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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处得非常好。突然，他们唯一的兄长生了病，失去了雄伟的体魄，让父母不断操心，他们必须多费口舌地向朋友阐述哥哥的病情。这主要是关节炎造成畸形的缘故。我时常认为，我的失明对他们来说过于遥远和难于想象。现在我知道，至少对妹妹来说，我的视力好转是她多年来面对所有星星和生日蜡烛时许下的心愿。
我母亲的姐姐凯瑟琳姨妈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都叫她阿姨。她对孩子特别亲近，尤其在照看弟弟妹妹方面。当关节炎使我卧床不起时，她奋力帮我驱赶病魔。她用药水为我擦洗膝盖和双肘。她将葡萄煮上好几个小时，然后榨出汁液来喂我。蜜蜂蜇嘴疗法由她安排；她把油放在大锅里烧热为我浸泡关节。眼睛出现并发症后，她坚持为我热敷。她为我竭尽全力，我深信她自始至终认为我的眼疾可以治愈。
无论何时，我对厄运的来临总是默然接受的。因为，一个人如果认定自己是和平主义者，那他还能战斗多久？一系列的痛苦治疗已经证明毫无效果。“圣雄”甘地、亨利梭罗或托马斯默顿在什么情况下会坦然接受一切？难道我的日程上还有什么其他安排，是写一首诗描写鲜血染红了月亮、是起草和平条约、还是筹建民族团体呢？
也许，采取不抵抗的态度是错误的。我为什么要崇拜脾气暴躁的盲人作家埃莉诺克拉克？她在愤怒（“去吧，去毒蛇那里吧，我讨厌你”）和痛苦（“我暗暗地叫喊不，不！并且堵上耳朵，或者说充耳不闻”）之间徘徊。她说，给我“良好、健康的体魄去悲哀和绝望吧。”
我连诉说这种悲哀和绝望的勇气都没有，它使我更像一个毫无英雄气概、一个必须穿绿袜子的普通人。这正是我在莱德维尔的感受，一个虚度年华、无所事事，和穿制服的男人一起乘火车旅游的人。
关节的疼痛开始折磨我，白血球的数目没有任何增加。似乎到了应该立刻离开的莱德维尔干一些其他事情的时候了。尽管视力在不知不觉地下降，但还够用。我慢慢地摆脱掉丹佛咒语的笼罩，把路易和他的同事连同鲍威尔太太一起抛到九霄云外。趁还能看得见走得动的时候，我回到学校，学习完历史专业，并被推选进ΦΒΚ联谊会1。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和雪莉结成伉俪，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子，从未让我穿绿袜子，她以我本来的面目接受了我。我们结婚时，右眼裸眼视力为20/100，左眼更弱，只有20/200。我的校正视力是20/50和20/100，但已足够让我看清卷曲在雪莉脖颈周围的又长又直的金发，它们掩盖了雪莉的坚强性格。她让我保证不再说那些为她好一类的话。她那双热情的蓝眼睛告诉我，她完全清楚嫁给一个有我这样的膝盖和眼睛的男人的风险，但决不后悔。我想，她从我的眼中也看出了同样的执着。
我们一起冒着各种风险，激烈程度超过了在史福威杂货店里工作的任何行为。第一个大的冒险行动是：先大学毕业，后进发耶鲁。纽黑文冬天的严酷程度和莱德维尔相比毫不逊色。要在历史系毕业对任何健康的视网膜都是一种挑战，而对一个将要学习盲文的人来说无异于一种疯狂的举动。但雪莉对此坚定不移。她到温切斯特武器制造工厂做了第一个女招待。（后来她偶然看到了当时面试的表格，表格的上方用铅笔标着“金发女郎＋”的评语。）我们在一个波兰犹太寡妇的楼上租了间房。房东喜欢吃胡萝卜炖鸡，经常把大碗的鸡汤端给我们。我们能够坚持到最后，也许和她的馈赠使我们免遭饥馁不无关系。
取得博士学位后，我们回到了加利福尼亚。首先我得到了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馆员的资格，后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河畔校园新创办的文学院里任教。那时是1954年，距离我被宣判失明后大约12年。那段时间，一切都很顺利。我尽量使自己相信丹佛医生的残酷判决是误诊。虽然葡萄膜炎一直在我的眼睛里面安营扎寨，但我尚能忍受它所造成的麻烦。我在医生的候诊室里等待过无数时间，没有任何任何一家像莱德维尔斯特朗大夫的诊室那样昏暗和布满灰尘。可我必须承认，鲜艳的地毯和讲究的装饰没有使我感到轻松，频繁的就医常常唤起我埋藏在心底的忧虑。那些年，为是防止瞳孔缩小，防止里面的沉积物永远将瞳孔封闭，我必须每天两次往眼里滴阿脱品、澳洲毒茄碱、东茛菪碱或新辛内弗林。当可的松作为一种神奇的药物出现之后，为了消炎，我每天都往眼睛里面上可的松眼药膏或眼药水。除此之外，那几年还使用过其他药膏药水。看病和药物治疗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我从来没和外人提起过，即使是很了解我的熟人也是如此。这些对我来说和每天刷牙一样平常。
