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以善于和中国人共事而闻名。
抗日战争期间，史带还利用旗下的媒体，帮助美国的情报机构收集情报，协助抗日活动。“世界各地的记者们都喜欢打探消息，这纯粹出于一种好奇心理。所以报纸自然就成为情报收集的最佳掩体。”
保险招商局：折腾的“官督商办”
史带创业之时，中国的现代商业保险并非一直空白。
鸦片战争之后，现代保险的鼻祖——海上保险，由于贸易等需要已经引入中国。颇为特别的是，当时中文其实并没有对应的词语，只能将“insurance”音译为“燕梳”。
清同治十一年（1872），中国的洋务派采取“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创办了从事航运业的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中最大的经济实体，总局设在上海。
毋庸讳言，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先驱。招商局曾组建了近代中国第一支商船队，开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第一家保险公司（4）、第一家电报局，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等。
不过，开办轮船招商局，成败的关键在于资金的筹集，对于身居庙堂的官员，虽然名曰“招商”，但“招商”显然是一个难题。
直到1873年，招商局的资金仍捉襟见肘，尚不足20万两白银。从1872年11月到1873年5月，所招商股不过6万两，其中5万两还是李鸿章的“私房钱”。不得已，李鸿章只得将招商局从官办改为“官督商办”，委任唐廷枢为总办，徐润为会办，牵头招商。
按照时下的标准，唐廷枢是典型的唐骏式“海归”职业经理人。唐幼年在香港马礼逊学堂学习，曾任香港政府翻译、上海海关大写和翻译，怡和洋行买办。怡和洋行是老牌英资洋行，远东最大的英资财团。其副手徐润不仅是他同乡（广东香山，今中山），而且同样出身外资买办。
放弃外资待遇，加入官有企业的唐、徐到任之后，招商局开始进行新一轮招股，拟定首期招股100万两白银，徐润本人首先入股24万两，又广招亲友入股，这在商界和社会上引起响应，100万两很快募齐。之后，招商局决定再招100万两。徐润又认股24万两，两次累计48万两。唐和徐的贡献可见一斑。
这种结合表面上堪称完美：一方面唐和徐既懂如何打理生意，又能撬动民间资本；另一方面，招商局独享多个看似业务稳定、利润丰厚行业的政府专营权利，例如漕运。但是，隐患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官督商办”的制度劣势最后逼迫唐和徐都不得不选择黯然离开。尽管，和所有的恋爱类似，一开始，官方和职业资本家的合作还算融洽。
很快，从事航运的轮船招商局就发现，保险成为束缚自己的第一个瓶颈。此时的中国保险市场为外商或其代理人——买办——独霸，对中国船只及其运载货物，或采取高费率政策（船舶险费率竟高达10％），或借口轮船悬挂龙旗或鱼旗等不予承保。投保难限制了航运业务发展。
矛盾激化只是硬币的一面，保险行业表面的“利润”（其实是充沛的现金流）亦使得招商局不能忽视。
1875年11月4日，《申报》刊登一家中国保险公司的募股声明：“中国于保险一事向未专办。现在轮船招商局之船货均归洋行保险，其获利既速且多。是以公司由唐景星（唐廷枢）、徐雨之（徐润）二君总理其事，设立保险招商局，仿照各保险行章程办理，不特商局轮船货物可以酌量保险，即洋商船投局请保者，均可照章承保，以广招徕。”
“本局今议酌中办法，集股一千五百份每股规银一百两，共成保险本银十五万两。”
“议自光绪元年十二月初一日（1875年12月28日）起至二年十二月底止，试办一年。每号轮船只保船本一万两，货本三万两为度。如投报（保）之数，逾此定额，余向洋商保险代为转保（即为再保险），庶有划一限制。至各局账目总归上海保险招商局，周年汇算结总，倘有盈绌，集众公议，照股均派，各无异言。”
1875年12月28日，保险招商局落地。同日，《申报》发表《华人新设保险局》的评论，为之鼓与呼。保险招商局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保险业的先行者。
保险招商局的开局颇有气魄。
