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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趋势之脉理分析
——与趋势大师奈思比的对话
香港大学百周年校庆，邀约翰奈思比于同样有百年历史的陆佑堂演讲，邀我与另外两位嘉宾作对话回应。奈思比教授曾写《大趋势》、《亚洲大趋势》、《中国大趋势》三书，是国际间备受尊崇的趋势学大师，因此，我也以我的“中国大趋势”观点与奈思比切磋。
去年，我曾出版《中国大趋势？大博弈》一书（长江文艺出版社），分析未来30年的十个中国大趋势。这未来30年的中国大趋势，在相当程度上，都能跟过去30年及过去60年中国的发展历程作出有趣的对照，罗列于下：
（1）内需化；（2）民营化；（3）城镇化；（4）反暖化；（5）人民币国际化；（6）人口老化；（7）可持续化；（8）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化；（9）两岸统一化；（10）（全球权力格局）中美博弈化。
这十大趋势，个别分开来看，都有其何以作出如此判断的理论与逻辑，但那天与奈思比对话的早上，散步时思考，总觉得这10个大趋势彼此之间，似乎还缺了些横向联系的逻辑与脉络，经过探索推敲，乃得到另外三个角度的观察与分析，也是本文的重点。为作一区别，之前的10个中国大趋势，是“从现象角度的分析”，本文提出的新的三个中国大趋势，是“从脉理角度的分析”。后者，又可以分别从（一）微观；（二）中观；及（三）宏观三个角度来谈。
（一）微观角度
微观角度指的是“人”。人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有需求有供给。中国13亿人，未来30年的需与供，跟过去30年有很大的不同。需求方面，过去30年主要是食与衣，未来30年则是住、行、育、乐、医、安六项。“十二五”之后，要满足的就是后面这六种新的民生需求。供给方面，中国人从8亿到13亿，过去30年提供的主要是劳力，未来30年，提供的更多的将是脑力。这就需要对教育、科研、培育有更多的投入，也是那天奈思比最强调的重点。
微观，也就是在人的方面，理顺了供与需，就相当于打通了“任脉”。
（二）中观角度
中观角度指的是“体制”。过去30年，中国侧重的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成果斐然，但由此也产生了许多利益分配的矛盾，需要通过更好的社会发展来梳理，也就是社会体制改革。而最好的社会改革，通常需要通过以民主为内涵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进行。邓小平曾说，中国所有的体制改革，其最终成败，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这个意思。“十二五”规划强调社会管理，应可视为是这个大趋势的起步。
中观，也就是在体制方面，理顺了经济、社会及政治体制改革，就相当于打通了“督脉”。
任督二脉都打通之后，中国的元气就大盛了，也会具体体现在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及人民币的强势之上。
（三）宏观角度
宏观角度指的是中国在全球权力架构中的角色与地位。
把中国放在全球体系中来看，过去30年，中国与全球就是一个吐与纳的过程。中国“纳”的是资本、技术、管理与原料；中国“吐”的是制造业产品。由于能量尚小，所以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接受者”而非“影响者”或“决定者”。未来30年趋势将有很大变化：（1）中国与全球的吐纳关系将从有形的物质层次快速延伸到无形的文化与文明层次；（2）通过吸纳，中国将极有可能再一次出现大历史中罕见的文明融合与创新；并且（3）由于中国能量增长，中国的价值与范式将对全球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会不会如我所料，将由时间证明。
2012怎么看
让全球感到烦恼、纷扰、焦虑的2011年即将结束，美国《时代》周刊也把“抗议者”选为年度风云人物，应是为2011年下了一个清楚的脚注。
2012年怎么看？逻辑上看，必然受到关注的不外三点：一、危机会不会爆发；二、契机会不会产生；三、不确定因素会如何出现。就全球全局来看，主要焦点又集中在：欧债危机、大陆经济及东北亚变局。
