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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六个月的工作，我们编辑了一份庞大的档案，其中包括指控的全部清单——共有二百多起指控，有的指控甚至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指控被分发给组内的各个官员。来自波兰的指控，如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分配给特伦斯·莱基。伊夫琳·麦克巴尼特负责处理军情五处的旧的指控，帕特里克·斯图尔特负责戈利金的材料，我查阅克里维茨基、沃尔科夫和“维诺纳”行动档案。
指控搜集完了之后，我们立即对它们进行了评估。我们仔细地检查了每一项指控，并对它的正确性做出决定——也就是说，我们是否肯定它是真的。例如，一个叛逃者可能会说军情五处或六处有一个间谍，我们能否判断出这项指控的真假？如果我们确信这项指控是真的，那么就用反间谍工作的行话称之为“一张真清单”，然后我们再核对每一项指控是否被归到一个已知的间谍身上，如菲尔比、伯吉斯，或布伦特，如果已经归纳上去了，我们就根据以后出现的情报，再对这种归纳进行重新检查。
对指控的评估取决于我们记录的质量。军情六处的档案混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每一个地区科和反间谍处都保存着他们自己的记录。军情六处是情报提供者，而不是整理者，几乎不考虑建立一个有效的记录保存系统，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指控被搁起来而不加以解决，这就是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大家一致认为需要对军情六处的档案室进行改进，并把这作为我们的一份附加工作来完成。一九六七年，阿瑟终于离开了反间谍处去接管了军情六处的档案室。他在那里对档案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为英国情报部门做出了最后一项重要贡献。
经过全面的检查，二百起指控分别被归纳到六类当中的一类里：
a 该指控是“一张真清单”，可确切归属于一名已知间谍；
b 该指控是“一张真清单”，几乎可以归属于一名已知间谍；
C 该指控是“一张真清单”，但不可能归属于一名已知间谍；
d 由于情报材料不足，不可能断定该指控是不是“一张真清单”；
e 该指控有待质疑；
f 该指控不是“一张真清单”，如同废话。
霍利斯快退休时，“流畅”工作开始揭示出了一副描绘军情五处被渗透的历史的新图画。许多指控以前已经被归到已知间谍身上，如归到菲尔比或布伦特身上，但经后来详细调查后，发现它们被归错了。我们对二百起指控进行了重新审查，其中有二十八起属于最重要的C 类——它们全是“真清单”，但却指向尚未发现的间谍。
在这二十八起指控中，有十起是真正重要的指控，都与军情五处有关：
1 沃尔科夫的“代理领导人”，时间是一九四五年九月；
2 古曾科的“埃里”，时间也是一九四五年九月；
3 斯克里普金的叛变，时间是一九四六年（情报一九五四年来自拉斯特沃罗夫）；
4 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级特务”，时间从五十年代起；
5 戈利金的斯克里普金调查的情报，时间也是一九四六年；
6 戈利金的克格勃总部用来存放英国情报部门材料的特别保险柜的情报；
7 戈利金的克格勃总部存有英国情报部门材料的档案索引情报；
8 戈利金的“技术问题”文件情报；
9 戈利金有关保护苏联在伦敦的侨民区特殊安排的情报；
10戈利金有关泄漏克拉布潜水行动的情报。
戈利金的各项指控时间是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
这份清单的真正惊人之处在于它的排列方法。它是按照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六三年这个清楚的时间年月顺序来排的。戈利金的材料虽然新一些，但并不十分明确，还不足以指向某一个官员，但它表明这些指控显然是针对上层渗透问题的。前三起指控虽然陈旧，但却改变了“流畅”工作，并将矛头第一次指向了霍利斯。
第十九章
