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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图把整个案子向他说清楚。我告诉他，我们认为米切尔的事已经澄清了。我说，就阿瑟和我而言，霍利斯是我们的下一个怀疑对象。我问他是否有什么情况可以提供给我们来帮助侦破此案，他说他要看看他能做些什么。那时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困难时期，肯尼迪刚刚遇刺，沃伦委员会正在进行调查，安格尔顿还有自己那摊子迫切需要处理的事情。
一九六五年，英国安全部门仿佛在美国人眼里又一次出了纰漏。仅仅四年，一系列间谍丑闻和灾难吞没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首先是霍顿被查出来，他出卖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水下探测系统的重要部分。虽然霍顿案件标志着军情五处新的反间谍能力的胜利，但这引起了美国海军的愤怒，并对英国同行长期怀着敌意。霍顿案件暴露不久，这种敌对情绪在国家安全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表面化了。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海军企图彻底断绝英美两国的情报和秘密交换关系。吉姆·安格尔顿和联邦调查局的艾尔·贝尔蒙特掐掉了海军的这朵阴谋蓓蕾。
“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他们抓间谍，而我们不抓。”贝尔蒙特干巴巴地说。
但是贝尔蒙特所说的话并不能减少接踵而来的一连串的灾难。一九六一年布莱克的受审并判刑几乎使中央情报局在欧洲的所有行动，包括柏林隧道行动在内，都受到了怀疑。第二年，即一九六二年，瓦萨尔又被抓获；由于一个英国间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极有价值的海军机密再度被透露给东方。一九六三年一月菲尔比叛逃，这显然是因为英国当局沉默和无能。同年，富有安全含义的普罗富莫事件发生了。苏联人通过克里斯廷·基勒向普罗富莫索取核机密情报，联邦调查局在当时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布伦特、朗和凯恩克罗斯在一九六四年坦白了，其他的案件干脆被丢人现眼地在法庭败露。一九六四年的柯达案件就是其中的一起，但是在美国人眼里，更糟糕的是在一九六五年初发生的马尔特里案件。
马尔特里案件开始于一九六三年。“费多拉”指控说，克格勃在英国的一个核研究集团内部有一个专搞理论情报的外国人，他只是在最近的一两年当中才频频活动。这说明叛逃者戈利金并不知道他，因此就大大缩小了嫌疑分子的范围。我们在走了几步错棋以后，把调查集中在叶赛普·马尔特里身上。此人于一九六二年秋从欧洲原子能机构来到考尔汉姆实验室，可马尔特里并没有被允许去接触机密的原子材料。调查还在继续进行。就像霍顿在朗斯代尔案件中一样，马尔特里可能是在波特兰时通过一个能接触到机密的女友来获得机密，因此他想获得他无法接触到的机密，也是完全可能的。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并未获得能够证明马尔特里能接触到机密的任何证据。在搜查他在考尔汉姆的办公室时，我们在他书桌一个带锁的抽屉里找到了有关会晤的材料。当时马尔特里到欧洲度假去了。他刚一回来，就在南边机场被带走了。特别处对他进行了盘问，查明了他认识的一个叫卡尔别科尔的苏联人。他有一张标明安排会面的地图。结果通过搜查他在阿宾顿的住处，发现了一个隐藏装置，里面放有几本微型一次性密码本，同朗斯代尔的那种密码本一样。有一本密码本的一页中的一部分显然已经被用过。还发现了一本日记，里面详细说明了如何把字母，当然还有词汇变为数字的坐标格，以便用一次性密码本来把电文变成密码。
霍利斯召开了一次很长的会议，来决定如何采取行动。米切尔也出席了会议。关键的因素是没有发现证明马尔特里接触过机密或向一个外国人传递机密的证据。“公务机密条例”中的确有一条规定，准备从事间谍活动就是犯罪，但即使证实马尔特里是在准备从事间谍活动这一点也是很困难的，没有证据表明他同外国人有秘密联系。政府通讯总部只能证明那些密码本与间谍们用来与他们的俄国主于进行通讯往来的密码本相似，可是与朗斯代尔案件不同，它们不能证明马尔特里确实那样干过。但人们常常不能意识到，正是通讯总部在朗斯代尔案件中的证词才保证了对被告们进行判罪。没有这种证据，朗斯代尔和他的合作者就会逍遥法外或被减刑。
