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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域，虽然不曾扩大地盘面积，但这是人家的战略，不过在中原大地自由行走，到京城随意放肆，也令江湖人等无不佩服万分。
可惜呀可惜，这一百多个好汉和他们的喽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日子不久，“聚义厅”也好，“忠义堂”也罢，就上演了解体的大戏！兄弟们生离死别，在江湖上杳无踪迹了。《水浒传》后五十回没人愿意仔细读，亲者痛，仇者快，谁都不愿意回顾，但这确实是一种必然！
究其原因：
一则，梁山团队的目标没有及时调整。
骨干人员（一百零八人）的个人目标也太低。所谓“逼上梁山”，上了梁山之后，在经历了艰苦创业过程，可以喝酒吃肉之后，他们想的不是“替天行道”夺取天下，而是怎么能把喝酒吃肉持续下去，维持下去。最不费劲儿的路子，就是被“招安”！宋江（老大）提出这个发展路径之后，虽然个别人也有疑问，但显然大多数好汉们不想再继续奋斗，只想保住饭碗。结果如何？被“招安”之后，朝廷根本就不容许你不奋斗，被派去打其他的江湖好汉，如“方腊”。结果，环境就是如此地捉弄了我们想休息的好汉——死伤无数。
二则，组织能力个人化，个人经验无法复制。
武松的拳、李逵的斧、林冲的枪、三阮的水、吴用的脑……。每个英雄都有绝活，实战经验更是非常了得，但手下喽啰全是乌合之众。英雄不可复制，打仗全靠“智取”、发挥和偷鸡摸狗，关键节点诸英雄不可或缺，怪不得他们不想夺取天下，英雄们太累了。
三则，因人设岗，扁平化的管理架构。
要说扁平化管理的先行者第二是宋江，估计没人敢称第一。梁山是平台，好汉们有多大本事就可以翻多大跟头，大家都是兄弟，亲如一家。小事大哥定，大事汇聚一堂众议。虽然有排座次之说，但既不是搞打擂比武，也不是按科举文章，而是按江湖名气、侠义、武功、资历等综合因素，由大佬按印象定。关键的是这个座次并不是组织次序，是英雄们称兄道弟，进场前后的座次秩序。英雄们的本事就是岗位说明书，英雄们如何打仗，全凭大哥宋江调动，吴用安排。安排得当，则顺；安排不当，则乱。“扁平化”的结果是，成败安危反而系于大佬一身，大家行动完全发挥特长，全无标准可言。比如李逵先生杀得性起，完全不听其他兄弟们的劝告，要大佬亲自来才能摆平。
“扁平化”之于中国国情，梁山真是一个最好的写照：这是拒绝纪律，拒绝约束，拒绝标准的代名词！四则，亲如一家的企业文化来取代管理。
当梁山英雄人数不多的时候，梁山企业文化的优越性极强，效益显著，个人单产高。人人抓业务，分配相对简单，贡献一目了然，要管理何用？大家心思全在“分田分地真忙”上就行。
一旦人数增加，亲如一家的企业文化随即遭到挑战：
1．为不伤感情，只能行赏，不能惩戒，惩罚都是象征性的。多大的错误，负荆请罪即应宽恕；
2．大佬的权威性不可动摇，而宋江为了维持权威，必须事必躬亲，做到心里有一杆秤，达到认可的公平。我猜想宋江一门心思想受“招安”，一定是心力交瘁，知道了梁山制度之劣远比朝廷为甚之故；
3．为顾全大局，兄弟们反而不能发表反对意见。比如林冲见到了高俅被宋江奉为上宾，结果如何，只能分家解决问题；
4．家庭人数到某种数量（一百零八）之后，再也无法增加新人了。因为既然是兄弟，就要被大家都认可，沟通成本奇高。更何况，位子被兄弟们都占了，新来的人要接受多么复杂的局面？
五则，分赃文化造成没有形成专利的资产。
计谋、偷袭、运动战、游击战，在敌人没把你当对手的时候，个案成功没有任何问题，但我们知道即使是国共对头，也要靠三大战役。宋江率兄弟们投诚之后，如果能为朝廷建功立业，整个团队也会有不错的结局，不幸的是打的仗全然不是梁山的路子，对手也不是祝家庄，方式也不是单打独斗，全是阵地战、兵团作战、攻城夺城之战。
梁山英雄们作战之苦、之惨，几不忍卒读。悲乎、壮乎、感动其悲壮之余，不禁暗自对自己说，绝不当梁山英雄。
作为“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我觉得是文学故事的成功，而这一百零八个好汉，我只能觉得他们的手艺、技巧、喝酒、胆量方面有些天赋，其他方面不过是一群黑社会团伙的小混混而已。
（记得国外翻译水浒传这个名称的时候，就加上了“一群黑社会成员的故事”的注解。这也是鲁迅先生大力提倡不读中国书的原因吧？）
牛刀：我和王小丫去看海
（2009…01…01 19：35：09）
//blog。sina。/s/blog_48ea108c0100bgly。htm
