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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一旁看她淘米。她边做边问：“你──没学过啊？”
我大概像个小学生似的站在那里回答：“没……没学过。”
米洗好了，她又回头去摘下一个特别肥大的蒜头，塞进米袋里。微笑着
“这样，虫就不来了。”
“好聪明。”
“你……没学过？”
嗯，没有，没学过。
从香港仔买回来的水仙球根，像个拳头那么大，外面包着一层又一层难看的黑褐色外皮，但是里头露出婴儿小腿一样的晶白肉色，姿态动人。我把球根放进蓄满了清水的白瓷盆里，自己觉得得意。
海伦来了。她先劈里啪啦横冲直撞地打扫，我的眼睛不离开计算机，但是人站起来以便她的吸尘器管子可以伸到桌下。一阵齐天大圣式的翻天覆地之后，安静下来，她看到那盆水仙，轻轻说，“你们不把水仙外面那层拿掉？”
她把整盆水仙带到厨房，拿起小刀，开始一层一层剥除球根外面那难看的外皮。我放下计算机，站到她旁边看。她说：“你……没学过？”
事实上的情况发展是，只要海伦在，我连煎个荷包蛋都有点心虚了。
星夜
他把好几幅画在地上摊开。小店原本就挤，三张画铺在地上，我们就不能转身，一转身就要踩到画布上了。“这一幅，”我指着凡·高的《星夜》。他说：“一百块。”我说：“六十块。”他做出夸张的痛苦的表情，指着地上的《星夜》说，“你看看你看看，画得多么好，画得多么像，就是颜料钱也不止六十块呀小姐。”我说，“那好，我们再逛逛。”他一把拉住，说，“算了算了，就六十块吧。”
油彩很浓，他用一张薄薄的塑料膜覆盖在画面上，再把画小心地卷起来。
我走出小店，踏入画家村的街，一整条街都卖画，颜色缤纷，琳琅满目，气氛像成衣市集，只是挂得满坑满谷的不是衣服，是画。据说是一个奇人在这深圳的边缘荒村专门模仿凡·高的画，画得多，画得像，以至于国际媒体都纷纷来采访这中国深圳的“凡·高”。没几年，荒村已经变成画家一条街。凡·高的画，人人能画，从这里批发到香港的小摊上，和开衩的旗袍、绣着五彩金龙的衬衫、缎料的面纸盒等等“中国风味”礼品混在一起，卖给观光客。
回到家，我把《星夜》摊开，仔细端详。从色彩和结构来说，仿得还真像，该有的笔触，显然一笔都不少。如果──我将窗户打开，让海风吹进来，因为画的油彩气味还呛鼻──如果，用科学的方法鉴定，仿画的人功夫确实好到完全逼真，好到任何人都看不出破绽来，我是否能被这幅《星夜》感动呢？
爱上《星夜》，是有过程的。住在大海旁每天看日落月出，就发现有一颗星，总是在黄昏时就早早出场，那样大，那样亮，那样低，使我疑惑它是不是渔船顶上的一枚警示灯？是不是一架飞机停在空中探测气候的动向？是不是隐藏在山头里只有云破时才看得见的一盏隐士读书的火？那颗星，低到你觉得海面上的船桅一不小心就会钩到它。
太阳沉下去，月亮起来时，星还在那里，依傍着月亮。不管那月亮如何地艳色浓稠，这颗星还是堂堂正正地亮着。
有一天黄昏，一个天文学家在我的阳台上，我们一同看那轮绯霞绚烂的夕阳在星的陪同下，从云到山到海，冉冉层层拾级而下。他说：“海面上看金星好亮。”
我吃一惊，啊，原来它就是金星，维纳斯。无知的人，朝朝暮暮看着它，却不知它的身份。今天知道了，跟它的关系可就不一样了。
我赶忙上网去看凡·高的《星夜》，因为我记得，他画的是金星。
凡·高在法国南部的精神疗养院里，写信给他的兄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在窗口看了很久，窗外什么都没有，唯有一颗金星，好大的一颗星。”“夜，”他说，“比白天还要活，还要热烈。”
如果我失眠，披衣起身，走进沁凉的夜里；如果我凑巧走过一个大门深锁的精神病院，那么我一仰脸就会看见在黑沉沉的大楼上有一扇开着的窗，窗口坐着一个孤独的人，正在注视大地的荒芜和人间的荒凉，只有夜空里的星，有火。他说：“看星，总使我神驰……我问自己：我们摊开地图，指着其上一个小黑点，然后就可以搭乘火车到那个点去，为什么我们到不了那颗星呢？我们难道不可以搭乘‘死亡’到星星那一站？”
三十七岁的凡·高真的买了一张死亡的单程票，说走就走了，行囊里只有煎熬的痛苦和无可释放的热情。《星夜》，在我看来，其实是一幅地图──凡·高灵魂出走的地图，画出了他神驰的旅行路线：从教堂的尖塔到天空里一颗很大、很亮、很低的星，这颗星，又活又热烈，而且很低，低到你觉得教堂的尖塔一不小心就会钩到它。
