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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
我在莱肯菲尔德大楼第八楼监听了这次会晤的实况。弗洛拉·所罗门性格古怪，很不可信。她对菲尔比恨之入骨，但却不肯向阿瑟透露自己与菲尔比等人的关系。经过一番耐心的开导，她终于开口说了实话。原来在战前她同菲尔比交往密切，而且还挺喜欢他。在菲尔比任《泰晤士报》驻西班牙新闻记者时，有一次回伦敦还带她出去吃过一顿午餐。用餐时，菲尔比告诉所罗门，他正在为保卫和平干着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需要人帮助，并问她是否愿意帮他完成任务。他告诉所罗门，他正在为共产国际和俄国人工作，并说这是一个伟大光荣的事业，希望她也能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中去。所罗门拒绝入伙，但她对菲尔比说，如果他山穷水尽，可以随时去找她帮忙。
阿瑟不再追问了。这就是所罗门的故事。我们怀疑她在三十年代对菲尔比的态度是否比她所说的更激烈，但这点和我们的工作关系不大。所罗门在谈话时，常常容易激动。
她尖声尖气地说：“我决不公开作证，这样太危险了。你们都知道，自从我同维克托谈过这件事以后，托马斯就出事了。”她指的是菲尔比的朋友托马斯·哈里斯，他是一个美术商，不久前在西班牙死于一起神秘的车祸。
她声嘶力竭地叫道：“我知道如果我作证，这件事肯定会泄露，那么我的一家可怎么活啊？”
她虽然口口声声说她害怕苏联人，但对菲尔比却还有另一种感情。她说她仍在关心菲尔比。但后来她在闲谈中又说，菲尔比对待他的情人们的态度非常可怕。根据她的谈话我推测她和菲尔比在三十年代肯定是一对情人。虽然所罗门对此并没有承认。所罗门之所以蓄意报复菲尔比，肯定是因为菲尔比在几年以后为了另求新欢而抛弃了她。
获得了戈利金和所罗门的这些情报以后，军情六处的狄克·怀特和军情五处的罗杰·霍利斯一致同意派人去贝鲁特再次审问菲尔比。为了准备这次审讯的材料，伊夫林·麦克巴尼特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起草了一份长篇报告。她从一九六二年八月开始起草，直到年底才完成。然而就在临行前的最后一分钟，计划改变了。按原定计划，去贝鲁特审问菲尔比的是阿瑟，他从一九五一年起就一直负责菲尔比案件的侦破工作，比任何人都熟悉案件的全部情况，但他临时接到通知，改派尼古拉·埃利奥特去提审。埃利奥特是菲尔比的亲密朋友，曾任军情五处贝鲁特分站的站长，最近刚刚回来。埃利奥特现在相信菲尔比确实犯了罪。上级认为让埃利奥特去更能激发菲尔比的良心，而我们这些知道这一决定的人都感到吃惊。独断专行是促成这一决定的因素，但决不是唯一的因素。我们军情五处的人一开始就怀疑菲尔比有罪，现在总算找到了让他陷入绝境的证据。而菲尔比在军情六处的朋友，主要是埃利奥特一直都对菲尔比有罪的说法表示抗议。现在铁证如山，可他们却想把这证据藏起来，不让外人知道。选择埃利奥特去审讯的决定引起了大家的强烈不满。埃利奥特是伊顿公学前任校长的公子，具有一种谈吐高雅、穿着讲究的贵族气质。但决定终究是决定，一九六三年一月埃利奥特带着一份正式对菲尔比提供豁免权的建议书，离开伦敦飞往贝鲁特。
一周以后，埃利奥特得意洋洋地回到了伦敦。菲尔比招供了。他承认了他从一九三四年起就当了间谍。菲尔比还说，他想回英国，甚至已经写了认罪书。这个使我们徘徊了很久的谜终于解开了。
菲尔比认罪的消息传来，秘密世界里的许多人都觉得自己老了许多。当时我已年近四十五岁。怀疑真相是一回事，听到一个人吐露了真相又是一回事，突然间感到这场游戏没有多大意思，重大的危险已经过去了。这个案件同逮捕朗斯代尔不同，逮捕朗斯代尔不过是警察抓小偷，当你发现菲尔比——一个你可能喜欢，或者可以一起喝酒，或者你所赞赏的人竟然向你的敌人出卖了一切，你就会想起我们的间谍工作和全部行动全都变成了废品，不禁感到青春的美好时光已经流逝，黑暗时期已经开始。
过了几天，阿瑟在走廊里把我叫住。他那镇定的神态有些奇怪。平时他总是匆匆忙忙，甚至有点紧张过度。此刻他仿佛亲眼目睹了一场车祸。
“金（即菲尔比）走了。”他悄悄地对我说。
“我的上帝，他是怎么走的……”
阿瑟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惨淡的笑容，说道：“和一九五一年的那两个人一样……”
