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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鲜的“强强联合”却制造不出一个伟大的企业，“合资病”成为中国市场最为深沉的嗟叹。
这一年，安联保险和大众保险的姻缘走到尽头，无力持续注资合资寿险公司的大众保险选择离场，将股份转手新东家中信信托。一个维系6年之久“婚姻”的完结，昭示了中国保险市场上“保—保”合资模式的基本失败。
回望近10年之合资历程，得失参半。
客观讲，合资模式减缓了海外巨头给国内保险公司造成的冲击，争取了学习时间和市场空间。20世纪80—90年代，很多外资为中国的保险公司、保险从业人员无偿地举办过多种境内、境外培训，尽管这只是为了获得监管部门及政府的青睐，图一张牌照而已。
但是，借合资的桥，以市场交换技术，培养本土保险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
具体至管理权，或者中外各半，但是冲突不断；或者旁落外资，但是水土不服。真正在中国市场赚钱的外资，不是成立合资公司，而是参股中资保险。如何突破合资瓶颈，亦将是21世纪中国保险最大的悬念之一。
一个公司折射一个行业的命运！
2004年，农业保险巨头安盟挺进中国腹地，但是。2005年1～7月，其全部保费收入仅77。7万元。
77。7万元，如果这是一位跨国公司在华高管的年薪，还勉强称得上体面，但这却是一家跨国公司——安盟保险中国（成都）公司2007年1～7月的全部收入。反观国内专业农险公司，如果没有高价策略，没有政府补贴，以及不做打擦边球的非农险业务，纯粹农险同样不容乐观。
2005年，保监会建立了保单持有人的最后安全网。
这一年1月1日，保险行业实施《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为一般的保单持有人提供最低的赔款安全保障。长期以来隐含的国家信用——“金融机构破产，国家财政兜底”——在保险行业被打破，尽管国有公司仍然可以拿它说事。不过，这也给部分代理人另外一个误导的幻觉：保险公司不会破产，即使破产了，还有国家保险保障基金负责。其实，保险保障基金只是提供有限度的保护，绝非幻想中的全部。
除了保险保障基金制度，2005年9月底，保监会发布了《人身保险内含价值报告编制指引》，将“内含价值”这个洋概念请进中国，希望改变“保费论英雄”的野蛮生长。
这一年，三大国有公司几乎同时换帅。
先行告别的是王宪章，实现中国人寿上市鱼跃之后，王宪章可谓功成身退，与更为年轻的杨超交接权杖。之后，保监会副主席冯晓增下海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接任董事长一职，总经理由原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林帆继任；中国再保险集团总经理戴凤举退休离职，其职位由原保监会财险监管部主任刘京生接手。
多名监管官员“下海”，也成为当年业界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冯晓增任期中，香港上市的中保国际业绩超过预期，股价亦创造上市以来的高点；而刘京生则上下腾挪，为中再引入汇金巨资立下汗马功劳。不过，这亦埋下新股东和高管冲突的伏笔，致使刘京生的职业生涯横遭挫折。
这一年A股市场和企业年金两个新业务都对保险打开了大门。
2005年2月16日，华泰财产保险在股市投下第一单。随后太平、泰康、新华、平安、中国人寿等多家公司鱼贯而入，响应号召，纷纷下单。
伴随证券市场的好转，直接投资股票带来巨大的收益。2005年保险行业的平均投资收益率上升为3。6％，其中，2005年保险资金投资股票的平均收益率达6％，其中最好的股票投资收益率近20％。
这年8月，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期待已久的企业年金管理机构的名单，太平养老和平安养老获得受托人和投资管理人双资格。不过，由于国内税收优惠难落实，仿美国401A计划的企业年金征途漫漫。
新制度让上海、深圳等地的地方企业年金走到尽头，而失于监督的前者，更是诱发了一个惊天的社保大案。
2006年中国再保险市场全面开放；此前一年，再保险市场暗流涌动。这一年11月10日，逡巡于中国门外多年的全球最大的保险市场伦敦劳合社成立一家再保险公司的计划获得批准。
