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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各种自我完善的宗教形式，包括厄沙仑派，厄哈特派、阿利加派以及基督教科学派等等，都是传统宗教形式的世俗翻版或替代品，这些教派的领袖们，赢得了在其他方面颇为精明的美国人的某种程度的忠顺；就是最狂热的伊斯兰教泛神论神秘主义者，对此也会发出赞赏的微笑。在厄哈特训练小组里，见习期的新手不断受到从行为心理学和东方哲学中收罗而来的简单化真理的灌输，同时又被指导者一边加以欺侮，一边加以安抚。他们不许离开座位去吃东西，也不许上厕所，甚至也不许站起来伸体腰，根据彼得·马林的亲身体会，这样做的报酬是一种受虐狂式的解脱，一种由于把自己置于一个无所不能的主宰控制之下而得到的解脱。
这样一种心甘情愿的驯服，能给个人和社会都带来好处，正是亨利·柏格森，他第一个认识到，情感满足的机制后面最终的动因是什么，柏格森指出，人类社会行为的极端可塑性，既是一种长处，也具有某种危险，如果每个家庭形成它自己的行为规范，那么整个社会势必分崩离折，混乱不堪。为了对抗自私的行为，为了对抗高等智力和个性的破坏力量，每个社会都必须使自己规范化，从大体上说，任何一套规范，都比完全没有规范好，由于各种武断的规范，社会组织就容易变得效率很低，并经常受到本可以避免的偏私的损害，拉帕波特对这一点作了简洁的表述：“宗教上的神圣化，把武断的东西转化为绝对必要的东西；而具有武断性的规范机制，则常常受到宗教的神圣化。”
然而宗教神圣化的武断性，势必引起批评；而在那些比较自由和具有较强自我意识的社会中，空想者和革命者往往会试图改变这种制度，他们的最终目的在于提高他们自己所设计的那些典章制度。结果是：改革总会受到压制。因为，既然占统治地位的典章已经被神圣化和神话化了，大多数人就把它看作是不容置疑的；提出不同的意见，就被认为是亵渎神明。
这样，在个体和群体的平面上，就出现了自然选择冲突的场景．在探讨这种冲突的时候，我们又是绕了一大圈，回到了利他主义的起源这个理论性的问题上，让我们暂且假定，存在着一致性和神圣化的遗传倾向性，但这种倾向性是在整个社会的选择水平上，还是在个体选择水平上确立的呢？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心理学的说法来重新表述：这种行为是无条件的吗？它是否受程序规定去保护整个社团的利益？或者，它是有条件的，在个体的自身利益范围内起着作用？
在一种极端情况，也就是容易产生僵化的宗教狂的情况下，群体就是选择单位，当一致性变得十分脆弱的时候，群体就走向衰微甚至趋于灭亡，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主义的、自利的成员仍然有可能占取便宜，以他人为代价扩张自己，但是，这种人的反常倾向性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加剧了该社会的脆弱性，并加速了它的衰亡，一个社会里如果这类个体出现的频率愈高，也就是倾向于产生这类个体的基因出现的频率愈高，该社会就会逐渐让位于那些在“遗传的坚定性”上少受到削弱的社会，而具有一致性的个体在整个人口中的总频率将会上升，追求无条件一致性的基因能量日益扩张，而相反基因的能量则日益减退，甚至，自我牺牲的潜能也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加强，因为个体不顾得失，不惜牺牲生命，将会有利于群体的生存，由律己很严的个体的死亡所造成的基因损失，是可以得到弥补而且有余的，因为受益群体的壮大，会导致这种基因的增长。
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通过产生一种较温和的、具有矛盾心理的宗教狂，个体选择就成为达尔文式进化中的主导力量，个体的一致性能力，使他们能享受作为一个成员的好处，既不费力，也不担风险，经过较长的时间后，他们的行为将作为社会规范而保持下来，虽然社会上不具有一致性的人可能通过自利的异端行为获得一时的好处，但终会因排斥注压抑而蒙受损失，有一致性的人也可能由于和他行为而危及自己的生命，但这并非因为整个社会竞争选择出了否定自己的遗传倾向，而是因为群体偶尔利用了个体接受鼓动的这个特点，而这个持点在其他情况下是对个体有利的。
这两种可能性并不必然互相排斥，一体选择和群体选择完全可以互相强化，如果群体的成功和发展要求有斯巴达式的德行和自我牺牲的宗教狂热，幸存下来的诚信者可以在土炮、权势和繁衍后代方面，通过取得胜利而得到远远多于损失的补偿，在这种达尔文式的追逐中，一般个体将赢得胜利，使其冒险获利，因为参与者全部努力的总和，总会给普通成员以超过其损失的补偿：
