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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顿州的山中、住房带有太阳能系统的微软公司的电脑怪人。在第一阶段，人类和自然亲如一家，和睦协调；在第二阶段疏离；在第三阶段则是家庭成员重逢团聚。
遗憾的是日本全都准备好了朝“后工业化时期”发展，但总觉得自己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人与自然的疏离完全得到了认可，可是没有重逢团聚。想法急剧地变为：古老而自然的事物不但是“肮脏” 、是“麻烦”，甚至是危险，这种想法甚嚣尘上。
即使在1996年NHK制作的纪录片中，同样也报道了东京住宅区里栽种树木的困难。某住宅区行道树是榉木，树干高耸挺拔，枝丫优美地舒展开来，但居民的日照被遮挡，秋天会有大量的落叶，居民就大发牢骚；枝丫遮挡住道路标识，驾车人流露出不满。许多居民希望砍伐这些树木，与东京都协商，结果是砍伐掉部分树林，剩余的高大榉树也被修剪掉高高张开的树枝，这样才解决了问题。这片榉木缩小了规模，就如同东京随处可见的行道树一般。
给政府打投诉电话原因不仅仅是落叶。据英文报纸《读卖日报》（Daily Yomiuri）报道，京都市有许多投诉电话，诉说四周田地里的蛙鸣太吵。京都市环境管理科科长板仓丰说：“有人要求我们把青蛙统统消灭，一个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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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治山治水：充满灾害的列岛（2）
不仅是树木和动物，所有自然物都被打上了“污秽”这一烙印。据作家兼摄影家藤原新也所写的文章介绍，他在东京店头亲眼目睹，一位母亲说东西脏，就把幼小的孩子从手工制品处拉开。藤原指出，这位母亲的表现说明，“比起用自然材料手工制成东西，日本女性是多么地喜欢不带人类气息、富有光泽、无斑点的塑料制品。”自然是肮脏的，比起山脉、河流那无次序的轮廓线，光滑的表面、笔直伸展的线条更美…。如果考虑到这种传统，上述想###植根于现代日本这一点就并非不可思议了。
干净
但是，这种想法已经在日本现实中扎下了根。我们经常使用“干净”一词，它具有“美丽”的含义，同时也有“整齐清洁”之义。用推土机刚刚平整过的山坡、用混凝土刚改建的河岸等也可用该词表述。说修长整齐的人造物是“美丽干净的”，这是日本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处于“发展中国家”时期的后遗症。当时，日本农村几乎没有铺设马路。当看到高低不平的泥路改建成铺上沥青的平整马路、铮亮的钢扶手代替了开始腐朽的木制扶手时，可以想象人们是多么地喜悦。那种欣喜的感觉没有消失，结果，日本就带着工业化阶段的目标迎来了第三阶段——后工业化时期。
第二阶段的目标与第三阶段的技术相组合这极其危险，其结果是丧失了大自然的精气。如今，当你驾车行驶在日本农村，到处都可以看到“杀死精气”的过程。不单是把海岸或海岬突起的岩石切削掉，将它改建混凝土铺就的平缓曲线这样的浩大工程，就是在细小部分也能看到这种伤害。比如说，就连公园的小径也铺上沥青，安装上金属护板。另外，即便是一点点台阶也必须安装上铮亮的镀铬扶手。
不仅是日本人，也有外国人喜欢这种缺乏生气的平坦表面。看到日本的新风土、拼接整齐的马路接缝和路肩、几何学线条的拐角、由机械打磨而成的光滑表面，人们也会不由自主地认为它是“现代化的”。比如说，也有外国人比日本人更爱这种“干净”。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过在这种机械性景色形成之前的森林、农田、岩石的奇幻，难以想象日本传统的自然美。一望无际的光滑表面、混凝土预制板和金属制品一个个制作精致，显得现代感十足，因而，他们就会断言日本是超现代性的。关于这一点，日本存在推翻“现代性”常识的要素。这样说是因为日本的“干净”也可以说是工业模式的过度发展，它给大自然和街区带来了不计其数的伤害。不能保留任何自然之物，无论从哪个地方都要“杀死精气”，必须把它改换成光滑的表面。这或许是日本传统的自然美输给了现代技术的一种证据，说明日本并不是很好地掌握尖端技术的国家，而是对技术有误解。
全面控制
日本的文化危机如果是“传统社会”对“西洋技术”这种简单问题，就能比较简单地加以解决。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危机的种子也存在于传统文化之中。艺术爱好者称赞日本人的“热爱自然之心”，因为它产生出石沙庭园、盆景和插花等。但是，常被忽视的问题是，日本的这种传统倾向与大自然的自由奔放处于对立的两极。日本传统艺术历经好多世纪，在统治国家的武家社会的强烈影响下，寻求涉及到枝节末叶的全面控制。
