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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二（30）
黄鑫龙单独召见吴晓春，或许并没有打算真想听取他的意见，只是做个样子，毕竟，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天在边防局会议室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那样大声地呵斥，确实是委屈吴晓春了，但是，作为老板，尤其是大老板，是不能直接向下面的一个小经理认错或道歉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给点阳光，让他自己灿烂，可黄鑫龙没想到吴晓春竟然这样灿烂，这么有想法，所以多少有些让黄鑫龙吃惊。不过，他应该高兴，这么一个小经理就能说出这么一番道理，说明他的新天地集团人才济济呀。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黄鑫龙真想听听吴晓春的意见，因为毕竟是春节，李惟诚他们还没有回来，黄鑫龙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有针对性的文章后，产生一些想法，需要找个人交流，但肯定不能找肖仲明这样的人谈，因为跟肖仲明这样的人谈了等于是白谈，与对牛弹琴相差不远。也不能找总裁谈，因为如果跟总裁谈了，那么总裁一定会猜测黄鑫龙的想法，私下里给李惟诚打个电话也说不定。在这样的情况下，黄鑫龙直接找下面的小经理谈谈也未尝不可。还有一种可能是黄鑫龙那天从边防局回来之后，已经向下面的人了解了一些吴晓春个人的情况，知道吴晓春是80年代中科院系统的研究生，来新天地之前又在关外当过总经理，从那天在边防局的表现看，也似乎颇有心计，黄鑫龙意在培养，所以特意找个机会单独交谈一下，看看该人是不是可用之才。总之，不管是上述哪一种情况，那天吴晓春的表现都大大超出黄鑫龙的期望。不过，黄鑫龙就是黄鑫龙，他此时不会轻易表现出对一个人的真实看法。
“怎么盘活资产存量？”黄鑫龙脸上没有表情地问。
“另外组建上市公司，”吴晓春说，“然后通过关联交易，进行资产置换，把优质资产集中在一个公司，甚至把业绩也做到某一个公司里面去，这样，该公司就能获得配股资格。由于业绩好，资产优良，我们完全可以来一个十送十配八，一下子就可以从证券市场上圈几个亿。如果我们跟证券公司或有关机构配合，在二级市场上再做一把，那收益更是不得了。比如我们在资产置换之前先悄悄地在二级市场吸纳该股票，等公布消息之后再慢慢吐出去，价格翻一番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说到这里，吴晓春停顿了一下，因为他发现自己说得过于兴奋了，他知道，过于兴奋不是好事，因为他已经了解到老板有一个特点，就是看自己的部下当中哪个人太得意了就要找机会打压打压。
果然，这时候黄鑫龙眉头皱了一下，问：“以后呢？”
“什么以后？”吴晓春问。虽然问得有点蠢，但是也不得不问，因为他确实不知道老板所说的“以后”是指哪个以后。根据吴晓春的经验，宁可被老板误认为你反应慢，也不能让老板认为你自作聪明或做事情不稳，而没有弄懂老板的问题就瞎回答，不是自作聪明就是做事情不稳。
《上市公司》二（31）
“你把好资产都集中在这个公司了，那么别的公司怎么办？”黄鑫龙问。
“好办，”吴晓春说，“第二年，同样的办法或者是稍微变一点的办法再用到另外一个上市公司上，又可以圈几个亿，只要每年都圈几个亿，日子自然好过。”
“再以后呢？”黄鑫龙又问。并且这一次问的声音比上一次大，眉头皱的幅度也大一点。仿佛吴晓春的这番表现非但没有引起老板的好感，反而惹老板生气了。不过，吴晓春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来新天地集团快一年了，被李惟诚压抑得够戗，天天装孙子，今天好不容易逮到一个机会，哪怕是见光死，也要闪烁一下。
“关键是要多有几个上市公司，”吴晓春说，“只要手中的上市公司多，就能不断地圈钱，运做起来也才保险。另外就是圈来的这些钱可以投资一些好项目，逐步改变整个集团的资产状况。手中的钱多了，甚至可以壮士断臂，把一些实在不好的企业关停并转。”
黄鑫龙不说话了，黄鑫龙在思考。黄鑫龙在思考的时候没人敢打扰。
黄鑫龙这样思考了一会儿之后，说：“问题是上哪里搞那么多上市公司呢？”