耶和华晚谕摩西说，“你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各族长，要计算所掳来的人口和牲畜的总数。把所掳来的分作两半，一半归与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与全会众。又要从出去打仗所得的人口。牛、驴、羊群中，每500取一，作为贡物奉给耶和华。从他们一半之中，要取出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作为耶和华的举祭。从以色列人的一生之中，就是从人口、牛、驴、羊群、各种牲畜中，每50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
《民数论》： 31章25－30节。
更仔细的考察可以发现，各种最高形式的宗教活动都会带来生物学上的好处，最重要的是它们对于身分的确定，在个体天天所经历的、使人晕头转向，混乱不堪的事态发展中，宗教给他以明确的地位，使他在努力奋斗的群体中，得到一个无可置疑的成员资格，而这一点，使他得到一种与他的自身利益并行不悖的生活动力，他的力量也就是群体的力量，他的指导方针就是神圣的契约，神学家和社会学家汉斯·莫尔很恰当地把这种重要过程称之为“个人身分的神圣化。”让我们暂且假定学习规则是受生理学程序规定的，人的头脑又倾向于参与一些神圣化的程序，而这些程序结合起来就产生了有组织的宗教制度。
第一个程序是对象化，即对现实加以形象和鲜明的描述，它们既容易理解，而且可以避免矛盾，排除例外，天堂和地狱、作为善恶斗争场所的人生、天神对自然力的驾驭，以及神灵监督实施禁忌等等，都属于对象化的具体例子，对象化能形成颇具迷惑力的组织结构，上面再装点着各式各样的象征和神话。
承诺是宗教生成的第二道程序，善男信女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那些已经对象化的概念，也奉献给志同通合者的福祉，承诺是一种通过情感上的自我牺牲而表现的纯粹部落精神。它的焦点在于神秘的契约，在于巫师和祭司，因为他们关于典章的解释，被认为是不可少的征明，承诺是通过典礼仪式来取得的，此时武断的规则和奉物得到神圣化，并且再三受到明确界说，直到它们变得象爱和饥饿一样成为人性的一部分。
最后是神话的问题，神话是一些故事传说，用它们来说明部落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而这种说明中所用的词语，与听者对于物质世界的理解是合拍的，有文字记载以前的狩猎－采集者的神话，讲述着可以置信的创世故事，人类和那些与部落有特殊关系、并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动物，在一起战斗、生存和繁衍，他们的所作所为多少说明大自然是怎样运行的，也说明为什么该部落在地球上处于一种特别优惠的地位，神话的复杂性和社会的复杂性一同增长，神话以更为奇异的形式，复制了社会的基本结构，神人们和英雄们的部落，为王位和领土而争战，分别主宰着凡人生活的不同领域，神话再三重复着摩尼教的主题，两种超自然力量互相斗争，力求主宰人世，例如，在亚玛森——阿林诺科森林中的某些美洲印地安人中，竞争者是代表着太阳和月亮的两个兄弟，一个是仁慈的造物主，另一个却是恶作剧的骗子，在后期的印度教神话中，婆罗玛，宇宙的仁慈主宰，创造了黑夜，黑夜又生下一些拉克莎萨，他们企图吃掉婆罗玛，并要消灭凡人，在其它更为精细复杂的神话中再三出现的主题，是启示录式的末世论和千年王国，它们预言，斗争将要结束，因为一个天神将从天而降，毁灭现存世界，另创一个新的秩序。
对于这类至高无上的神灵的信仰，并不是普遍的。约翰·怀廷所调查研究过的81个狩猎－采集社会中，只有28个（也就是35％）在它们的宗教传统中有至高无上的神灵，至于说一个创造世界，而且有是非道德观的能动的上帝的概念。就更为少见，而且，这种概念通常从游牧的生活方式中产生，人们愈依赖放牧，就更易于相信一个犹太教——基督教式的牧羊人上帝，在已经查明其宗教的其他社会中，这种信仰的出现只占10％或更少。
一神教的上帝都是男性，这种浓厚的家长式倾向，有着几种文化上的根源，游牧社会是高度流动，组织严密、而且骁勇好斗的，这些特性都容易导致男性的权威，并且，作为主要经济基础的放牧、首先是男人们的职负，由于希伯莱人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因此在《圣经》中上帝被描绘成为收单人，而选民就成了他的羊群。伊斯兰教，是一切一神论信仰中最为严格的一种，也是首先在阿拉伯半岛上的游牧民族中发展起来的。
