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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部，不是吗？”
“你说你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安东尼。你说你在跟我说实话……”
布伦特一味地拨弄炉火。
“我永远不会是惠特克·钱伯斯。”他过了一会儿这么说。他指的是那个在五十年代背叛了自己的信仰的著名美国共产党人，他供出了他的同伙的名字，包括阿尔杰·希斯在内，并出席了国会委员会的一系列危言耸听的听证会。
“这太像麦卡锡主义了，”他继续说，“出卖，告发，政治迫害……”
“可是，安东尼，这就是你，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对你免予起诉的原因。这是你的抉择，你要是假装不知道，不愿意合作，就没有什么好处……”
布伦特不吱声了。从一九三七年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可他的压力却从来没有解除过。
“我想你要把侦破重点转移到阿利斯特身上。”他最后说。
我在一九六五年初，写了一篇关于沃森情况的长篇报告，建议进行一次紧急调查。我通过D 处的处长亚历克·麦克唐纳把报告呈交给霍利斯和琼斯。麦克唐纳是接替卡明的职务的。卡明最终意识到他坐不上副局长这把交椅，接着便退休了。麦克唐纳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过去在印度当过警察，喜欢第一流的烹饪和生活中的其他享受，不喜欢繁多的行政管理。他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可跟他在一起干工作也有翻脸的时候。
五个月过去了，什么动静也没有。我后来在参加D 处三科的年度检查会时碰到了霍利斯和琼斯，我提到了这件事。我问，为什么不批准这次调查？起先，他们谈了一大通什么优先权哪，什么人力物力有限哪，等等。我提醒他们，D 处三科的工作任务就是找线索，如果D 处一科的能力有保障的话，他们就应利用D 处三科找出的线索来执行任务。现在已经发现了一个嫌疑犯的线索，可是此人还在享受着接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机密的最高权利。我说，如果这是一种正常现象的话，那么就干脆完全撤销这个D 处三科。
琼斯很明智。霍利斯却既暴躁又不愿承担责任。错误是发生在D 处这一层的。麦克唐纳同卡明办理交接时，不知在什么地方搞混了，没有给这个案子以优先权。霍利斯当场指示要把这个案子抓起来。
于是，这个案子由D 处一科的帕特里克·斯图尔特接管了。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卓越的官员，思路清晰，不会算计别人，而且很有勇气。他在战争期间被打残废了，现在只能坐在轮椅里工作，后因身体太差，被迫提前退休。沃森很快就被严密地监视起来，不久又发现他的妻子和女儿都是共产党员。从他的谈话的口气来看，他现在也是个共产党员，尽管在对他的多次审查中他从未承认过。
然而调查是有限的。沃森原定要到美国去学习美国最新的反潜探测技术，海军部坚持要在他去美之前先弄清这个案子，于是我们决定审查他。连续六个月，他每天都到国防部来报到。在那里，军情五处最好的审讯员塞西尔·希普对他进行了审问。
沃森一开始表现得像一个被冒犯的高级文官人员，他质问我们有什么权力来盘问他。可当希普开始对他进行追究时，他那种态度便消失了。
他认识伯吉斯吗？
当然认识。
他去过伯吉斯的公寓吗？
偶尔也去。
在那里碰到过什么人吗？
盖伊，安东尼……
还有别的人吗？
是的，有一个外国人。他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他能描述一下那外国人是什么样的吗？
起先，他无从描述，后来他描述出来了。那是个中欧人，深色头发往后梳得整整齐齐。听上去这个人像“奥托”，三十年代“五人集团”的领导人。
“‘奥托’这个名字对你意味着什么？”希普问。
“是的——这是那个人的名字。对了，‘奥托’……”沃森回答说，显得过分的热情。
希普又在其他方面对他进行了审问，然后又把话题转到奥托上。沃森是否再次见过他？开始沃森说记不起来了，后来他说也许又见过他，但回忆不出具体的细节。然后，他又记起来了，他们过去常在公园见面，在大街拐角处的路灯下或地铁里见面。
“他给过你什么东西吗？”
“没有，这我可以肯定……”
“你给过他什么东西没有？”
