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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弹钢琴和以前的感觉完全不同。过去失明时学的乐曲现在演奏起来十分困难，眼前的两只手看上去十分碍事。我在使用盲文打字机时也有同样的感觉，手指的跳动使我感到注意力分散。也许，音乐和文字在失明的情况下能更直接地与乐器和大脑进行沟通？
很快，我便掌握了眼睛与双手之间的关系。我在弹钢琴时有了真正的自由，不必再把手指永远固定在升F音一类的位置上。我能随心所欲地用眼睛找到任何一个音符。即兴演奏让我感到了极大的乐趣，我能对乐曲进行自由发挥。钢琴键盘宛如整个世界，我将其尽收眼底，我重新拥有了全部世界。
拉里和罗伊来了，他们的身材看上去十分苗挑。和我的想象相比，罗伊的面庞更加坚毅，拉里的头发实际上更短。他们向我表示“祝贺”，这是一个最近在电话和贺卡上经常出现的字眼儿。我没有完成任何业绩，这种表示可谓用辞不当。也许，人们对此无法找到更确切的词汇，但其中包含的欢快之情却毋庸质疑。有时他们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一件十足的好事。在一个日趋军事化的世界里，人们相互猜疑，道义上含混不清，一个人失而复明成为了一段佳话。
早饭时，我首次看到了自己的两部大作，一本是那部研究群居社会的作品，另一本是《克恩》一书的再版。尽管还读不了内文，然而老克恩的那些画片儿和爱德华·克恩的肖像已经跃然纸上。我喜欢群居社会一书中的大幅插图，小一些的还看不清楚。护封上的文字在我眼中虽然模糊不清，但绚丽多彩的封面已然使我激动不已。
3月30日，复活节。我从雪莉的缝纫用品中仔细地挑选了一条浅蓝色的缎带，用它包起导盲杆。蓝色是我在手术过程中看到的颜色。格雷伯一家来到我家，约我们一起去圣乔治教堂（那是校园附近的一所圣公会教堂，在我失明期间，我们就是在那里和格雷伯一家相识的）。教堂内部比我想象的富丽堂皇。向外探出的圣坛上祥光笼罩，墙壁上悬挂着各种旗帜，圣坛和管风琴的后面是唱诗班。我骤交好运的消息已然不胫而走，人们在简报和祈祷纷纷表达他们对上帝的感激之情。我们一进入教堂，艾伦·查尔方特神父立刻与我交谈。他接着我的话碴儿说，重见光明后最令人兴奋的不是看到各种各样的色彩和汽车，而是能够看到我从未见过的朋友的面庞。在正式布道之前，他反复重申这一观点。
玛丽·伯顿也和其他人一起来到我跟前。她的失明引起了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到底谁更幸运。我轻声地安慰她不要放弃希望。她大声地回答说，医生很早以前就告诉她没有任何希望了。然后，她转过身，昂着头高傲地走开了。
仪式过后，朋友们把我包围了起来。我惊诧地看到乔·雷诺德长着一把大胡子，而汤姆却生就一副胖胖的身材（在我的想象中，他应该是一个瘦高型的运动员式的人物）。大多数熟人的变化都出乎我的意料，和我的记忆相比已然面目全非。
他们的变化使我感到惶恐，因为我看不清他们具体的面容。我看得见嘴，但看不见嘴唇；看得见双眼，却看不清睫毛。当光线十分强烈时，例如今天早上在教堂外面时，他们的面容变得十分夸张，宛如马戏团的小丑。我尽量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朋友们变老了的缘故。也许，我很快会便发现十五年的时间并没有使他们显得过于苍老。
读完《马可福音》后，我重新想起了有关视觉失真的问题。《马可福音》中讲述了一个基督在伯赛大使盲人重见光明的故事。当那位伯赛大的盲人受到基督的抚摸后，他看到人们像一棵棵行走的树。等到第二次仪式完成之后，他才“真正看清了每一个人”。目前我仍处于第一阶段，我最初看到面庞显得巨大无比，它不同于瑟伯画的漫画：在椭圆上用一条线代表嘴，用一个圆圈代表眼睛。它们看上去奇形怪状，有如行走的大树。我要么看不到牙齿，要么看到一些巨齿獠牙，鼻孔在我的眼中大如井口。我想起了弥尔顿有关“眩目的天眼”的诗句。在我重见光明的最初几天，很多形象都令我感到眩目。不过，这种奇特的现象没有持续多久，很快，朋友的面容日渐清晰，和我记忆日趋接近。