当科学向前发展，接二连三地摧毁着古代神话的时候，神学就退进了它最后的堡垒，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它从中赶跑了，这个堡垒，就是创世神话中的上帝的概念，上帝是意志，是一切存在的根源，是产生原始火球中一切能量的动因，是规定宇宙赖以进化发展的自然规律的主宰，只要这个堡垒存在一天，神学就能从中伺机向着真实世界突围出去。当其他哲学家丧失警惕的时候，自然神论者却能以过程神学的方式，设定一个超然而又弥漫一切的意志，他们甚至可以预言神迹。
但是，也不要低估了科学唯物主义的力量，科学唯物主义给人类精神提供了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神话体系，而这种体系到目前为止，在每个冲突的领域中，都击败了传统宗教，史诗是科学唯物主义的叙说形式，从150亿年前宇宙的大爆发起的进化过程开始，通过诸元素和天体的出现，到生命在地球上产生，我们说这种进化的史诗是一种神话系统，是从下述意义上着眼的，那就是：它在今天所提出的法则，只是信以为然的，绝不可能确切地加以证明以形成一个因果关系的连续统一体，贯穿从物理学到社会科学、从地球到可见宇宙中的其他世界，并从时间上倒溯到宇宙的开端，每一存在都被认为是服从目洽的物理学规律的，科学家决心在说明中决不使用任何不必要的字眼。因而也就排除了所有的神灵和外界动因。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到了生物学史的关键阶段，此刻宗教本身也要接受自然科学的解释和说明，正如我已经力图指明的；社会生物学能够通过作用于人类头脑中遗传进化物质结构的自然选择原理，来说明神话系统的起源。
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科学唯物主义最后的、决定性的优势，就在于它能说明作为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的传统宗教也完全是一个物质现象。神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学科，很难继续存在，但宗教本身，将作为社会的一种生命力，在很长时期内持续下去。就如同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一样，宗教是从土地中，也就是它的母亲那里吸取能量的。那些仅仅能将它摔倒在地的人，是无法打败它的，科学自然主义精神上的弱点，就在于它没有这样一个根本的力量泉源，目前形式的科学自然主义，在说明宗教情感力量的生物学泉源时，并不能对这些泉源加以吸收利用，这是因为进化的史诗不承认个体的永生不灭和社会的神圣权利，而它对于人类，也只能暗示某种存在主义的意义。人本主义者将永远无法体会精神上的皈依和自我奉献时那种炽热的欢乐；科学家也很难一本正经地履行神父的职能，因此，现在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了，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使宗教力量转而为一种伟大的新事业服务，而这一事业正是要去揭示宗教力量的源泉？我们最终又回到了等待解答的第二个困境。
（吴福临译）
《论人的天性》
E。O。威尔逊著 林和生译
第九章 希望
传统宗教神话及其世俗翻版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没落，导致了我们的第一个困境，随之而来的，是道德规范的丧失，关于人类处境更深的孤立无助之感，以及向自我的收缩和急功近利等等，第一个困境的理性的解决，可以通过对人类天性更深刻更勇敢的考察而达到，而这就必须把生物学的种种发现与各门社会科学相结合、将来会更严格地证明，精神是大脑神经无机制的附生现象，这一机制本身又是遗传进化的产物；自然选择在上百万年的时间内作用于古代环境中的人类群体，导致了这种遗传进化，神经生物学、个体生态学以及社会生物学方法和思想的适当延伸，将为社会科学奠定一个较为理想的基础，而至今仍然分隔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裂痕，最终将会消失。