先看欧债危机。2011年底的欧盟峰会似乎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除英国外，所有26个成员国都加入财政联盟，但其实还存在着不少变数。一些国家现在已经有点后悔动摇了；一些国家则在英国撩拨下（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自反对欧元始，从来就是一个“搅局者”），似乎也有二心。更重要的是，财政联盟是亡羊补牢的体制改革，是远水，远水救不了近火。近火是2012年第一季2、3月间，希腊、意大利等都有巨额债务要还，危机已在倒数计时了。┬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就近能够拿来救火的水管只有三条：一、在国际货币基金（IMF）水库中注水；二、同意欧洲央行（ECB）采取像美国联准会一样的量化宽松政策；三、发行欧元区统一公债。但这三招，成否均取决于德国总理默克尔。欧债危机会不会爆发更大的危机，还是终于出现转机，默克尔动见观瞻。
中国大陆是第二个焦点。2008年9月的救市行动，拉动内需，虽缔造了连三年9％以上的高经济成长率，但也拉出了不少泡沫：产业泡沫、房市泡沫、基础建设泡沫、地方债泡沫、高利贷泡沫。每一个泡沫既可以独立爆破，又可以彼此冲击连环爆破。“末日博士”纽约大学罗比尼教授因预言中国经济2013年会硬着陆，所以预言全球经济2013出现“完美风暴”，最近又修正提前到2012年。他所以预言大陆经济硬着陆，正是出现了太多泡沫。
中国经济只有三个选择：一、硬着陆；二、软着陆；三、不着陆。不着陆只能是暂时不着陆；泡沫迟早要破，愈迟伤害愈大。硬着陆未必就是坏，例如房市泡沫让它快破，让房价回到合理价格，反而会因此产生真正的新需求。如何权衡拿捏、如何设计操作，考验着中国领导人。大陆GDP成长率对全球GDP成长率的贡献达到一半；中国经济动见观瞻，温家宝也动见观瞻。
第三个焦点是朝鲜。金正日去世，立刻震撼全球金融市场。朝鲜作为源头，牵动东北亚、西太平洋，可能产生对全球的影响，现在才刚开始。
北朝鲜，就全球大棋盘言，是一个“子”，但对全球全局影响而言，绝不只是一个“子”。金正恩能不能罩得住局面、保持政权稳定，是一个“子”的概念。但对美国而言，金正日之死，也许真的进入到美国“战略容忍”的设局之中，美国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因为独裁者猝死之后，若接班人培养时间不足，政权结构必会发生变化。
美国奥巴马总统上台后，明显地在部署一个在地缘上针对中国的环型包围圈，从东北亚的日、韩，经台湾、菲律宾，东南亚诸国如越南、柬埔寨、缅甸，再到印度、阿富汗，最后绕经中亚，收尾于蒙古。其中，北朝鲜与缅甸这两个过去与西方格格不入却又与中共交好的铁桩脚，更是美国急欲拔除的对象。因此，北朝鲜这一“子”，几乎牵动整个棋盘的大局。金正恩能不能守住大局，肯定不只是北朝鲜一国的内部事务。金正恩当然也是动见观瞻。
《时代》周刊依惯例每年年底选出年度风云人物，当然很有意义，但换一下脑袋，如有著名媒体能在年底选出预见性的新年度风云人物，不也是很有趣而又有意义的事吗？
海权VS陆权
——中国21世纪战略新思维
中国发表《外交政策》白皮书，首次将海权以专章论述，显示了中国在新世纪战略布局上对海权重视的新倾向。
中国历来都是一个陆权大国。这主要是，（一）中国在地缘上位于欧亚大陆，中国西陲更直接深入到欧亚大陆的腹心；（二）人类历史至少在10世纪甚至15世纪之前，远洋航运的技术都未臻成熟，一直到15世纪初明朝郑成功下西洋才正式大规模地揭开了人类远洋航运的历史，可惜昙花一现。
然而，继郑成功之后，西方哥伦布、麦哲伦陆续的海上探险却展开了近代西方海权强国的崛起。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到英国、美国、日本，可以说，近500年来，所有列强无一不是海权国家。海运的兴起也为重商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发展作了最好的铺垫。。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对中国而言，在明初昙花一现、戛然而止的远洋活动之后，却走上了战略收缩，甚至最终到了闭关自守的地步。“西”进“东”退的结果，就是近两百年来，帝国主义频叩中国大门，闯开大门，欺凌中国。中国也进入到3000年来最恶劣不堪的处境。
所谓否极泰来，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几场关键的边境战争终于稳住了一再下挫恶化的趋势。1979年的改革开放，终于很勇敢地再度打开大门迎向世界，并且，连续30年的快速增长也为中国的复兴崛起开了一个最好的势头。对连续几代的中国人而言，深刻的经验是：侵略来自海上，机遇也来自海上，甚至未来的挑战也来自海上。——近来出现的海洋关注以及海权思维，因此是一个逻辑的必然。
近年来，中国的经贸网络迅速遍布全球，远洋海军从无到有，“利益疆界”也成了新的战略思维，这一切，都标志着一个新的中国海权世纪正在揭开序幕。《外交政策》白皮书的“海权”新一章正是一个时代的注记。