菲尔比的叛逃挫伤了军情五处高级官员的士气。他叛逃以前，有关军情五处被渗透的说法一直对外保密，而他叛逃以后，这些说法就由内部传了出去，而且愈来愈令人恐慌。毫无疑问，菲尔比的情况同麦克莱恩在一九五一年时的情况一样，是接到了某个人的提示才叛逃的，而这个提示人就是暗藏在军情五处的属于“五人集团”的第五人。这个设想和戈利金提供的“五人集团”的证词完全吻合。这个“五人集团”是由伯吉斯、麦克莱恩、菲尔比，几乎可以肯定还有布伦特，以及这第五个间谍组成的。这个间谍在一九五一年的调查中蒙混了过来，一直未暴露，现在正在窥视着危机的发展。
温特博恩经常和我谈起这个问题。他坚信，我们的上层藏有间谍。
“我不相信我们就真的这么无能。”他常常这样说。
对他这种想法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是“唱诗班”行动，甚至八年以后，温特博恩还常常激动地提起它。在那次行动中我们发现，苏联人堵住了我们探测话筒的针孔。当然使他产生怀疑的还有其它一些事件。有一次，我们在中国大使馆的电话上安装了特别装置，但苏联人马上就把它取了出来。另外，福尔伯事件也增加了他的怀疑。“党务”行动以后，军情五处继续搜寻英国共产党的关于苏联给英共秘密资助的档案。据我们判断，这些档案也许就藏在鲁宾·福尔伯的公寓里。福尔伯不久前受命当了苏联资助的出纳员。福尔伯是个杰出的英国共产党员。当时他登广告找一名有才能的人住到他公寓的底楼里，于是我们就趁机派了一名特工打进了他的公寓。当我们正在计划对他的公寓采取行动时，他就把我们的特工撵走了，而且根本没向这名特工说明叫他搬走的原因。
正当莱肯菲尔德大楼被这些忧虑纠缠不清的时候，我却在科学理事会闲荡着。我决定亲自作些自由调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慢慢地从档案室借来一些档案。最初借来的是五十年代中期我参加过的话筒行动的档案：伦敦的“唱诗班”行动、加拿大的“蚯蚓”和“猪笼”行动——这三次行动都失败了，原因至今仍未查明。另外还有澳大利亚的“老鼠”行动。我对这些失败的行动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关于它们失败的原因可以有种种复杂的猜测，但军情五处内藏有间谍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有些行动使温特博恩忙得不可开交，但最后仍归于失败。对此，也有许多解释。也许我们的手脚太笨，也许福尔伯只是胡乱猜疑我们的特工人员，但我觉得这难以令人信服。泄密是完全可能的。我又从档案室里借出五十年代我插手的双重间谍案件，一共有二十多件，都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当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业务水平和无线电监视设备，但蒂斯勒案件却使我们对内部是否藏有间谍产生了疑问。卢拉柯夫一莫罗试验并不能排除苏联人除了窃听我们监视队的无线电通讯以外还有一个两条腿的情报源的可能。还有朗斯代尔和最近发生的菲尔比案件，我们的行动没有一次成功，这些事件在不同程度上都证明了苏联的干扰。
任何问题无论怎样错综复杂、令人不可思议，但终归有一天会得到解答。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冬天，我在白金汉门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对近八年的工作细节进行了反复的核对和比较，终于使整个问题明朗了。我们过去的猜测，现在找到了证据。我们内部肯定有间谍，问题是这个间谍是谁。接着我又苦干了几个星期，对档案的出借和归还日期—一进行了核对。借阅这些档案的总是这么五个人：霍利斯、米切尔、卡明、温特博恩和我自己。我知道这个间谍肯定不是我，也决不会是温特博恩，这个间谍不会是卡明，他不会干这种卑鄙的勾当，那么有嫌疑的就只剩下霍利斯和米切尔两个人了。难道会是霍利斯？这个人狂妄自大而且刚愎自用，像个独裁者，我和他彼此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那么会不会是霍利斯的副手米切尔呢？对米切尔我了解得就更少了。他总是不敢正眼看人，而且遮遮掩掩令人怀疑。再者他聪明伶俐，完全具备间谍的条件。我知道我的挑选也许是出于偏见，但在我的心目中，我倾向于米切尔是间谍这种假设。
