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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1日，中国人寿上市路演开始。路演兵分两路，红队由总经理王宪章带领，黄队由副总经理苗复春带领。在12天时间里，两支路演团队星夜兼程，行程覆盖亚洲、欧洲、美洲21个主要城市，包括香港、新加坡、伦敦、纽约等国际著名金融中心。通过一对一的形式与92家大型国际机构投资者进行了会谈，召开了六次大型推介会和一次记者招待会，与600多位投资者代表和30多家新闻机构的记者进行了交流。这后来也成为中国金融企业海外路演的基本路线图，包括交通银行等在内的海外上市都或多或少地重复中国人寿的足迹。
面对国际投资者，有媒体记录了一个潇洒的王宪章。曾任香港中保集团董事长的王宪章，着深蓝色西装，初用中文演讲，后来干脆用英文。
王后来回忆：“有一位机构投资者初期投下了1。3亿美金的订单，但路演后一见到我们，订单立即增加到3亿美元。他说，就是想看看管理层有没有现代意识，买公司就是买管理层”。
由于是首次中国寿险企业海外上市，对于中国人寿，投资者普遍存在疑问。香港联交所和美国证监会（SEC）向中国人寿的提问超过1600个，其中一半问题涉及1999年之前的老保单。
中国人寿能得以过关，最终还是借助于国家信用：老保单由财政和中国人寿集团共同兜底。这使得中国人寿成为一家生而赚钱的机器。
中国人寿上市之时，香港3位亿万富翁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通过各自旗下公司狂吃进中国人寿，总额达到5亿美元，相当于中国人寿计划筹资额的17％。
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分别购买了价值1亿美元的中国人寿股票，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个人投资2亿美元，而新世界发展主席郑裕彤也通过他的私人投资公司周大福投资1亿美元。根据招股说明书，3富豪共持有中国人寿约10。7亿股，占H股的14。4％，而这3家企业投资者都同意在12个月的禁售期内绝不出售。
上市之时，中国人寿定价每股3。625港元，接近相关价格区间2。98～3。65港元的上限。在美发行存托凭证ADR定价为18。67美元（每单位ADR对应40股H股），国际配售部分获得24倍的超额认购，香港公开发行部分超额认购高达168倍。
2003年12月17日，中国人寿成功在纽约和香港上市，筹集资金34。8亿美元，成为内地第一家两地同步上市的金融企业，该IPO规模也是当年国际资本市场最大一宗。
通过改制上市，中国人寿实际偿付能力额度由294。56亿元增加到581。77亿元，最低偿付能力由2。8倍提高到5。575倍。
由于带领中国人寿成功海外市场，王宪章本人上榜当年“经济年度人物”。
担任“经济年度人物”评委的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曾这样评价：“我推荐王宪章，很少有人知道，人寿保险曾经是我们入世谈判最困难的领域，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王宪章和他的团队顶住了国外保险业的激烈竞争，保住了我们中国寿险业的半壁江山，作为谈判代表我感谢他。”
当初的上市价格，从现在看来，简直就是送钱。
低价格上市，为“金融企业贱卖论”之争埋下伏笔。不仅如此，2006年中国人寿回归A股之时，发行价为18。88元，发行市盈率高达97。8倍（以2005年利润和发行后总股本计算）。中国金融只拥有国内市场的定价权，海外市场几无话语权的短板暴露无遗。
中国人寿上市之后带来巨大的财富效应。
一年之后，2004年12月下旬，中国人寿策略投资者所持股票禁售期届满之时，坊间传出富豪郑裕彤掌控的周大福以每股5。35港元出售1。07亿股中国人寿股份（比中国人寿招股价高出47。38％），套现约5。7亿，获利约2亿。
2005年1月28日，外电援引消息人士称，长江实业在5。15～5。30港元之间对中国人寿进行了抛售，总值达1。46亿美元，长江实业此举获利颇丰。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寿董事长王宪章曾在中国人寿纽约上市当日，以23。25美元的开盘价购买了100份中国人寿股票，两年半后竟然溢价320％，为他带来了7439美元的收获。3位富豪的财富增值可见一斑。
其实，3位富豪中，郑裕彤其实很早就介入内地的保险企业。例如平安保险、生命人寿等，都闪烁着（过）他或者其代理人的身影。从一个角度讲，郑裕彤是少数利用内地保险市场嬗变的机遇而赚大钱的香港富豪之一。