新世纪的中国，重视海权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中国的海权战略要取得成功，必须留意三个关键：
（一）陆权不可偏废。刚才说，中国从来就是一个陆权国家。欧亚（在一定程度上，非洲也是）大陆作为一个“世界岛”从来就是人类文明的重心。近几百年来，纵使海权国家兴起，也未曾根本改变这个形势。中国绝不能疏于对中亚、西亚及中东的经营。尤其，美国在经历了伊拉克及阿富汗战争的挫折之后，已决定采取战略退缩，再加上美国在穆斯林政策上始终都难以甩掉两个包袱（1）以色列因素；（2）基督教基本教义派因素，对中国而言，这是十分有利的时机。必须认知到，陆权是中国的战略纵深，是为海权的伸张作为后盾的。
（二）海权战略有狭义及广义两种概念。狭义的海权战略主要指军事；广义的海权战略则包括经济、贸易、政治、外交、科学、法律等等，总的来讲，是一种广泛的海洋发展观。
所以，广义的海洋战略的形成，必须从观念、意识、教育及人才培育开始做起，深入到每一个领域。具体举例，中国的海洋教育相当薄弱，专业的海洋大学屈指可数，高层次的海洋研究也很有限。其次，中国的政府体制中，主管海洋部门的规模及位阶也必须积极扩充与提升，非如此，不足以发展海权战略。
（三）就地缘战略角度来看。中国近年来努力发展远洋海军，并不断尝试出太平洋及印度洋，也在印度洋相关国家投资建设深水港，布建珍珠链。但如把中国的海洋战略视为一盘棋，那么这盘棋中的最大场或最关键的一子，就是台湾。台湾这子必须下好，然后中国才能在东海、南海取得优势，并且冲破美国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直出太平洋，使黄海、东海、南海、台海成为中国准内海。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新世纪真正成为一个陆、海双栖两权皆备的大国。
2010“对冲”中国？
2010中国经济怎么样？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没有一年比今年更难研判。这就是为什么索罗斯东来中国，将重兵猛将部署在香港的缘故。
刚结束的2009，全球经济两个字：L加V，实体经济是L，资产市场是V。中国经济也是两个字：V加V，双V，实体经济与资产市场都有V形反弹。但要补一句，宏观经济明显的已出现产能过剩、重复投资、资产泡沫、物价上涨等问题。
在全球范围中一枝独秀、风光这边独好的表现，让人们继续看好中国。中国出口跃居全球第一（超德），中国GDP全球第二（已经或将超日），中国汽车销量全球第一（超美）……，一个又一个的翻新指标，令人目不暇接。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跟“13亿”这个魔术般的数字有关，而这“13亿”的潜能，无论是生产力、脑力、市场潜力，似乎都方兴未艾，后劲无穷。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尤其是美国经济远未复原，中国的出口市场恢复不易，甚至新一轮来势汹汹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潮前浪已经到来。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撰文：《让我们发动一场对中国的贸易战吧》形同宣战檄文。除了外患，还有内忧。在国内巨量流动性及海外流入的大量热钱的夹击下，楼市、股市大幅飙升，物价也已出现了通膨的苗头。投资专家查诺斯在《纽约时报》撰文警示，“中国楼市泡沫比迪拜还要严重”。因此，一定程度的货币政策的调整看来已势所难免。内外变数均多，西方投资家大弹“卖空中国”之调，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边看好，看得如此之好，一边看空，看得又如此之空，究竟对“中国”，应该是“买入”还是“卖空”，2010年的全球市场势将出现罕见的多空交战。索罗斯，作为一个“对冲”鼻祖，有其极为敏锐的嗅觉，目前决定将其旗舰投资公司“索罗斯基金管理”移师香港，开设办事处，并调来两员猛将坐镇。索罗斯是不是看好中国？是的。但准确的说，是看好中国的“对冲投资环境”！说得干脆点，“对冲”中国。
有一个有趣的问题，索罗斯明白，2010年的中国经济既可以看多，又可以看空，他的本事就是比别人能看得更早一点。那么，他又是如何看，根据什么作出判断的呢？
角度当然只有两个。一个是国际尤其是美国的动向，涵盖面包括金融、贸易、政治、战略等等，这些讯息，他有的是。再一个就是中国的政策动向，以决定力与影响力言，这个比上一个更重要，是他功课的新重点。
就理论言，中国2010宏观经济的走势取决于两个方面：（一）能不能做好软着陆？（二）能不能进行硬改革？