保险招商局公布的第一批办理保险业务的地区，包括镇江、九江、汉口、宁波、天津、烟台、营口、广州、上海、福州、香港、厦门、汕头等13个国内口岸；第二批为台北、淡水、基隆、打狗这4个中国台湾口岸，以及新加坡、吕宋（菲律宾）、西贡、长崎、横滨、神户、大阪等国外口岸。
初试啼声的保险招商局即引起外商的警觉。英国上海领事麦华陀在1875—1876年商务年度报告中指出，在保险业有两件大事值得注意，其中之一即一家与中国招商局有关华商独力筹办的保险公司成立。
翌年7月，唐廷枢等再次筹集25万两白银，创办了仁和保险公司，开办一年利润率高达30％～40％；两年后，即1878年，又集股20万两白银，开办了济和船栈保险局，后增资扩股改名为“济和水火险公司”。
不过，这两家公司以及之前的保险招商局，其全部的股款均存入轮船招商局。“官督民办”的体制下，轮船招商局长期占用这两家公司的资金，同时其人事间多有争斗。
最为激烈的斗争发生在1883年。这一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军舰驶抵吴淞，上海人心惶惶，爆发了金融风潮，商号、钱庄接连出现倒闭。
依靠钱庄借债度日的轮船招商局资金链几近断裂。据《中国保险史》记载，恰在此时，徐润挪用公款16。2万两，投机地产失败东窗事发，轮船招商局另一个总办，洋务运动的风头人物盛宣怀借端发难，向南、北洋大臣力诋唐、徐主持下的轮船招商局。
据相关史料，招商局成立后半年（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7月18日），盛宣怀奉李鸿章委派成为该局总办之一。此前一年（同治十一年）9月，招商局尚未正式成立，李鸿章已先委朱其昂为总办。同治十二年6月又委唐廷枢为总办；7月中徐润、盛宣怀同时加入，唐、盛虽然职掌略有不同，名义俱为总办。但是，到任之后，盛因和其余总办“积不相能，时生齿奇龁”，被李鸿章调往鄂皖赣一带办矿。
不过，这一次危机让盛宣怀抓住机会，重回历史的中心。
这次斗争的结果是，徐润被清政府革职，唇亡齿寒的唐廷枢于1885年夏引咎离开招商局，盛宣怀主持轮船招商局和保险公司，同时成为轮船招商局举足轻重的大股东。
令人颇为唏嘘的是，1892年，花甲之龄的唐廷枢病逝于天津，身后“家道凋零”、“子嗣靡依”。招商局从公积金中拨银1。5万两，“以示格外体恤”。
盛宣怀掌握局面之后，1886年2月仁和、济和两家保险公司并为“仁济和保险公司”。新公司拥有资金100万两白银，成为当时具有相当规模和影响的华资保险公司，其业务范围也开始从海上转向陆地口岸，承办各种水险与火险业务。
但是，制约仁济和发展的公司治理问题未能解决，从1888年起轮船招商局由“官督商办”进入“官办”阶段，公司股金仍然为轮船招商局占用。
随着轮船招商局的整体衰落，仁济和受到很大影响。到了1920年，轮船招商局亏损达2000万两白银之巨。仁济和几经改革未见成效，遂缩小业务范围，停办火险业务。1934年10月2日，仁济和退出上海保险同业公会，迁至上海北海宁路56号，停业清理，就此落下帷幕。
尽管招商局创办的保险公司未能逃脱历史的淘汰，但是这样的抱负却在20世纪80年代激励了另外一批创业者，他们缔造的保险公司20年后居然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保险公司之一。尤其巧合的是，创办之初，他们面对着与仁济和类似的治理困境。幸运的是，通过巧妙的股权腾挪，又适逢国策变化，他们没有重蹈覆辙。
链接：1919年之前的上海华资保险公司（1805—1911）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外商云集，洋行林立，上海一跃成为中国商业保险的中心。
清同治四年（1865），华商首创上海义和公司保险行。光绪元年（1875）保险招商局成立。
截至1911年（宣统三年），上海先后有华商保险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创立总公司的有22家，占总数的67％；总公司在香港创立，设上海分公司的9家，占27％；总公司在新加坡和小吕宋创办，设上海分公司各1家，占6％。按资本性质，全属民营公司。按经营险别分，水火险19家，占57。6％；专营水险3家，占9。1％；专营火险6家，占18。2％；专营人寿保险4家，占12。1％；兼营水火险和人寿险的1家，占3％。其中大都因缺乏专业技术或不善经营，又受外商保险抑制等原因而先后宣告歇业。
资料来源：《上海地方志》。
第一华资寿险：成也政经，败也政经
现代商业保险追随海上贸易来到中国，因此最初的业务大多限于水险（海上保险）和火险（财产保险），人寿保险的规模比财产保险小得多；公司主体也以外商产险公司为主。
