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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七年，纪晓岚点论了唐代诗人李商隐的《玉器生诗说》。李商隐（813—858年），字义山，号玉器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李商隐是晚唐杰出的诗人，与杜牧、温庭筠齐名，时称“温李”或“李杜”。有《玉器生诗》三卷、赋一卷、文一卷，《南四六》甲、乙集各二十卷传世。纪晓岚颇为欣赏李商隐的献计献策风，称其“以情韵胜人”，“宛转有致”，“比兴缠绵”，“性情沉挚”。他在《四库全书总目·（李义山诗集）提要》中说：“自释道原以后，注其诗者凡数家，大抵刻意推求，务求深解，以为一字一句皆属寓言。而《无题》诸篇，穿凿尤甚，考商隐《府罢》诗中有‘楚雨含情皆有托’句，则借夫妇以喻君臣固尝自道。然《无题》之中确有寄托者，‘来是空言去绝踪’之类是也；有戏为艳体者，‘近知名阿侯’之类是也；有实属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是也；有失去本题者，‘万里风流一叶舟’之类是也；有与《无题》相连误合为一者，‘幽人不见赏’之类是也。其摘首二字为题，如《碧城》、《锦瑟》诸篇，亦同此例。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乖本旨。”以往的评家均将李商隐与温庭筠视为同一流派的诗人，并称“温李”。纪晓岚却不同意这种意见，他在《四库全书总目·〈李义山诗集〉提要》中评道：“商隐诗与庭筠诗齐名，诗皆缛丽。然庭筠多绮罗脂粉之词，而商隐感时伤事，尚颇得风人之旨。”李商隐的诗风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宋代的杨亿、刘筠、钱惟等诗人刻意模仿李商隐的诗风，并将相互间唱和的诗编成《西昆酬唱集》，于是便有西昆体一派产生，亦称昆体。李商隐的诗固然文采华美，间律和谐宛转，但却流于纤称。纪晓岚评李商隐的诗屡用“晚唐纤体”、“纤语”、“纤佻之极”、“情致有余，格律不足”等词语。他在《四库全书总目·〈二冯评点才调集〉提要》中说：“学江西者，其弊易流于粗犷；学昆体者，其弊亦易流于纤秧。除一弊而生一弊，楚固失之，齐亦未必得也。”
乾隆二十七年，纪晓岚点论了黄庭坚的诗集。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黔江居士，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登进士第，除叶县（今属河南）尉。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除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以诗为苏轼所称赏，与秦观、张耒、晁补之同为“苏门四学士。”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创始人之一，与陈师道、陈与义并称“三宗”，生前与苏轼齐名，在宋代诗坛地位颇重。他平生标榜学杜（甫）、学韩（愈），强调“无一字无来处”，讲究“点铁成金”。他的诗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甚至费解。做文方面，他主张“文乃道之器”、“理得而辞顺”，反对“好做奇语”，故而其文流畅圆转，形成了与其诗风完全不同的风貌。此外，黄庭坚的书法也很出色，名列北宋四大书家之一。纪晓岚在《书（黄山谷集）后》中评其五言古体“大抵离奇孤矫，骨瘦而韵逸，格高而力壮”；评其五言古律“皆多不成语”；评其五言绝句“大抵皆粗莽不成诗”；评其七言绝句“佳者往往断绝孤回，骨韵天拔，如侧径峭崖，风泉泠泠。然粗莽支离，十居七八，又作平调，率无味。”然而，黄庭坚毕竟是江西诗派的领军人物，他的诗风格瘦硬，以俗为雅，对当时的诗坛影响极大。后来，方回编撰《瀛奎律髓》，倡“一祖三宗”之说，更使江西诗派颇具阵容。黄庭坚诗风的主向是为禅学说教，且又典故连篇，故而形象枯萎，意境单调。所以，清初的冯舒、冯班起而“右西昆而辟江西”。冯班讥方回的《瀛奎律髓》：“方君所娓娓者，止在江西一派，观其议论，全是执己见以强缚古人。”他又在《同人拟西昆体诗序》中称：“自江西派盛，斯文之废久矣。至于今日耳食之徒羞言昆体。”为排斥江西诗派，二冯将《才调集》引为西昆体正宗，极力推崇。被西昆体诗人奉为圭臬的李商隐诗，却寄托深远，情意缠绵，词藻华丽，音调和谐，颇得纪晓岚的赞赏。与二冯针锋相对，江西诗派搜刻《宋诗钞》一百零六卷，唯独不收《西昆酬唱集》中的任何一首。于是纪晓岚将此“断为门户之争。”他本人却以超越门户之见的博大胸怀去评析江西诗派和西昆体各自的得失。