上市之后两年，带领中国人寿实现海外上市的掌门人王宪章，2005年因年龄而辞职，转往保险行业协会就任。之后，于北京开始过退休生活。然而，人有旦夕祸福。2008年一则亲生儿子突发精神疾病于香港弑母的消息，显然会打破这位中国人寿前掌门的安宁生活。但愿人长久！
上市只是一个开始。
虽然一个拥有3400多个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2万多个代理机构和一支60万人的代理大军的国有企业，在短短几年内完成重组改制上市实属不易，要想真正脱胎换骨，从管理体制和公司治理上实现彻底转型，更是一个艰巨的过程。
王宪章只走完了第一步。2005年，中国保险行业的另外一位猛人将接手掌舵这艘巨舰。同时这位猛人将和另外一位猛人中国平安的马明哲展开一次巅峰对决。
谁也没有料想，中国人寿上市之后，麻烦不断。2004年1月30日召开的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的报告称：“对人寿保险公司资产负债损益情况的审计，查出非法代理、超额退保等不正当竞争问题金额23。8亿元；以出借、投资等方式违规运用保险资金25亿元；私设‘小金库’3179万元。审计还发现违法犯罪案件线索28件，涉案金额4。89亿元。”
该审计结果掀起轩然大波。
这一消息披露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中国人寿H股大跌4。4％，收盘5。4港元，中国人寿ADR（美国预托证券）下跌了7。4％。
尽管中国人寿2003年12月在香港和纽约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之际，其招股说明书中罗列了19页的风险因素，包括：“应该注意，本公司乃一家中国公司，所处的法律和监管环境在若干方面和其他国家不同”。巧合的是，该警告在国内第一家海外上市银行交通银行的招股说明书中被再度提及，似乎成为一个中国特色的惯例。
不过，这个挡箭牌不顶用。
2004年3月16日，一家美国律师行Milberg号召2月3日前持有中国人寿股票的美国投资者进行集体诉讼登记，指控中国人寿在募股期间没有披露可能对美国小股东不利的事实。
这似乎是中国金融企业遭遇的第一次集体诉讼危机。
中方开始了辩解自救。2月13日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说：“中国人寿遵守了香港的上市规则，审计署对原中国人寿进行了正常的年审，请注意此次审计的主要是原来的公司在2002年以前的问题。”连审计署也出面称，其审计依据、标准与境外对上市公司的审计依据、标准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差别。
但是，2004年4月27日，中国人寿收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发出的非正式调查函，要求中国人寿提供与上市有关的文件和资料。
调查函把事情的影响扩大了。实际上，美国证交会对上市公司进行非正式调查是很普遍的。但是由于国内媒体对相关情况的不了解，这一调查被无形放大了，即使2004年4月26日美国证交会发给中国人寿的函中明确表示，该调查不应被理解为美国证交会或其人员认为已经发生了任何违法事件。
一般而言，美国证交会调查分两种：非正式调查和正式调查。非正式调查建立在被调查者自愿合作基础上，被调查者不需要做公开披露，而正式调查需要公开披露。
关键时刻，中国人寿的母公司代“子”受过——审计署发现的问题乃是中国人寿母公司。
2月3日中国人寿向香港联交所递交的声明中辩称，2003年中国人寿保险集团的账目已经过审计，但涉及的期限截至2002年末，距公司2003年6月30日的重组相距6个月之久。
4月7日，中国人寿在香港发布公告称，审计署2004年3月30日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作出审计决定书，原中寿［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的前身］应缴纳税金和罚金总计约为人民币6749万元（约815万美元），其中罚金为1109万元。
中国人寿公告称，根据公司与集团公司2003年9月30日订立的重组协议，集团公司将承担审计署审计决定中涉及原中寿的一切责任。当日，中国人寿股票大涨5。64％，报收5。15港元。
绵延两年多，2006年6月7日，中国人寿终于收到美国证监会执法局的公函，称针对中国人寿的非正式调查已经终止，且未向证交会建议采取任何执法行动。
此时，王宪章已经届满退休，2005年6月，杨超从王手中接过帅印。2006年1月9日，杨超不再担任股份公司总经理一职，改由原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吴焰继任。
从63岁的王宪章到55岁的杨超，再到44岁的吴焰，半年时间里，中国人寿的掌门人跨越了20年的时空。