“没有，我想我没有……”
“告诉我，沃森先生，你为什么要在这些地方同他见面？为什么不在你的公寓里或在餐馆里同他见面？”
没有回答。
一阵长长的沉默。
“我对这些人感兴趣，”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想更多地了解俄国……”
“你对这些人感兴趣……”希普用讽刺的口吻一针见血地指出。
第二天，希普在沃森面前的桌子上，把三十张照片摊成整齐的扇形。这些照片里包括一九四五年以来到过英国的最重要的一些克格勃官员。
“这里面没有你能认出的人？”希普问沃森。
沃森凝视着这些照片，犹豫地用手指拨动着其中的一两张。他把照片拣来拣去，又把它们握起来。随后又摊开来，他喃喃地对自己说着话。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被隐藏着的话筒捕捉住了。从他对奥托问题的回答中，我们可以肯定沃森害怕或怀疑我们掌握了他的直接证据，也许是一张同克格勃官员会面时的监视照片，或有人在坦白中牵连了他。晚上他回家了。我们通过装在他的电话里的特殊装置听到了他在那里低声咕噜。
“他们一定搞到了什么东西，”他不断地低声细语，“他们一定搞到了什么东西，可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搞到的是什么……”
好几个小时以后，沃森挑出了三张照片。第一张是尤里·莫丁——菲尔比的上司；第二张是塞尔盖·康德拉谢夫——乔治·布莱克的上司；第三张是尼古拉·卡皮柯夫——瓦萨尔的上司。沃森承认常常同这三个人见面，有时是在他吃中饭的时候同他们在泰丁顿海军部研究实验室附近见面。他否认向他们递送过机密。戈利金说他知道卡皮柯夫有两个海军间谍，其中一个是海军科学家。康德拉谢夫也有两个间谍，一个是布莱克，另一个是海军间谍。
希普使他感到神情不安。他真的希望我们相信他只是意外地同这四名克格勃官员见面而没有别的原因？他是不是以为我们都是些傻瓜？都很天真？一切都是秘密的，不是吗？他们都是偷偷地会面？他是一个间谍，不是吗？同伯吉斯的友谊、三十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隐瞒共产党员身份、参加秘密工作、同俄国人碰头，这一切不都是很吻合吗？现在该是他坦白的时候了。
希普一天一天地追问他。我们还是从头开始吧，他会这么说。于是沃森就重复着他那不可信的故事。一个审问员是否优秀，其标志就是他的记忆力。希普的记忆力很了不起。沃森的谈话中的每一个差异，每一个省略，他都记在了脑海里，然后在几小时或数天以后又把这些东西抛回给沃森。可沃森仍然说着他的故事，从不向对方暗示什么。尽管他嘴唇颤抖，面红耳赤，汗流浃背，但却像一个拳击手一样，即使被打得晕头转向，也拒绝认输。
这种日复一日的审讯持续了六个星期。六个星期以后，沃森看得出憔悴了。他来受审时吃了镇静剂，糊里糊涂地答非所问，根本不清楚我们问了一些什么问题。在绝望之中，希普开始考虑豁免的问题。当时，我们还没有获得检察总长的同意，因此，希普只得试探性地提出这个问题。
“你能变换一下你的故事吗？”希普问沃森，“如果我们让你获得豁免权的话。”
沃森由于服用镇静剂过量，仿佛不能明白我们向他提出豁免权的问题。审讯只得暂停。
凡听过审讯或研究过记录稿的人，都深信沃森曾经是个间谍，而且大约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在我看来，他能接触到反潜探测研究，在剑桥间谍当中他或许是最具有破坏力的人。有一个细节尤其可以肯定这一点。沃森讲了一个很长的有关康德拉谢夫的故事。他同康德拉谢夫会过面，但看不起他。他仔细地把康德拉谢夫描述了一番。沃森说康德拉谢夫太资产阶级化，穿着法兰绒裤子，一件蓝色呢西服，还牵着一条花毛狗。他们吵了一架以后，从此再没有见面。
这同戈利金早期材料中的一个交待是相符合的。他说康德拉谢夫被派到英国去指挥两个间谍——一个在海军，一个在军情六处。军情六处的间谍肯定是乔治·布莱克。我们总以为海军里的间谍也是布莱克，因为布莱克在加入军情六处之前曾在海军服过役。戈利金还讲了另一个细节，他说康德拉谢夫与那个海军间谍翻了脸，那个间谍反对他的资产阶级生活习惯，拒绝同他再见面，结果前克格勃常驻伦敦的官员克罗文被迫回到伦敦代替康德拉谢夫来指挥这名海军间谍。很显然，这个海军间谍就是沃森。
由于军情五处的坚持，沃森在一夜之间便被调离了机密岗位，转到了海洋地理研究所。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退休。由于沃森并没有认罪交待，我们只得把他在审查表上隐瞒了的共产党员的背景以及他的妻子和女儿的共产党员的背景情况作为法律上的依据。他没有提出抗议。