我会被深圳画家村的《星夜》感动吗？
换一个问法：如果科学家能把一滴眼泪里所有的成分都复制了，包括水和盐和气味、温度──他所复制的，请问，能不能被称做一滴“眼泪”呢？
。。
狼来了
德国环保部今年二月开了一个很正经的会议，主题是：“谁怕大野狼？”穿西装的人们坐下来热烈地讨论：欧洲森林里消失了一两百年的灰狼又回来了，该怎么处理？
读这样的新闻，实在让人忍俊不住，你可以想象一群“东郭先生”开会讨论“中山狼”吗？
德国的狼，被格林兄弟抹黑得可厉害。好几代人，从还不会说话、走路的幼儿期，就被他们的父母以床边故事的温柔方式灌输“狼很可怕”的意识形态。小红帽的奶奶就被那尖牙利嘴的狼给吞下肚了。而且狼还有心机，它会伪装成奶奶的样子来骗小红帽。七只可爱小羊在羊妈妈出门的时候，差点全完蛋。那狼，不但会装出妈妈嗲嗲的声音，还会用面粉把自己的手敷成白色。三只小猪，那更别说了，被个大野狼搞得倾家荡产。最后，当然是邪不胜正，野狼总是会死的，而且格林总让它们死得很难看。小红帽的大野狼是被猎人的枪给轰死的，七只小羊的大野狼是淹死了以后再被开膛破肚的。
这样在仇恨教育中长大的孩子，真正长大以后能与狼和平共处吗？中文世界里的狼，名誉和境遇好不到哪里去。狼心狗肺、狼狈为奸、狼吞虎咽、鬼哭狼嚎、声名狼藉、杯盘狼藉、豺狼成性、官虎吏狼、引狼入室、“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哪有一个好词？
在罗马、蒙古和日本原住民的远古传说里，狼都是高贵和力量的象征，但是挡不住污名化。人类对狼族进行理直气壮的“种族大屠杀”，到了二十世纪，欧洲和北美的森林里，狼已经基本被清算干净。
同时，城市里每一个广场上，鸽子聚集。
纽约市有一百万只鸽子。在水城威尼斯，鸽口是人口的三倍，走路过桥都要被鸽子撞上。每一对鸽子夫妻平均一年要生十二个孩子鸽，繁衍速度惊人。市政府的卫生官员都很头痛，因为鸽子带来种种疾病，尤其对孕妇、儿童、老人、病人威胁最大。鸽子，其实就是一种长了翅膀的老鼠。人们谈鼠疫而色变，对于会飞的“老鼠”却宠之喂之姑息之，因为，唉，鸽子的形象实在太好了。
《圣经》里，洪水几乎毁灭了丑陋的人类，绝望中的第一线光明，就是鸽子衔着橄榄叶带来的。从此，鸽子的肥，被看作可爱；鸽子的笨，被看作和平。鸽子泻肚似白稀稀的粪便，糊住伟人铜像的眼睛；沾着唾液脏脏的羽毛，掉进你露天的咖啡杯里。卫生部门发明出各种排除鸽子的方法──把避孕药掺进它们的食物里，用噪声波驱赶，但是没人敢大咧咧地说，要灭杀鸽子。如果有哪个不要命的官员敢用“灭鼠”的方式或甚至语言来谈鸽子的处理，那他真的不要命了，爱好和平的市民会愤怒地驱逐他，对他吐口水。
狼，快消失了，保育人士开始为狼族*，从形象开始。东自波兰西至英国，呼吁尊重“狼权”的团体越来越多。在广场上摆出花花绿绿的摊子，也许隔壁就是“抗议苏丹屠杀”的摊子。狼的庄严的照片放在海报上，激越的声音告诉过路的人，狼，从来就不害人，它躲人唯恐不及。保护政策开始出现，今天，挪威有二十只，意大利五百，西班牙两千，瑞士有三只，瑞典有九群，德国有三十只。美国的黄石公园，为狼权努力了很久，现在有四百五十只快乐的狼。
你说，狼吃了农人的羊怎么办？是的，农人生气地说，你们城市人自以为浪漫，喜欢森林里有大野狼，但是大野狼吃我们的羊，谁赔？结果是，农民可以申请国赔，于是农民也不说话了。但是申理国赔之后，统计数字一出来，人们发现，狼其实并不那么爱吃人家养的羊。反倒是，森林里因为又有了狼，生态平衡更健康了点。在狼族回来之前，黄石公园里因为麋鹿太多，杨树和柳树被麋鹿吃个殆尽，使得需要杨、柳树的水獭和大角驼鹿难以维生。在狼族回来之前，体形较小的土狼猖獗，害死了狐狸部落。
狼来了，麋鹿少了，而且把吃不完的麋鹿肉留给大灰熊，于是大灰熊的孩子们多了起来。狼来了，土狼少了，小鼠小兔多了，于是狐狸和秃鹰们就成了旺族。
狼来了，唉，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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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离