人的面容使我联想起很多问题。我们一向认为脸是人类沟通的主要手段之一。“面对面”是语言中的一个基本词汇。在我曾研究过的那个群居社会里，它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缔造稳定的传统社会的重要因素。但脸对于盲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盲人看不见彼此的面容，他们是否因此而被社会排除在外呢？情况显然不是如此。盲人不必彼此“照面”（虽然他们经常这样做，向说话的人转过头以表示尊敬或出于习惯）。他们的做法是一种特殊束缚的结果，以头脑中根据声音生成的形象或精神感受为基础）。尽管从最近开始，人的面容对我来说又重新变得宝贵起来，然而我懂得，盲人有他们自己的面对面的方式。这对于我，甚至对整个盲人社会来说都是如此。
雪莉从教堂外面买了一束兰花，这种花只有在特定的节日才能买到。圣坛使者送给我和雪莉每人一束百合，教堂里顿时鲜花盛开。除了百合花之外，朋友们还送给我们一盆红色的郁金香、凯文和戴比送了一花篮春天的鲜花、菲比从花园里为我们采来了玫瑰。
3月31日，星期一。下午四点半到六点，我的眼睛有些疼痛并且持续时间很长。我躺在床上戴上眼罩。我发现以往在我眼前浮现的云雾不再是灰白色的了，它们不停地变换着色彩：红色、蓝色、绿色、黄色，五彩缤纷。仿佛我的大脑正在慢慢体验新近降临的种种欢乐。
我闭上眼睛，但我仍然能看到那些动画形象。他们好似启思东笑剧1里的警察，疯狂地挥舞着手臂。他们长着奇形怪状的头和脸，在各种颜色的衬托下欢腾跳跃。他们的形象非常生动，经常在即将入睡或醒来的时候出现。
我想，这种现象一定是由于我的视觉系统在长期感受不到色彩的情况下，突然看到各种颜色从而生成了浮动的影像。例如，瓦尔沃研究过的那位病人HS曾这样描述他的体验：“我经常看到一些五颜六色的水晶体和马赛克，它们以完美的几何形状呈现在我的眼前。”然而，这种现象不完全是突然看到颜色结果，有些盲人也曾有过类似的体验。对于后者，这些形象来自记忆，我的盲人学生兼好友朱迪思看到过这种景象。瑟伯把这些图形称之为“神圣显灵”，一种狂燥的“色彩流动，与布拉克2的某些绘画极其相似”。胡尔说它们是“一片粉红色区域，状如团扇，有时呈桔黄色，在‘视野’周围滚动”。
当然，胡尔既热衷于想象，又能在彩色的梦境中自得其乐。他把梦作为逃避失明的所在，与忘记过去异曲同工。“每当我醒来之后，”他写道，“我又成为了盲人”。很明显，梦中的色彩因人而异。对于我来说，彩色的梦和艳丽的场景只是在我重见光明之后才与我结下了缘份。
至于那些动画形象，所有研究盲人复明心理学的有关文献均提到了这一奇景。HS说，他“好像做梦一样，眼前的一切以前全部看到过。”瓦尔沃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新视觉体验的幻觉性再现”。其他心理学家认为幻觉分三种不同形式：有火花状的简单式幻觉、有方形或圆形的几何式幻觉，以及结构化的人物式幻觉。手术后的不同阶段，我分别体验了所有这些幻觉。瓦尔沃得出结论说：它们代表了“盲人脑海里积累的形象，在丧失视觉多年以后重新展现出来。”
早上，姨妈和帕蒂开车到来。她们有意穿上色彩艳丽的衣服，帕蒂穿红、姨妈着绿。姨妈的精神好极了，手里虽然拿着拐杖，但基本不用。帕蒂看上去更加成熟，面颊和我的记忆中相比丰满了许多。再次看到她的笑容和她抬头的样子使我感到非常愉快。我陪着他们在房间里四处观看，告诉她们最近的各种发现。几年前，姨妈为我们做了一个小尖枕头，为我们织了几条围巾。当我们搬入这所房子之后，她送来了景泰兰台灯。圣诞节时，帕蒂为我们缝制了一个小布袋。午饭后她们离开时，看着帕蒂·诺娜说：“我喜欢你，你很率。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是吗？”
今天令我意想不到新发现：洗碗机中的旋转泡沫和迅速排出的水流；往杯子里倒咖啡时不用再将一个手指放在杯口以防溢出；从达尔芒安得（我们的女婿）的像片中发现他长得很老并且留着一把大胡子；菲比很年轻，姿势很独特；《美国新闻》杂志的封面五彩缤纷（过去是暗黄色的）；用扫帚扫地时能够随心所欲；可以用羹匙取出葡萄珠；抹黄油时想要多少就抹多少；知道了食品在盘子里的位置。那种“前方是青豆，左边是土豆”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十五年来，有多少次由于叉子叉错了地方误食了很多黄油，而我只能装做若无其事而已。
日记中的这些记载使我想起了胡尔有关视觉形象与欲望的论述：饥饿让人很快想到食物；看到食品很快便会感到饥饿。盲人如果都像胡尔这样，他们就会对吃饭感到厌倦，对食品丧失兴趣。以上有关黄油和葡萄的叙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对吃重新发生了兴趣，视觉与欲望之间重新建立了关系。