全面控制是日本的长处之一。它产生出茶道和能乐，名闻遐迩的装配流水线其质量管理也是全面控制的产物。对欧美人士来说，全面控制是理所当然的粗暴感觉，在日本没有存在的余地。然而，全面控制是把双刃剑。它与现代技术的力量相结合，并直指自然环境时，就会带来残酷而致命的影响。
在研究日本的著作中，嗟叹现在的丑和传统的美之间的落差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主要被论及的是现代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的对立。然而，在考察21世纪的日本所具有的不幸时，总是发人深思的是：是不是传统价值本身产生了许多问题？住在东京的日本学###唐纳尔德·里奇指出：“扭曲盆景的枝丫和扭曲地形之间有什么差异吗？”
1995年，镰仓市民遭受突然袭击。镰仓市公布计划说，要砍伐100多株作为城市象征也名闻遐迩的樱花树。据说是为了在那里修筑防护壁。因为市民投诉说山坡斜面落下石头，镰仓市认为山坡斜面 “地震时很危险”， 尽管那里是寺院的土地，依旧要修筑防止落石的护壁。
在当今日本，即便是自然界中极小的事情，立即会引起“杀鸡用牛刀”的反应。即便只是台风刮倒了装满黄沙铁桶，哪怕只从山顶落下一块石头，那也是行政机构必须对待处理之事——那也要用大量的混凝土去整修。
在半山腰或海岸，到处都必须总体控制，这种思想由某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所支撑，距离日本专擅的“热爱自然之心”很远。按照这种意识形态，自然被视为日本的仇敌。这就是说日本的自然极其严酷，日本比任何国家都要苦于自然灾害。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这里就从建设省河川局的出版物中摘录一部分。
“地震、火山、洪水和干旱，屡屡给日本带来悲剧。仅据残留纪录记载，我国的历史自古就是与自然作斗争的历史。……我国作为地震国家久负盛名，但对日本而言，真正的灾难恐怕是与水相关的问题。在日本列岛，每个季节都会发生极端的自然现象。因而，对于生息延续，有必要不断地做好预先准备，水经常引起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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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治山治水：充满灾害的列岛（3）
说日本历史是“与自然作斗争”的历史，这并非只是建设省的宣传。“治山治水”是天下大事，其根源可以上溯到1 000年以前的传统。
就历史而言，饱受战争、饥荒、洪水所苦的程度，中国比起日本来要严重得多。为此，在中国，常会因自然灾害，无数条人命被夺走，为数众多的物质遗产遭破坏。中国的领土要比日本辽阔许多，但从前的木结构建筑和以纸、绢为材料的艺术作品，日本保留下来比中国多。另外，意大利也苦于火山喷发和地震，这远远超过日本。但无论意大利还是中国，都没有把自己国家的历史看成是“与自然作斗争”的历史。不知日本为何会那么认为，这也许同日本自古以来的理想“和”有关。无论是政权更迭还是气候变化，所有的突然变化都会打乱“和”。
充满灾害的日本列岛
日本深受自然灾害伤害，就自认为是可怜的国家，这种受害妄想症似的想法积淀在日本文化中。在大众传媒中，如此的标题是家常便饭，即使在学校也被老师如此教导。这也就成为这样的理由：在日本，把自然原封不动地保留是危险的。
很好地表现这一思想的是1996年2月8日的《每日新闻》的一篇社论。“这个国家是充满灾害的日本列岛，地震、台风、暴雨、洪水、泥石流、滑坡，时常也容易引起火山喷发。据建设省归纳的数据，容易发生泥石流的区域有7万处，容易发生滑坡的区域有1万处，危险的山体斜坡有8万处。”如果想感到“不寒而栗”；可以仔细阅读社论最后所引用的数字。这是正式的数字，建设省已经决定，在最近的将来要用混凝土覆盖的地方指定为8万处。