我作为军情五处的信号专家在会上向上级指出，军情五处所掌握的证据甚至不足以证明马尔特里向外国人传递机密的动机。而安全局的法律处却坚持要用“公务机密条例’中那条“准备行动”的规定来套马尔特里，井以此作为一条有效的理由来进行起诉。在场的职业反间谍官员都非常吃惊，霍利斯和米切尔居然敦促对马尔特里进行起诉。结果检察总长果然提起公诉，使军情五处蒙受了不少损失。
甚走到了今天，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马尔特里案件要进行下去。我只能记得这个审判日子——一九六三年七月二日。这是米切尔案件处于高潮的时候。很显然，如果这时把军情五处的反间谍部分除掉，那正合俄国人和霍利斯的想法。
这里还有一起应该考虑的案件就是弗兰克·博萨德案件。一九六五年初，投靠联邦调查局的格鲁乌间谍“大礼帽”，提供了英国物资供应部绝密文件的照相复制件。这是有关导弹武器方面的材料，涉及到美国的高级机密，嫌疑分子的范围很容易就缩小到几个人身上。我们用了所有的监视方法把这几个嫌疑分子都控制起来了。我们发现，嫌疑分子之一的博萨德偶尔在午饭时间到滑铁卢车站的左边行李房去取一只箱子，然后又去一家在布鲁姆斯伯瑞的饭店，用假名在那里为自己订一个房间。他独自一人在那房间里呆上半个小时。离开房间时，他就把那箱子送回左行李房，然后又回去上班。军情五处不久便把那只箱子从滑铁卢拿走了，发现里面有几架文件复制照相机，几盒胶卷和两张灌有八首俄国歌曲的唱片。这几首俄国歌曲的详细内容被复制下来。箱子里的所有东西都用照相机翻拍复制下来，然后再放回箱子原处。箱子又被送回到滑铁卢车站。我给通讯总部打了个电话，把唱片记录下来的详细内容告诉了他们。政府通讯总部只用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就查明了其中五首歌曲是用俄国发报机传送过来的，通过方位搜寻，发现这台发报机是在莫斯科地区，是一种俄国情报机构使用格鲁乌的发报机。
我们决定在博萨德下次从滑铁卢车站取出箱子并带着它到饭店去的时候逮捕他，时间是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五日。那天他是在翻拍绝密文件时被抓获的。面对军情五处知道记录下来的五首歌曲内容这一事实时，他承认他为了钱而为俄国人提供秘密文件的照相复制件，他把这些复制件放在死信投递信箱，如地铁一类的地方，然后通过同样的渠道取回钱。在被俄国人招募之后，他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只见过一次俄国人。他说发报机播发过来的歌曲是说明哪一个死信信箱可以去投递，哪一个信箱不能再使用。军情五处掌握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证据，并依照第一节条文规定提起公诉。一九六五年五月十日，博萨德被判处二十一年有期徒刑。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大礼帽”这个情报源是一根内线，那么俄国人为什么决定舍弃博萨德呢？首先，俄国人在一九六三年成功地利用了“费多拉”和马尔特里案件来损害军情五处，结果使人尤其使军情五处更加怀疑“费多拉”是安插进来的一根内线。一九六四年，“大礼帽”告诉军情五处一个消息，说英国首相办公室被人使用技术办法进行了窃听。除非俄国人拥有比我们所知道的更为先进的窃听系统，否则这是不大可能的。我们搜查这种正在使用的窃听系统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都失败了，从而使得英国人认为这个消息是编造出来的了，军情五处和联邦调查局都对“大礼帽”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大礼帽”提供的英国绝密级文件的照相复制件，不仅使人难以相信他是一个安插进来的内线（人们要问：俄国人会抛弃这样一个情报源吗？），而且还会再次引起美国人对英国安全部门的严重怀疑，在美国引起要求中断向英国传送机密的呼声。如果要选择一个间谍去冒险的话，博萨德便是个理想的人。他实际上同俄国人没有有形的接触，他的莫斯科无线电控制是通过那些无害的歌曲来实现的。如果没有通讯总部的详细分析，我们是不能够懂得唱片的意义的，同时也不能够证明俄国情报部门与博萨德之间所进行的通讯活动。因此只能依据非法复制机密文件这一理由对博萨德提出诉讼，而对这种技术犯罪，相对来说，往往只给予较轻的处罚。通讯总部和军情五处所具有的专业技术业务再一次抓出了俄国人。这次成功有两大主要效果，即不仅使美国情报部门能够在美国政府内部保护英国的利益，而且还加深了而不是减轻了对“大礼帽”的怀疑。