【注释】
（1）2002年10月28日，保监会保监发〔2002〕109号文件《关于法定再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
（2）王安：《保险中国200年》，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年版。
（3）2000年，中国再保险公司实现分保费收入140。43亿元，同比增长18。61亿元，增长幅度为21％。全部分保费收入中，法定财产险业务115。36亿元，法定人险业务20。04亿元；国内商业财产险业务1。02亿元，商业人身险业务3700万元；国际商业财产险业务3。64亿元（数据来源：《中国再保险的历程》，中再集团，黎宗剑）。
（4）比如，20％的比例以及国内优先分保的要求。
（5）卓志、张国威：《论中国再保险业的转型与发展》。
（6）人保发展历程中，曾经使用过“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保控股公司”等名称。
（7）同时提及的还包括“防范和化解中再集团法定风险准备金不足的风险”，“防范和化解太平洋寿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的风险”。
第十章 新牌照毒药（2004）
这一年，一个纵横近40年的保险巨头麻烦不断，翌年黯然离场——执掌AIG的格林伯格因为会计丑闻而被迫下台，暗示着一个大时代似乎结束。
这还不是真正的危机。4年之后，次级贷款引发的华尔街金融海啸几乎让这家百年老店遭受灭顶之灾。唯一要检讨的是，危机的种子其时就已经种下，奈何号称“财务稳健”的AIG彼时没有警觉。
这一年，一个年仅25岁名叫“刘芳”的年轻女孩亦震动国内财经界。在当年的富豪排行榜上，她被视为拥有34亿的纸上财富，成为平安保险上市之后诸多造富神话中的一朵浪花。不过，太过离奇的简历，太过草根的经历，事实证明，她不过是一个财富的马甲。
卑微的出身，巨额的财富；境外的富豪，内地的新贵；不知情的代持者，神秘的持股会。所有的一切，如同一出悬疑剧，平安演绎了一幕地地道道的中国式“财富门”。
除了平安上市的喜气，这一年保险行业的资产规模首次超过万亿。2004年4月，保险业总资产突破1万亿元大关，到2004年10月，这个数字跳至1。1万亿元。从1979年开始，中国保险行业用了25年的时间，实现了资产过万亿的目标。
2004年10月24日深夜，保监会开闸保险资金投资股市。根据当时的估计，有近550亿元的保险“长钱”整装待发。
不过，保险资金“既不是解放军，也不是敢死队”。
和乐观的预期相悖，挺进A股市场的保险资金只是保险资产的战术性配置，远非战略性投资，熊市时既不会救市，牛市时也不会刹车。账户和仓位数据的蛛丝马迹都暗示，牛市时扬汤止沸，熊市时釜底抽薪，才符合这部分保险资金的资本本性。而所谓实施资产负债匹配，希望这部分战术配置资金长期价值投资，只是单相思者的镜花水月。
这一年，承人保资产管理公司初试啼声之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再度集中孵化，成为保险行业布局综合金融的重要棋子。至2006年太平资产挂牌，形成了所谓“9＋1”格局，包括中资的人保、人寿、平安、中再保、太保、新华、泰康、华泰、太平，以及外资的友邦保险资金运用中心等，这些资产管理公司掌管着中国保险行业90％以上的保险投资。
有基金人士预言：“基金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必有一战！”话音刚落，华泰资产管理等公司，就穿上保险外衣，借银行渠道，发行了类基金的产品。
不仅保险资产管理公司，2004年12月，友邦保险也动了基金公司的奶酪。这月中，号称为国内首个“基金中的基金”——“友邦金中金1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以下简称“金中金”）由友邦保险上海、北京、深圳等6个分支机构首发，并由当地的中国银行网点高调揽客。
不过，由于资本市场的不景气，银保渠道销售的友邦“金中金”，在推出后销售并不如人意，上柜仅仅2个月便草草收摊。
不过，2004年券商的行业风险整体浮出水面，多家保险公司的资金意外失足问题券商，暴露出保险投资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敲响了类似“牛奶中不要加三聚氰胺”、“做食品不能下毒”的道德警钟。
一朝被蛇咬之后，保险资金信不过券商的通道，担心直接的股票投资又落空。因此，距离真正的A股交易之前，保险和证券双方针对独立交易席位展开激烈的博弈。