生命的过往，许多像尘埃一般飘去，无影无形；而有些事尽管只是转瞬间，却像雕刻在脑海中，不仅不会忘记，还会改变生命的行程。
我和小丫的相识，还是在2002年。那个时侯，她和李迦明主持的CCTV《开心辞典》节目，如日中天，红遍大江南北，收视率高得惊人。当时，我就想能否把这个节目搬到深圳，让深圳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现场感受开心辞典，领略小丫的风度。很快，我与制片人郑蔚取得了联系，她告诉我，节目现场搬到深圳显然不现实，但是，开心辞典华南选手复赛现场放在深圳还是有可能。
很快这个方案进入实施阶段，我们就把地点选择在大梅沙雅兰酒店。小丫比节目组晚到，而我因为忙于事务没有去接她，等她到酒店安顿好后，已经是晚餐的时候。遗憾的是，小丫太累，没能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我便叮嘱酒店，做一点小丫喜欢吃的菜，直接送到房间。
真正见到小丫，是在第二天的下午。小丫和选手们在外景地彩排，我也得以空闲，去观看小丫和选手们一起工作的情形。说实话，那个时侯的小丫和电视里一模一样，神采奕奕，激情四射，举手投足间，表现了一个电视主持人的风范和气质，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当时到场的大约有100多个选手，很多只是为了见见一个真实的小丫，能够和小丫一起做节目已经是大家莫大的荣幸，所以大家都很珍惜，做得非常认真。
看着他们的工作，我当时生发些许感慨，仿佛看见了一个全新的人生，起码和我当时不一样。那是在深圳，除了工作，就是喝酒、唱歌、打麻将，实在兴致好的时候，才会和朋友一起去沙河高尔夫打场球。每天基本都是一种生活方式，晚上“三中全会”——吃饭时喝白酒，唱歌时喝洋酒、吃宵夜时喝啤酒，夜夜笙歌，夜夜大醉。
一次深夜从名人俱乐部出来，当时刚买的新别克，把红荔西路和香梅路口的栏杆撞得七零八落，还好人没事；还有一次从佳宁娜会所出来，人醉得在车还在开时眼睛已经迷惑了，到了新洲路，把一辆军车的两个排气管都撞进去了。当时深夜三点，他也喝多了，我也喝多了，两人交换证件一看，他的写字楼就在我们特区报业大厦写字楼后边，双方也就算了。
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烂醉的人生还要持续多久，幸好这时碰到小丫。那是吃过晚餐后，郑蔚倡议，大家去海边散散步吧。大梅沙的海域夜空朗朗，潮声哗然。我惊奇地发现，此时的小丫一脸倦意，与刚才和选手们在一起的时候判若两人。郑蔚说，小丫身体一直不好，但工作起来就不要命了。我问小丫，为什么？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她很艰难地笑了笑说，选手和观众就是我的生命，只要和他们在一起，我也不知道状态为什么那么好。
句话，也许她自己并没有感觉什么，但是我落泪了。我是为谁而活？为钱，为家庭，为报社……这一切，我都有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艰难地寻找，想象着小丫和她的选手们在一起时的激情，那么快乐的样子。我终于明白，人最幸福的时候，是能够跳出小我，面对大我。而我的大我，就是网上千千万万需要房子的网友，为他们勇敢地争取权利，使我能放弃小我，甚至忍受一切的诽谤和污蔑，也能感到莫大的荣幸和快慰。
林少洲：母亲的红豆粥
（2009…02…21 00：00：00）
//blog。sina。/s/blog_4b4426080100cfn8。html
年前有事去了一趟深圳，住在离父母较近的一家宾馆里。第二天一早起床刚打开电视，就听到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母亲站在门口，手里捧着一个陶钵，里面装着她给我做的早餐——红豆粥。母亲说，她一早过来，已经在门外站了半个多小时，想让我多睡会儿，一直没叫我。听到电视机的声音，知道我醒了，这才敲的门。
吃着母亲送来的红豆粥，做儿子的我心里酸酸的。眼前的这碗粥，让我还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些事。
小时候我们住在农村，父亲在外地工作，我们兄妹三人上学，家里农活都靠母亲一人。我上小学时，有几次母亲一早下地干活，耽误了回来做早饭的时间，作为全勤生的我怕迟到，没等早饭做好就急急忙忙往学校走，母亲在身后大声喊着我也顾不上了。到了第一节课下课的时候，母亲就拿着饭盒装着白粥和咸菜送到学校来给我。在教室里，当着很多同学的面，当时的我非常难为情，只好草草地吃下母亲送来的早饭，还直埋怨母亲干吗要送到学校来。母亲说你还小，不吃早饭胃会搞坏的。后来送饭的事还发生过两三回。