多年来主要给我看病的是埃玛穆勒大夫。她是一位要求严格，说话严谨的德国眼科医师，诊所在丰塔兰。每隔几个月我去她那里诊治一次。在漫长的等待和视力检查之后，我熟练地坐到在那个既像老式牙科座椅，又像执行死刑的电椅的座位上，我知道什么时候对着裂隙灯抬起下额和抬高到什么程度。穆勒大夫打开令人眩目的强光，它越来越亮，像摄影灯一样直射我的眼球深处。我第一次去她那里看病时，她和我以前遇到的其他大夫一样，用手指在我的眼球上像按键盘一样交替地检查眼压。后来出技术有了发展，她让我躺在床上，先往眼睛里滴一滴药水（可能是麻醉剂），然后把一个老式的色谱仪放在眼球上。它看上去像一个微型天平，小指针来回摆动显示着眼压的读数。
然后，她在我的病历上写上几行字并且转过身来对我说：“海因先生，我发现变化不大。和以前一样上药，三个月之后再来找我。”
50年代后期，她告诉我眼中开始出现白内障，无法断定其生长速度，她将密切注视病情的发展。可的松很可能是造成白内障的原因，但当时认为可的松能治疗葡萄膜炎，况且葡萄膜炎本身也能导致白内障，因此治疗和往常一样进行。1967年，我结束了历史系主任的五年任期。从那时起到1970年，白内障像野草一样在一个潮湿的夏季疯狂地生长起来。
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我进入了艾伯特瓦伊达所谓的“云雾时代”，他在伦敦失明时和我一样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在那段时间里，每当我从光线明亮的地方到了暗处，眼前便会出现漂浮的烟云，原来缓慢移动的黑块儿此时疯狂地在眼前飞舞。
我使用过各种各样的视力增强工具，圆形或方形的手持眼镜、微型望远镜、架在书上的阅览器和带照明灯的放大镜。用盲人作家克拉克的话说，它们是“从床头或电话机旁向上斜视的大鱼眼睛”，“像儿童玩具一样塞满了抽屉”。
“后来我一听‘爱滋病’这个词，便会错误地联想起这些助视工具。”这是她的原话，绝非杜撰。
我开始用触摸笔写字，字母越写越大。我的备课讲义用黑体字书写，最后字迹大得每张纸只有六行。眼中的云翳变得越来越重。
你也许会问，既然是白内障导致失明，为什么不动手术摘除呢？白内障手术不会造成多大威胁，然而作怪的是葡萄膜炎。我的眼睛已经脆弱到经不起任何手术的地步。你肯定会彻底失明，大夫经常对我说，看来这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了。我曾经无数次问过这个问题。最后，我顺从的天性占了上风，因为从心底里，我是相信医生的。
穆勒大夫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她请来了三位同事（温特斯、艾肯和奥斯曼斯基医生）共同会诊。有人认为白内障摘除手术可以考虑，死马当活马医也未尝不可，尤其是左眼，情况远比右眼严重。他们承认确实存在危险，手术可能会使右眼恶化，并且导致眼球穿孔。除了彻底失明之外，剧烈疼痛在所难免，并且可能导致面部变形。我尤其担心最后一种苦难，担心别人看到你丑陋的双眼时的痛苦。
我们也曾到其他地方就医，去过威尔谢大街雷欧文医生的豪华诊所。他用力按我的眼球，问我看到了什么颜色。在好眼睛中我能看到红光，视力弱的眼睛则毫无反应。对于好眼，他在病历中写道：“豚脂化角蛋白沉积伴随中央角膜水肿及未成熟的皮质性白内障，边缘处可见带状角膜病变。”坏眼的情形一样，只不过“前部角膜失去透光性，白内障已完全成熟”。双眼眼压很低，左眼尤其如此。关于白内障摘除手术，他的结论是：左眼不用再做任何考虑，根本没有治愈机会。至于右眼，他说：“我对手术非常犹豫，根据我的经验，在风湿性关节炎的活动期，白内障手术一般不会奏效。此外，手术极有可能带来炎症，使右眼和左眼一样，造成眼球萎缩。”
他和华盛顿国家医疗研究所的风湿病眼科专家王弗农博士探讨我的病情，但王未做出明确回答。在圣弗兰西斯科加利福尼亚大学医疗中心工作的研究人员塞缪尔J。基姆拉医生见过类似的病例，他建议欧文不要冒然动手术。很明显，手术治疗的呼声不高。事实上，保守派的理论似乎更让我信服，我就这样拖延下去，穿着灰褐色的袜子，直到视力完全消失为止。