吴晓春这时候注视着黄鑫龙，没有立刻说话，因为他不知道黄鑫龙这句话是自言自语还是问他。
“问你呢，”黄鑫龙说，“上哪里搞几个上市公司？”
“肯定不能在深圳，”吴晓春说，“深圳要想上市的公司太多，挤破头，不可能再给我们一个上市指标。”
黄鑫龙没有说话，也没有看吴晓春，这时候见吴晓春停下，便将脸对着吴晓春。虽然脸上的表情没有变，更没有出声，但吴晓春已经知道，这是黄鑫龙催他继续往下说。于是，吴晓春就继续往下说。
吴晓春说：“眼下上市指标实行的是总量控制条块配额。如果单纯从申请上市指标考虑，当然是去边远的省份和国家部委比较好。比如西藏，比如国家体委，比如国家民委，估计他们这些地方上市指标会好申请一些，因为竞争不会那么激烈。但是如果从长远的发展考虑，还是选择一些经济基础比较好，而现在的发展又相对滞后的地方，比如沈阳，比如武汉，比如西安，老工业基地，就是动作慢了半拍，如果我们去那里开辟阵地，首先在观念和操作手段上就占了便宜，发展得好，可以就地上市，即使最后没有申请到上市指标，也可以建立成为集团公司新的基地和利润增长点。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吴晓春最后这一句话黄鑫龙爱听，黄鑫龙要的就是万无一失。
黄鑫龙终于笑了，尽管笑的幅度不是很大，具体地说只是眼睛笑，而嘴巴并没有笑，如果不注意看，甚至就看不出来他是在笑，但是吴晓春还是看出来了。黄鑫龙就是这样微微透露一点笑意说：“好，你尽快整理出一个报告，直接送到我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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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二（32）
吴晓春感觉自己的机会真的来了。说：“是，我现在就去准备。”
其实，吴晓春根本就不用“准备”，报告早就写好了，就等现在这样的机会呢。但是，吴晓春没有说报告已经有了，而是说要去准备，这说明吴晓春这段时间思考看人看社会已经有了收获。他这样做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将来李惟诚他们知道的时候，可以解释为是主席自己看了报纸上的文章之后吩咐吴晓春写的报告，而不是他吴晓春事先写好了就等着这个机会的；第二，说现在去准备，并且很快就“准备”出来了，可以在老板面前显示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第三，报告要是得到肯定，还可以乘机给老板戴高帽子，说是按照老板的意思整理的。当然，报告上没有写“老板”，而是写“主席”，可见，吴晓春喊黄鑫龙主席是早有计划的。
第二天中午，当吴晓春把报告交到黄鑫龙手上的时候，黄鑫龙确实是吃了一惊。
“这么快？”黄鑫龙问。
“现在是电脑写作，比手写的快。”吴晓春说。
吴晓春这样说听起来是谦虚，其实暗中向黄鑫龙说明：我是懂电脑的。而在黄鑫龙看来，懂电脑就是懂高科技，印象自然要加分。
等李惟诚他们从老家回来的时候，黄鑫龙的决定已经形成，集团在武汉成立华中公司，由集团投资部经理吴晓春担任华中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当然，按照程序，这样大的决定需要经过集团高层会议讨论，形成决议之后，再报董事会批准。但事实上，这些程序仅仅就是“程序”，在集团公司，只要黄鑫龙认准的事情，哪有通不过的？况且，在当时看来，这个方案确实比盲目收购内地的国营企业更好更全面，特别是报告还专门为李惟诚他们的低成本扩张计划保留了面子和空间，说在内地区域经济中心城市成立分公司与集团公司前段时期制定的低成本扩张战略不谋而合，今后收购内地国营企业的计划就由设在内地的分公司具体执行，这样做既便于操作，节省成本，又可以保证在万一操作失败情况下，也不至于把火烧到集团总部来。
报告这样写，既给了李惟诚等人的面子，也封住了他们的嘴，让他们无话可说。
报告是吴晓春起草的，自然也就由他宣读。吴晓春在宣读的时候，始终把老板的作用放在第一位，仿佛报告的始作俑者并不是他吴晓春，而是黄鑫龙，他吴晓春只不过春节没回内地，留在公司值班，偶然被老板临时抓了一个差而已。吴晓春这样做，当然有谦虚的意思，但更大的考虑是争取决议顺利通过，并顺便获得老板的进一步好感。
