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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来访的其他人一样，贾瑞德被公司办公区安装的一个长80英尺、宽20英尺的大屏幕惊呆了。公司员工可以将这一显示屏作为信息栏，也可以作为直抒胸臆书写新产品或者设计方案的平台，甚至还有员工在上面作画。不管怎样，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在公众场合表现其创造力的机会。所有写到这个屏幕上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将其存入一个数据库，然后使用超高智能的演算系统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
随后，我和他上了楼，向他展示了我们的行政办公区。我们首先参观的是会议室。我向他讲述了会议室独特的光影设计效果，并解释了整个屋子的设计原理。我告诉他，我曾花费大量时间计算窗户的尺寸以及窗户之间的距离，以便使它们看上去更符合审美的要求。我还告诉他，有一次，在办公楼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在一处地方出现了英寸的误差，使得窗到墙的距离显得不协调，我便让他们拆了重建。董事会对此大发怨言，并说我自私。
“最终，实践证明我是对的，人们都认可了我的做法。但是，像其他事情一样，这次也没少吵架。你知道，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你要知道，每个人都会妥协，因此不要去管别人怎么说，也不要相信什么的可能性。”
然后，我们又来到了静心室，坐在垫子上聆听印度艺人拉维·香卡的音乐，对这个人贾瑞德听都没听说过。最后，我们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进去的时候看到贾瑞德有些发抖。我让他坐在我的皮椅上，这是为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量身定做的椅子。然后，我又领他参观了我的私人浴室。别人用过的浴室，我是从来不会进去的，即便是在家里。这是我的一个怪癖。会议室、厨房等也是这样，我很难做到与别人共享。我们又来到我的工作室，那里并排摆着4个30英寸的显示屏，通过8芯MacPro与一台千兆以太网相连。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他们要把我气疯吗？（3）
“我的天，”贾瑞德说，“我真想坐在这里不起来了。”
然后，他又大叫了起来。
“真的，”说着，他递给我一杯绿茶，“我是说，我以后就要在这里干了。我必须得学会适应你们这些大佬的指手画脚了。”
“好的，梅齐在哪里？”
梅齐是贾瑞德的助手，我不太了解她，只知道她与贾瑞德差不多大，他们两个是在登山俱乐部认识的。她身上有大面积的文身和许多穿孔，甚至下唇上都吊着一个环儿，这让我都不敢看她一眼。
“是的，她会晚来一点，因为他们还要带他们的狗去兽医那里接受检查。本来她男朋友要去的，但他昨天晚上伤了脚，因此不能开车了。啊，他伤的是左脚……”
就这样，他不停地解释着。我们来到了乔布斯Pod，我坐到了我的主桌前。这张桌子取材于Giant Sequoia红杉的心材，上面从未摆放过任何东西。没有电脑，没有电话，没有纸，没有茶杯，也没有钢笔。所有的东西都摆放到了屋里另外一边的桌子上。这张主桌只用来思考和祈祷。每天早上，我的工作都要从几分钟的静思开始。比如，我会静心参禅悟道，或者诵读《心经》。
但是，贾瑞德说得对，我很难真正得到清净。无论我如何想保持清净都没用，那帮律师总是将我的思绪打断。
我决心去会会他们。他们俨然已将克罗斯比会议室当成了作战室。桌子上摆着一台咖啡机和一些糕点，来自桑普森律师事务所的一帮助理律师推着装满资料夹的小车走来走去，律师们则围坐在会议桌旁，一边啧啧地品着咖啡，一边埋头查阅文件夹和操作Windows个人电脑。在这一点上，他们构成了对我的公然挑衅。他们进入操作系统时，电脑发出了一声声愚不可及的响声，这尤其令我感到厌烦。但不知怎的，他们总是一再重新启动电脑，好像存心与我作对。有这样一种刺耳无比的声音回荡在走廊里，大楼里的人们如何能够安心办公？他们要把我气疯吗？
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出于礼节向他们问了好，并做了自我介绍。我告诉他们，我们是多么欢迎他们的到来，并且告诉他们，有什么需要只管讲，比如一台真正的电脑什么的，哈哈。然后我便走到白板面前，像个救世主一样向他们讲述我们的新产品，并在白板上画了许多看上去充满了科学含义的线条、箭头和缩写词。