而且，他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各种诗派的衍变与交替，提出了“极而将返”的命题。他说，宋初西昆体以讲典丽矫正晚唐诗风的猥琐之弊。“西昆过于雕琢”，欧阳修、梅尧臣以朴雅矫之。“元佑（宋哲宗年号）伤于平易”，苏轼、黄庭坚变而为姿逸。“南渡以后，江西宗派盛极而衰”，于是，“穷极而变，乃复其始。”元初杨载诗作，又开始“风规雅瞻，雍雍有元佑之遗音。”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正月，纪晓岚为父守孝期满，重新补授翰林院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擢左春坊左庶子，又任三通馆提调兼纂修。公务之余，他为儿辈讲述唐代刘知几撰、清代浦起龙注的《史通》，用朱、绿、紫三色笔正论删削，终成《史通削繁》一书。《史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对后世史学批评、史学史和史书编纂等学科的建立影响很大。时人徐坚称“为史氏者宜置此于座右也。”宋人黄庭坚认为《史通》“讥弹古人，大中文弊，不可不知也。”全书二十卷，成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分内、外篇：内篇十卷、三十六篇（原三十九篇，《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时亡佚）；外篇十卷、十三篇。内篇论史家体例，外篇述史籍源流和古人修史得失。全书本着“实录”和“直书”的精神，对以前的史书，包括被奉为经典的古代史书，从内容到编纂方法做了全面系统的指评总结。归纳古史为《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六家，统归为纪传、编年二体；将史学辅助科学细分为编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流。《史通》一书，因笔锋犀利，观点有悖于封建传统，颇受后世统治者和御用文人的非难。自元至明中叶，世人知之者甚少，连《永乐大典》也未将其收入。明以后，版本渐多，注家也相继而起。明神宗万历（1573—1619年）以后，有李维桢和郭孔延的《史通评释》、王惟俭的《史通训故》；清代有黄叔琳的《史通解释》一书，注释比较翔实，为较好的注本。浦起龙（1679—？年）字二田，江苏无锡人。曾任苏州府学教授。除《史通通释》，还著有《读杜心解》等书。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鼓城（今江苏徐州市）人。高宗永隆二年（681年）进士。武后时历任左史等职，兼修国史。玄宗时，官至左散骑常侍，后被贬为安州都护府（管辖今湖北安陆等县）别驾，不久去世。他年轻时便以文词知名，善于辩论，又好言时政得失，词旨直切。他执掌史职近三十年，专攻史学，善于分析名史的利弊得失。又因屡次参与修史工作，对某些流弊看得很清楚，提出了“史才三长”（指才、学、识）的著名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除《史通》这部著名的史学理论专著，他还参与编纂了《文馆词林》、《姓族系录》等著作。纪晓岚所以要删削浦氏注的《史通》，不仅仅是为了教授儿辈，更是为了实践他一贯的论史“要当以人重，不当仅求之词藻间”的史学观。而他的论史方法则主张博采史料，善采史料，慎采史料。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才完成了《史通削繁》一书的删正编撰。纪晓岚在《｛史通削繁｝序｝中说：“刘子元（原为子玄，纪晓岚为避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名讳，以元代玄）激于时论，发愤著书，于是乎《史通》作焉……刘氏之书，诚载笔之圭臬也。顾其自信太恿，而其立言又好尽，故其抉摘精当之处，足使龙门失步、兰台变色；而偏驳太甚、支蔓弗剪者，变往往有之，使后人病其芜杂，罕能卒业，并其微言精义亦不甚传，则不善用长之过也。注其书者仅数家，互有短长，浦氏本最为后出，虽轻改旧文是其所短，而诠释较为明备。偶以暇日即其本细加评阅以授儿辈。所取者记以朱笔，其纰缪者以绿笔点之，其冗漫者又别以紫笔点之。除三色笔所点外，排比其文，尚皆相属，因抄为一帙，命曰《史通削繁》。”他在《四库全书总目·｛史通通释）提要》中也认为浦氏注本改正了郭、王、黄诸注本的论舛，而浦本也有因臆改以致误之处，故不惜精力笔墨，对浦注本做了细致入微的删正。清人黄兰修为黄注纪评本做跋，曾说：“昔黄鲁直谓‘论文则《文心雕龙》，论史则《史通》，学者不可不读’。余谓文达（纪晓岚卒后谥文达）之论二书，尤不可不读。”可见当时学者对《史通削繁》一书的重视。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初六，纪晓岚多次评阅《文心雕龙》告竣，书年月日于该书第十卷末尾。