值得一提的是，吴晓春在报告中始终都没有出现一次“老板”的字样，当然，更没有出现“黄鑫龙”三个字，自始至终都用“主席”或“黄主席”。由于这两个称呼出现的频率比较大，于是就形成了一个语言氛围，所以，在后来的讨论中，发言的人除了一片赞扬老板的英明果断高瞻远瞩之外，在说到黄鑫龙的时候，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了“主席”和“黄主席”。李惟诚听着自己的部下在上面宣读报告，心里多少有些酸酸的，他对报告的内容并没有多在意，但是，对“主席”和“黄主席”这个称呼在意了。虽然觉得酸，但也不得不承认，在这样一个正式的场合，使用这样的称呼确实更加贴切、更加正规和更加有档次，所以，在后来的发言中，他也一改以前的“老板”称呼，使用了“主席”和“黄主席”。例如说，我同意主席的观点，黄主席早就有过这方面的考虑等等。从此，集团公司对黄鑫龙的称呼就改了，不用“老板”了，而一律改用“主席”或“黄主席”。
《上市公司》二（33）
不用说，报告获得一致通过，董事会也全票批准。尤其是李惟诚，不知道是诚心还是假意，无论在集团高层管理会上还是在董事会上，都积极支持主席的提议，还为这个提议做了许多解释、说明和论证工作，仿佛在向人们灌输一个印象，主席的提议事先征求过他的意见，甚至就是他先向主席建议的。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想以此证明他李惟诚从来都不嫉能妒贤，毫无私心地培养集团新一代管理团队，为部下的提升创造机会。
为了把戏演得像，吴晓春离开深圳去武汉之前，李惟诚还专门设宴为他饯行。
推杯换盏之间，李惟诚还对吴晓春表示祝福，半开玩笑半诚心地说：过去在皇上身边做事，最好的结果就是做一名封疆大臣，你现在就算是我们新天地集团在华中的封疆大臣了。
“不敢，不敢。”吴晓春小心地回应，“您一直是我的老上司，这次能有这样的机会，也是您李主任提携的结果，这里我先谢了。我干，先干为敬。”
说完，吴晓春真的就一口先干了。干完了之后，还特意把酒杯倒过来，主动接受李惟诚的检查，证明他确实是干了。
吴晓春相信，在酒席上，也要少说多干。只要他多喝酒了，不管是诚心祝贺他的人还是存心嫉妒他的人，都达到了目的，那么，该开心的开心，该解气的解气，吴晓春自己也就达到目的了。
其实李惟诚刚才那番话也不完全是嫉妒，在集团公司做，做的职位再高，比如像李惟诚这样，做到了新天地集团董事，董事局主席助理、集团发展委员会主任，其实还是给老板打工的。而出了深圳就不一样了，比如现在像吴晓春这样，被派到武汉市去组建华中公司，虽然从整个集团的角度看，他还是一个打工的，为集团公司打工，为黄鑫龙打工，但是在武汉市，他就是老板，名副其实的老板，天高皇帝远，在武汉就是他说了算，所以他就是集团公司在武汉的老板。由打工的变成老板了，还不该祝贺呀。
由于那天像李惟诚这样对吴晓春表示祝贺的人比较多，有些年轻一点的甚至说出“发达之后不要忘记老弟”这样的话，听得吴晓春相当受用，酒比平常多喝了不少。喝到最后，吴晓春都有些飘飘然了，不禁自我得意起来。吴晓春忽然发现，做什么事情都要讲一个时机，好事情只有配合恰当的时机才能做成。好比买卖股票，选择买哪只股票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什么时机买，又在什么时候卖，否则，再好的股票，买进和卖出的时机不对，也能让投资人血本无归。眼下自己能被派到武汉组建华中公司这件事情更是这样，设想一下，同样这份报告，如果不是吴晓春耐心等待到一个恰当的时机直接给黄鑫龙，而是按照正常的程序在报告写成之后交给李惟诚，那么，在李惟诚那里轻则被耽误时间，重则干脆把计划压下。吴晓春知道，发展委这帮人做计划不行，但是否定别人的计划或者是在别人的计划里面挑毛病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话再说回来，即便是李惟诚没有压他，也没有拖延时间，但只要计划经过他的手，那么这个计划如果得到通过，功劳也首先变成他的了，如此，派到武汉去的可能就不是他吴晓春，而是李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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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二（34）
当然，吴晓春只是在心里得意，嘴上并没有说，毕竟和李惟诚是同龄人，虽然出道晚一点，但只要用心，城府并不比李惟诚差，所以，那天李惟诚为吴晓春设的饯行宴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结束。宴会之后，吴晓春就离开深圳去了武汉。