同时，我在讲话中使用了各类神经语言学上的术语。没过几秒钟，我便看到桑普森律师小组一名叫做奇普的律师“晕死”了过去，他的眼睛向后翻进了脑袋里，舌头长长地伸出了嘴巴。用不了5分钟，我会让一屋子的人都“睡死”过去，他们也休想再考虑什么股票期权的问题。我要他们乖乖从这座大楼里溜出去并大声尖叫，因为他们会误以为UPS快递卡车里的那个家伙是从豪华轿车里跳出来的小甜甜布兰妮·斯皮尔斯。
然而，查利·桑普森却径直向我走过来，他知道如何打破这一僵局。他拍了拍手，他的手下顿时醒了过来。“史蒂夫，”桑普森说，“很高兴见到您，感谢您的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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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你知道吗，我太崇拜你了！
2006年7月1日
今天早上剩下的时间我在做普拉提和瑜伽，然后与我们的工业设计师拉斯·阿基一起吃工作午餐（味噌汤和苹果片）。拉斯在英国长大，他的母亲是丹麦人，父亲是日本人。他今年35岁，身材强壮，有几分男模架势。他是个十足的同性恋，时常出没于公共浴室和同性恋酒吧寻找猎物，并且也曾因为吸食冰毒而被捕。我们公共关系部门的人一直都千方百计为他遮丑，我们都希望他最终能够找到一个心仪的男子，从而情有所属，然后再去领养一个孩子。但我们实在是拿他没办法，谁让他是我们公认的世界上最优秀的工业设计师呢？
然后，我们一起开会，会议讨论的主要是他提出的关于将下一代iPod的长度减少半毫米的提议。我认为，减少半毫米会失去后续设计的余地，因此我建议减少1/4毫米。像往常一样，对于我的更正意见，拉斯表现得五体投地。
“你知道，”他说，“我在皇家学院也算得上是一等一的水平了，但是对于您的设计能力，我总是自愧不如。真的是这样。”
然后，我们又研究了几个iPhone的FPP（仿造产品原型）。这几个FPP将会在公司内部分发，并提供给我们的一些供货商，以便迷惑人们，使他们难以猜得出实际产品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即便是仿造产品，我也要求采用最高标准。因此，我声色俱厉地对拉斯说：“这做得简直糟透了！”
他只是耸了耸肩，挤出一丝他惯有的苦笑，似乎在向我说：“史蒂夫，我可从未见过你这样刻薄的老板。但我还是不可救药地爱戴你，因为只有你才能激发出我真正的水平。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哪天我看到你孤身一人躺在床上睡着了，我还是会下手捅了你。”
就这样，我们没头没脑地讨论了20分钟，没有得出什么像样的结论。
然后，整个下午，我都和公关部的罗斯·齐姆耗在一起。罗斯是个十足的公关人员，他诡计多端，但却长了一张娃娃脸。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IBM，然后又加入了国家步枪协会。其后，他去了太平洋瓦电公司。在太平洋瓦电公司工作期间，公司被艾琳·布罗科维奇状告向地下水中注入致癌化学品。罗斯对此事的看法是：“首先，科学也有出错的地方；其次，没有人强迫人们在这个城市生活和饮水。”他总是自以为是，没有人能够说服他。他真的很不错。
罗斯最好的地方在于，尽管他骨子里很坏，但表面看上去他却像是你所见到的最善良的人。他讲起话来温文尔雅，从不讲脏字，甚至是“妈呀”这样的字眼都不讲。他在长滩长大，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南加利福尼亚冲浪小子。现在，他已年过40，但他仍然在圣克鲁斯市的马沃里克冲浪，仍然一副冲浪者的派头──一头散乱的金黄色头发，牙齿雪白，个子高高，身形消瘦，相貌英俊，有几分电影明星的样子。他开一辆破旧不堪的斯巴鲁傲虎，车顶上拉着滑板，车后载着潜水衣，保险杠上满是贴纸。
对于如何对待索尼亚·伯恩的辞职，罗斯的意见是权当没有发生，秘而不宣。
“谁会在意总顾问？我们只需在年底将这一信息归入提交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档案中便可以了。”他说。
然后，他将一份关于宣布公司请一个律师团队实施内部调查的新闻发布稿递到了我手里。一如以往，我连看都没看，便说道：“这简直是放狗屁，太啰唆了，第4个句子纯粹是在瞎掰，前后逻辑不连贯。拿回去重写！”
我让他到乔布斯Pod的一张桌子前重写这份新闻发布稿，以便我能够通过玻璃墙看到他，并且能够通过iChat和电子邮件不断向他提出意见。这的确有些难为他，但只有这样，我的员工才会有创造力。你要想方设法使他们多少有些发疯。3个小时过后，我仰靠在椅子上，手里拿着罗斯写的第五稿一字一顿地读着。看完后，我将其揉成一个团，告诉罗斯说我最喜欢的是第一稿，就按第一稿发。