4月11日，星期二。帕蒂·诺娜和我们告别，家中只剩下我和雪莉二人。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重新适应。我发现每逢我遇到障碍时，雪莉总是情不自禁地向我伸出手。她伸出手，看到我肯定没问题时再让我自己处理。我还注意到有一次她不但把一幅画递到我手里，而且还为我讲解。
失明期间，我经常在心里默默地背诵诗歌。和光线与色彩一样，这是保留过去的方法之一。手术后的最初几天我失眠了。有一天夜里，《驶向拜占廷》突然闯入了我的脑海。然而，它慢慢地变成了另外一诗。几天后，我把改写的结果呈献给基利恩医生。
亲爱的基利恩大夫，
我想您一定喜欢杰出的爱尔兰诗人威廉B。叶芝的诗吧？如果如此，您也许会记得下面的诗句：
一旦我超脱了自然，我再也不要
从任何自然物取得体形，
而是要古希腊时代金匠所铸造
镀金或锻金那样的体型，
使那个昏昏欲睡的皇帝清醒；
或把我放在那金枝上唱吟，
歌唱那过去和未来或者当今
唱给拜占廷的老爷太太们听。
昨天夜里，难以入睡。我改写了以上的诗句并将其献给您。
归航（写于人工晶体移植之后）
待我死时，我希望不要
携带任何自然之物或血肉之形，
而要眼科医生用磨光珐琅所造
人工晶体义睛
使沉睡的虹膜清醒；
或在颤动的眼睑下嵌定，
令所有不见天光的盲妹盲兄
来日重建光明。
顺致深深的谢意。
罗伯特·海恩
第七章 回到往日的世界
双目健全者也许对我的大惊小怪感到难以理解。我只有一只眼睛，而且视力还不如我和雪莉结婚时的情景。手术一周之后，视力尽管大有好转，但也仅仅达到20/100的水平，过去的视力为20/400。现在，我无法开车，无法阅读报纸。夜晚的视力更加不堪，头上的灯光出现双影，好像有两盏相距很远的灯同时发光，到了很近的地方，它们才合二为一。然而，我在日记中十分快乐地记录下所有这一切。要过多久我才能认识到我无法征服明眼人的世界呢？也许，我永远不会如此。
4月1日。早上，雪莉开车送我去校园。拐出宾夕法尼亚大街，一片翠绿街道映入眼底。我的心情愉快极了。便道上那些记忆中的小树已然长得枝繁叶茂。天上没有阳光，柔和的光线更容易唤起我过去的记忆。一切十分协调，没有耀眼的反差，绿色的林荫道与图书馆的拱门浑然一体。
雪莉把我送到办公楼前，我一个人走了进去。门上的字母显得十分生动，那个“拉”字看得一清二楚，像一颗的明亮的宝石。楼梯上打着蜡，光亮照人，然而我却能在学生与陌生人之间自由行走。我走进电梯，电梯的四壁也闪闪发光。
在历史系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克莱尔那张黑色的笑脸，然后是康妮漂亮的金发。我们彼此拥抱在一起，我心情激动，声音断断续续说不出太多的话。会客室正中摆放的桌子看上去比我过去围着它感觉出的尺寸要小。我看到了热水器并且走上前自己泡上了茶。过去，我只能等待别人代劳，生怕被开水烫伤。
我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奥利弗·约翰逊站在大厅外面。我注意到他的脸上已然出现了皱纹，但没有告诉他我的发现。他陪我第一次走进我的办公室，好像加百列1来到了天国之门一样。墙上印第安招贴画和内瓦霍挂毯的柔和的深褐色逐渐透过记忆浮现在我的眼前。很多小事令我惊讶。罗伊斯的《加利福尼亚》（很多读者都对我提到它）摆放我的办公桌上的一角，封面上赫然画着查尔斯弗里蒙特的画像，以前没人告诉过我出版社以他的画像为封面。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我那台说话电脑上连接着的打印机不是想象中的黑色，而是白色的，磁盘驱动器也比想象中的大两倍。
在我恢复视力后的最初几周，不仅是物体颜色和图案，而且它们的大小和比例都一次次地使我惊讶。我已经注意到公路的宽窄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如今会客室里的桌子和磁盘驱动器的尺寸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我所熟悉的房间在大小上总与我的想象不同。门的宽度尚属意料之内，但高度却太低了，几乎必须弯腰才行。以前失明时，门的高度与宽度一类的比例问题对我关系不大，因此逐渐遗忘。
对盲人复明后的心理现象进行研究时，物体尺寸的混乱是一种常见的问题。盲人的空间意识与明眼人完全不同，它取决于手臂的伸展和导盲杆的长度。视力恢复后，物体与明眼人的世界融为一体，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只有通过多次观察后方能确定。这个道理好比一个人无法在一天之内学会一门外语一样。