伦敦劳合社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它从一家名为劳埃德的咖啡馆演变而来的，1871年经议会通过法案，劳合社才正式成为一个社团组织。这是劳合社的最为奇特之处，它不是一家公司，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保险市场，与纽约证券交易所相似，但只向其成员提供交易场所和有关的服务，本身并不承保业务。
历史上，劳合社设计了第一张盗窃保险单，为第一辆汽车和第一架飞机出立保单；近代又是计算机、石油能源保险和卫星保险的先驱。劳合社设计的条款和保单格式在世界保险业中有广泛的影响，其制定的费率也是世界保险业的风向标。劳合社对保险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海上保险和再保险做出的杰出贡献世界公认。
急于占据先机的并非只有劳合社，10天后，瑞士再作价68亿美元收购GE旗下大部分保险业务，同时瑞再宣布了亚太区重大人事调整，委任6名亚太区业务要员，布局中国市场。
面对海外巨头的压力，中再“二次改制”。所谓二次改制的核心是扩大集团资本实力，并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实现公司上市。
合资公司：不及格的成绩单
2004年12月11日，中国市场的大门轰然打开。
短短一个多月中，就有太平洋安泰、广电日生、中宏人寿、中英人寿、信诚人寿等捷足先登，拿下团险牌照。
数月之中，多数合资寿险公司如愿以偿。友邦却成为唯一的失意者，未能获得似乎唾手可得的团险牌照，此前的所有准备付诸东流。有不知老保单事件的媒体惊呼：“友邦在中国首次失手。”
“一哥”友邦为何受挫团险牌照？这其中有两大原因：一则为“地下保单”问题；二则为其独资的公司形式，和中国以合资方式开放寿险的WTO承诺相悖。2005年3月，问题未有解决之前，友邦保险主动撤回了申请。不过，2006年5月，拖延近两年之后，友邦终于获得迟到的团险资格。
链接：“资深老板”谢仕荣的地下保单风波
树欲静而风不止。
执业以来谢仕荣刻意低调，然而作为友邦的大当家，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备受瞩目。
对于这位华人保险圈最为资深的老板，从1961年至今，48年，谢仕荣用时间锻造了一个奇迹。
1961年，谢仕荣在香港加入美国友邦保险，开始其保险生涯；1970年，获派驻AIG在台湾的附属机构南山人寿，负责开拓当地保险市场；1990年任南山人寿董事长。1983年出任美国友邦保险行政总裁，2000年升任美国友邦保险董事长暨首席执行官。2001年升任AIG资深副董事长。
但是，2005年，是谢老板的一道坎。
这一年，大洋彼岸前老板格林伯格已然下课，但是AIG与其的纠葛仍未了断；而在AIQ发家之地中国上海，则因为地下保单（1）惹恼监管部门，友邦接连遭遇团险、医疗险、养老险牌照失手，旗下美亚分公司变子公司申请被搁置等一系列挫折。
为提振士气，友邦一方面“去格林伯格化”，划清界限；另外一方面则频频向内地监管部门示好。
地下保单，被内地保险公司视为洪水猛兽。
针对保监会2004年底下发的严禁任何保险代理人员销售“地下保单”的规定，谢仕荣“壮士断臂”，在2005年年初在香港的一次友邦公司内部会议上做出一项重大决定：禁止香港友邦的保险代理人销售保单给内地客户，无论保单签约地是在香港，还是在内地。
禁令一出，友邦香港的业绩出现下降。
香港保险业监理处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第一季度，美国友邦（百慕大）新单标准保费为5。55亿港币，较2004年同期7亿港元相比下降了20。7％。即便与美国友邦（香港，友邦另一家注册地在香港的公司）合并报表之后，降幅仍高达19。5％，其中，与地下保单高度相关的投资相连品种（类别C）下的人寿及年金项目更是下降了24。82％。2005年1～6月美国友邦（百慕大）标准保费11。34亿港币，同比下降20。01％，与美国友邦（香港）并表后下降幅度依然为15。29％，投资相连（类别C）项下的人寿及年金项目下降高达25。72％。
谢仕荣自己曾估计，来自中国内地的保单大约占友邦在香港寿险业务的10％左右。“对地下保单的禁止，让公司很多以此为生的代理人日子不好过。”
他似乎希望寻找变通之法。
2005年11月，谢仕荣学习前老板格林伯格，现身广州出席2005年广东省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成为唯一一位华人专家。借此良机，谢向媒体表示，此行的一项重要目的就是希望借争取广东试点推行美元保单，并希望允许香港的保险代理人在港参加大陆保险代理人资格考试。