康斯坦丁·沃尔科夫的清单是我们调查的第一个案件，也是D 处三科为了追查清单中提到的两个外交部间谍当中的第二个人而进行的重点调查项目。我决定请杰弗里·萨德伯里把整个文件重新译出来，此人是政府通讯总部负责“维诺纳”计划的官员。萨德伯里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尤其是，由于通过“维诺纳”计划，他熟悉沃尔科夫企图叛逃时俄国情报机关所使用的行话，而原来这个文件的译者却不懂这些行话，原来的译者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官员。
沃尔科夫的清单里有一条尤其令我迷惑，原来的译文提到，他知道伦敦重要机构里的重要苏联间谍的档案和文件。译文里有这样一段话：“根据他们的假名来判断，有七个这样的间谍，五个在英国情报部门，两个在外交部，我知道，例如，其中一名间谍担任着英国反间谍某部门的领导职务。”
一九五一年菲尔比案件的材料第一次进行汇编时，军情五处就假定沃尔科夫所提到的最后那个间谍是菲尔比，因为他在一九四五年的确担任过军情六处负责反间谍的领导职务。但是，我从“维诺纳”计划中学到足够的俄文，发现有两个字在原来的译文中没有出现过——一个词是“otdel ”，意思是“处”，下面紧接着的另一个词是“upravalenie ”，意思是“理事会”或“高级处”。不管怎么说，都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沃尔科夫的这段话就一定指的是菲尔比。英国情报机构共有五名间谍，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容易被认为是菲尔比。
我把沃尔科夫的清单交给萨德伯里几天后，他激动地给我打来电话，那时他几乎忘了转换电话扰频器。
“原来的译文是错误的，”他说，“全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专用语言。起草这份文件的人显然是一个很高级的官员，他写得很仔细，有丰富的职业技巧和知识。真正的译文应该是这样的：‘我知道，例如，其中有一个间谍正担负着英国反间谍局某个处的领导职责。’
“事实上，我倒认为这个人的位置是暂时的。他正‘担任着职务’，而不一定就是这个职务本身，这使我认为他是一个代理领导人或类似这样的职务……”
“我没有听明白。”我小心地回答说。
“你还不明白？”杰弗里的喊叫声夹杂着电子噪声传了过来，“英国反间谍局是军情五处而不是军情六处！”
这意思很清楚。如果萨德伯里是对的，那就不是菲尔比，也不是布伦特，因为他从来没有当过任何代理领导人。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担任过英国反间谍局某处的代理领导人的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叫罗杰·霍利斯。
第二起指控是伊戈尔·古曾科说的军情五处的间谍“埃里”。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时是在安妮·拉斯特的笔记本上，那时正在对米切尔进行调查。“流畅”对埃里案件重新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古曾科的埃里案件不同寻常，它出现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与沃尔科夫提出的“代理领导人”的指控正好是在同一时期，与我们获得“维诺纳”计划的突破正好同在一天。
沃尔科夫说的事件要点很简单，他说他知道军情五处内部有一个间谍，他是从一个叫卢比莫夫的朋友那里知道这事的。卢比莫夫一九四二年在莫斯科的格鲁乌的主要密码室与沃尔科夫一起工作。埃里的通讯方式是死信信箱，其中一个信箱是墓碑的缝隙处。古曾科说，埃里有些东西与俄国有关，或者在他的背景方面，或者因为他访问过俄国，或者他会讲俄语。埃里是一个重要的间谍，因为他能够从军情五处拿走有关在伦敦的俄国人的档案。
卢比莫夫给他看了那个代号叫“埃里”的间谍发来的部分电报。古曾科说，每当埃里的电报一来，就由密码室的一名妇女先读一下电报译文，如果有必要，可直接送给斯大林。我邀请一个原格鲁乌的高级官员到英国来，此人是在大战结束时叛逃到西方来的。我问他，那个读电文的妇女是谁，他说她叫维拉，直接在他的手下工作，负责指挥在西方的所有格鲁乌非法分子。可是由于保密规定，她从不把她所控制的间谍人员的身份告诉他。战争时期，在瑞士为格鲁乌工作的非法间谍亚历山大·富特，在四十年代末叛逃之前也把维拉（见他写的《间谍手册》）描绘成他在一九四五年去莫斯科受训时的女负责人。