《文心雕龙》成书于南朝齐末，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专著。全书分上下两编，各五卷、二十五篇。上编前五篇《原道》等属导论性质，阐述其基本文学思想。第六至第二十五篇分述各种文体的特征与源流演变，可说是后世分本文学史之鼻祖。下编二十五篇，末篇《序志》是全书的序言，其余各篇探讨文学创作与指评的原则、方法，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以及文学鉴赏等问题。全书主导思想属儒家。其文学思想主要挟击“为文而造情”的片面追求形式的文风，主张“为情而造文”，但对形式的积极作用也很重视，并具体探讨构思、修辞等方面的问题，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受社会现实的影响和制约。其文学思想，不仅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且引起国外许多学者的重视。《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约465—约532年），字彦和，原籍莒县（今属山东），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早年笃志好学，因家贫未能婚娶，依靠和尚僧佑的接济为生。梁武帝时，他曾任奉朝请、东宫通事舍人等职，深得昭明太子萧统的重视。晚年出家为僧，法名慧地。早在南齐末年，他便完成了《文心雕龙》这部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巨著。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文心雕龙《成书于南朝梁代，纪晓岚指出：“据《时序》篇，此书实成于齐代，今题曰梁，盖后人所追题，犹《玉台新咏》成于梁而今本题陈徐陵耳。”这是《文心雕龙》研究史中最早提出的该书“成于齐末”说。他在《四库全书总目·〈文心雕龙〉提要》中亦做如是说。在《文心雕龙·原道》的眉批上，他又论说：“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足见在六朝士之上。”对刘勰在文学理论上的历史性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纪晓岚评定的是清人黄叔琳辑注的《文心雕龙》本，后人将黄注与纪评合刊，这便是《文心雕龙》研究者所熟知的《文心雕龙》黄注纪评合刊本。纪晓岚所以评阅《文心雕龙》，是因为他的文学批评观在许多方面与刘勰相通相近。刘勰在《知音》篇中认为：“缀文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人情。”纪晓岚则认为：“文章一道，关乎学术、情性。诗品、文品之高下，往往多随共人品。”这里，纪晓岚不仅肯定了刘勰提出的命题，而且发展、丰富了这个命题：文章关乎性情，文章关乎人品，文章关乎学术。然而，他们之间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依然是人品、文品这个问题，刘勰为论证“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举了大量文学史上的实例，因而断言：“触类以推，表里必符。”纪晓岚却不同意他这种绝对化的说法。在纪评《文心雕龙》中，他写道：“约略大概言之，不必皆确。百世以下，何由得其性？人与文绝不类者，况又不知其几耶！”他在《四库全书总目》的许多诗文评里，便屡屡揭示出文学创作活动中“人与文绝不类”的种种情形。刘勰主张用比较的观点去评论作家和作品。对此，纪晓岚给予极大的认同。他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对宋人邵宝编纂的《苏门酬唱集》评论说：“比而观之，可以知其才力之强弱与意旨之异同。较之散见诸集，易于互勘，谈艺者亦深有裨也。”正是因为纪晓岚在《文心雕龙》中写下了大量的精辟博深的评语，所以在清代便有黄兰修等人断言，《纪评｛文心雕龙）》尤不可不读。”