不过，历史曾赋予中国的民族保险业一个短暂的春天。
民国初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美列强卷入战争，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工业迎来一个小高潮，带动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兴起。同时，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国民多支持民族工商业，纷纷抵制洋商。
1912年到1925年，陆续设立的华商保险公司共有39家，其中经营寿险的有19家。不过，邯郸学步的华商保险公司由于不懂保险，尤其是寿险的基本规律，经营风险巨大，先后停业的公司约占三分之二。
其中亦有例外，比如吕岳泉创办的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吕不仅开创了民族保险的一个小高峰，同时成为华人寿险公司的第一传奇。吕岳泉极有商业天分，例如，他将自己的公司称为“保寿公司”，从名字上投合了国人避讳死亡的心理。
吕岳泉本人就是一段传奇。
吕岳泉出身于上海浦东川沙的普通船家，当时家里只有两间草房，全靠父亲给人撑船谋生。12岁时，吕岳泉被带到上海一个英国人家里当佣人。这家主人恰好是当时英国永年人寿保险公司的一位业务经理，机敏的吕岳泉由此进入保险行业，当了一名营业员。后来永年保险把业务扩展到南京，他又当上了南京分公司的经理。
这并不是一个美差。南京不如上海开放，知晓保险的人尚不多，而了解寿险的则更少。初到南京走马上任的吕岳泉，直接面对一个难题——如何打开局面。
出身草根的吕岳泉深知政经的奥秘。
他想方设法结交两江总督端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曾经游历欧美，粗有保险概念的端方，最终被说动，带头购买了吕岳泉公司的保险，南京业务由此迅速打开。同时，吕岳泉还结交了张謇、虞洽卿、朱葆三等一批当时的商界巨头。
不仅如此，在藏龙卧虎的南京，胆大心细的吕岳泉悄悄接触尚处地下的同盟会。这次政治投资，使得吕岳泉获益匪浅，民国初年的政要几乎皆成为其朋友，或者与其有间接联系。后来，吕成立寿险公司之后，包括黎元洪、张学良等民国政要先后为其题词道贺。
民国建立之初，善于把握历史机遇的吕岳泉毅然辞去在永年保险的职务，跑到上海，拜访原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恰逢徐也刚辞去南京卫戍总督职务，响应孙中山实业立国的号召，想在实业界有所作为。两人相谈甚欢，商定由徐出面，约请国内政界、商界名流，集资规银20万两，筹办寿险公司。
一时间，华安合群的股东名流荟萃。
前两江总督端方首先认股，徐绍桢本人认缴规银一万两，四川总督王人文认缴规银两万两。北洋首领冯国璋不仅自己认缴了股份，还允诺随时可以其名义开具介绍信招揽股东。工商界巨子张骞、朱葆三、桑铁栅、顾棣三等纷纷积极参与。不到半年，股本已缴足20万两规银。
20万资本的保险公司在当时保险界算是中等实力，一般洋商保险公司的资本在30万～50万，但在华商保险中名列前茅。
1912年6月1日，公司先行营业，7月1日正式开幕。公司设上海黄浦滩（今中山东一路）30号，名誉董事黎元洪，总董（董事长）徐绍桢。华安合群开张之日，孙中山、黄兴等民国开国元勋都派人前去致贺。吕岳泉深谙中国政经之道，和冯国璋、张学良、陈其美、王一亭等社会名流交谊甚深。
华安合群甚至还上书革命后上台的袁世凯：“今欲开通社会，维系信用，不得不赖在上者赞助扶持……倘蒙钧座赞助，则公司事业之扩充，当易如反掌。”
通过接近权势人物，华安最大程度地扩大了公司的业务空间。
而吕岳泉从一个贫苦出身的佣人，一跃而成当时第一华资寿险公司的创办人，成为一颗颇受人注目的商界新星。（5）
除了非凡人脉，吕岳泉力改华资公司管理的软肋。
华安之前，曾有华兴、华通、福安几家华商保险公司，都因不明白寿险原理，加之管理不善，无一而成。吕岳泉受春秋战国借用“客卿”兴邦的启发，高薪聘用了永年保险的老搭档英国人郁赐当总司理（即总经理），第弗利斯当计算师（即精算师），负责寿险管理中的保险费率、责任准备金、退保金计算等技术问题。同时吕岳泉还特别为两个外国高层管理人员精心配置了年轻的助手，吕面授机宜，让他们边工作，边偷师。
这种请“外脑”的做法，80年后为另外一个保险草根传奇人物——平安的马明哲——所复制。