孙凯说的没错，上市公司确实有许多优越性，别的不说，单说知名度，就是其他公司无法相比的。吴晓春到武汉的时候，正赶上当地的一家公司花了六千万当了当年的标王，获得每天晚上在央视一套新闻联播节目之前几秒钟的露脸机会，可知名度还是远远赶不上新天地集团。新天地公司没有在央视上做露脸广告，却天天在股市上露脸，不是每天只露几秒钟，而是从早露到晚，晚上收市之后，关心股票的人还照样可以在电脑上看到“新天地”的字样。关键是，标王公司在电视出现与观众没有直接关系，而新天地的股价却直接关系到炒股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人们是真正的关注“新天地”，新天地公司的知名度当然比标王公司大。吴晓春一到武汉，就立刻感受到这种知名度所带来的好处。刚开始，吴晓春以为是武汉人天性热情，时间长了之后，才逐步体味到人们对他的热情除了武汉人的天性之外，还与自己作为上市公司二级企业的董事长身份有关。比如银行，在吴晓春的印象中，企业要贷款都是求银行的，没想到到武汉之后，银行信贷部主动与吴晓春接洽，希望吴晓春的华中公司在他们那里开户，办理结算，并考虑给他贷款。
吴晓春感受到武汉人的热情，但并没有滥用这种热情，而是巧妙地把这种热情用在公司的发展上。他首先是在汉口火车站附近买了块地，然后又从银行贷到款，并且在贷款到帐后，即刻将集团公司投入的三千万还了。提前还款的主要原因是集团对华中公司的投入不是无偿的，按照主席的说法，集团在武汉组建华中公司是只给政策不给钱，集团公司对武汉公司的投入其实是借款，是要支付利息的，并且利率比银行还高，在吴晓春能够从当地银行贷到款的情况下，他当然觉得提前偿还集团公司的借款更合算。另外，吴晓春觉得只要他把集团公司的投入还了，他就真的成了武汉公司的老板了。最后，当然也是最关键的，是吴晓春发现搞房地产开发似乎也用不着那么多钱。国家的地价款只须缴首期，然后是把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马屁拍好，余款就可以无限期地拖欠下去。税款情况也大同小异，反正是国家的钱，而国家的钱又掌握在个人手中，这些掌握国家金钱的人平常小气得要死，你跟他出去吃饭他从来都是要你买单，仿佛让你买单是看得起你，是天经地义，但是对于国家的钱他们常常慷慨大方，所以，吴晓春只要花很少一点代价就能把这些个人打发好，国家的大钱先欠着并无大碍。至于工程建设嘛，更不需要他担心，大把的建筑施工单位抢着垫资干。吴晓春豁然发觉有上市公司做靠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可以是地道的皮包公司，从规划设计到土建装修，从施工监理到楼盘销售，都有人代劳。既然如此，吴晓春当然先把集团公司的投入还了，使自己成为武汉华中公司真正的老板。
《上市公司》二（35）
当然，吴晓春也没有把武汉人的热情全部用在公司上，他多少也挪用了一部分用，正是这部分，使他在武汉重新获得了爱情。
由于工作的需要，吴晓春经常要拍别人的马屁和被别人拍马屁，被他拍马屁的是那些掌握国家金钱和政策的人，拍他马屁的是那些想从他这里接到订单或工程的人，如此，他就经常出入于娱乐场所。吴晓春最喜欢去的地方叫恺撒世界，因为恺撒世界是一个集餐饮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娱乐城，用武汉当地人的话说，就是一条龙，吃喝玩乐全包了。大约是经常出入的缘故，恺撒的女老总对吴晓春格外热情，正是这种热情，后来演变成了爱情。
女老总叫余曼丽，三十多岁，实际年龄三十挂底，看上去却只有三十出头。据说十三岁就进了部队文工团，武汉军区撤消之后，转业到汉口群众艺术馆。由于正好赶上群众*谊舞热潮，跟在后面学跳舞的人多，渐渐在武汉三镇有了名气。后来群众艺术馆事业单位企业化，很多吃惯了事业饭的人骂娘，但余曼丽却因祸得福，成了群艺馆下属歌舞厅的经理，再后来歌舞厅扩大成娱乐城，余曼丽就从经理升格为总经理，正儿八经的副科级，相当于部队的营级干部，跟副馆长平级，反而春风得意了。
由于是科班出身，舞跳得好，并且从小在部队生活养成了做事雷厉风行习惯和相对廉洁的作风，使她在新的岗位上如鱼得水，越干越有劲。比如娱乐城请歌手，按照武汉的规矩，歌手从娱乐城所得到的报酬当中有一部分是要反过来“孝敬”娱乐城经理或总经理的，但余曼丽不搞这一套，她觉得自己的工资加上娱乐城职务津贴和夜班补助已经够多的了，不需要再拿这份“外快”，因此，在同等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