审问沃森之后，我决定再作一项尝试来突破他。我安排沃森到一个中立地点——伦敦的布朗饭店去见布伦特。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我还不能完全肯定沃森已经明白了我们对他提出豁免，我要布伦特去跟他解释。第二，如果可能，我想解决沃森是不是“五人集团”的成员这个问题。戈利金说“五人集团”的成员相互都认识，但他们知道他们都是间谍。就布伦特所知，这只是个“四人集团”——他自己，伯吉斯、菲尔比和麦克莱恩。像凯恩克罗斯和朗这种被招募来的人，是独立于中央集团成员以外进行活动的。沃森似乎很有可能是第五个间谍的首位候选人。
布伦特起初很不情愿实施这项计划。
当我第一次提出这个计划时，他恳求道：
“阿利斯特已经受够折磨了。”
我曾安排布伦特与他以前的密谋分子见过许多次面。同朗和斯特雷特的会面都没有引起什么不愉快。布伦特甚至还告诉斯特雷特说，他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揭发了他。但是当我建议他与普利兹男爵联系时，他下意识地感到不安。普利兹男爵在战争期间是克洛普·乌斯季诺夫手下的间谍，早已回东德去了。普利兹在战时与布伦特搞过同性恋。乌斯季诺夫把普利兹带出荷兰之后，又回到伦敦去了。一九四五年，布伦特陪着普利兹回到东德，从那以后，他们甚至还有联系。普利兹在大战前后都在为俄国人工作，以便为他回到东德扫平障碍。我有兴趣看看他是否又转向我们这边来。我让布伦特给他写了一封信询问他能不能准备在赫尔辛基或柏林同我见面。
“那不公平，彼得，那是肮脏的。他对这个国家做的事已经够多的了。”
可布伦特知道他是不能拒绝我的要求的。他写了信，但使他感到欣慰的是，普利兹拒绝了我的要求。
沃森就像普利兹一样，有某种东西使布伦特对承认他与沃森的关系感到坐立不安。他承认同朗，同斯特雷特以及其他人的关系时并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这是一种想尽力保护他们，尽力否定我们对他们的活动所掌握的情况的一种深深的渴望。此外，这还是一种企图躲过交待这一关的渴望。我想，他害怕被他们看出是个告密者。
有一天晚上，我开车到科道尔学院去接布伦特，然后开着车去了布朗饭店。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已经为我们在那里订了一个房间，并和沃森在那里等候着。布伦特极度紧张不安。
“我希望你能给我来点什么喝的。”他在我们到达饭店时这样说。
他和沃森都紧张地互相打了招呼，生怕在帕特里特和我面前流露出任何热情。沃森十分虚弱，就像一个刚从医院里出来的人。最后经我们劝说，他又讲了一遍与俄国人交往的故事。在审讯室里，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可在布伦特面前讲这个故事就显得可笑了。
他们两人都用了大部分时间来谈剑桥，谈奥托，谈在三十年代把立场移往左边。我感到惊奇的是三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和积极性结束时的那种奇特的方式：在一个饭店的房间里，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一瓶金酒。他们想要改变世界，但却以改变自己而告终。
“我现在已经洗手不干了，阿利斯特。”布伦特说，“我已经坦白了，”他继续说，“我还在这里，你不必担忧。”
可沃森根本不听布伦特的恳求。他们的谈话自相矛盾。沃森无法自持地嫉妒布伦特，显然从三十年代起一直如此。然而，这种嫉妒只有在他喝多了酒之后对他的朋友进行攻击时才暴露出来。对他来说，背叛变节仿佛已经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他的一生已经败下来了，于是更加有兴趣地谈论著这一步是在什么地方走错的。
“你如此成功，安东尼，可正是我才是剑桥的伟大希望。剑桥是我的整个生活，”他说着竟快要落泪了，“但我不得不参加秘密工作，而它却把我的一生都毁了……”
布伦特离开了桌子，焦虑不安，处境窘迫。他走到在房间另一头的酒柜前。他差不多已经喝了整整一瓶金酒了，可仿佛还想喝。我走到他面前。
“怎么样……？”我问。
布伦特站在那里，他的双肩由于紧张而往下垂着。
“我想你是对的。”他说，眼睛闪烁着冲动的光芒。“我想他一定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可我从来没有招募过他，盖伊也从来没有说过他招募过他。”
