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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和我的动机很简单。我们想及早地插手布伦特案件，看看布伦特能否对军情五处更深的渗透提供一点线索。牵涉到斯特雷特的一场审判无论如何都不大可能在获得布伦特的合作上成功，反而会耽误——如果不是彻底破坏——这种合作的机会。豁免对布伦特的起诉，这可能是有关军情五处被渗透问题上惟一值得注意的决定。这个决定得到了本部各方的一致同意。在检察总长的批准之后，阿瑟·马丁就去找了布伦特，后者几乎立即承认了他曾为苏联罗致人才和充当间谍。
在布伦特供认后数天的一个黄昏，霍利斯的秘书打电话通知我立刻到局长办公室去。霍利斯和琼斯坐在他的办公桌的两旁，神情严肃。维克托·罗思柴尔德站在窗前茫然地凝视着前面的格林公园。
“维克托，你好！”我说。对他事先没有同我说起而径自来到办公楼，我略略有点吃惊。
“感谢你到这里来，彼得。”他用一种冷淡的口吻回答道，一边掉转身来面对着我。他看上去非常激动不安。
“我刚刚把安东尼的事告诉了维克托。”霍利斯迅速地打断说。
维克托看上去神情颓丧，这一点也不奇怪。布伦特是他近三十年的好朋友，最初在剑桥，后来在战争期间，他们又共同服务于军情五处。战后，各自的事业使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一个日益变得灰暗的世界里，他们是一对奇才，彼此过从甚密。伯吉斯、麦克莱恩叛逃后，维克托也和布伦特一样受到怀疑。他早在大学时代就同伯吉斯是好朋友。他原先曾租了本廷克街五号靠近维尔贝克街的一幢房子，在整个战时，布伦特和伯吉斯也住在那儿。对维克托的怀疑很快就烟消云散，但同时对布伦特的怀疑却持续着，特别是在五十年代中期考特尼·扬和他会面之后。
被告知真相后，维克托主要关心的是怎样对他的妻子特斯说这一消息。他和我都清楚，布伦特叛变的消息会给特斯带来比他更大的精神创伤。在一九五八年我第一次会见维克托之后，我就逐渐了解了特斯。她富有魅力并且具有女性的温柔。她和布伦特过从甚密，在许多方面甚至要超过维克托。她理解他性格中脆弱的一面，并能同他共享对艺术的热爱。在三十年代，她是剑桥学生中才华横溢的左翼知识分子圈子的成员，他们在伦敦举行聚会，在费拉特角度假，此时，整个世界正步履蹒跚地走向二次大战。
战争爆发后，特斯·迈耶（这是她当时的名字）加入了军情五处。在那里她同她未来的丈夫并肩英勇战斗，功绩卓著。那时，她同布伦特和伯吉斯他们一样，在本廷克街五号也有几个房间。和她同屋的帕特·罗顿·史密斯，后来成了卢埃林·戴维斯爵士夫人。特斯非常了解在伯吉斯、麦克莱恩叛逃后军情五处对布伦特的怀疑，但她还是竭力为他开脱。她和她丈夫维克托了解他的清白是来自切身的体验，他们认为布伦特遭人怀疑是因为他和盖伊·伯吉斯是好朋友。她觉得布伦特是个脆弱而极具天赋的人，但却因命运的拨弄和伯吉斯的叛变而被残酷地长期怀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安东尼过去常常喝得烂醉回本廷克街，有时候甚至醉得需要我帮助他上床，”她常这样说，“如果他是间谍的话，那我会知道的……”
维克托认识到，既然布伦特已经供认了，那么就有必要和特斯谈，但是他仍然害怕告诉她真情。
“这就是我请你到罗杰的办公室来的原因，”他平静地说，“我觉得由你来把这消息告诉她会好些。”
我知道他需要离开莱肯菲尔德大楼，好去独自地清理纷乱的思绪。
“当然可以，”我尽量温和地说，并提议让伊夫琳·麦克巴尼特陪我同去，因为特斯认识她。
几天后，伊夫琳和我坐一辆出租汽车去圣詹姆斯广场。我们被带进了维克托的书房。这是一个明亮的、具有十足的学者气派的房间，面对着格林公园。房间随处可见他不同凡响的个性的烙印：绘画、科学图表、乐器、各种古代和现代书籍，以及挂在墙上的他自己设计的巨大计算尺。房间里还放着一架钢琴，维克托用它来弹奏爵士音乐，技巧娴熟而富有激情。维克托此刻坐立不安。我看得出特斯已感觉到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过了几分钟，维克托对她说我有一些消息要告诉她，然后就轻轻地溜出了房间。
“出了什么事，彼得？”她情绪紧张地问道。
“是有关安东尼的，”我告诉她，“他终于供认了。”
“什么？你不是说他是个间谍吧？”
“不，特斯，我是这个意思。”