罗斯大笑了起来：“啊，我的上帝，史蒂夫，你知道吗，我太崇拜你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
然后，我们召集了管理层人员，向他们每人发了一份新闻发布稿。罗斯照例做了发言，并解释了新闻发布的时机。我们计划将这条消息在7月4日发布。
“我们要等到西海岸时间的最后一天结束，等到所有股市收盘为止。”他说，“东部区的报纸在截稿之前只有几个小时的报道准备时间，因此关于这一消息的详细报道将很难见报。但是，我认为，他们可以将其以简讯的方式发布。”
我谢过了罗斯的精彩发言，然后向其他人解释说，我们之所以选择这样做，是因为在美国国庆长假中有足够的时间消化这条消息，他们至少有4天的时间仔细琢磨。还有人甚至会休假一周，在海滩与家人度假时，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品味这条消息。等到他们返回工作岗位，时间已过去两周了。他们会认为，苹果公司对此采取了严肃的态度。
“史蒂夫，”全球产品营销资深副总裁皮特·费希尔说，“我再次向您的天才致敬。我只能说，您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我们的首席运营官吉姆·贝尔说，他完全同意这一做法。保罗·道森和拉斯·阿基也表示同意。销售主管斯蒂芬·比利亚洛沃斯说，他的母语虽然不是英语，但他仍认为这篇新闻稿写得相当好。罗斯·齐姆还大声赞扬说我除了是一个电子奇才之外，还极具语言天赋。这让我十分受用。
“您完全可以与那些伟人比肩—”罗斯说，“托尔斯泰、斯坦贝克、海明威。只要您决定去写美国小说，您绝对可以做到与他们齐名！”
“很好，”我说，“我们的会开得很成功，你们的发言也很精彩。谢谢你们！”
你们简直是在开玩笑！
我们下班时已经是下午六点了，多数人正忙着往家赶，然而我的工作却刚刚开始。我来到了塔撒加拉静心室，又琢磨起了我的那块iPhone电路板。是的，我的确对这块电路板感到迷茫，但它较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更加重要。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许多硅谷人都认为，我们将发生重大转折。所有各类信息都可能数字化—电话、电影、电视、音乐、书籍等等。为了制作并利用数字媒体，你需要用到计算机，也就是说，你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变成了计算机—你的电话、电视机以及立体声音响。
在这方面，谁能比得过我呢？我的一生便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苹果公司过去30年的历史只能说是一个剧本的第一篇，现在，我们要掀开第二篇了。目前，我们每年的销售额高达200亿美元，我们的市场价值更是高到800亿美元。这的确伟大。但与我们10年以后相比，这算不了什么。
这便是我不惜在星期一晚上来到静心室设法改进这块电路板的原因了。我要的到底是一样什么东西？这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关键问题在于，什么人都可以制造电话，正如什么人都可以制造电脑一样，但这对苹果公司来讲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使我们区别于别人并胜过别人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研发新产品的独特方式。比如，我们开始并不会生产产品，而是打广告，而且广告时间会长达数月之久。这与大多数公司的做法不同，他们正相反，首先造出自己的新产品，然后才会说：“啊，等一下，我们是不是该上广告了？”这便是大多数广告都会极尽谄媚之能事的原因，因为它们都是事后补救。苹果公司则不同，我们会通过广告事先传递我们的理念。如果我们搞不出广告，便也不会设计出产品。
一旦推出广告，我们便要开始产品的研制了。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并不是技术，而是设计，这点也与多数公司不同。拉斯·阿基将会交给我15个iPhone产品原型，然后我会将它们带进我的静心室发一会儿呆。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我不会去思考这些产品，我不会去思考任何事情。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是经过多年的锤炼，我现在可以做到在几分钟之内便使自己头脑清净，不做任何思考。