一九六三年初，我觉察到有人在监视我的行动，这个人不是霍利斯就是米切尔。每当我进行私人调查，我总把档案锁在保险柜里，然后用铅笔做上记号，如果有人动过，我马上就会知道。一天上午，我发现办公室保险柜的档案动过了，而只有两个人才能开我的保险柜，局长和副局长，他们保存著有关所有保险柜的暗码复制件。疑团愈来愈多了，间谍已经蹑手蹑脚从门外的走廊上走过来。
奇怪的是，自从菲尔比叛逃以后，阿瑟和我疏远了。当然他公务繁忙，不过每当我问起他的工作时，他总是巧妙地避开话题。有好几个晚上，我和他在他的尤斯顿车站附近的公寓里聊天，每当我提起戈利金一案时，他都否认他正在作进一步调查。我相信我随时都有可能被解雇或者被调离，所以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去阿瑟的办公室。我随身带着三十八件有关私人调查的档案。
我提请他注意双重间谍案中的某些细节，诸如某件不了了之的话筒案件。“你看这些档案有用吗？”我向他探问道。而阿瑟除了看看我的档案以外，什么也不说。终于有一天晚上，阿瑟问我：“彼得，你知道是谁，不是吗？”
“不是罗杰就是格雷厄姆。”我说。
他告诉我他正在调查米切尔。他认为菲尔比的叛逃肯定与泄密有关。根据调查的结果，他得出结论，这个间谍不是霍利斯就是米切尔。但究竟是谁呢？他不知道，于是在菲尔比叛逃后他就去找狄克，把整个问题告诉了他，希望得到帮助。狄克原来是阿瑟的老师，在四十年代末期栽培过阿瑟，阿瑟从未忘记过狄克的恩情。狄克说需要考虑一下，要阿瑟第二天再去。第二天狄克非常明智，他告诉阿瑟，霍利斯不可能是间谍，而米切尔却有可能。他建议阿瑟向霍利斯汇报心中的怀疑。结果，霍利斯立即命令阿瑟对副局长进行调查。我们交换意见时，阿瑟的调查才刚刚开始。
“你怀疑这件事有多久了？”阿瑟问我。
“自从蒂斯勒事件以后……”
阿瑟拉开书桌的抽屉，拿出一小瓶威士忌，又取出两只咖啡杯；他给我和自己斟满了酒。
“你对罗杰说过了吗？”
我告诉他，我曾经两次对罗杰提过此事：一次是在蒂斯勒事件以后；一次是朗斯代尔案事件以后。但他都否认了，他对此感到惊奇。
“我想你已经猜出我在干什么……”
“是米切尔，对吗？”
他没有答话，只是告诉我说：“据调查，有人告诉金逃跑的时间，我敢肯定只有格雷厄姆这样地位显赫的人才知道这时间，才能做……”
他说，菲尔比叛逃后，他就去看怀特，并告诉怀特他怀疑霍利斯或者米切尔是间谍。阿瑟这样的做法是无可非议的。
阿瑟叫我去找霍利斯。
“告诉他，我们已经谈过了，我建议你找他谈谈，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我给霍利斯的办公室拨了个电话。出乎我的意料，霍利斯居然同意马上见我。我立即乘电梯到了六楼，在他的办公室门口等候绿灯。他的秘书把我带进办公室。霍利斯正坐在凸窗下面的书桌后，处理一份档案。书桌旁放着一排削得尖尖的铅笔。我走上前去，站在离书桌几英尺的地方。他没抬头。我一言不发地等了几分钟。霍利斯的前任在自己的肖像里用两只眼睛紧紧盯住我。霍利斯的笔在档案上沙沙作响，我仍在等他。
过了半天，他终于开口了：“彼得，我能帮你干什么？”
我口吃得厉害，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已和马丁谈过了，先生。”
“哦？”他语调平稳，没有一点惊奇。
“我对此事很忧虑……”
“我明白…”’
他仍在埋头工作。
“我又分析了一下，写了一个报告，他叫我拿给你看。”
“请把材料放到那边的桌子上……”
我走到房间的一边，坐在洁净的大会议桌旁。霍利斯也走了过来，他在我旁边坐下，静静地翻阅我的报告。他不时对我的分析提出一些问题。我感觉到他今天不会反对我，他甚至在期待我去找他。
霍利斯读完报告后，问我：“你知道他六个月以后就要退休了？”
我感到非常奇怪。于是便问道：“米切尔要退休？”因为据我了解，他离退休年龄还差一两岁。
霍利斯说：“这是他刚刚提出来的。现在我无法改变这一决定了。彼得，我给你六个月的时间去证实。你和马丁一起去干。威利斯由我去打招呼。”
他把报告还给我。
“我不喜欢这事。我想我不说你也知道。调查要绝对保密，明白吗？”
“是，先生。”
他又坐回到书桌旁，“你们如果要知道米切尔的背景，我会为阿瑟安排，让你们看米切尔的履历。”
“谢谢，先生。”
我离开了霍利斯的办公室。他仍在埋头写着。
