兼历史学家们根本不存在失明的问题。对此，在勘萨斯城俯案工作的萨丽瓦格纳也许会微笑地说：这是一句“蠢话”。我听说罗伯特·墨菲和汤姆·苏里文因为一个问题发生了争论：最积极的人是运动员，但他们是否也是最不健全的人？詹姆斯·瑟伯1面带微笑地讲述着自己发生的变化：随着视力的减弱，他笔下的狗画得越来越精炼了。
这里，我不是想和他们争辩，而是喜欢他们这样。这种情形好比一个热闹的大家庭，虽然各有各的主意，但实际上却是统一的。与胡尔和克拉克相比，我失明的时间比他们长，但和很多其他人相比则自愧弗如，然而我知道重见光明后的快乐。如果我能把自己的奇遇带给这个大家庭里的其他人，哪怕只是一点点，我就别无所求了。
第一章 莱德维尔
当你二十岁的时候，谁会相信一个古怪的老头儿说你会失明的话呢？他端坐在那里，头上歪戴着一个圆圆的反光镜，像动画片里的独眼巨人一样。他煞有介事地对我说：你迟早会失明的，现在应该开始做准备，学学盲文、练习一下走路。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真是太有意思了。谈话是在丹佛一个医生冰冷的诊所里进行的。那地方我以前从来没去过，后来再也没回去过，既没去医生的诊所，也没去过那个城市。我想，当时我并未多说什么，只是出于礼貌向他道了一声多谢。以前我看过很多医生，但从来没有人像他说的那样。
公共汽车驶进冰天雪地的落基山脉，驶向我当时住的城市莱德维尔。我孤身一人，凄凉抑郁，科罗拉多的三月寒冷刺骨。然而奇怪的是，我并不记得这一切，因为一切都好似《呼啸山庄》里的一幕：没有沮丧的旅程，没有最后而长久地向太阳、白雪和人们的面孔张望，也没有声泪俱下地向命运发出抗争。小提琴在哪里？二十岁的人还不到咒骂和反抗命运的年龄，统计结果忽略他们的存在，预言是为其他人准备的。特尔斐女神回去吧，带上你的医生回到属于你们的幽静的隐居地去吧。
也许我生性如此，与我的年龄无关？是的，我顺从命运的摆布。这种性格使我成为一名普通人。首先，因为失明而嚎啕大哭会使我不好意思，我不愿意令自己难堪。当我回想起一些办过的傻事时，尽管算不上什么灾难，却使我感到汗颜。至今，我仍然为那个夜晚感到羞愧。当时很多年轻人挤在一辆汽车里，西尔维娅坐在我的大腿上。她有意无意地偎依着我，我的心里感到一阵冲动。然而，接踵而来的是彼此的对话。她有口无心地大声问我裤兜里放了什么。我未加思索冲口便说：“一支手电。”可笑的是这竟是事实，我那里确实装了一支小手电筒。然而真实给我造成了多大的代价啊！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即使是成年以后每逢想到那次谈话仍使我感到赧然。我害怕讨论有关性和金钱的基本话题。我和西尔维娅分手了，在那以前她对我说我需要买一双绿袜子，因为我身上灰褐的颜色太多了。
就是这样一个灰褐色的我独自一人乘车返回到莱德维尔。面对失明消息的首次发布，我不过耸耸肩膀而已。我还不至于那么惨，还不到自己可怜自己的地步，而且我也不能那么做。眼睛的问题只是冰山露出海面的一个小小的尖峰。多年来，我一直与之抗争的是可恶的小儿风湿性关节炎。和西尔维娅分手后不久，延髓膨胀侵袭到我的膝盖、肘和手腕关节。事实上，我身上的所有关节，包括面部的颌关节都在发炎，僵硬和疼痛的症状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我像吃爆玉米花一样吞服着水扬酸盐药片。17岁那年我是在床上度过的，长期的卧床不起使我的关节锁死，最后不得不请几个身强力大的理疗师在热水池中为我松动关节。尽管如此，我的膝盖和双肘还是变得畸形，腿和胳臂既伸不直也无法弯曲15或20度以上。我再也不能做出双膝蜷屈的姿势，而且也不会因此做出愚蠢的事情了。