但是， 对这个基本的问题不能不试问一下： 为什么俄国人认为他们必须夸大“大礼帽”的真实性？他从一九六二年底就开始活动了，如果在军情五处、联邦调查局或中央情报局的上层里没有耳目的话，俄国人是不会知道我们对他产生了怀疑的。一九六四年底，军情五处对此愈加表示怀疑，只有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内情报处处长沙利文对“大礼帽”的真实性毫不怀疑，但沙利文肯定不是俄国间谍。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只有安格尔顿和一两个亲密的同伴对大礼帽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军情五处少数几个知道“大礼帽”的人都不相信他是真间谍。霍利斯也知道这些人对“大礼帽”的真实性十分怀疑。
在同盟关系上还有其他紧张的问题。美国情报界对一九六四年哈罗德·威尔逊掌权和工党政府抱有深刻的敌意。部分原因是反工党的偏见，部分原因是工党决定放弃北极星式导弹——一个很快被他们撤销了的保证。
自一九六三年底，霍利斯访问华盛顿之后，米切尔事件以及军情五处本身在最高层或接近最高层被严重渗透的担忧笼罩了一切，而秘密情报局显然又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阿瑟·马丁被解雇只能加重美国的怀疑。他们知道马丁是献身于搜索藏在任何地方的“斯大林的英国人”，在美国人眼里，这仿佛是一个公学的小集团把他送走的。
一九六五年中期，事情冒出了头，约翰逊总统指定由总统国外情报顾问委员会对英国安全事务进行考察。这个委员会是由退休的情报界头面人物、银行家、工业企业家和政治家组成，专就改进国家安全问题向总统提出建议。其中有两个人的任务是负责考察绝密业务——一个是戈登·格雷，他是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的国防部长、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现在是该委员会的秘书长；另一个人是杰拉尔德·科因，他以前是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主持该委员会已经十五年了。
一九六五年夏天，格雷和科因悄悄来到伦敦，开始对英美情报关系进行考察，尤其是对军情五处的效率进行了考察。这项工作进行得极其仔细，英国情报部门没有哪个人知道这项工作正在进行。在任何国家里，这种考察都会被冠以一个难听的名字——间谍活动。格雷和科因的大部分材料都是克利夫兰·克拉姆提供的，此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伦敦的负责与军情五处联系的官员。克拉姆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头脑冷静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在伦敦服务多年，对军情五处的薄弱环节太清楚了。克拉姆多次把格雷和科因带到莱肯菲尔德大楼和军情六处总部，但只把他们两人作为同事来向别人介绍。当时，所有像克拉姆那种地位的中央情报局的官员都是公开进出一切英国情报集团的，他向我们说这种假话是非常容易的。
一九六五年，我去华盛顿访问时才第一次听说格雷和科因的考察。安格尔顿向我介绍了已经定稿的报告内容，我听了十分吃惊。格雷和科因对军情五处提出一个毁灭性的批评，他们引用了英国反间谍工作规模不大的例子，说有许多工作能力很强的官员由于组织不当以及缺乏财力而被浪费了。报告特别对军情五处内部的领导质量提出了批评，尤其是霍利斯和当时的反间谍处处长卡明的领导质量。格雷和科因最后作出结论，霍利斯显然不仅已在高级官员当中失去了信任（这是真的），而且在白厅那些同等地位的人当中也失去了信任（这也是真的）。
安格尔顿为这份报告所激动，他告诉我，它将为英美反间谍工作的新关系奠定基础。他还告诉我，中央情报局打算同美国驻伦敦大使戴维·布鲁斯一起直接去找哈罗德·威尔逊，向他汇报考察的发现。
“一切都将发生变化，”他说，“我们将充实中央情报局的伦敦站，其中一半的人将直接在军情五处内部工作，我们要接触一切，并且要尽力帮助你们。”
我听了格雷和科因的报告后，立即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安格尔顿信任我才告诉我这件事的，但是我有责任回去报告有这样一份文件存在以及计划找威尔逊的事。安格尔顿的野心非常露骨：他要让中央情报局把整个军情五处吞并掉，然后把这作为中央情报局的国外分站。我回到伦敦，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了霍利斯和琼斯，这一次使霍利斯震动了，他是很少这样沉不住气的。他下令核实记录，几小时后就证实了格雷和科因确实访问了每一个英国情报部门，但从未宣布他们的真正目的。
那天下午，我看见他们两人钻进一辆等在莱肯菲尔德大楼前的汽车里。