1970年我49岁。右眼最好的校正视力下降到20/800，左眼只能看到手在三英尺的地方挥动。在不到一两年的时间里，两只眼睛只剩下一些模糊的光感。如果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我能感觉出它和墙壁的区别。正如但丁所说的那样：“在生命的旅途中，我走进了一座黑暗的森林，笔直的道路消失了。”从那时起，盲人的路杆和盲文将一直陪伴着我。丹佛的医生会说：“喏喏喏，我说过它迟早要发生的。”
第二章 在森林里
慢慢走入黑暗世界和但丁的可怕旅程不完全一样。我的努力更像植物的卷丝在一片崭新的土地上向四周慢慢伸延，需要试探着行走。例如，一节好的历史课要庞征博引，不仅要引用书信、日记和文件，而且要引用诗歌和文学作品。讲到西部的皮货贸易时，为了使内容生色，杰迪代亚史密斯、布莱克埃尔克、华盛顿欧文和弗朗西斯帕克曼的话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熟悉的段落如今已弃我而去，我的盲文阅读速度尚不够应付课堂的需要。不过，走运的是我认识一位具有甜润嗓音和出色才能的人，他就是我的好友唐斯脱腾伯格。他把我需要的段落录成磁带，上课时我只要带一架便携式录音机，在必要的时候按一下相应的按键就万事大吉了。
由于我在讲课过程中喜欢展示有关人物的图片和绘画，如阿尔弗莱德雅各布米勒和卡尔博德默尔，用幻灯和解说词把他们联系起来十分方便。我看不见，很难根据解说更换幻灯。然而，我们通过技术手段，在磁带上录入了可以控制幻灯机的信号，从而解决了这一难题。
不久，我又进一步拓展了这种方法。我同时使用两个屏幕和数百张幻灯片，它们彼此衔接，同时代的文献和画面配上相同时代的音乐。70年代的学生非常喜欢音乐，有时我和助手偶尔播放一些“甲壳虫”、或“克劳斯比”、“斯蒂尔斯”和“纳什”乐队的幻灯，他们十分高兴。在讲述西部狩猎历史时，我们把“今天你打到了什么，野牛比尔？”作为背景音乐用非常小的音量播放，而讲到皮货交易市场时则换上“让好日子越过越好”的乐曲。这些精心制作的演示大约持续20分钟，和讲授的内容配合得天衣无缝。
这些“表演”穿插在我所讲授的有关美国西部和加利福尼亚的两门主要课程中。为了使学生全面了解历史，每当需要突出渲染感情和艺术气氛时，如妇女在荒原定居时的寂寞、对西部英雄的男子汉气魄和暴力行为的崇拜、与印第安人签订盟约、以及攻占加利福尼亚后奇卡诺人的迁移等，我便使用这些演示。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为教学做出了贡献。我的同事罗恩托比说我是我们系里的塞西尔B。德米尔1（美国电影导演兼制片人，1881…1959）。我把这些手段用于教学之后很长时间，肯伯恩斯才利用类似技术为电视台拍摄了倍受欢迎的反映南北战争的历史文献片。然而，至少有两件事使我和伯恩斯不可同日而语四百万美元和浑浊的视觉。
盲文使我获得了基本拯救。发明盲文的路易布莱叶2真是太聪明了！盲文把人类的思想移植到纸上，由我把它们重新读出。我和过去写字或打字一样，把笔记记到单页纸上，然后根据主题把它们装订成册。我把用盲文写成的内容提要和笔记连同有关书籍一起放在书房，并在书脊上贴上盲文标签。上课时我运用了特殊一些技巧，我把讲授方案、构思和所需数据制成3×5英寸的卡片，一只手拿着卡片，一只手阅读。有时我采用更加隐蔽的方法，我常常把手插在口袋里一边用手指辨别盲文一边讲课。失明使人的记忆力得到何等强化！只有身临其境者才有切身体验。
标准二级盲文学起来不算太难，但这不等于说从阅读转向摸读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大约好几个月，我的手指辨别不出任何信息。我放弃了弹奏吉它，因为手上的老茧有碍摸读。我反复摸读“浓雾，浓雾的露珠”，最后取得了成功。
对于习惯了阅读的人来说，摸读永远太慢。这也许就是盲文永远无法和聋哑人使用的手语相提并论的原因。奥利弗萨克斯曾说，手势可以同语言分庭抗争，“它可以表达得十分精确并富有诗意，既可用于哲学分析，也可用来表达爱情。实际上，它的易学易用程度有时能够超过语言。”的确，一旦学会了手语，当你恢复听觉后也许仍爱使用，但盲文根本不是一回事。必须承认，盲文对于那些生来失明的人是有利的，如果他们恢复了视觉，每个字母都必须像儿童一样从头学起。但从书写和印刷方面角度来看，盲文确实很慢，并且没有任何其他长处。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向三级盲文进军。三级盲文是一种速记型版本。大多数音节压缩成一个字符，空格常常被省略。句子的大小写也取消了，因为大写字母可以靠上一个句点断定。几千个字被压缩成一至两个字符集。它是一种精炼的文字体系，去掉了语言中的多余成分。由于出现了很多帮助盲人阅读的电子装置，如今已经很少有人问津三级盲文了。但对我来说，它是非常有用的工具。