然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它们大部分已成为过去，谁会为过去的事而伤心呢？如今，在臭气熏天的公共汽车上，我们从丹佛蜿蜒缓慢地向莱德维尔沉闷的街道进发。车上很拥挤，由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莱德维尔在迅速膨胀，忙于为盟军生产枪枝所需要的铅、黄铜和钼。我踏着泥泞回到了鲍威尔太太那张铺着油布的餐桌旁。一共十五个人在那里包饭，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只知道他们的名字，如路易、里弗斯、斯威舍和达姆达姆等等。这些以前曾经当过拳击手、码头工人、伐木工或二流子的人现在成了双孔凿岩机的操作手或工厂的工人。他们从军队退武或听从征兵局的调遣来重要的矿山工作。他们庆幸脱掉了军装但却不满意现状，称自己是“倒霉的奴隶”。这群手上长满老茧的人永远搞不懂我，搞不懂一个步履蹒跚、戴着墨镜和干一些剥甘蓝菜皮工作的大学生。
从蒙特罗斯来的路易布莱恩是唯一能够真正吸引我的人。他似乎很喜欢我。有一次他把我带到他的简易宿舍并送给我一些矿石标本（我在日记里它们称为“莱德维尔矿山里蹦出来的漂亮石子”）。阁楼里横七竖八地摆满了床，屋顶的椽子上垂挂着衣服。一名矿工坐在床上用嘴吹着漫长忧伤的小曲儿。不管怎样，我可以把眼睛的事情告诉路易了。他不擅言谈，屋子里面充满着一种强烈的气息，一种包括我在内的孤独男人的气息。他们渴望女人和家庭，他们陷入在一个不愿停留的地方，像萨特存在主义小说里的人物那样寻找着根本不存在的出口。
我住的地方在哈里森大街一所俗气的维多利亚式房屋的楼上，房东是斯特朗太太。莱德维尔太拥挤了，甚至无法找到一个可以同时吃住的地方。我在鲍威尔太太那里吃饭，在两条街以外斯特朗太太的地方睡觉。我的住处小得可怜，放下一张床之后便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了，但我在窗前有个小桌，从那里可以看到泥雪夹杂的街道、邮局和哈里森大街对面长老派教堂的方尖顶。朋友们送给我一架电唱机和几张唱片。星期天下午，窗外下着暴风雪，我一边写着长长的家书，一边漫不经心地换着唱片，欣赏着巴赫的《布兰登堡协奏曲》和德彪西的《云》。
由于我的眼睛的瞳孔一直处于放大状态，外出时必须戴上墨镜，有时在光线明亮的房间里也是如此。当我穿着厚厚的大衣、戴着黑色的镜片走在莱德维尔的大街小巷时，我知道狗是不太喜欢我的。我在家信中写道：
莱德维尔的狗比任何地方都多，无所不在。它们有时单独行动，有时五、六成群。最小的品种有墨西哥的齐瓦瓦狗，最大的有瑞士伯纳德救护犬。我刚到这个地方时，身穿羊驼呢大衣，头戴墨镜，立刻成了无数猎狗的注意目标。它们见了我都狂吠不止，在街上走路时有些狗竟然跑到我的跟前咆哮。城里老居民的身上都有被狗咬过留下的伤疤。只要哪只狗接二连三地咬人，警察就会赶来将其击毙。然而，我的大衣和眼镜渐渐在群狗的世界里闻名，它们知道我既不是来自火星的入侵者也不是1890年代的匪徒，于是接受了我，不再对我嚎叫了。相反，它们伴我走路，在我身旁蹦跳玩耍。莱德维尔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我征服了。
信的结尾明显是为了取悦母亲。那些狗除了对我狂吠嚎叫之外再没有过任何其他举动。