2004年多家新保险公司横空出世，争先恐后充当“第一”：中国第一家专业性股份制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安信农业保险）、中国第一家相互制保险公司（阳光农业相互制保险）、中国第一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简称“人保健康”）以及中国第一家专业养老保险公司（平安养老）相继成立。
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此前呼声很高、表现积极的太平人寿，意外失手，将第一家养老公司的称号拱手相让。或许印证一句古话：谦受益，满招损。
不过，基于其定位（例如农险），或者政策不配套（例如企业年金），这批新公司“活着”并不容易。
2004年12月11日，经过3年过渡期之后，保险市场将彻底开放。而监管部门抢在全面开放之前，于尘封8年之后，发放了18张以上的新保险牌照，成为一场职业经理人和资本之双重暗战。对于部分职业经理人而言，新公司的诱惑其实是一剂“毒药”。
格林伯格：大时代终结者
这一年，有一位全球保险的巨头，饱受诉讼之累。
对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玩家来说，美国纽约州前总检察官斯皮策（Eliot Spitzer）是著名的“煞星”。这位仁兄借力电子邮件等新手段，传讯和调查了一大批金融巨子：沃伦·巴菲特、格林伯格、迪克·格拉索（纽约证券交易所前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桑迪·韦尔（花旗集团前董事会主席兼CEO）；他痛下杀手的500强大鳄包括：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银行、美林、安然等，他也因此成为“华尔街头号公敌”。
这一年他的目标对准了保险。
他指控马什公司（Marsh ＆ McLennan panies，Inc。，MMC（1），简称“马什公司”）（2），这家有着130多年声誉的全球最大的保险经纪商，在帮助公司客户选择保险公司的过程中操纵投标、虚假报价，并接受保险商巨额回扣。其核心在于保险公司向保险经纪商支付“或有费用”（Contingent Fees），即生意成交后的佣金。
传统模式下，经纪公司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推荐保险公司。当交易一旦成功，经纪公司会从客户支付的整体费用中扣除一部分作为给自己的佣金，其余作为保费交给保险公司。
“或有费用”模式下，除了传统的佣金，保险公司则以额外的“或有费用”作为对经纪公司的奖励。但是，这种报酬会导致利益冲突——经纪公司究竟是为保险公司，还是为客户服务？这显然背离了保险经纪的立业之本。
“潜规则”被曝光之后，保险业人人自危。而法庭上，斯皮策颇有挑逗性地说道：“相信我，这只是开端。”
斯皮策的起诉书中还提到了几家最大的保险公司，包括安达保险公司（ACE），AIG，哈特福德金融服务公司（Hart ford），慕尼黑美国风险伙伴公司（Munich American Risk Partners）等。
不仅如此，斯皮策还将矛头指向了美国保险的“第一家庭”。
斯皮策发难短短11天之后，马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格林伯格（Jeffrey Greenberg）辞职。杰弗里·格林伯格恰为AIG“老板”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R。 Greenberg）的长子。
老格林伯格一家是“一门三杰”。
自1967年老格林伯格担任AIG首席执行官以来，就没有离开过这家公司的权力王座。除了长子，其次子埃文·格林伯格（Evan Glenn Greenberg）亦是保险公司高管，出任百慕大保险行业翘楚ACE公司的总裁兼CEO。
巧合的是，ACE亦被纳入斯皮策的起诉书。不过，斯皮策眼中真正的“大鱼”是AIG。
2005年2月，AIG接到了斯皮策一纸传票，宣称公司涉嫌通过与“股神”巴菲特旗下的通用再保险公司（General Re）之间总额为5亿美金的有限保险（finite insurance）（3）进行财务欺诈，美化会计报表，并涉嫌欺诈投资者。
面对斯皮策的穷追猛打，AIG迅速“舍车保帅”。
3月14日，AIG的执行董事们解除了格林伯格的首席执行官职务，实际上，这些执行董事基本上都是格林伯格一手提拔的。两个星期后，在斯皮策的高压下，董事会宣布解除格林伯格董事会主席一职。
表10…1 美国国际集团卷入的部分诉讼事件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平心而论，相比格林伯格创造的辉煌业绩，AIG在纽约州总检察长斯皮策、联邦检察官乃至美国证交会联合调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