有一两秒钟她把手举到嘴边，好像感受到了疼痛，然后又让它缓慢地滑落到膝上。我尽我所能地告诉她事情的原委：关于他如何承认他在一九三七年，即继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之后一两年被招募；以及他如何写出一个冗长而详尽的报告，谈论他在整个战争期间所进行的间谍活动。特斯没有哭，她只是脸色惨白，躬着身子僵坐在那里，一边听一边凝视着我。像维克托一样，她是那种视友谊上的忠诚高于一切的人，而当这种友谊被背叛时，则她的心灵深处就要遭受到巨大的撞击。
“那么多年，”她轻声说道，“可我从来没有过丝毫怀疑。”
我这才第一次理解到，在那奇妙的、遥远的三十年代的剑桥生活中熔铸的情感是何等地炽烈。
布伦特的供认剧烈地影响了阿瑟的行为，多年的艰辛工作，最终证实了他始终是正确的。他从一开始就怀疑布伦特，尽管局里有许多人，如布伦特在战争期间的亲密朋友狄克·怀特，最初不相信有这种可能性。阿瑟变得更带有身不由己的冲动，变得更难于驾驭了。他看上去就像一个能闻出肉腥味的人，在追逐他寻踪已久的猎物时是那样的贪婪和迫不及待。
布伦特的供认，戏剧性地使人们对渗透问题的态度明朗起来。军清五处内部存在间谍，过去是不可思议的，现在却一下子变得那样真实。阿瑟认定，只要我们抓住这一契机，那么D 处新的工作队就能够触及到三十年代阴谋集团的核心。他觉得事情正沿着我们的轨道前进，叛逃者和认罪者正大量地迅速出现，他可以解开众多的谜中的最大的一个谜——识别今天在军情五处内部的奸细。但是正当阿瑟迫切要求加快加紧采取行动时，他却遭到D 处的新处长卡明的反对。卡明倾向于采取缓慢的和谨慎的处理方法。
在一九六四年初，他们两人的关系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恶化了。阿瑟对卡明毫不敬重：他觉得卡明的方法过于陈旧。阿瑟自一九五九年以来，负责主持重建反苏联间谍工作，并由于他声誉卓著，他的影响大大超出了D 处一科。他胸怀大志，雄心勃勃，然而却缺乏谋略。他认为D 处的处长应该是他而不是卡明，而且他毫不掩饰地指望很快获得这个职位。在他看来，卡明正在错误地处置整个渗透问题。卡明对阿瑟这种很少隐藏的态度以及种种侵权行为深感忿恨。他还对自已被排斥在对米切尔的调查之外一事怀恨在心，并且他猜测到阿瑟对霍利斯的暗中的怀疑。很清楚，最后的摊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布伦特供认后不久，这件事情果然发生了。一九六四年五月，我到华盛顿访问，试图说服美国中央情报局来帮助制订我们刚起步的行动分析计划。我和主管行动分析的哈尔·多伊恩·迪特马斯想要中央情报局提供计算机帮助，以便处理由该计划所产生的每年七百万个行动的大宗资料。我对中央情报局的要求曾得到霍利斯的批准。安格尔顿全力支持，赫尔姆斯同意派出一个二十人的小组而不是一两名技术人员，并且保证这个计划所需占用的中央情报局的计算机时间。我刚一回来，阿瑟就告诉我，哈尔·多伊恩·迪特马斯被调走了，而中央情报局的计算机小组预定在下个星期抵达。我不由得大发雷霆。
“关键人员刚刚熟悉了他们的本职工作就被调走，那我们还有什么计划可言？真是见鬼！”我非常愤怒，“哈尔和我花费了整整四年时间开展这项工作，而正当它真正开始产生结果的时候，却要他调离。”
阿瑟和我同样狂躁不安。D 处一科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他忿恨调走这些人，特别是在反苏联间谋的活动达到最高潮这样的紧要关头。阿瑟冲进卡明的办公室，声称卡明本应该阻止这种调动。争吵声一直传到了走廊里，数月来被抑制的积怨一下子倾泻出来。卡明指责阿瑟凌驾于D 处头上横行霸道，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潜越。阿瑟这方面也毫不隐讳他的观点，他认为D 处目前的工作简直搞得一团糟。争论的焦点不可避免地集中到最近的米切尔案件上。卡明指责阿瑟对此案想入非非，而照他看来，这已完全是个结案，并且此案还进一步给我们的情报机构的士气造成巨大的损害。阿瑟则反驳说，就他所知，此案非但不可了结，甚至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卡明把这次争吵向霍利斯作了汇报。霍利斯立即要求写一份有关此事的详尽报告。第二天卡明把他打算呈交给霍利斯的这份报告的草稿送给阿瑟。
