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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开保险柜，取出一个像工具袋的小圆筒。这是十年前当我结束科学官员生涯时，波顿草原的拉德尔博士给我的。筒里装着各种已知的克格勃毒药的解毒剂。每当一名间谍叛逃过来时，我们就把这个圆筒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放在他身边，要不就锁在我的保险柜里，没人愿意一直把它带在身边。
我很快向布鲁克斯描述了神经中毒和物品中毒的基本症状，并告诉他怎样使用解毒剂。他立即奔到监狱看守利艾林，而我则把特别处的副处长从床上叫起来，要他警戒马尔博罗大街并在他们的地窖里查验那个醉汉的身份。同时军情五处的法律处向内务部大臣和总检查长申请正式对利艾林的酗酒罪免予起诉，军情五处解释说如果让他公开出庭受审，就有被暗杀的危险。
利艾林叛逃成功为军情五处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自从弗·琼斯当上局长以后，就试图彻底改变反对力量的均衡。他知道军情五处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伦敦的苏联谍报人员的数量占有绝对优势。整个六十年代，他费了很大劲争取财政部同意拨款扩大军情五处反间谍工作的能力，但他们却很不乐意。这样，他只能在内部重新调整经费时对D 处给予某种照顾，然而我们仍比别人少两倍。爱德华·希思当政时，弗·琼斯曾向他呈交了谍报人员大裁减的方案，并引用了情报人员的一些大概统计数目，这发生在利艾林叛逃之前，希思的反应是“别理他们”。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提出抗议，但我们并不急于这样做，因为我们需要一些谍报人员来应付苏联人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最后我们同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终于在一九七一年三月达成了协议。直到那年秋季我们才采取行动，因为那时利艾林已经出现，而我们也不愿意在他叛逃和回国之前惊动苏联人。
在利艾林的坦白中，他认出几十个正在以外交官身份作掩护的克格勃官员。然而其中绝大部分我们已经从行动分析项目中知道了。行动分析项目是我在六十年代初同阿瑟·马丁和哈尔·多伊恩·迪特马斯共同建立的。
估算克格勃的力量是一件经常的事，关键在于应对敌人情报工作的威胁作出理智的判断。在我负责D 处三科的时候，我曾根据“维诺纳”资料对一九四五年的苏联力量作了一系列的分析。虽然我们只破译了很小一部分通讯，但通讯总部估计出在英国活动的间谍总数在一百五十个到三百个之间（这种统计分析使用的是高级密码分析专家吉·古德发明的一种方法）。到了六十年代，通过对“维诺纳”的初步分析和把叛逃者如布伦特和凯恩克罗斯所提供的情报同我们自己的护照记录进行对比，我们相信在一九四五年伦敦有四十五到五十名苏联谍报人员，其中大约二十五人是指挥人员。把这个数字除以“维诺纳”所提供的间谍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中间数，即每个指挥人员控制八到九名谍报人员，这恰巧同“一周‘维诺纳’通讯”所指出的情报正好吻合，那周的“维诺纳”表明，克罗托夫指挥着八名间谍。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根据这些数字来推断现状。六十年代后期，行动分析项目指出，在英国活动的苏联谍报人员在四百五十至五百名之间。但指挥人员占多大的百分比呢？即使我们认定在这二十年中指挥人员的数目不变，仍在二十五名左右，而其余的人则提供掩护、反监视、内部保安和分析，那么我们仍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这意味着现在英国有将近二百名间谍在活动。如果我们把以同样数量增加的指挥人员同扩充的谍报人员的数目加在一起，那这个数字就更骇人了——英国有一千多名间谍！诚然这些间谍中的大部分成员是在英共内部和各种工会组织内的低级联络人员。但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渗人像霍顿和瓦萨尔所在的阶层中，后果就不堪设想。