古曾科讲的事件中的第一个问题是，自从他在一九四五年第一次告密以后，他经常改变细节。“军情之五”成了军情五处，这个区别是很关键的。从理论上讲，“军情之五” 可以指军事情报局的五处。 菲尔比在一九四二年的确在秘密情报局（前军情五处）的五处工作过。古曾科的另一个问题是，他在六十年代中期已经是一个无法挽救的酒徒了，让他回忆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是完全不可靠的。我向皇家加拿大骑警队要求再见一次古曾科，可他们告诉我们，古曾科由于贪杯又贪财，给加拿大当局造成了不少麻烦。他们害怕同古曾科进一步进行接触会使问题恶化，而且还有很大的风险，因为古曾科可能把我们会见他的目的传出去。
我问皇家加拿大骑警队，是否有审讯古曾科的原始记录，这些记录是他在叛逃初期关于埃里问题准确说法的最好证据。可看守古曾科的骑警队员已经去世，他的记录也没有存档，差不多能肯定已被销毁了。
英国情报部门档案中的证据仅仅使古曾科故事的真实性进一步复杂化。古曾科叛逃后，军情六处的官员彼得·德怀尔从华盛顿去了加拿大，听取他的交待。德怀尔每天给军情六处的伦敦总部发回电报，概述古曾科供出的信息。德怀尔的电报由秘密情报局反苏联间谍处处长菲尔比处理，菲尔比在第二个星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紧迫问题：沃尔科夫几乎在同时与英国人在土耳其接触。幸运的是，他请了当时的军情五处的同行罗杰·霍利斯替他去加拿大和古曾科见面。我们怀疑，这是一次巧合呢，还是他知道霍利斯是个间谍伙伴，并相信他能在古曾科案件上搅混水，才做了这样一种安排？可是，我们从“维诺纳”知道，霍利斯去加拿大见古曾科时，克格勃并不知道格鲁乌在军情五处有一个间谍。古曾科所拥有的最明确最重要的材料是关于原子武器发展项目中有可能存在着间谍的材料，霍利斯的报告详细地记述了这方面的情况，而“军情之五”中的间谍埃里几乎就是一个脚注。霍利斯断定古曾科不清楚英国情报部门的组织结构，古曾科弄错了，于是这件事就被埋掉了。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然而，当时的反间谍处处长盖伊·利德尔却把这根线索挂在了脑海里，他在日记中对埃里的可能身份进行了推测。奇怪的是，直到利德尔的老秘书把日记交给我并请我保存，而霍利斯却下令将它销毁时，我才知道这一点。我再一次静下来思索，霍利斯下令销毁利德尔的日记是偶然的，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
一九六五年我们设法从“维诺纳”中破译了一份新的电文，从而改变了“流畅”对埃里是不是“一张真清单”的评估。我们破译“维诺纳”信号的那个星期是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开始的，这一天还收到一份给克罗托夫的电文，该发报人在电文中平静地讨论到，他要根据加拿大“邻居们”所面临的问题，对宝贵的“阿根图拉”采取预防措施来进行保护。这显然是指上周在加拿大发生的古曾科叛逃事件。我们已经知道，“邻居们”是克格勃用来指古曾科工作过的格鲁乌的一个暗语。克格勃没有理由害怕他在英国的任何间谍会被古曾科破坏。格鲁乌不知道克格勃的机密，而且不管怎么说，还有菲尔比在那里天天监视着所有预想不到的发展情况。
但是，到了九月二十二日，即一周的通讯工作的尾声时，电文的调子明显不同了。那种轻松的调子消失了。克罗托夫收到了如何与他的间谍进行工作的细致而详细的指示。只有“丛林接头’方式才能采用，而且会面要尽量减少，如果可能的话，一个月见一次面。
我们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莫斯科中心为古曾科的证词之含义而突然变得担忧起来？古曾科实际上是在两个星期前的九月五日叛逃的，格鲁乌差不多立即对损失作了一个初步的估计，并为那些他们担心会被古曾科出卖的人作了保护安排。九月十二日，彼得·德怀尔就把古曾科在加拿大告诉他的详细情况发回给了在军情六处伦敦总部的菲尔比，但是，一个星期之后，克格勃突然开始变得很担忧。
答案在当时军情六处的档案中。九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一份电报送到菲尔比的桌上。它第一次详细叙述了古曾科对代号叫埃里的间谍的描述，这或许是菲尔比第一次知道“军情之五”中有间谍的消息。我们在六十年代查阅了这份电报的原件，电报被折成四折，四周边缘很脏，仿佛曾在衣服里层的口袋里放过。菲尔比在收到电报两天之后签上“HARP”（菲尔比姓名的首字母）。显然，他在那两天之内取走这份电报，并把它给他在伦敦的俄国上司看了。档案中所有涉及古曾科案件的电报都不曾用这种方法处理过。显然，就是这份电报在“维诺纳”通讯活动接近尾声时引起了俄国人的担忧。