我和主讲加利福尼亚历史的多恩·黑德利一起向1102教室走去，他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仪表堂堂2。电梯外面，我习惯地拉住他的手臂，然后又放开手，自己从中间打开的门走进了电梯。我手里拿着那根扎着蓝色缎带的导盲杆，或许是对它有点儿依依不舍，或许是我认为它可能还用得着。尽管需要慢慢建立信心，但无论如何这是我最后一次使用它了。我在你来我往的人流中寻找着自己的道路，心中感到一阵狂喜。
我走进教室，五十多个学生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我能看见他们所有人的脸，一排一排地面对着我。教室里灯光明亮。我平静了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我只说了一句：“你们决没想到你们长得这么漂亮。”因为除此之外，我再找不出恰当的词语表达我当时激动的心情了。平静之后，我开始讲课，这节课的内容好在是一般性介绍，不需要进行大量复杂的幻灯演示和精神高度集中。
我和哈里·劳顿（他可比以前发福多了！）一起走回办公室，一边走一边闲聊。我必须承认，我的注意力一直放在了从我们身旁经过的学生身上，我注意着他们的脸和他们走路的神态：“姑娘唇如玫瑰，小伙儿步履轻松”。哈里走进他的办公室后，我继续前进，我一个人走路，感到十分伟大。
在四层的大厅里，一个人挡住了我的路，微笑着向我做手势，让我猜猜他是谁。我判断他是本系人士，因为大约有十三四个我十分熟悉的新同事仍然只闻其音未见其貌。现在他正在考验我，我猜了几个名字，但风马牛不相及。直到他笑出了声，我才意识到他是主讲中世纪历史的马克·史密斯。我没有想到他居然长得如此健壮。后来，我没费什么力气便认出了阿奇·格蒂，虽然他的大胡子把我吓了一跳。我辨认肯·巴尔金的时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夏伦长得很漂亮，头发出奇的黑。约翰的模样让我想起英国的一名摇滚歌星。罗恩总是在各个房间里忙碌地走动。罗杰似乎更年轻，个子更矮。琼娇小美丽。我的助教伊丽莎白长着一头长长的黑发和一双发亮的眼睛。
今天最惊奇的事：打开电动剃须刀发现里面是白色的胡子渣；身体在T恤衫或衣服里移动时布料产生的褶皱；从饮水器喝水时不会喷一脸水而感到的兴奋；家里墙上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一颗高大的棕榈树直指蓝天白云。晚上我用白话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几行诗句：
在灰暗的年代里，世界几乎消失，
我高兴地见到了苍天，看到了我的国家，
我像一只黎明前的百灵鸟，
从沉闷的黑暗中赞美着光明的到来。
4月2日至3日，星期三和星期四。早上我为春季开学的美国西部研究生班的学生第一次上课。一共有十名学生。他们中很多人的名字我都熟悉，但却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脸、他们的流行发式、他们的T恤衫及其上面的图案。（一个学生的背心后面印着一个大写的字母“C”，我立刻联想到视力检查表。）很快我便觉得看着他们的脸和动作记忆他们的名字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我在课上使用的是盲文笔记，因为还没来得及把它们转化为普通文字，但我已经在盲文旁边用圆珠笔写新笔记了。
我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将很快发生变化。失明期间，为了保持研究生的数量我吃了不少苦头。看到本应在我的指导下读博士的学生选择了其他系，作为一名导师无疑十分痛苦。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这样做是听了别人劝告的结果。同事们虽然没有明说，但他们肯定认为，明眼人对博士论文提出中肯的建议尚且十分困难，对盲人来说则几乎不可能。学生们也许抱有同样的想法，生怕他们宝贵的论文变成别字连篇、语法不通的废品，被人家瞧不起。我无法证明学生和系里的其他老师是否认为我很危险，也许他们自己尚未完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