第十三章
接受调查米切尔的任务后不久， 我就学到了西方世界最大的反情报机密——“维诺纳”密码破译法。要了解“维诺纳”是怎么回事以及它的真正意义，就得了解一些有关密码学的知识。在三十年代，情报部门，例如苏联和英国的情报部门，使用的是一次性密码本通讯系统。这是一种最安全的办法，因为只有发报人和收报人有密码本。每页密码本只用一次，用完后立即销毁。这种密码根本无法破译。用一次性密码本发报，发报人得先把每个词按密码本的规定译成四位数一组的数字。例如电文的第一个词是“防御”，那么它也许被译成3765。然后再加上一次性密码本上的第一组数字， 譬如1196； 如果是用“菲博纳奇”系统，这个数字就变成了4851。这实际上是一种双重密码。（“菲博纳奇”系统又名中国算术，其根本原理就是比9 大的数字不进位，因为进位会造成规则分布。因而当时所有密码系统都采用了“菲博纳奇”系统。）
大战初期由于苏联人缺乏密码材料，这使我们研制成功了“维诺纳”密码破译法。为了缓和通讯系统的压力，苏联人把一次性密码本复制多份，分别发给各个驻西方国家的苏联使馆。这样我们就很难破译他们密码了。苏联人用五个波道向世界各地传播大量的电文——一个供使馆使用；一个供格鲁乌使用；一个供海军军事情报局使用；一个供克格勃使用；还有一个供贸易通讯使用。战时有许多军事器材从西方运往东方，贸易通讯占苏联全国通讯的百分之八十。华盛顿的克格勃成员同莫斯科通讯时使用的是一套密码本的复制件，被用在苏联驻墨西哥使馆与莫斯科之间的贸易波道上。
战后不久，一名叫梅雷迪斯·加德纳的美国优秀密码分析员就开始对在芬兰战场上捡到的一本残缺不全的苏联密码本进行了研究。加德纳在美国武装部队安全局（即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工作。虽然这个密码本的大部分已经遗失，但上面还有一些无线电通讯中的一些最普通的指示词组，例如“拼法”、“拼法完”等等。这些词组使用得非常普遍，因为每个密码本都有它自己的限定词汇。如果发报人在密码本中没有找到合适的词组——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例如某个人的姓名——他就得把这个词按字母一个一个地拼出来， 并在词前加上“拼法” ，在词尾加上“拼法完”，以提醒对方的注意。
加德纳用这些常用词组同过去苏联人的电文通讯作了对比，发现某些波道有同种密码重复使用的情况，这说明苏联在使用同一个一次性密码本。他逐个对那些用同一密码本编码的通讯进行了“吻合”，并设法破译。起初当他声称他破译了苏联密码时，没人相信。后来他对华盛顿到莫斯科的大使专用线采取了一次行动，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时，人们才开始重视他的贡献。他破译的密码是一句英文，叫做“防御不能赢得胜利！”这句话前面有“拼法”，后面有“拼法完”。加德纳发现这句话原来是电文发出前一天美国出版的一本有关国防战略的书的书名。于是美国武装部队安全局把这个机密告诉了英国，英国那时的密码分析工作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从此，英美两国就开始了破译密码的联合行动，这项工作持续了四十年。
这个行动的代号起先叫“新娘”，后来又改为“药品”，最后定为“维诺纳”，并且只在英国称为“维诺纳”。这个行动进展甚慢。在浩渺的通讯中找出可以吻合的信号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即使找到了这种信号，也不一定能破译两边的电文。加德纳捡到的密码本不全，而破译密码人员只能用“间接”情报。例如，只要他们发现了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克格勃波道和纽约与莫斯科之间的贸易波道里有吻合信号，他们就能用“间接”情报破译贸易通讯。“间接”情报是根据电文日期在航运公告、货物记录、船舶抵离时间、潮水时刻表等方面收集而来的。根据这些情报，密码破译员就可以猜出贸易通讯的内容。只要破译了吻合信号的任何一边，都能给密码本提供更多的词组，从而有助于破译吻合信号的另一端的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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