有一次，我帮着母亲去集市卖鸡补贴家用，卖完时已经过午了。母亲怕我饿，就带着我到小镇的饭馆里吃饭。母亲要了两碗汤饺（一种当地小吃）。端上来我一看，两碗汤饺不一样，我面前的这碗是有肉的，她面前的那碗是没有肉的。我问母亲怎么回事，她说没肉的只要5分钱，有肉的要1毛钱。你是孩子长身体要吃肉，妈妈是大人就不用了。这两碗不一样的汤饺，在我记忆里一直都无法忘记。
母亲这代人有过饥荒年的经历，对饥饿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记得外婆去世（外婆是得胃癌死的）的时候，我在外婆的床铺底下翻出来很多没吃掉又舍不得扔结果就晒成干的豆腐块、饭团等食物，这些食物其实很可能就是外婆60岁左右就过早去世的元凶。我小时候也因为营养不良，从小学四年级到高中二年级一直肚子疼，上课上到上午第四节课就得把肚子顶在课桌上坚持着，看了很多医生吃了很多药从来都不管用，但一吃肉就奇怪地好了，也因此闹得母亲为我操了不少心受了很多罪。长期与饥饿打交道的经验，养成了母亲这辈人对食物特殊的心理。在家里，剩菜剩饭她总要偷偷地（因为父亲和我们兄妹几个都坚决反对）留起来吃。每次我带她出门吃饭，吃剩的东西她一定要一点不剩地打包带回家。1998年父母亲第一次来北京，我因为太忙让司机带他们去天安门玩。到中午吃饭时间，司机按我的吩咐正要请他们去饭馆吃饭，没想到母亲却从车里拿出了早上出门时带出来的饭自己解决了午饭问题，让司机很是惊奇。回来跟我一讲，我这个29岁就当了北京万科公司总经理的儿子也颇有点感到难为情。
现在母亲面前的我其实已经尝遍诸多山珍海味，得着轻度脂肪肝和高血脂了，但母亲依然还是像小时候一样操心着我的吃饭问题。母亲的厨艺几十年来并没有多大长进，而儿子的胃口已经大不一样了。我对着眼前这碗其实并不可口的红豆粥，努力地多吃了几口，然后告诉母亲，宾馆里有免费早餐，明天可不要再这么走过来给我送早餐了。
红豆粥的滋味很一般，但母爱的滋味却让我回味无穷。
许大金：冬日的海
（2005…11…15 12：55：50）
//blog。sina。/s/blog_47278311010000cw。html
每天重复自己好像是每个人无奈的选择，但是偶尔突破一下也不是不可能，就在一个别人认为最没有意思的时节，我去感受了冬季寂寞的大海。
周日，早上醒来，看着低沉黑暗的天空，突然想看看此时的大海会是什么样子。说走就走，收拾好行囊，就赶往塘沽北塘。
到了海边，码头里泊满了船，海面上波澜起伏，浊浪排排，一艘航行的船也没有。问了几个船老大都不愿意出海后，终于有一位船老大被我的执著打动，答应出海。
离岸不久，我就感受到了大海的威力，排排浪头迎着船头打来，小渔船在风浪中成了一片浮在海上的落叶，飘来荡去，好在有罗盘指引和现代化的机械动力，小渔船犁开海面不断地向前，我也不顾船老大的劝阻，迎着风浪站在船头，去感受一下弄潮儿的潇洒，好像平日所有的烦恼和压力都被风浪吹走了一样，满眼是空旷的大海，满耳是呼啸的海风，连身后渔船的马达声也变得很小了，哈哈，痛快！最后还是船老大对我几近哀求地说风浪太大，赶快回吧，我才决定返航。
回途中船老大问我，为什么这个时候来看海。我说，这个时候的大海才是最真实的海，平日里大海总被一些诸如阳光、巨轮所点缀，你只能看到它的表面，而它的内心只有在被风浪席卷的时候才能袒露，这样的海不是最真实的海么？
冯仑：在不丹找幸福（1）
//blog。sina。/s/blog_46f42eca0100eq9m。html
我们在不丹不需要谷歌，每一个人都是谷歌，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要去的方向。
在不丹找幸福
不丹被外界描绘成一个公民幸福指数最高的穷国家，我一直特别好奇，前一段我和马云几个朋友专门花了5天时间到不丹去考察了解，寻找幸福的踪迹。
我们拜访了不丹的国师（现第五任不丹国王的老师），一位穿着民族服装、手提电脑的现代学者。他毕业于牛津大学，是一名哲学博士。不丹传统文化的神秘气息与西方文化的现代气息同时存在于这位长者的气质中，给人一种很特殊的磁场，让你去想深入与之探讨。他的学生即现任不丹国王，则是剑桥大学毕业。在不丹，国师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国家发展委员会主任，相当于副总理，同时兼任很多其他高级职务。
幸福指数与GDP无关