软着陆指的是让股市、楼市降温，但不是剧挫，同时还要把物价上涨的势头压住。这就要靠货币政策的调整，包括信贷控制、公开市场操作、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或利率，甚至调整汇率，总的方向是紧缩。但货币政策的紧缩不能影响到“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所以财政政策必须维持积极扩张，一言以概之，就是“调‘货’不调‘财’”。
财政政策既要积极扩张，所以投资力度不能减，甚至还要加强，但却需要避免再犯重复投资与产能过剩的毛病，因此，调结构就成了重中之重。
调结构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产业结构、产权（国与民企）结构、城乡结构、中央与地方财政结构、收入结构、区域发展结构等等，而所有这些结构的调整，在不同程度上都会联动到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及政治改革。所以，“调结构”能否成功与“硬改革”有关。
总而言之，2010中国经济怎么看？主要就是看“软着陆”与“硬改革”，软、硬两手都搞好，势必看好，否则反之。想必索罗斯亦应如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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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省”VS“海东省”
深圳特区和厦门特区成立30周年庆典分别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道贺，并揭开了中国新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些特区及海西经济区进行更多先行先试改革试点的序幕。
2005年10月“支援海峡西岸经济发展”写入“十一五”规划纲要；2009年5月，以福建为主体的海西经济区战略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2011年即将启动的“十二五”规划，包括汕头、厦门、福州及温州四市，以福建为核心，扩延到浙江南部、江西东部及广东东部，涵盖范围255平方公里的海西经济区，势将成为中国宏观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
30年前，邓小平圈定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地方，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实验的特区，30年来，表现不一，深圳最为出色，其次珠海、厦门，再次汕头。其中原因，地缘因素或为关键。深圳、珠海面对的是香港、澳门；厦门、汕头则隔海峡与台湾对望，台湾海峡则成了两岸当局政治对立下的分隔带。福建跟台湾，不但难言经济整合，厦门与金门，更是典型的咫尺天涯。__
必须看到，海峡两岸如此的对立与隔阂，其实，并非始于1949年之后的两岸分治。几乎可以说，从台湾进入到中国历史舞台一开始，基本上就没有摆脱过这样的宿命：（1）明末郑成功以台湾为根据地反清复明，海峡两岸对峙；（2）康熙派施琅平台湾，目的在平乱，而非在主权的考虑与经济的动机，那时天朝尚无主权意识，故平台之后，治理并不积极；（3）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频叩中国大门，台湾成了美、日觊觎的标的，仍未引起清廷警觉，直到1873年台湾发生牡丹社事件，引发中日外交纠纷，清廷派钦差大臣沈葆桢赴台处理，才对台湾民情及台湾战略地位有了初步的了解；（4）在这样的了解下，终于决定台湾建省（1886年，比海南建省早了102年），派富有战略眼光，决心建设台湾使台湾能成为中国东南屏障的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及其后数任巡抚积极建设台湾，发展实业，并铺设两岸之间第一条通讯电缆。惟时不与我，如此密切的两岸整合为时仅不过10年，便因1895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割让台湾而告一段落；（5）从1895到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1年，两岸关系当然是疏离隔阂的，尤其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