每当我把这些分析送到内政部供他们日常估量敌情用时，总有一番争执。K 处的约翰·艾伦总是不断对我的分析提出不同意见。艾伦过去是个律师，现在是K 处的暴发户。
“你不能这么说，伦敦不可能有这么多谍报员，内政部永远不会相信。”
然而，利艾林的叛逃消除了这些反对意见。他确认了行动分析项目估计的数字，即大约有四百五十名谍报员在伦敦，并认定指挥员在这些谋报员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行动分析项目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我的统计数据是可靠的。同时也很明显，并不是所有增加的间谍都是低级的。弗·琼斯向内政部陈述了要大批驱逐苏联外交官的主张，我从来没见到他在工作中有过这么大的决心。最后，特德·希思和外交大臣艾赖克·道格拉斯·霍姆一致同意由霍姆主动去找苏联外交部长阿历克谢·科西科，向他建议暗地里悄悄撤走一些苏联谍报人员，然而对方却傲慢地否定了这一建议。
驱逐苏联外交人员被认为是整个西方情报界的一次战果辉煌的袭击，我们收到每个情报部门首脑人物的贺电。这是弗·琼斯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另外，我们的驱逐计划没有泄漏给俄国人的事实证明无论过去怎样，军情五处的高级阶层肯定没有内奸。这无疑为琼斯的胜利又增添了光彩。
安格尔顿全力支持我们驱逐苏联外交官员。他说长久以来他一直想在华盛顿发动类似的行动，然而却遭到亨利·基辛格的坚决反对。安格尔顿告诉我，基辛格听说英国人驱逐苏联外交官员以后，大为恼火。当时他正在拼命追求同苏联的缓和。他怒气冲冲地给中央情报局发了个备忘录，告诉他们如果他预先知道这个计划，他会使用手中的一切权力使它破产。幸运的是，中央情报局向基辛格如实反映他们事先不知道这个计划。
可是安格尔顿怀疑利艾林。利艾林叛逃以后，安格尔顿秘密访问过伦敦。由于他一直扮演着一种预测未来的黑暗角色，因而消耗了他的精力，他脸色比以前更加难看了。他把自己看作是卜算西方没落和末日的卡桑德拉。他认为利艾林是苏联安插的一个间谍，并在马尔博罗大街开会时告诉我们他的这一想法。
“啊！吉姆，你瞧，”我说，“利艾林没那么重要。他不过是克格勃的一名小卒，他们怎么可能对他的假情报感兴趣？”
安格尔顿感到自已被出卖了，我们在指挥利艾林时并没有告诉安格尔顿。安格尔顿冷冷地告诉我们英美协定的整个目的就是交换全部情报。一九七0 年的伦敦对安格尔顿愈来愈忍受不了，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对安格尔顿的所有想法和理论都公开抱着敌对态度。安格尔顿甚至在军情五处内部也开始树敌了。
以后我们才知道安格尔顿处心积虑地破坏利文林的声誉到了何种程度。利艾林交待以后，我们按常规把我们载有利艾林资料的情报摘要送到美国联邦调查局，让他们转给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理事会，最后由安全理事会呈交总统。
几个月以后，埃德加·胡佛到佛罗里达度假，并找机会在尼克松总统在比斯坎岛上的度假别墅里拜会了他。
“您以为英国人根据利文林所提供的情报所写的报告怎么样，总统先生？”
“什么报告？”尼克松问。他从没收到过这些报告。
胡佛回去找基辛格核实，基辛格也没收到过这些报告。基辛格跑到中央情报局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些报告锁在安格尔顿的保险柜里。他肯定利艾林是打进来的间谍，因而干脆拒绝传阅这些文件。中央情报局计划处处长汤姆·卡拉马辛斯严厉训斥了安格尔顿，从此安格尔顿便一瓶不振了。
安格尔顿垮台的根源在于很早以前的戈利金与诺森科之间的宿怨。对安格尔顿来说，诺森科是间谍这种说法才是一种保证，它保证了戈利金在六十年代早期叛逃者中的主导地位。我记得在一九六七年第一次卡扎布会议以后，我曾告诉安格尔顿我将取道美国回国。我女儿住在波士顿，我想公私兼顾，去看看她。我刚告诉他我要去华盛顿，他立刻变得非常专横。他对我说，除非他不在华盛顿，否则我没有权力到那里去。那时我想他的这种担心与以色列人有关。当时的中东正在酝酿一场风暴，安格尔顿总是以一种嫉妒的心理保护他同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关系。他知道我是维克托·罗思柴尔德的知心朋友，便经常企图破坏我们的友谊。有一次，他甚至写信给琼斯，企图割断我和罗思柴尔德的友谊，他信中说我们的关系影响了中央情报局同摩萨德的联系。但琼斯却对他的信不屑一顾，这正是这封信应该得到的报应。