我来莱德维尔的原因确实有点儿奇特。关节炎使我的双眼患上了葡萄膜炎，更准确地说是虹膜结状体炎。关节炎和眼部并发症让医生施展出浑身解数：配制水扬酸盐、服用葡萄糖酸钙、黄金注射法、肌肉注射异体蛋白（水解蛋白）、用蜜蜂蛰嘴、静脉注射伤寒菌（是真的，绝无夸张！）、肝部组织提取（此举出奇地疼痛）、结核皮下注射、肌肉注射青霉素和布鲁氏菌疫苗。后来，我的加利福尼亚医生约翰洛丹提出了高原疗法。至此，我真怀疑他们有点儿黔驴技穷了。他建议我至少要在高原住六个月。他解释说，去高原地带能增加我身体里的白血球总数，这些增加的抗体将组成强大的阵营与关节炎和葡萄膜炎搏斗。
时值二次大战初期，搬家不是一件容易之举。我的父亲在一家船坞工作，母亲忙着照顾其他两个孩子。一位姨姥姥跑来说：“你们打算把这个可怜的瘸腿男孩单独送到哪里去？难道就因为医生那句可能使白血球增多的话吗？他至多是建议而已，他清楚是怎么回事吗？”
可又有谁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呢？然而，我的家正是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我想，钱对父亲来说可能是个问题，但我能找到工作分担一部分开支。另外，这个建议看上去至少比注射伤寒菌有趣儿得多。除了弟弟和妹妹之外，全家人一致采取了保护性缓冲立场，他们目睹我多年来一直饱受风湿性关节炎的折磨，不愿看到我前功尽弃。他们不得不承认，现在我有能力独立生活，能够自己应付一切，可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好办法吗？我们几乎尽了一切努力，而这个建议又不无道理。充其量只需要一点儿乘火车的路费，此外再提供我一些钱直到我找到工作为止。
我的母亲是位读书人。十九岁那年她在伯克利求学，梦想成为一名新闻撰稿人。后来，她和我二十一岁的父亲私奔并生下了我。现在，她不情愿地取出了她的地名字典放在厨房的桌子上，然后在里面寻找美国大陆上最高的城市。搜寻的结果是科罗拉多州的莱德维尔市，海拔10，200英尺，其高度足够改变我的白血球数目。莱德维尔满足了我所需要的高度，父母同意购买火车票，其余的工作则留给白血球去完成了。
一月份一个天寒地冻的一天，我乘丹佛至里奥格兰德的列车抵达莱德维尔火车站。火车站奇异荒凉，地域偏僻，周围两三英里内渺无人烟。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把我带到城里。食宿地点安排妥当后，我踏着积雪来到哈里森大街，这时一幅“史福威食品杂货店”的招工启事映入我的眼帘。我得到了这份儿差事，工作是照看所卖的农产品。此刻，我志得意满，怀着独立的喜悦回到住处，提笔给家里写信。
两个星期后，我回到住处时发现了父母给我发来的电报。“立刻停止史福威杂货店的工作，”电报上白纸黑字地写道。父母告诉我，医生认为搬运蔬菜一类的工作会给治疗带来不良后果。我能想象得出家里得知我在食品杂货店工作后发生争论的情景：他在搬那些沉重的水果筐啊，会使眼内娇嫩的血管受伤的，我们必须问问医生。
我很难掩盖自己的失望。次日给我家里写信时尽量显得很潇洒：
昨晚接到你们的电报，我仍然不太明白。今天早上我把电报拿给史蒂夫看（他是铺子里的经理），他说既然对你有害，千万不要干了，态度很和善。由于几天来我一直在熟悉工作，原不指望他付我工资，可他坚持这么做。我急切希望你们来信告诉我具体原因，因为我感觉一切都很好。
几天后收到了来信，信中并未作更多的解释，但我在回信中并未表露出我的不快。
没有发现医生让我辞去工作的指示，我很失望。我确实认为它不会给我造成危害，但辞去工作会使你们更高兴，何乐而不为呢？也许以后会找到更适合我的工作。
因此我又戴上墨镜回到了冷寂的街道，与群狗为伍。晚上我睡12个小时，白天再睡三个钟头。很明显，这是无聊之极的表现。奇怪的是，我没有想到去犯罪，甚至没出现过任何邪念。我只担心的是过度睡眠是否有助于治疗。