金酒喝完了，布伦特为他自己倒满一杯雪利酒，并加了一点苏打水。他一饮而尽。
“有时，”他说，“我想进监狱会更舒服。”
维克托和特斯·罗思柴尔德在D 处三科调查三十年代的事上一直给予了帮助。他们两人对这一时期的人际关系和那些暗藏的关系都了如指掌。他们常常能够安排那些与“五人集团”有关系的人同我见面，否则这些人是不情愿这样做的。维克托还为我安排了一系列重要的引见。譬如，在沃森案件之后，令我入迷的问题之一是，除了沃森以外，其他的科学家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曾经是招募的目标。伯吉斯、布伦特、菲尔比和麦克莱恩都受过第一流的教育，我怀疑还有没有别的小团体也被招募，譬如像蜚声全球的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
我的怀疑落在了著名的苏联科学家彼得·卡皮查——俄国原子弹之父身上。卡皮查在二十年代由英国皇家学会资助来到剑桥，他在剑桥建立附属于卡文迪什实验室的蒙德定律温度实验室。卡皮查一直同苏联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人们看见他多次在自己的房间里接待俄国的情报官员。到了三十年代，苏联鉴于日益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坚持让卡皮查回苏联工作，并被允许携带他所有的设备回国。他在大战前后都一直与英国的科学家们保持着联系，常常在莫斯科郊外他那设施齐全的别墅里接待那些来俄国的科学家。多年来，军情五处内部流传着卡皮查以他的慧眼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发现了他可以招募的对象这种说法，可始终没有人对这个说法进行过探究。没有人知道这些招募对象是谁，或有多少人，也不知道卡皮查的招募是否成功了。这又是一起无头案，只得留在档案里让人们怀疑和猜测。
只有一个人能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卡皮查，他就是阿德里安勋爵。阿德里安与卡皮查很友好，在剑桥时就有联系，他是在卡皮查还没有离开英国时认识他的。六十年代时，阿德里安曾任剑桥大学校长和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维克托很快就安排了一次晚宴，使我能在晚宴上与阿德里安见面，然后再不知不觉地引他谈到苏联科学家这个话题。
阿德里安完全愿意合作。他十分理解我们对卡皮查的怀疑，尽管他非常敬佩卡皮查的成功。他—一举出了那些同卡皮查特别接近的人的名字。我的黑皮本上的名字又增多了，又有更多的名字需要到档案室去核实，更多的人需要去追查、会见、估量、澄清，也有个别的人需要从秘密岗位上调离。所有这一切终究是为了保证不使任何一个人漏网。
维克托所给予的最重要的帮助是劝说弗洛拉·所罗门再次与军情五处的人见面。从她与阿瑟的谈话中我知道，她了解的情况比她讲出来的情况更多。三十年代中期，她显然是生活当中最为活跃的人物。她和她的朋友丽棋·菲尔比以及伊迪斯·杜德·哈特在一起，成了羽毛未丰的“五人集团”的鼓励者、同伙以及信使。她同阿瑟见面以后，拒绝与军情五处再次见面。她对阴谋与背叛有一种典型的俄国人的猜疑。她以为我们会出卖她，把她投进监狱，或者被俄国人暗杀，就像她相信汤姆斯·哈里斯的情况一样。我请维克托代表我去向她说情，她终于在一九六五年中期同意见我。
“丹尼斯·普罗克特这个名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咆哮着说。
的确意味着某种东西。丹尼斯·普罗克特当时是燃料和电力部的常务副大臣，他是三十年代进入行政机构的，曾担任过斯坦利·鲍德温的私人秘书。通过我的剑桥和牛津之行，我发现差不多有十多个人都指出普罗克特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左翼分子，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他具有共产国际在剑桥招募的对象的典型痕迹——他是伯吉斯、布伦特、菲尔比和沃森的好朋友，也是“使徒学会”的成员。
还有一件有关普罗克特的怪事让我迷惑。一九五一年的叛逃事件之前，他突然不明原因地离开行政机构，在哥本哈根一家轮船公司找了一个工作。一九五三年，他又突然重新出现在伦敦，并恢复了在行政机构的生涯。
我问弗洛拉为什么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