我要求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对克格勃从伦敦发往莫斯科的全部通讯进行一次搜查。我们看不懂这些通讯内容。我们仅有的“维诺纳”吻合是从莫斯科到伦敦的克格勃。萨德伯里告诉我，通讯总部发现了一件值得注意的情况，那就是在九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发出的一份电报。他们可以肯定这是一份特急电报，因为同一线路上往来的电报都已为它让路。意义很明显——菲尔比在收到军情六处关于古曾科对“军情之五”中的间谍埃里的描述的电报的第二天，发出了这份特急电报。
我们了解到伦敦曾经给莫斯科发过一封特急电报以后，就去寻找这份特急电报的回电。从莫斯科到伦敦这条线路上只有一份特急电报。我们一直无法确切地看懂这份电报。它的日期是在“维诺纳”通讯活动周的最后一天，由于它是以特急发出的，因而比其他的电报到达伦敦的时间要稍早些。一九六五年底，萨德伯里和我顽强地把这份电报攻下来了。我们猜测这份电报是对菲尔比那份电报的答复。我们把这种猜测作为一种破译的辅助手段。破译出来的电文内容是这样的：“领导已同意与邻居们商讨斯坦利关于他们在加拿大事务的材料。斯坦利的数据是正确的。”
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坐在萨德伯里的办公室里对着译文发愣。它完全没有意义。起初我怀疑是不是我们弄错了，可萨德伯里把译文与“维诺纳”的另一面进行了核对，往返的电讯都完全能看懂，没有什么毛病。这份电报发出的时候，菲尔比正是克格勃的高级间谍，并在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着军情六处的反间谍领导人。莫斯科方面仿佛对菲尔比的情报产生怀疑，要不然他们有什么必要对它进行核实？斯坦利使克格勃陷入这种混乱的数据是什么？
只有一种解释才能说清这些疑点。克格勃一定不知道格鲁乌指挥的那个在“军情之五”中的间谍，当菲尔比转告了有关这个间谍的消息以及古曾科对他所造成的威胁时，克格勃只得取得“领导”，即政治局的同意，与“邻居们”格鲁乌进行商量，询问他们是否有这么一个宝贵的人在伦敦。当他们得知格鲁乌确实有这么一个间谍时，他们才意识到伦敦可能要进行激烈的追查，所以他们发回证实了斯坦利数据的电文，接着发出了加强安全的紧急指令。
可埃里是谁？他在哪里工作？他显然不是菲尔比或布伦特，我们知道这两个人从来就不受格鲁乌指挥。我问过在西方的每一个俄国叛逃者，“军情之五”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所有的人都肯定地说它是指军情五处，而不是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的五处或别的什么组织机构。不管埃里是谁，他肯定是能够接触俄国人的档案的，那么就能肯定他是在处理这种材料的F 处，而当时在F 处的高级官员是罗杰·霍利斯，因此同样的疑点被沃尔科夫的“代理领导人”的指控所解开了。
“流畅”花了好几年时间试图解开三条有联系的线索的谜，它们是：沃尔科夫的‘代理领导人”，古曾科的“埃里”和“维诺纳”的八个匿名者。三条线索都出现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的那一周中，是米切尔还是霍利斯？都是，还是都不是？三条线索之间的相似之处十分神秘。“代理领导人”和埃里都是指向两个相同的人，但第一项指控是对克格勃的，第二项指控是对格鲁乌的。“维诺纳”有八个间谍；沃尔科夫的清单里提到有七个在伦敦，两个在外交部，五个在英国情报部门。麦克莱恩已在华盛顿呆了一年，因此他不可能是外交部那两名间谍之一。伯吉斯大概是其中之一，因为他当时正在外交部的新闻司工作。在其他人当中，最大的可能仿佛是克里维茨基说的“伊顿和牛津”外交部间谍。一九五一年麦克莱恩濒临落网时，菲尔比曾利用外交部这名间谍来转移军情五处对麦克莱恩的注意力。
可英国情报部门的五个间谍呢？一个是菲尔比，另一个是布伦特，第三个是凯恩克罗斯，朗在理论上可能是沃尔科夫所说的第四个间谍，可他当时不在伦敦。既然一九四五年九月他在德国，那么他不可能是“维诺斯”八名匿名者之一。剩下的一个沃尔科夫的间谍——“代理领导人”尚未解决，还有四个“维诺纳”匿名者，其中一个被假定是“代理领导人”，另一个是沃尔科夫所说的第二名外交部间谍。
“流畅”的第三项指控是斯克里普金案件。这是苏联驻东京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尤里·拉斯特沃罗夫告诉我们的，实际上，他是克格勃的中校。英国海军情报部门在一九五三年秋与拉斯特沃罗夫取得联系，并开始同他商讨他的叛逃问题。拉斯特沃罗夫最终同意过来，但条件是要直接去英国的殖民地，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