每天，我沿着旋转扶手踩着吱吱作响的楼梯上下楼。楼梯的右边有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摆放着发黄的视力表和积满灰尘的眼科仪器。它是已故的J。C。斯特朗大夫办公室，一名眼科医生的诊所。如今，他的遗孀心惊胆颤地把楼上租给了房客，但却原封不动保留了丈夫的诊所。这间无人使用的房间像一个神秘的不详之兆，预示着将来我要永无休止地在无数眼科诊所之间奔波。
你们可能已经猜到，莱德维尔并没有使这些懒惰的白血球发生改变。在很多寒冷异常的时刻，我期待和想象它们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当冰雪偶尔融化的时候（在莱德维尔的冬天太难得了）我又深信不疑地认为我眼中的寒冰也随之消融。例如，1月30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我确实感到右眼视力已经有了显著改善。尽管物体的轮廓仍很模糊，但已能比较轻松地区别它们了。
然而到了三月，眼睛红肿发炎像进了沙子一样疼痛。种种迹象表明，葡萄膜炎恶化了，我不得不跳上长途汽车沿着号称北美大陆分水岭的落基山脉前往丹佛。医生的诊断让我知道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当我翻看过去的日记时恍然发现，自然界的冰雪和我眼中的寒冰并没有消失，我不但过分乐观，而且还不自觉地产生了放弃视觉和依靠听觉的趋势。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写的日记里我曾这样描写冬天：“风把新雪从积雪上吹开，发出沙沙的声音”、“新雪踏上去柔软而宁静”、“积雪在吱吱作响”。我在慢慢地步入北极苍茫的暮色。我的基本感觉正在发生转变。
在从丹佛返回的汽车上，我的反应冷淡，我身体中的一部分早已知道它会降临。失明虽然在20年之后发生，但我可能早就向它投降了。然而，希冀的藤蔓是共生的，像菟丝密密麻麻的枝条，可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我不知道我的家人什么时候才明白我会失明的。
我父亲意识到了吗？我奇怪地想。他是一个极其乐观的人，骨子里是一个迷信的赌徒，赌博是否认现实的一种手段。他把一切寄托于《圣经》，曾经通读过全书，每天晚上他都一字一句地刻苦阅读，直到睡着后书从手中落地为止。他看不懂，也没有乐趣，但他坚信《圣经》是保护他的护身符。他手心痒痒时便往上面吐唾沫，然后在裤子上擦掉，因为那是来钱的象征。咖啡冒泡时，如果能在它们破灭前将其喝到嘴里，便会发财，一个泡一块钱。他开车时会绕行好几英里，目的是为了躲避一只黑猫。对他来说，这些绝不是无稽之谈。在内心深处，他一定认为我的失明肯定会被他众多的好运所征服。有时周末他会突然失踪，那是他去了墨西哥北部的提华纳。
我的母亲比较理智，但多愁善感，哪怕谈起受伤的动物都会潸然落泪。她很难接受我要失明的事实，恐怕到她去世时都是如此。1963年，她死于癌症，当时我的视力已经下降到极其可怕的程度。
我的弟弟妹妹是一对双胞胎，比我小八岁。他们十来岁时我离家去了莱德维尔。迪克生性自由，积极向上，但多少继承了母亲的一些性格。记得还是孩子的时候，他面对一只行将死去的小虫子而失声痛哭。帕蒂不太喜欢上学而愿意同男孩子玩耍，并且很讨人喜欢。在我看来，帕蒂和迪克相处得非常好。突然，他们唯一的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