谢仕荣认为，地下保单的深层次土壤是“内地保单投资回报率不如香港的保单”，以及内地的保险代理人业务佣金比例低于香港，而费率、税负却较香港为高。谢仕荣认为解决之道是“在广东试点推出美金保单”。
一石激起千层浪。
内地保险公司普遍反应激烈，“这无异于让地下保单合法化！”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广东一地进行试点后，广东的保单与中国其他区域又会出现投资回报的差异。同样产生新的地下保单问题，而由于不再有出入境盖章，广东的美金保单势必轻易肆虐全国”。
或许连谢仕荣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简单的美元保单提议，居然被风声鹤唳般曲解为“地下保单合法化”。
对于这位华人保险的元老，2005年的世道何其艰难，从业至今尚未有之。
此时，有的合资公司已经占得先机。尤其中意人寿一鸣惊人。2005年1月25日，这家公司一举吞下中方股东中石油200亿元的团险保单。
200亿！占2004年中国保险行业全年保险费的5％～6％。借助这一天量保单的力量，中意人寿从2004年寿险公司保费排名的第14名一跃成为2005年第一季度的榜眼。而合资寿险的市场份额突破3％的天花板，飚升至20。036％。这是目前为止中国市场落入外资寿险公司囊中的最大团单，引爆团险地震。
中方股东价值和资源被市场重新认识。例如，金盛人寿“亲近”中国五矿集团，将眼光投向五矿众多的供应商和客户；海尔纽约将分公司开到了海尔家门口青岛，不再望梅止渴；海康人寿将分公司开进北京，中方股东中海油近3万名的员工无疑是最大的诱惑。
除了牌照之争，中宏人寿、海康人寿等潜伏多年的外资保险公司纷纷杀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合资寿险掀起新一轮扩张潮。当年刚刚把总部从广州搬到北京的中英人寿总裁张文伟豪言：“未来三年的战略规划已经启动，我们在中国要完成开设另外六家新的分公司，在20个城市开始运作。”
这是一个脚注。
中外资竞争的战线也由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向二线城市蔓延，例如南京、杭州、青岛、成都等。岁末统计，北京市是当年竞争主体增加最多的地区，全年新增主体13家，其中外资10家，中资3家，中英和中意人寿管理总部相继从广州迁往北京。此外，江苏（4家）、山东（2家）、青岛（2家）、浙江（2家）、四川（2家）、湖北（2家）、福建（2家）等二线区域，也是外资挺进的重点区域。
沉寂多年的保险经纪市场也掀起波澜，全球三大保险经纪公司英国韦莱集团增资至51％，成功控股韦莱浦东保险经纪公司，并最终将其全盘“西”化。
截至2005年12月底，名列《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的40多家境外保险公司，已有27家在中国设立了营业机构，外资保险公司数量已经达到40家。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128家外资保险机构在华设立了192个代表机构和办事处。
2005年是中国保险市场全面开放的第一个年头，外资们用喧嚣开了一个头。
但是，毫无悬念的，这个市场依然是中资公司的天下。这一年3月5日，保监会公布了开放后首张成绩单，外资军团的分化显而易见。
引人注意的是，有3家外资寿险公司1月份的保费收入不到百万元。其中，中日合资的广电日生人寿保险公司只有46。71万元。而2004年，广电日生全年保费收入为300多万元。除了广电日生，瑞泰人寿和恒安标准1月份的保费收入也没有过百万元，分别为71。73万元和68。72万元。
这样的业绩，不要说盈利，极有可能连支付运营费用都不够。
表11…1 2005年1月人寿保险公司保费收入情况表 单位：元
（续表）
数据来源：保监会。
这张成绩单上，9家中资寿险公司占据了绝对市场份额，超过97％；而19家外资寿险公司的份额仍然徘徊于个位数，不到3％。2005年末，外资公司的市场份额达到8。8％，比2004年增加2。5个点，但是，如果扣除中意人寿特殊团单后，市场份额为3。4％，仅提升0。8个点。
这不到3％的市场份额当中，外资体味着不同的命运冷暖。
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仍然是外资寿险的老大，占全部外资保费收入的58％左右。另外，招商信诺、海康人寿、中美大都会、中意人寿和中英人寿等新秀公司的表现也都不错——2005年1月的保费收入已占到2004年全年保费的17％以上。其中，获得股东团险大单的中意人寿尤其出彩，2004年总保费排名第四，2005年1月保费排名第二。