充满灾害的日本列岛这一宣传口号在日本到处可见，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作为敌人的河流”的报道。在这个体裁中很有典型的是假装成报道的系列广告………“与河流作斗争的人们。”这个系列广告从1998年至1999年每月都刊载在《新潮周刊》上。每次都登载以前的地图和绘画、治理危险河流的历史人物，大提特提像武田信玄一样的英雄人物。这是因为想表明：与河流斗争，它是扎根于传统的崇高行为。据说给这一版面出资的是“河川环境管理财团”等机构，运营资金来自建筑业，那里的工作人员是河川局的退休官员。而且，对于如此内容的广告一般文人无疑也会出手相助。在西方，所有的媒体都洋溢着这样一个声音：“保护大自然！”，与此形成对照，日本媒体“战天斗地”是主流。这大大偏离了世界常识。在此，姑且列举在报纸杂志上屡见不鲜的一个例子。在《新潮周刊》上长期连载的“话说日本河流”系列（1999年9月9日号，第38期刊载）上，它作为“建设省九州地区建设局 ”的广告报道而刊登的。执笔者是直木奖获奖作家光冈明，他用摄于故乡熊本县白川岸边面带微笑的照片这么记述：
“……那样的白川成为自然的威胁，亮出刀刃的是我20岁大学生时代。昭和1928年6月26日，那天就是‘大水灾。’当时，我老家位于河边龙田口站附近，夜晚8时左右，只听见咚地一声巨响，铁桥被冲走了。我逃到车站月台上，但水位一个劲地上涨，我又避难到紧靠后面的立田山。从河边民宅传来求救的呼喊声，眼前，一幢幢房子被冲走，可是，我束手无策。”
真实地讲述灾害体验的恐惧。而且，作为对白川的思念，文章这么结尾：“对我而言，百川在我幼年时水面波光潋滟，令人怀念，与此同时，百川又是一个晚上就破坏我平静生活的骇人存在。对于白川，我怀着那样爱憎交织的复杂心境。”这是一条非常高明的信息；他告诉国民，必须对河流既有“爱”也感到“恨”。如果不预先封闭这种自然力量，河流就处于危险中，会成为威胁露出刀刃。
关于这种媒体宣传，日本存在独特的“官府惯性定律”。按照牛顿的惯性定律，物体一运动，如果不触及物体，就会按同样方向以相同的速度运动。然而，按照日本官府惯性定律，如果不触及任何物体，就会越来越加速。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这么说：
“某日本人口齿伶俐，曾这么对我说：‘我同样不相信日本人。日本人走极端，即便从细小的事情开始，也要行进到最后为止。’我想这就是日本文化，无论做什么都要登峰造极。即使是锻造日本刀，制造电脑集成电路，都是不断地改良又改良，无论什么都想以世界第一为目标。日本如果再拥有军队，无论是装备还是其勇敢精神，都会缔造世界最好的军队吧。理由姑且不论，这是因为日本人的体制和性格中组合进了绝对的献身精神。”
绝对的献身精神成为日本勤奋劳动者的根本，而且互为表里。走极端，连没有必要改良的东西都有进行“改良”倾向。让“充满灾害的日本列岛” 这个意识形态与“绝对的献身精神”结婚，锦上添花的嫁妆是进入政治家和官员怀里的巨额钞票。隆重操办婚礼的是，奏响对堤坝和道路建造者礼赞的宣传。其结果是，过多地对国土的攻击。这也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增强军备。无休止的极端主义在此发挥了作用。即使在东亚其他地区，环境破坏确实是严峻的问题，如果破坏所产生的利益减少的话，发展速度就会下降。但日本不是这样，正是堤坝和堤防的必要性较少时才会加剧破坏。“带来悲剧”的自然是敌人，尤其是河流“对日本人来说是真正的灾害”。所以，必须结集现代国家的全部力量，彻底根绝自然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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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治山治水：充满灾害的列岛（4）
精英的总能量
在21世纪，由于人口增加、海岸侵蚀、气候变化等原因，各国被迫选择适合各自环境的生活方式。有两种思想和技术会给其决断带来影响。有适当的语言才能表达，就把这两极的一方称之为“自然保护”派，另一方叫做“填埋、建造”派。属于极端的“自然保护”派的是激进的社会运动家，如果为了保护环境，无论什么牺牲都会做。另一派代表“填埋、建造”派最远大计划的是在长江、湄公河上建造巨型大坝的发起人。这些人用巨大的人工建造物来支配自然，想借此来解决问题。
迎来21世纪的今天，欧美欲行中庸之道，给予环境保护很高的（但不是绝对的）优先权。在其实施过程中，政府下令撤除海岸线的护岸设施，为了改正迄今为止所犯下的错误，政府给纠错项目提供了资金。比如，取消埃弗格莱兹湿地 的排水渠，为了让湿地恢复到自然状态，美国陆军工程兵推行着一个数千亿日元规模的计划。因为堤坝消除、自然恢复，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政要积极地表明内心的喜悦。美国原内务部部长布鲁斯·巴比特对友人如此说道：“哪里有可以被拆除的堤坝，那我就去拆掉。”如果是日本的国土交通大臣，大概是绝对不会去的。因为他十分繁忙，正忙于计划下一个巨型堤坝。这次的目标是四国的吉野川——这个数千亿日元规模的项目正在稳步推进。在当地，会产生强烈的反对运动，甚至出现这样的证据：虽说是防止洪水，但吉野川严重的洪水泛滥数百年只发生一次。