乾隆三十六年，纪晓岚点勘了《王子安集》。王子安即王勃。王勃（649—676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隋末著名学者“文中子”王通之侄。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举幽素科及第，授朝散郎。沛王李贤（即注《后汉书》的章怀太子）慕其名，召为王府修撰。当时京城长安风行斗鸡，诸王子也乐此不疲，王勃戏做《檄英王鸡文》。高宗知道后，认为这是在诱使诸王子争斗，将他赶出了沛王府。他在四川漫游了一段时间后，被补为虢州（今河南灵宝县）参军。因恃才傲物，同事们都嫉恨他。官奴曹达犯了死罪，藏在王勃的住所。他怕走露风声，便杀曹达灭口。事发以后，本应处死，后遇赦革职。其父王峙也被连坐，由雍州（今陕西西安市方围：东至渭南县，西至乾县，南至秦岭，北至铜川市）司功参军贬为交趾（今越南河内市西北）县令。高宗上元二年，王勃去交趾探父，渡南海，堕水溺死。王勃六岁时便善写文章。他与李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并称“初唐四杰”。他们虽仍承六朝余习，却又积极倡导刚健雄迈的文风。王勃在文学上的成就尤为突出，特别长于记、序、碑铭体的写作。他的《滕王阁序》是历代传诵的名篇。王勃原有集二十卷，已散佚。今传《王子安集》十六卷，是明末张燮依据《文苑英华》诸书采辑而成的。清代蒋清翊有《王勃全集笺注》，见《全唐文》第一百七十七至一百八十五卷。纪晓岚点勘的《王子安集》即明末张燮依据《文苑英华》诸本采辑而成的十六卷本。他在《四库全书总目·〈王子安集〉提要》中说：“勃文为‘四杰’之冠，儒者颇病其浮艳”说，并解释道：“‘身名俱灭’以责轻薄子，‘江河万古’指‘四子’也。”他又在此《提要》中引唐代一行僧、段成式、韩愈和宋代洪迈等人推赞王勃的文字作为论据，并进而说：“韩之所以推勃亦为不浅矣。夫一行、段成式博洽冠绝古今，二甫、韩愈诗文亦冠绝古今，而其推勃如是。枵腹百战之徒，掇拾语录之糟粕，乃沾沾焉而动其喙，殆所谓蚍蜉取撼树者欤？今录勃集，并录成式及迈之所记，庶耳食者无轻底焉。”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纪晓岚对王勃的诗文也是极为推崇的。
乾隆三十六年，纪晓岚点勘了《韩致尧集》。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韩内翰别集〉提要》中对韩偓的评价极高：“偓为学士时，内预秘谋，外争国是，屡触逆臣之锋。死生患难，百折不渝。晚节亦管、宁之流亚，实为唐末完人。”纪晓岚点勘的即《韩内翰别集》。他对唐以后一些评家责难韩偓诗风的香艳很不以为然，在《〈韩内翰别集〉提要》中，为此大鸣不平：“其诗虽局于风气，浑厚不及前人，而忠愤之气时时溢于语外。性情既挚，风骨自遒。慷慨激昂，迥异当时靡靡之响。其在晚唐，亦可谓文笔之鸣凤矣。变风变雅，圣人不为，又何必定以一格绳之乎？”
纪晓岚一生评论的书籍，远远不仅这些。这些评论，皆属当时学术前沿的焦点问题，奠定了纪晓岚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家地位，是纪晓岚之所以成为纪晓岚的根本原因。
方圆实战：要隐藏自己处世做人的智慧
势不能为则不为，如果势不能为则偏偏要勉强为之，必然是既不会获得成功，甚或因此忍受失败和屈辱。因此他讲，“连环可解，我不敢；知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这是纪晓岚的人生智慧。做人的智慧要隐藏起来，不可向人卖弄，卖弄处世智慧会令人反感。
纪晓岚的朋友何子山先生向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雍正初年，有一道士善于用符降妖。他曾经到西山极深密处，爱其林泉，打算结庵习静。当地人劝告他说：这里是鬼魅之巢窟，伐木采薪者非结队不敢入，甚至连狼虎都不能居，先生应该慎重考虑。然而道士仗着自己有道术，因此并没有在意当地人的劝告。
不久而鬼魅并作，或盗窃其盖屋所用木材，或迷惑其工匠，或毁其器物，或弄脏他的饮食。如果道士行走在荆棘中，总是步步挂碍。如遇到野火四起，风卷树叶，千手千目，应接不暇。道士非常生气，便利用道术结坛召雷将，欲对鬼魅进行讨伐。然而神降则妖已先遁，大索空山无所得。可当诸神离去，则鬼魅数日又集。如是者数回，诸神厌恶道士虚报敌情，再招时便不复应。道士无奈一手结印，一手持剑，独与鬼魅相战，竟为鬼魅所败，被拔须败面，裸而倒悬，遇樵者始得解，狼狈逃去。
纪晓岚因此感叹说：“道士不过是依仗其道术罢了。然而势之所在，即使是圣人也不能逆；党群之已成，即使是至尊的帝王也不能破。事久则难变，人众则不胜诛啊。所以唐代想除去牛、李之倾轧，甚至难于河北之藩镇。道士不明白众寡形势，客主之局，不量力而婴其锋，取败也是理所当然的。”
另有一则故事：浙江有一僧，立志精进，誓愿艰苦，甚至从未有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一天夜里，看到有一美艳的女子从窗户中偷看，知道是心魔来了，立即禅定，如同没有看见。女子蛊惑万状，终不能近禅榻，如此连续数夜，也终不能使该僧起一念。
女子觉得黔驴技穷，便远远地对他说：“师傅有此等定力，我当然应该断绝妄想。虽然，师傅为作天中人，知近我必败坏道，因此怕我如同虎狼，可即使努力得到非非想天，也不过柔肌著体，如抱冰雪；媚姿到眼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