在下意识里，我发誓决不做一个没有著作的历史学家，不做没有诗歌的荷马，不唱没有曲调的歌。失明之后，我在历史研究写作方面发现了不止一种的选择。我主要依靠至少其中三种：盲文及录音、现场朗读，以及后来出现的会说话的电脑。
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首要问题是收集素材。然而，大部分材料是以印刷或书写的形式出现的，其中有多少能被盲人使用呢？有关所有历史题材的基本背景材料都有盲文版书籍和唱片问世，70年代初还出现了一种多轨慢速放音磁带（播放速度为每秒15/16英寸，而标准磁带为每秒１7/8英寸）。但是，普通中等读物对历史学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各种历史文献、小报期刊和稀有书籍很快就会用到。对于盲人历史学家来说，请别人朗读是唯一的选择。
请学生为我朗读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在失明的15年里，我每年平均请两到三个学生来帮助我，面对面地和我一起工作。他们有男有女，有新入学的大学生，也有毕业的研究生。他们有的思想保守，有的比较激进。有人生性开朗，也有人一本正经。他们只要张口朗读五分钟，我就能了解他们各自的背景，胜过任何统计数据。他们是如何朗读那些很难正确发音的词汇呢？例如，他们如何念“开胃小吃”、“阿克琉斯”、“修昔底德”、“尼采”、“歌德”、“沙特尔”、“笛卡尔”和“爱丁堡”呢？当他们遇到个别词汇，如“热力学”或“同性恋”等，他们是如何处理的？是含糊地一带而过，还是清一清喉咙呢？当我听到他们把“耶稣受难”发成“骑兵”的读音时，我能估计出他们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所有这些都是极其有意思的事，当然是对我而言。
有时，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闲聊。一位名叫“礼萨”的伊朗学生带给我阿月浑子果，我们一边敲坚果壳，一边工作。还有一次，他们给我带来了墨西哥甜面包。我把我的书题献给那些为我朗读的学生，至今我还珍藏着他们的名单。
很多学生都是在联邦政府“工作学习”资助方案的支持下学习的。他们挣不到很多钱，因此对他们来说，利用课余时间或每天晚上为我工作一两个小时是非常合适的。我根据他们所学的专业安排工作。请历史或政治科学专业的学生为我朗读历史书籍，会使双方都能从中受益。然而，除此之外恐怕还有更多的收获。这些小伙子和姑娘们渐渐成为了我的朋友。有些盲人作家说，视力健全的人在盲人面前更易于表露天性，因为对方看不到他们虚伪的面具。我相信他们的话。不管怎样，我认为我的学生渐渐不把我看作是高高在上的教授，而越来越把我当成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墨菲是一位患有截瘫的人类学教授，对此，他有同样的感受。每当他的学生离开他时都轻轻地拍一下他的胳臂。他说，尽管和其他指导教师一样，他身上不乏教授的威严，但“他们冲破隔阂，坚定地站在我一边我身体上的不便使他们更靠近我，因为我没有盛气凌人的的姿态。”
偶尔，我们也一起去图书馆。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离我最近和最难让我忘怀的地方。她对于我好似荒原上出现的“玛哪”。这种感情当我还没大学毕业、初次领略她蕴含的宝藏时就产生了。深红色封面上的乔叟烫金画像、书中莎士比亚那丰采迷人而又显得十分冷漠的面孔使我肃然起敬。读研究生时，亨廷顿图书馆授予我为期两年的会员资格。很多夏天，我们来到圣马力诺，在凉爽宜人的气候里工作学习。然而，在我失明的那些年里，每年我只去一至两次。好心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为我提供了一个没有玻璃的隔音房间，让我的朗读者们在那里为我朗读各种文献、手稿和珍贵的书籍。
我的学生，约翰迈克法拉格继续充当美国西部历史学家，朗读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