我会坐在那里连续几个小时而不去考虑那15个产品原型。慢慢地，渐渐地，会有一个产品原型脱颖而出。这时，我的工作便完成了。然后，我会立刻将这一产品原型交给拉斯·阿基，并告诉他迅速基于这一原型再创作上百个。从这上百个新制作的原型中，阿基的团队会再次挑选出15个产品原型。我会再次来到静心室发一会儿呆，再一次从中选出一个产品原型。如此，这一过程周而复始，会产生出一个又一个设计，这些设计都是我冥思时直觉的产物。
当我们最终选定一个原型之后，我们便开始了芯片和软件的开发。我们的芯片和软件是独具特色的，我们会将芯片和软件设计融入外形设计之中，为此，我还需要发几次呆。遗憾的是，软件常常很不错，但它却与产品的物理数据不相符，因此我们不得不基于同样的设计流程重新设计。还有一个颜色的问题，我们已经见惯了黑色和白色。然后，我们必须要考虑产品表面，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我会在数周时间里每天工作18个小时，死死盯着各种颜色的芯片，直到筋疲力尽。
还有包装。对于产品包装，我们下了与产品本身同等甚至更大的工夫。我们所要达到的效果，是使客户按照一种奇特的程序打开包装盒。如何打开包装盒呢？有没有什么机关？两边是否设上槽？包装盒采用什么颜色？使用什么档次的纸板？手感如何？内部摆设如何？iPhone是平放还是倾斜的？是否在屏幕上覆上一层需要用户揭去的膜？
就这样，我们一遍遍努力着，最终搞出了苹果iPhone。万事俱备，就等发货了。然而，有一天我到硬件实验室检查，突然发现躺在工作台上的一块电路板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你们简直是在开玩笑！我想用的不是这样的电路板！”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静心室。这简直把项目组的工程师都搞晕了，他们向我大倒苦水。不管怎样，这是我的做事方法，也是苹果产品与众不同的原因所在。如果你只想买个大路货，那去买戴尔的产品好了。
什么？我被解雇了？（1）
2006年7月2日，酷热。心情：狂乱
迈克·迪斯莫尔是负责iPhone项目设计的副主管。他是个绝对意义上的天才，在硅谷算得上是个传奇人物。他曾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并获得过杜林奖。对于这些高科技奇才来讲，杜林奖的分量绝不亚于诺贝尔奖。迪斯莫尔不但开发出了一套UNIX操作系统，还是首批RISC微处理器的设计者之一。然而，他的为人却古怪十足。他身高6英尺5英寸，留一头红发，皮肤白得透明却又生了些斑点。他不修边幅，也不注意个人卫生。如果不是我看中了他，他恐怕现在还在伯克利分校的某个实验室里埋头苦干，住在奥克兰某间破旧不堪的公寓里，并且眼馋地看着风姿绰约的女子一个个从眼前晃过。谢天谢地他遇上了我！他现住阿瑟顿，身家已达数百万，并且拥有一位惹眼的妻子。他的妻子受过高等教育，对她的丈夫很忠实。无奈的是，他的几个小家伙跟他一样，无一不是长着红头发、身体在夜晚烁烁放光的怪物。
迪斯莫尔在实验室外面等我。我赶到那里，宣布自己取得了突破。他身穿黑色短裤，黑色T恤，戴一副硕大的黑色太阳镜。我不知道他这身打扮是为了看上去更古怪还是他认为自己白得透明的肤色正适合这一身黑。他在这里迎接我的目的是为了将我领进实验室大楼。你们也许不相信，尽管在苹果公司我的地位至高无上，但有些地方我却不能单独进入，这座实验室大楼便是这样。
“欢迎您的到来！”他说。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情愿，似乎在告诉我他根本不欢迎我来。的确，我在设计实验室里从来都是不受欢迎的人，因为我的到来只能给设计师们带来麻烦。
iPhone项目组的办公室没有窗户，屋顶衬铅，以防其他公司从飞机上偷窥我们的工作。走廊设计得像一个迷宫，从而阻碍声波的传递，为的是避免有人从外面偷听。这里每星期都要进行一次彻底的卫生清扫。
进入大楼只能通过两扇门，看门的是前以色列的突击队队员。每个门都有箱包扫描仪和金属探测器，像在机场一样。我们进入大楼，首先通过了视网膜扫描仪，然后进入了安检大厅。以色列人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不说一句话。
iPhone项目属于绝密，因此我们采用Guatama这一代码来命名此项目。我们在邮件或者对话中从不使用“phone”或者“iPhone”的字眼。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有3/4的工程师其实际工作并不是iPhone，而是FPP。即便是工程师本人也不知道他们在开发的是真正的产品还是用以掩人耳目的假产品。
迈克带着我穿过迷宫，来到了大楼会议室。他的工程师们正在大口嚼着酥皮糕点，啧啧喝着咖啡等着我们。他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