思考“自然保护”派和“填埋、建造”派这两极时，务必指出的是，日本的立场是站在彻底的“填埋、建造”派这一边，不想去纠正过去的业绩。国内的趋势是，比起减少人类对山脉大海的影响，更趋向于增加。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一直陷于不景气，即便如此，国家还是不断地增加注入公共事业的预算。
在90年代后半期，日本每年的公共事业费高达约15兆日元，连巴拿马运河的建设费都看似零碎钱，甚至达到美国太空计划预算的好多倍。也就是说，几乎无限量般的混凝土和金属构造物，掩埋了山川、湿地和海岸线。而且，这是在景气深陷谷底的时期。经济恢复的话，恐怕很难想象公共事业费会增加到何种地步。
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日本向印度尼西亚、老挝等亚洲国家出口堤坝建设和河流工程等。那里的政府高官欢迎慷慨大方的政府开发援助，并不介意那些工程实际是否需要。于是，如果建造堤坝，日本经济即使停滞不前，建筑公司也会赢利，也可以用政府开发援助的费用向各国巩固日本的地位。法政大学教授五十岚敬喜批判说：这是把“日本国内问题原封不动地输出到了世界各地”。
在国际性论坛上，日本代表热心地呼吁环境保护，每个代表都真挚地甚至是悲剧性地讲述着。但决不能受其演讲和论文所蒙骗，对作为整体国家的日本所走过的道路视而不见。消除谏早湾的滩涂、在长良川水系修建堤坝、在森林公路工程中爆破岩石、用混凝土覆盖海岸等建设项目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且也不是枝节问题，可以说是现代日本的原则问题。
在一流大学接受教育的官僚，根据富有权威的教授指教；精心构思项目。它由优秀的工程师或景观设计师设计，最优秀的建筑师提案为了未来而设计的宏大的土木计划，由行业中最大的企业承建。有势力的政治家由此获利，媒体也支持它。这样一来，各个自治体更加想得到项目。日本的社会精英把所有能量都倾注在公共事业和巨型建筑物的建造上。
为了今后不断持续下去的“填埋、建造”，这些项目被毫不足惜地倾注了日本的资金、技术、政治影响力，甚至包括设计师、学者和城市规划者的创造力。打算预测世界发展方向的学者和研究所看漏了这一单纯的事实：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亚洲第一的发达国家，日本的发展道路早已被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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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环境：类固醇刺激下的开发（1）
在前一章有关土建开发的批判性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经济的不振，与其根深蒂固的文化痼疾息息相关。单一呆板的日本土地“新景观”，就像这个民族一旦着手的任何其他事情一样，导致了一场真正的精神危机。一种力量，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这个民族在自己家园的土地上启动了永不停止的獠牙利爪，这是任何诸如“现代化”这样的简单化原因所无法解释的。
为了探寻今日危机的根源，必须重温历史，看看19世纪，当日本与西方社会初次遭遇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许多文明古国一个又一个迅速地被欧洲殖民力量所残食，日本，在与世隔绝了若干个世纪后，猛然惊醒，愕然地发现，自己也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个贫穷而弱小的国家。震惊于国家的危难处境，日本新的统治者迅速制订了致力发展经济与军事以强国的方针，首先与西方力量抗衡，随后与之争夺势力范围。因此，从那时开始，工业的发展就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优先权，与之相比，几乎任何其他方面都不得不让步，甚至被牺牲。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战败，再一次强化了它对制造业的重视。必须建立强大的国力为后盾，以使日本永不再战败的愿望，深深地烙入整个民族的记忆之中。于是，在这样的工业化进程中，自然环境、生活质量、法律、财政体系、传统文化等等，所有的一切都遭受了灾难。“穷民富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