实际上安格尔顿的恼火同以色列无关，我了解到了真相。就在卡扎布会议开始以前，中央情报局由一位名叫布鲁斯·索利的安全官主持进行了一次内部调查，结果表明诺森科几乎可以肯定是一名真正的叛逃者，虽然这无法解释他那自相矛盾的故事。安格尔顿却不顾这件事对诺森科和戈利金情报的影响，从未向英国人透露过这件事。很明显安格尔顿害怕一旦我访问了华盛顿便可能会通过另外的渠道了解到索利的报告。
诸如此类的事件损坏了安格尔顿的声誉。诺森科和利艾林事件大大动摇了安格尔顿的知心朋友和长期为他说话的人的信念。我们开始怀疑，安格尔顿所说的他拥有的秘密情报源是否确实存在。也许这只是一个花招。
一九七0 年，安格尔顿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失去了办事效率高的行政长官第二号人物吉姆·亨特的信任。亨特是个很难说话的人，他对安格尔顿的固执采取了摇摆不定的怀疑态度。亨特还是个实干家，他办事认真，从不空想。安格尔顿同我一样是个毫无希望的行政人员。亨特总是亲自检查文件是否已经在传阅，各项要求是否在实行，常规工作是否在做。亨特的这种做法是有效的情报机构所依赖的基础。没有亨特，安格尔顿犹如一只脱了锚的船，慢慢向深渊漂去。
利艾林的叛逃以及对一百零五名苏联外交官的驱逐并不是七十年代英国情报事业新局面的唯一兆头。在一九七0 年希思当选首相以后，他便任命维克托·罗思柴尔德为中央政策评议委员会——智囊团主任。没有一个人比罗思柴尔德更适合这一职务了。维克托具有灵感而且思想激进，能为希思提供他所需要的挑战性政策，这个任命对维克托来说正是时候。我看得出他在六十年代末就开始对原先的工作失去了兴趣，他对哈罗德·威尔逊嗤之以鼻，在社会生活当中没有地位。他保持着同英国情报部门的联系，并同伊朗国王保持着友谊。另外，他还私下为狄克·怀特在中东指挥间谍，特别是他发展了里帕特先生，此人五十年代在军情六处的各项行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工作富有刺激性，然而维克托却想寻求真正的挑战，而智囊团的工作正合他的意。
作为智囊团的首脑，维克托非常注意安全问题，而希思也鼓励他这样做。然而这却引起了内政部的不满， 特别是引起了当时大权在握的常务大臣菲利普·艾伦（现在他是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头衔是阿贝代尔的艾伦勋爵）的不满。后来维克托实际上成了希思政府的威格勋爵。一旦进入了内阁，维克托就与狄克·怀特结成了一派，狄克当时刚刚进入内阁，在情报合作部工作，当时他已经从军情六处退休了。他俩通力合作，为英国情报事业树立了战后最高的声誉。
维克托为军情五处做出的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是保证了弗·琼斯位子后继有人。在白厅，弗·琼斯从来不得人心。他太固执己见，而且即使在秘密王国里也太神秘了。正常情况下，即将离任的局长有权挑选他的继承人，但在一九七二年弗·琼斯临近退休时，内政部尤其是菲利普·艾伦决定不失时机地行使权力。人们劝说艾伦应当任命一名军情五处以外的人。艾伦怀疑军情五处，而且害怕他们成为收藏丑闻的贮藏所。对于搜查内奸的破坏性行动，他只知道一些大概的细节，但他却了解布伦特和朗的情况，而且也知道要担很多风险。他为那些在他看来是在滥用豁免权的做法以及军情五处极差的管理能力而震惊不已。他需要一双安全可靠的手来把住这个组织的舵——一个他信得过的能告诉他各方面的情况的人。
西姆金斯终于在弗·琼斯退休的前一年退休了，我总算松了口气。他的位置由迈克尔·汉利接替。对艾伦来说，汉利既没有足够的经验也没有足够的独立性来胜任这一最高职位。艾伦认为詹姆士·沃德尔爵士是较合适的人选，此人是内政部副大臣，负责管理警察和安全事务，并负责所有的军情五处同内政部的日常联络。沃德尔是位可以信赖的达官贵人，但却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当上常务大臣。他对艾伦忠心耿耿，因此艾伦想把他安置在安全局当局长。
军情五处内部相当关注沃德尔未来的任命。他是个吹毛求疵的人，坚持要在请求截查信件的授权申请表格中加上最后一个句号和逗号。他缺少情报工作的经验，不能赢得高级官员的尊敬。我们中间的绝大部分人认为他的提名完全是白厅的意思。这种做法将会使安全局倒退十年。同样在几年前任命伦尼为C 处处长也在军情六处引起了士气的衰落。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考虑。军情五处有许多机密一直瞒着他们的政治上司和文职部门的上司，而当时军情五处最不希望发生的事就是透露有关搜查内奸的爆炸性新闻，以免受到白厅上下的蔑视。