阿瑟对他所读到的报告大吃一惊。卡明的报告对多伊恩·迪特马斯调离行动分析计划会给中央情报局即将来访造成什么影响根本不提。报告对阿瑟进行了露骨的攻击，并最终声称，阿瑟对军情五处内部间谍的识别存有隐秘的怀疑，而又不愿意把他的怀疑告诉他的处长。
阿瑟现在已经到了和卡明公开决裂的地步了。
“一派胡言！”他在卡明的报告页边到处乱涂，在把它送回处里之前几乎改动了报告的每一行。卡明意识到这对他来说正是一个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他马上把报告原封不动地送给了霍利斯，霍利斯立即责令阿瑟停职二周以整顿纪律。
我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有二十位中央情报局的技术人员随时可能到达，指望同哈尔·多伊恩·迪特马斯、阿瑟·马丁和我举行重要的谈判，但现状却是谈判桌上军情五处这一边只有我一个人。我私下去见霍利斯，尽量不带怨恨地说明问题的性质。我提醒霍利斯，和中央情报局的合作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于是他同意调回多伊恩·迪特马斯，让他再干一年。
“但是阿瑟怎么办？”我问道，希望霍利斯在这个问题上也能改变他的主意。
“我不打算讨论这件事情。”他反驳道。
“那布伦特怎么办？”我恳求说，“我们刚刚有所突破，可不能把他晾在一边不管……”
“现在正该让阿瑟弄清他还不是局长，”霍利斯严厉地说，“当他坐上这把交椅时，他再去作决定好了。到那时之前，还是我说了算。”
在阿瑟回来后，我们着手认真地盘问各种细节，系统地识别每一个指使布伦特的人及他们的招募活动，对他交给俄国人的每一项情报进行核实。阿瑟定期会见布伦特，根据D 处三科和伊夫琳提供的详尽的研究提纲来对他盘问。每一次审讯都录了音，并由D 处三科进行整理，以便检查出模糊和讹误的地方及需要进一步提问的要点。
布伦特很快就说出了他的间谍同伙利奥·朗和约翰·凯恩克罗斯。利奥·朗是前英国军事情报机构的官员。约翰·凯恩克罗斯在一九四0 年曾服务于英国财政部，后来进入了设立在布来切雷的政府密码和暗号学校，在那儿接触过“英尼格马信号”材料，尔后在一九四四年成为军情六处的官员。阿瑟告诉朗，假如他和军情五处合作，则很可能免于起诉，因此朗马上就供认了。凯恩克罗斯在罗马接受阿瑟的拜访后，也这样做了。
但是，在提供了最初的线索之后，布伦特就再也不讲什么了。他坐着，听着阿瑟的提问，在能做的地方提供点帮助，但是并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提供大量的细节。阿瑟和我决定一起来对付他。根据事先的安排，我被介绍是分析布伦特供词的官员，然后我来唱红脸，阿瑟来唱白脸，由我告诉布伦特我对他的供词的真实性非常怀疑。这是一种老式的审讯把戏，但在以前还确曾起过作用。还有一个进一步的新花样：我们把会见安排在莫里斯·奥德费尔德的公寓里，它在威斯敏斯特区开克斯顿街钱德斯大院内。公寓里暗放着一个录音系统。通常，在布伦特和阿瑟会面时，阿瑟用手提录音机公开地把谈话内容录下来。我们决定当我去见布伦特时，我们把那个看得见的录音机关掉，以增加他的安全感。霍利斯极力反对这个计划。从一开始他就指示不能对布伦特施加任何压力，以免他叛逃。但我们设法说服他，在这种情况下，冒点风险是值得的。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会见了布伦特。他高高的个子，极其消瘦，穿着一套花呢西装，打了一个大蝴蝶结领结。他看上去高贵，略带一点女子气。他友好而带有戒备，特别是对阿瑟。我能看出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谁都不能忘记，他们在十年前曾坐在一起，而此刻布伦特却始终在扯谎。他们以事务性方式谈了大约半个小时，主要是关于布伦特从档案室取走的文件。布伦特不时地扫我几眼。我看得出他预感到有什么事将发生。最后，阿瑟把我带进了谈话。
“彼得一直在作着这个分析，安东尼。我想他有些话要说……”
我关掉了录音机，然后稍稍停顿一下以加强效果。
“读了你的供词后，我看得很清楚，你没有告诉我们全部的事实真相……”
好像我击中了他似的，布伦特畏缩了一下。他正坐在一张安乐椅上，两条铅笔一样细瘦的长腿交叠着，他的伸出在外面的那条腿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