如果对第—个困境的这一解答即使部分是正确的话，第二个困境就将立即随之产生，那就是必须在我们先天的各种精神倾向之间进行的种种有意识的选择，人类天性的要素是各种学习规则、情感强化系统以及激素反馈回路，它们把社会行为的发展引向某些确定的渠道，而不是另一些渠道。人类天性并非仅仅是现存社会的一系列产物，它也是未来社会按照理智的设计而可能实现的一系列潜在的东西，对几百种动物中各种现存社会系统的考察，以及从这些系统演化过程中推导山来的各种原理，使我们确信，人类的所有选择，只代表了理论上可能的众多选择中一个很小的集合，而且，人类天性又是对一个已基本消失了的坏境的特殊遗传适应的混杂产物，这个环境就是冰河时期的狩猎－采集者的世界，因此，我们眼前如此丰富如此迅变的现代社会生活，就仍然不过是古代行为适应的各方面在文化上过度膨胀的拼合，在第二个困境的核心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循环，指导帮助我们在人类天性的要素之间作出选择的各种价值系统，都是由人类天性的要素在一个早已消逝了的进化时期内创造的。
幸运的是，人类困境的这一循环，并没有达到不能被意志的行动所冲决的程度，人类生物学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和测量影响伦理学家和其他人的各种决定的种种限制，通过人类精神的神经生理学和种族发生学的重建来推测这些限制的意义，这一事业是对文化进化研究的不懈努力的必要补充，它将改变社会科学的基础，却不会损害它的丰富性和重要性，在此过程中将形成一门伦理生物学，使我们有可能去选择更深刻、更有生命力的道德价值准则。
新的伦理学家首先将希望对人类基因延续的最基本的价值作出沉思，世代相传的公共基因库是这种延续的形式，很少有人认识到有性生殖中的分裂模式以及同样“不重要的”世系“谱线”的真正含义。一个人的DNA差不多平均包含着任一给定时代中所有祖先所贡献的成分，这个人的DNA又将大致平均地分配给未来任一给定时代所有的后代，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百多个生活在1700年的祖先，其中每一个祖先都向今天活着的后代提供了不到一个的染色体，同时，我们每个人都有百万以上在1066年生活过的祖先（考虑到当时族外婚的数量）。享利·安德姆斯曾针对那些诺曼－英吉利人的后代，就此作过出色的表述，他指出，如果“回到我们的2亿5万祖先所生活的11世纪，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同时干着许多令人吃惊的事情。在许多事情中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可能耕作于康登庭和卡佛多斯的田野之上，跻身于诺曼底教区教堂里听弥撒的人群之中，在这一地区每个富于宗教精神的或世俗的贵族手下服役，参与修建蒙特－圣－米歇尔的阿比大教堂的修建等等。”再倒退几千年－进化长河中短暂的一瞬，当代英国人从中诞生而来的基因库在当时已复盖了欧洲，并向北非、中东以及其他地区扩展，个体不过是淹没在这个基因库中的转瞬即逝的基因给合，其遗传物质很快就会重新溶解在基因的大池塘中，由于自然选择总是作用于那些使自己和直系亲属获利的个体的行为，因而人类天性总使得我们倾向于服从利己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律令。但是，一种着眼于长期进化过程的更为超然的眼光，能让我们超越自然选择的盲目的实现过程，并从整个人类的背景上，洞察我们自身基因的历史和未来，一个早已被运用的词汇直观地体现着这一超然的眼光，那就是：崇高，如果恐龙掌握了这个概念，它们或许也会赢得生存，它们或许就是我们。
我相信，进化论的正确运用，也有利于基因多样化这一最基本的价值，如果象一些证据所表明的那样，遗传以适中的程度影响着精神与肉体能力的变异，那么。我们就能期望确有特殊能力的个体意外地出现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家庭之中，不过这些个体却不能把他们的素质遗传给自己的子女。生物学家乔治·威廉姆斯描写过动植物中这种“西西弗斯基因型”的产物。他的思路建立在基础遗传学的下述论证之上：几乎所有的能力都是由染色体上分布的许多基因组合所决定的，确属例外的个体，无论强弱，按定义都能在统计曲线的顶点处找到。而在形成新的性细胞以及各种性细胞相互合并产生新机体的过程中，决定个体特性的遗传基质从无序状态产生稀有的给合，由于有性生殖的个体都拥有一套特殊的基因，因而即使在同一家庭中，极为例外的基因结合也不大可能出现两次，因此，如果天才不管在什么程度上是先天性的，它在基因库中就是难于测量和预见的闪烁不定的现象，西西弗斯把巨石推上山顶，只是为了让它又往下滚，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