我第一次听到继位问题是在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是弗·琼斯告诉我的。他告诉我决定阻止沃德尔接管军情五处，并说他已经去向狄克·怀特请求帮助，但情况不妙。一个由内阁大臣主持的附属于高级职务任命选拔委员会的最高常务大臣委员会已经推荐了沃德尔，琼斯虽已提出汉利的名字，但根本无人投票。他的资历太浅了，大没有经验了，这些达官贵人们对他太不了解了。
“你能请你那位有权势朋友想想办法吗？”他说，他指的是维克托。
那时我每星期同维克托有一次私人会面——有时是在内阁他的办公室里，但经常是在他家里。我在下一次拜访他的时候，提出了继任者问题。这个问题成了激起了维克托的想像的全部因素——一场阴谋和秘密行动在他的头脑中应运而生了。
他告诉我狄克·怀特已经提醒他注意局势。狄克说他支持汉利继承这一职位，狄克原来考虑支持莫里斯·奥德徘尔德担任这项职务。约翰·伦尼爵士虽是军情六处有名无权的处长，但他急于要取消那位有效管理军情六处的人的职务，于是他也提了奥德菲尔德的名。然而奥德菲尔德却声明，他不愿介入这场继任者争夺战，宁愿等伦尼退休以后担任C 处的处长（伦尼在他儿子的吸毒罪被揭发以后提前退休，奥德菲尔德便接替了他的职务）。
“安全局会接受汉利？”维克托问。他持反对意见时他常常把我当成安全局的传声筒。
“当然。”我说。
“你对他有意见吗？”
我告诉他“哈里特”事件的情况。虽然维克托知道我怀疑内部被渗透，我曾同他讨论过霍利斯和米切尔。但对他来说，他还是刚刚听说汉利曾被怀疑是间谍这件事。
我告诉他我相信汉利是清白的，美国人也相信他是清白的。我告诉他安全局里坚决反对沃德尔，如果他被任命，那无疑是件非常麻烦的事。
“我们需要一切可以得到的帮助，维克托！”
“特德会不高兴的，”他告诉我，并摆出高级文职人员的官架子。然后他丢开了这种让人讨厌的官架子，恢复了他那种比较自然的深谋远虑的风度。
“让我们看看能做些什么。’他低声说，并请我尽快安排他同汉利见面。
当时汉利和我已经建立了合乎情理的工作关系。“哈里特”事件是我们进一步亲近的障碍，但他对我很直率，我试图尽量给他各种帮助。我就像个经验丰富的汽车驾驶员，指引他在二十年的反情报工作中前进，向他指出值得骄傲的成就和应当避免的疏忽。我知道如果我把我同弗·琼斯和维克托见过面的事告诉他，他一定要发火。汉利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味道，具体表现在他的言语之中，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成功而不是依靠老家伙的关系网来获得成功。但到最后，抱负占了上风，他同意在晚上同我一起到圣詹姆斯广场维克托的豪华公寓走一趟。我喝了一盅酒，然后机智地告辞回到了我的俱乐部，好让他俩自由交谈。第二天维克托给我打来了电话。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他说，“我们今晚一定得见面，制定我们的计划。”
那天晚上，喝了一阵上等红葡萄酒以后，我们起草了我们的计划。很明显，狄克所推荐的人没有在达官贵人的同行或特德·希思的头脑里留下印象。对于人事问题，狄克总是前思后顾，不能当机立断，当然那并不是他的风格。毫无疑问他工作生涯中的一大错误就是没有能力作出恰当的任命，他经常被情感和传统观念所左右。他在军情五处把霍利斯和卡明提拔得太高，另外他也没能及时在受菲尔比影响的军情六处进行一次必要的大清洗。对汉利也是这样，他知道什么对安全局最有利，但他似乎没有能力抓住机会采取行动。
平心而论，狄克同希思的关系一直不好。他们的作风大相径庭。狄克崇拜哈罗德·麦克米伦，而那位脾气好的老人对他的情报部门的首脑也非常尊敬。同样狄克和哈罗德·威尔逊的关系也很好。他俩的反应都很敏锐，威尔逊欣赏狄克在处理那些令人烦恼的问题，例如罗得西亚问题上所表现出的信心和令人宽慰的态度。而希思则是一个目中无人、虚张声势的人，与秋克以前遇到过的人完全不同。狄克发现他自己愈来愈不能从个人角度对首相产生什么影响了。
维克托和我谈论了所有的候选人，甚至还考虑我们能否把维克托提出来作为候选人。我知道他心里早就对这个职位垂涎三尺了，尽管他来当局长将深得人心，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