表1…3 1912—1931年华安合群保寿公司保额及保费一览表
单位：元
资料来源：《上海地方志》。
截至1919年末，华安合群在上海一地的保户已到达三四千户，吸纳资金100余万元。随着规模的扩张，华安合群的投资也开始启动。
彼时，中国的房地产业如旭日初升，上海、汉口、广州等大城市一日繁华胜一日，华安的投资重点首先瞄准这几大城市的房地产开发。
1922年，吕岳泉用50万两白银，购得上海静安寺路一块10余亩的土地。次年，他又在汉口五族街购地10余亩；在广州泰康路珠江大桥东买下一块6余亩的土地。同时，在南京白下路等处，华安也零零星星吃进了少量地皮。不出所料，这些地皮逐年升值，华安投资赢利甚巨。
在总部所在地上海，华安合群的手笔更大。
随着上海市中心西移，上海静安寺路日益繁华。吕岳泉决定在这里兴建一幢国内第一流的欧美风格大厦。他投资白银10万两，请美国著名建筑师哈沙德设计，招标委托上海江裕记营造厂承建。1926年5月，公司在静安寺路104号（今南京西路10号）建成八层总公司新址，取名华安大厦。华安大厦成为当时该区域最高的建筑物，它以精美的构思，豪华的设施，轰动了大上海。
由于华安大厦的标杆作用，公司业务更加红火。几年中，投保户增加到几万户，吸纳资金达500万～600万元。
1930年，吕岳泉将华安大厦东侧余下的一块空地以白银61万两卖出，售价超出整块地皮总买入价16％以上，华安合群大赚一笔。第二年，华安合群把原资本20万两折成银元，增资到50万元，此时的华安合群达到了巅峰时期。
1931年是一个转折。
时局飘摇，吕岳泉备受恩泽的政经优势渐渐消失。193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日军又在上海挑起战火，战争引起社会动荡，上海大量工商业者和中上层人士被迫离开，华安的客户数量直线下跌。
1937年7月，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华北、华东相继沦陷。华安合群在当地分支机构全部停业，几乎陷于灭顶之灾。上海总公司虽栖身在租界“孤岛”之内，但四周日军大兵压境，营业也完全停顿。1939年，吕岳泉被迫把华安大厦租借给香港商人开办金门饭店。
另外一方面，吕岳泉把吸纳的寿险资金多数投向了房地产和有价证券，战争引起房地产和有价证券抛售成风，市价大跌，公司投资收益丧失殆尽。战火导致货币迅速贬值，原定的保户保费，公司的满期款和赔款等，都因币值变化太快，根本无法计算。吕岳泉无奈只得下令关闭公司，期待抗战胜利。
值得一书的是，这一期间，日伪方面几次派人来拉他以所谓“优惠条件合作”重新开业，吕岳泉都予以拒绝。
等到抗战结束，内战兀然重开，国内通货膨胀严重。吕岳泉根本无法恢复公司营业，只好把广州、汉口等地房地产陆续出售，维持员工生存。
1948年冬，吕岳泉到香港后就患病不起，1953年11月，保险业的传奇人物吕岳泉病逝于香港的寓所。
太平样本：从民营至国营
和华安合群同一时期，中国保险业还出现了一个新形势，就是银行业投资办保险蔚然成风。
从1926年以后的10年间，国内由私营银行和官办银行投资设立的保险公司共有12家。业务上，银行与保险具有天然的联系：银行所经营的贷款业务，贷款户的货物或不动产抵押都必须投保以资保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继1926年东莱银行设立安平水火保险公司之后，私营的金诚银行于1929年投资100万元（实收50万元）开设了太平水火保险公司，设址于上海江西路212号金诚银行大楼。
1917年创立于天津，后将总部迁到上海的金诚银行，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私营商业银行之一。其储蓄存款总额一直雄居当时中国私营银行榜首，与大陆、中南、盐业三家北方银行合称“北四行”。
太平水火保险董事长、总经理由金诚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兼任，丁雪农任第一协理，王伯衡任第二协理。
周作民为国内著名的银行家。1917年5月金诚银行成立后，周作民掌总经理印，历32年之久，并担任董事长10多年。经营方针上，周作民模仿日本三井、三菱，以银行为核心，控制一些工矿、交通和贸易企业等，成为著名的金融巨子。
太平保险公司以太极图为商标，取“生生不息”之意，并打出了第一个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