这次拜访，国师专门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专题研究《国民幸福指数与国家的生存环境》。他主要讲到经济发展和社会价值观与国民情感、文化、环境怎么保持平衡。国师的研究报告让我们本次拜访非常兴奋，因为他是运用西方社会学的先进方法以不丹国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的实证、数据、实验搜集、分析而得出的一些有效的、可量化、可支撑的幸福指数模型。比如一个人在一个月内如果生气在26次以上就感觉不幸福。通常我们也在研究幸福观问题，比如提倡和谐社会，但“和谐”二字还是较模糊，光讲了科学发展观，尚没有数据支撑和数学模型来界定， 比如“和谐”通过数据能怎么来量化和界定。马云当即就做了一个决定，邀请国师来中国转转，也给我们更多的启发。我们现在做的生意也好，企业也好，大到社会环境，小到我们的企业社区，除了为客户提供物质层面的满足，如何更关注到社会价值观伦理和情感层面，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
经济发展是不是必然带来幸福？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更是一个经济学伦理问题。一开始我们都投赞成票，认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幸福，但我们坚持认为经济发展还要兼顾到环境、道德伦理，等等，我们可以强调道德、文化、传统，但在经济这块就不可以作为不发展的借口。不丹是一个63万人的国家，人均GDP1700美金，这个国家只有两架飞机。主要吃辣椒和咸菜，大部分人都吃素，且大部分是农业人口，基本物质条件很差。
不丹非常重视他们的文化，也强调文化的独立，因为国家太小，一旦开放，可能很快会被外来文化吞没，为了保证在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不丹能在发展中保持自己的文化，他们不主张广泛外交。甚至对文化、旅游都有限制。不丹谢绝背包客，每天最多接待三五千名客人，且每个人至少要交两百美金才能去。另外，他们强调要渐进式发展经济，可当我们离开不丹，回到曼谷转机，所有的观念又再次改变了，物质还是很重要，在不丹每天吃得不好，瘦很多，大家洗澡、走路都觉得很不方便，据说他们在9年前才有电视看。不丹可能算是一个极端，物质比较差，精神、文化比较好，实际上北欧一些国家更值得关注，物质和文化两边平衡得比较好。这次探索带来的命题就是，和谐社会的建立，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个案比较研究。 。。
冯仑：在不丹找幸福（2）
不丹这个国家非常独特，他们的公务人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我见到一个电视台制作人，是美国（博克比）学新闻的硕士。我说怎么这么多名校学生，他告诉我不丹有1900个公务员，60％在国际名校进修过。
正因如此，他们采取的这套数据化的管理方法，公务员团队是能执行的。他们还有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督导各部门，相当于我们的精神文明办公室，定期来看哪些指标达到了。执行团队大部分是在国外受过教育的，非常懂得怎么样来用这些方法来执行，这是不丹很可贵的，
不丹不需要谷歌？
不丹是一个宗教国家，民族比较单一，人民一直生活在宗教中。所有出国留学的人没有滞留的，这么穷却基本都回来了，我很好奇，制片经理跟我讲，因为在这里有方向感，西方很好，但是不知道往哪儿去，没有方向感，但是一回到不丹，我看见经幡，看见寺庙，看见僧人，我就知道我在哪儿，要去哪儿，会怎么样。他还说了一句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他说：我们在不丹不需要谷歌，每一个人都是谷歌，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要去的方向。
在僧人比士兵多的不丹，安贫而乐道，却人人都有方向感，我很感动。当今社会很多人感到焦虑浮躁，容易失去方向感，失去了搜索的功能， “方向感”这三个字一直在我心里萦绕，我在思索，一个好企业同样也要让员工有方向感，回来以后我就着急人力资源体系开会，加强员工培训、训练，做价值观的引导，让万通人有明确的方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