“谢谢你的帮助，彼得，”琼斯忧郁地说，“绝不能相信该死的美国佬会按章办事！”我想这是一种伪善的情绪，但我认为最好别介入这场正在形成的纠纷当中去。霍利斯和琼斯去见了外交大臣，抗议这种无耻滥用英美协议的行为。这场争吵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无法告知。
可怜的克拉姆受到了狠狠的斥责，他反对找威尔逊，是赫尔姆斯和安格尔顿坚持要他对乔治·威格进行询问的，乔治是威尔逊的国家安全顾问，但霍利斯没有原谅他的心思，因为他在整个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面前受了侮辱。他威胁克拉姆说，如果再进一步发生类似的侵犯协议的事，就要把克拉姆赶走。几天以后，我看见克拉姆在莱肯菲尔德大楼的五楼上躲躲闪闪地走着，看上去他有点局促不安。
“你差不多已经打败我了。”他苦笑着说。他知道中央情报局一直企图这样干，可现在被人理直气壮地抓住了。格雷和科因的报告是霍利斯担任安全局局长时期的一份可怕的起诉书，这一点霍利斯是知道的。可美国人则用典型的无中生有的鲁莽作风来处理这件事，他们的计划的基本出发点是好的，想为军情五处提供它所缺乏的财力和人力。当然他们还有其他动机，那就是他们要军情五处成为一个附属品，而不要它成为一个设备完善齐全的独立的盟友。
这份报告确实使我们的工作有所改进。军情五处的上司们第一次承认需要大力扩充D 处，陈腐的枯萎的殖民地产物，如E 处，也需要扩充。从此以后，D 处在人力物力的拨给上享有优先权，新扩充后的D 处不可避免地要为它自己寻找一个新的领导人。于是，前殖民地警察亚历克·麦克唐纳被送到D 处，马尔科姆·卡明知道自己绝不可能成为副局长后，决定提前退休。
另一个由报告引起的重要倡议是，承认需要成立一个机构来确保西方反间谍机构之间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政府通讯总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已经根据英美协议的条款作了正式的情报和机密的交换，军情六处和中央情报局则定期地通过在伦敦的联合情报委员会和在华盛顿的国家安全理事会来交换外国情报分析。但反间谍工作基本上是临时性的。安格尔顿和我常常谈到组织一个自由交换反间谍情报的讨论会的价值，如果要取得最好的进展，超国界的反间谍情报交流，尤其是从叛逃者那里获得情报以及接触每个国家的档案，都是最基本的条件。安格尔顿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他想利用格雷一科因报告来强迫我们进行单向交流，不过他最后还是承认互惠的讨论会的好处。由于他的敦促，我们组织了一个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高级反情报官员参加的会议，大约每隔十八个月就举行一次这种会议。这个会议被称为卡扎布（CAZAB ），第一次会议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举行。
格雷一科因报告并不是霍利斯一生当中的唯一不幸，当他快退休时，“流畅”工作的框架已经定形。工作组成员包括军情六处反间谍处的特伦斯·莱基和杰弗里·欣顿以及在一九六五年调人的阿瑟·马丁，军情五处的人员有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安妮·奥尔尤因和D 处三科的伊夫琳·麦克巴尼特，我担任工作组组长。文件直接发到D 处处长亚历克·麦克唐纳和反间谍处处长克里斯托弗·菲尔波茨那里。我们每星期四在我的办公室或在莱肯菲尔德大楼六楼会议室里碰头。
开始时气氛很紧张。每个成员都明白手头这项任务的可怕意义——详细检查关于英国情报机关被渗透的每一项指控。“流畅”工作所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改变阿瑟和我在米切尔案件中采用过的解决渗透问题的方法。一九六三年，当我们把渗透案件呈报给狄克·怀特时，我们着重于依赖对技术案件和双重间谍案件中特殊情况和矛盾疑点的各种分析，行话称之为“脱节”。“流畅”决定对所有的“脱节”不予理睬，它们掩盖了叛逃者提出的有关渗透问题的明确指控，而只有这些明确指控才是原始的依据，于是我们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些指控上面。
第一个任务是核对这些指控。在米切尔调查工作中，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剩下的工作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此我提议把它作为D 处三科研究项目的整体的一部分来进行。
经过六个月的工作，我们编辑了一份庞大的档案，其中包括指控的全部清单——共有二百多起指控，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