“我已经回答了你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回答，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
“那是胡说，并且你也知道是这样。你说你只知道朗和凯恩克罗斯他们两个，只有他们两个。我不相信。”
他的脸色变紫，右颊的肌肉出现了一阵抽搐。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杜松子酒，拖延一点时间。
“我们非常公正地对待你，”我继续说，“我们很有礼貌，并且像绅士那样履行我们的诺言，但你却不这样……”
在我做出这番表演的时候，他专心致志地倾听着。他哪儿说了假话？他想要知道。我指出我们认为他有所隐瞒的一些方面。我知道，他在试图掂量是否我已经握有新的、能置他于死地的证据和信息，或者这些只是来自我们的主观直觉。
过了难熬的几分钟后，他开始恢复他的自信，脸颊的抽搐也平息了下来。他知道我们抛不出什么新东西。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彼得，”他小声说，“没有其他的人了。”
我改换了策略，开始对他的良心施加压力。
“你可曾想过那些死去的人！”
布伦特佯作不知。
“没有人死去，”他平缓地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那种事情……”
“吉比的谍报员是怎么回事？”我气愤地说。我指的是由军情六处的哈罗德·吉布森指挥的潜伏在克里姆林宫内部的谍报员。吉比的谍报员在战前一直向军情六处提供政治局文件，直到他被布伦特出卖后被处死。
“他是一个间谍，”布伦特尖刻地说，在这一瞬间放松了他的戒备，暴露出克格勃的职业作风。“他知道这种游戏，他知道这里的风险。”
布伦特知道他的谎言已经被戳穿，脸颊上又开始猛烈地抽搐起来。我们较量了有一个小时，但这种角斗进行的时间越长，他越意识到他所处地位的有力。我们在一种难以掩饰的愤怒中结束了会谈。
“事实是，若是给你选择，你不会出卖任何你认为是弱者的人，是吗？”在布伦特准备离去时，我问道。
“是这样，”他说，一边站直了身子，“但是我已经告诉过你，再没有其他的名字了……”
他这样有力地说出这句话，使我感到他几乎自己都相信这一点了。
这时，一件让人心烦的意外事件发生了。我们公开地放在那里的一架录音机绞带了。我跪在地板上把磁带展开拉直，然后使它继续运转。在我做这件事情时，布伦特对阿瑟说：“看一位技术专家干他的本行，不是很有趣吗？”
到现在为止，阿瑟或我都不曾告诉过他我是一个科学家，我只是作为处理他对我们谈话的人员被介绍来的。我两眼直视着布伦特，他的脸上泛出红紫色。什么人已经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
“你接着跟他干吧，”布伦特走后，阿瑟愤愤地说，“他已经演完了。”
阿瑟急于去咀嚼另两头猎物——朗和凯恩克罗斯。
朗曾加入剑桥的“使徒学会”——一个以自重为宗旨的杰出知识分子俱乐部组织，其中有许多人是左翼分子和同性恋者。大战爆发时他参加了军事情报机构，被派往军情十四处，负责评价德国国防军的“信号”情报，由此得知兵力情况。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秘密地会见布伦特，向他递交所有能落到他手上的情报。战后他转入英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在那儿他最终晋升为军事情报局的副局长，直至一九五二年他离职去从事商业活动为止。他离开军事情报局是因为他就要结婚，不想告诉他的妻子说他曾经是一个间谍。
我和阿瑟一起会见了朗好几次，我很不喜欢他。不像剑桥圈子里的其他人那样，他缺少风度。我常觉奇怪，他究竟是怎么被接纳到“使徒学会”中去的。他是个好管闲事、大惊小怪、喜欢瞎忙乎的人，外貌长得像个汽车修理工，而且似乎还以为自己虽然变节，可仍然还是一位优秀的军官。他所作的供词毫无价值，当在某一点上对他提出质问时，他的态度总是翻来覆去地讲“我们应该相信”这样一句老话。他兴致勃勃地对我们讲着他的故事，说他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间谍，并声称他在一九四五年就放弃了所有的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