但是，剩下的公司可能就没有这份运气。
例如太平洋安泰、光大永明及恒安标准等，保费收入增长缓慢。曾经叱咤一时，新单连续两年（2002和2003年）超过友邦保险的太平洋安泰也在走下坡路。
而恒安标准的业绩则更为不济，2005年1月保费不及2004年全年保费的1％。恒安标准这家由壳公司演变而来的合资公司表现令人失望。
客观地讲，全国市场比较有失偏颇，毕竟合资公司的分支和中资比较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即使在较早开放的城市，例如上海、深圳、广州和北京等，外资的份额也没有超过30％。
表11…2 2006年主要城市外资保险公司发展情况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CIRC，平安证券。
图11…1 外资寿险在开放城市的份额已超过10％
6资料来源：《中国保险年鉴2007》。
可以预见的将来，和亚洲其他开放市场一样，外资不会成为这个市场的主导。
“合资病”
“保—保”模式为合资公司最早的形势之一。
这是一种典型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既希望借引入海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又希望发展民族企业。合资成为最佳人选，尤其是保险公司与保险公司的合资。
表11…3 国内主要合资寿险公司
（续表）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2005年3月9日。
但是，事实证明，这些按“保—保”模式成立的公司，均命运多舛：中保康联未战先乱；安联大众协议分手；恒康天安沦为弃儿；太平洋安泰一度奋勇争先，但是股东战略调整，公司转型不成，功亏一篑。
表11…4 国内合资寿险公司股东更迭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中国市场之“保—保”模式几乎全军覆没。股权更迭，或者大股东策略变化成为主因。
除此之外，市场多认为其败因之一在于平分管理权，一山不容二虎。出于前车之鉴，外资此后更愿意选择和国有大型企业合作，这样既可以受益国有企业的政府资源，同时又可以独占公司的经营权。
例如信诚人寿，虽然中、外股份各占50％，但经营权几乎全部攥在外方手中。中方除派驻董事长、副总经理及两名董事之外，高管层从管理系统、业务系统到行政系统，全部由英国保诚集团控制。再如，海尔纽约人寿，对于海尔集团而言，合资公司只是它的一个投资项目而已，海尔几乎没有派一兵一卒介入公司的经营管理。
“保—企”模式中，最为特别的一群是航空公司参与保险行业。
表11…5 国内航空公司参与的保险公司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这样的模式堪称天作之合——航空公司拥有大量的优质客户资源；寿险公司未来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亦是航空公司所需。而且，这似乎可以根治“保—保”模式的症结。
不过，亦不尽然。
数据表明，航空公司进入寿险就是一个真实的谎言。目前没有一家成功的航空公司合资的寿险公司，参股财产保险更是与初衷相离。
“保—企”模式没能逃脱合资病的魔咒。长期担任合资公司“副班长”的广电日生就是一个典型。和所有的外资寿险公司一样，广电日生同样拥有一个显赫的出身。外方股东日本生命2000年的寿险保费收入曾为全球第一，总资产为世界第四位。
表面上，广电日生是一家中外双方各占50％的合资寿险公司。但实际上，其主要管理层多来自日本。开业之初，除董事长宋涛、助理总经理郑洲（同时兼任党支部书记和人事总务部总经理）、精算部总经理刘开俊外，其余高管人员均由日本生命派驻，并担任一些重要部门的负责人。
尽管其中多位日方高管都会中文，但真正能够和中方的员工以及代理人交流的并不多。同时，由于管理人员多来自日本，日本企业常见的等级观念也或多或少地引入到广电日生的管理中。
“由于沟通障碍以及文化差异，外方与中国本地的管理干部有时管理理念有冲突。”
即使高管多数来自日本，但是广电日生的管理团队并没有太多的决策权，重大的策略都需要经过日本生命保险总部同意，决策流程冗长不堪。
广电日生尝试改变，例如邀请友邦上海前本土高管刘也担纲等。
但是，即使雇佣了中国本地的管理人员，并不意味着本地化。就算本地人士进入管理层，但是其不能参与决策。既要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