这条巷子很短，巷头看到巷尾，不过五十米。而且巷子还挺丑的，一棵绿色的树都没有。我只是散步，看见这一户的大红门上贴着“售”字，包里刚好放了个相机，就“咔嚓”拍了张照片。从来没问过卖房子的事，也从来没这样拍过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回到了办公室。
几个小时之后，竟然又想起这件事，于是拿出相机，打开照片，把号码抄下来，请小春打电话去询问房子多少钱。小春就在我眼前打电话。她是个满脸笑容的甜蜜女孩儿，欢欢喜喜客客气气地问：“请问……”但是没说几句话，脸就变了颜色。
她吞吞吐吐地说：“那个业务员说，是职业道德，一定要讲清楚……”
“凶宅？”
她点头。一个七十岁的老兵，被讨债的人活活打死在房间里头。
“喔，”我兴高采烈地说，“好啊，约他今晚去看房子。”
“晚上？”小春睁大了眼睛。
冬天的晚上，天黑得早。凉风飕飕的，我们走进巷子里，没有树的巷子在昏昏的路灯下看起来像废弃的工厂畸零地。业务员小伙子在停机车，路灯把他的影子夸大地投在墙上。这时，我们发现，大门是斜的。“路冲，”他一边开锁一边说，“大门对着巷口，犯冲。”我悄悄看了眼路口，一辆摩托车“咻”地一下闪过，车灯的光无声地穿进巷里又倏忽消失。
进了大门，原来是露天的前院，加了塑料顶棚，遮住了光，房间暗暗的。业务员开了灯，都是日光灯，惨白惨白的，照着因潮湿而粉化脱落的墙面，我们的人影像浮动的青面獠牙。小春小声地问：“什──什么时候的事？”
“七年前了，”业务员说，一面皱着鼻子用力在嗅。小春紧张，急促地问，“你在闻什么？在闻什么？”
“没有啦，”业务员停下他的鼻子，说，“只是感觉一下而已。”
“感觉什么？你感觉什么？”小春克制不住情绪，几乎就要掐住那人的脖子。
我说：“总共有三个卧房，请问老兵住哪一个房间？”
业务员站得远远的，遥遥指着厨房边一个门，说：“那个。就在那个房间里。”
我走进他指的房间，听见他在跟小春说：“他们把他绑起来，两只手用胶带缠在后面，嘴巴用抹布塞住，然后打他踢他，最后用他自己的夹克套住头，把他闷死。邻居都听见惨叫，可是没有人下来。”
房间大概闷久了，有逼人的潮气，墙角长了霉，晕散出一片污渍，有一个人头那么大。
“很便宜啊，”业务员这回是对着我说的，但仍旧站得远远的，“很便宜啊，才一千万。”
我走出霉菌长得像人头的房间，问他：“老兵叫什么名字？”
业务员说：“名字满奇怪的，叫莫不谷。”
姓“莫”名“不谷”？这可是个有来历的名字啊。《诗经·小雅·四月》：
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
冬日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谷，我独何害？
以《诗经》命名的一个孩子，在七十岁那年，死于残暴。
一个星期以后，我和十个教授朋友聚餐，都是核子工程、生化科技、物理动机方面的专家。我把看房子的故事说了，然后问：“反对我买的举手？”
八个人坚决地举起手来，然后各自表述理由──有一个世界，我们肉身触不到、肉眼看不见的世界，可能存在，不能轻忽。三四个人，开始谈起自己亲身“碰触”的经验：沙上有印，风中有音，光中有影，死亡至深处不无魂魄之漂泊……
另外两个默不作声，于是大家请他们阐述“不反对”的理由。众人以为，看吧，正宗的科学家要教训人了。然而，一个认真地说：“鬼不一定都是恶的。他也可能是善的，可以保护你，说不定还很爱你的才气，跟你做朋友。”另一个沉思着说：“只要施点法，就可以驱走他。而且，你可以不在那里住家，把它当会客的地方，让那里高朋满座，人声鼎沸，那他就不得不把地方让给你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和一位美国外交官午餐。我把过程说完，包括我的科学家朋友的反应，然后问他的意见。外交官放下手里的刀叉，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直直地注视着我说：“我的朋友，这有什么好犹疑的？当然不能买啊。你不怕被‘煞’到吗？”
倒是小春，从那时起，就生病了。后来医生说，她得了忧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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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
从泰寮边村茴塞，到寮国古城琅勃拉邦，距离有多远？
地图上的比例尺告诉你，大约两百公里。指的是，飞机在空中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直线距离。两百公里，需要多少时间去跨越？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已经坐在琅勃拉邦古城一个街头的小咖啡馆，街对面是旧时寮国公主的故居，现在是旅店。粉红的夹竹桃开得满树斑斓，落下的花瓣散在长廊下的红木地板上。你几乎可以想象穿着绣花鞋的婢女踮着脚尖悄悄走过长廊的姿态，她揽一揽遮住了眼睛的头发。头发有茉莉花的淡香。
寮国的天空蓝得很深，阳光金黄，一只*绒色的蝴蝶正从殷红的九重葛花丛里飞出，穿过铁栏杆，一眨眼就飞到了我的咖啡杯旁。如果它必须规规矩矩从大门走，到达我的咖啡杯的距离，可不一样。
茴塞是泰寮边境湄公河畔的小村。一条泥土路，三间茅草屋，婴儿绑在背上的妇女两腿叉开蹲在地上用木柴生火。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肩上一根扁担正挑着两桶水，一步一拐举步艰难地走在泥地上；凶悍的火鸡正在啄两只打败了却又逃不走的公鸡。茴塞，没有机场，因此空中的两百公里只是理论而已。
如果有公路，那么把空中的两百公里拿下来，像直绳变丝巾一样拉长，沿着起伏的山脉贴上，变成千回百转的山路，换算下来就是四百公里。四百公里山路，从茴塞到古城，无数的九湾十八拐，需要多少时间去横过？
这个问题同样没有意义，因为，贫穷的寮国山中没有公路。从茴塞，走湄公河水路是唯一抵达古城的方法。
湄公河这条会呼吸的大地丝带，总长四千两百公里。其中一千八百六十五公里穿过山与山之间润泽了寮国干涸的土地。从茴塞到琅勃拉邦的水路，大概是三百公里。这三百公里的水路，需要多少时间去克服？
本地人说，坐船吧。每天只有一班船，趁着天光，一天行驶七*个小时，天黑了可以在一个河畔山村过一夜，第二天再走七*个小时，晚上便可以抵达古城。
我们于是上了这样一条长得像根香蕉的大木船。茴塞没有码头，船老大把一根木条搭在船身和河岸上，我们就背负着行李巍巍颤颤地走过。村民或赤足或趿塑料拖鞋，重物驮在肩上，佝偻着上船。鸡笼鸭笼米袋杂货堆上了舱顶，摩托车脚踏车拖上船头，旅客们拥挤地坐在木板凳上。木板又硬又冷，不耐艰辛时，人们干脆滑下来歪躺到地板上。没有窗，所以河风直直扑面终日冷呛，但是因为没有窗，所以湄公河三百公里的一草木一岩石、一回旋一激荡，历历在眼前。
没有人能告诉你，三百公里的湄公河水路需要多少时间，因为，湄公河两岸有村落，当船老大看见沙滩上有人等船，他就把船靠岸。从很远的地方望见船的影子，村落里的孩子们丢开手边的活或者正在玩的东西，从四面八方狂奔下来。他们狂奔的身子后面掀起一阵黄沙。
孩子们的皮肤晒得很黑，身上如果有蔽体的衣衫，大致都已磨得稀薄，或撕成碎条。比较小的男孩，几乎都光着身子，依偎在哥哥姐姐的身旁，天真地看着人。每经过一个村，就有一群孩子狂奔到水湄，睁着黑亮的眼睛，望着船上金发碧眼的背包客。船上有一个欧洲的孩子，卷卷的睫毛，苹果似的脸颊，在年轻的父母身上爱娇地扭来扭去，咯咯笑个不停。讲荷兰语的父母让孩子穿上寮国的传统服装，肥肥手臂上还套着金光闪闪的手环，像个部落的王子。
每经过一个村子，就有一群孩子狂奔过来。他们不伸出手要糖果，只是站在沙上石上，大大的眼睛，深深地看。这里是寮国，几近百分之五十的人不识字。这些湄公河畔的孩子，也没有学校可去。他们只是每天在大河畔跟着父母种地、打渔，跟伙伴们在沙里踢球。然后每天经过一次的船，船上有很多外国人，是一天的重大记事。
这些孩子，距离船里那打扮得像个寮国王子的欧洲孩子又有多远？可不可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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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冥
“爸爸，是我。你今天怎么样？”
“牙齿痛。不能吃东西。”
“有没有出去走路呢？昨晚睡得好不好？”
你每晚做梦，一样的梦。
不知道是怎么来到这一片旷野的。天很黑，没有星，辨别不出东西南北。没有任何一点尘世的灯光能让你感觉村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