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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顾客满意的工作”（100）…“团队做的事情”（X）=“自己的工作”（100…X）
这也就是说，把能够让顾客满意而必须达到的工作成果看作是100，团队如果能完成其中的70％，自己就要做剩下的30％。如果是一个完美的团队，那么自己就可以不用做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不能交出预定的成果，那么作为负责人，就必须要弥补那些不足的部分，否则就不能被称作顾问。
每一个人要独立地工作，必须要能够自由地思考。因此，顾问公司的组织结构，就不能是重视秩序的金字塔型，而是那种没有秩序的WEB（蜘蛛网）型比较好。所以如果真的想展开顾问业务的话，首先就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组织的结构。
现在的企业，无论是什么行业，大家都开始感受到了应该针对数字网络社会的特点有所变化。而且也都开始明白，必须真正站在顾客立场上，提供有附加价值的产品或服务，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既然已经清楚了这一点，那么实现这个目标的条件就是要信任个人并且给他自由，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个人的干劲，而不要考虑什么年龄、###别和资历的关系，真正建立以向顾客提供的价值作为纯粹的奖惩标准的制度。
新员工教育要进行180度的转变
“你真的打算想要改变吗？”
每次我向来找我咨询的经营管理人员问这句话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是”。如果我继续问：“那么，谁来培训公司新来的职员呢？”。于是大家就用理所当然的表情说：“当然是前辈了。”这其实就已经证明了他们没有改变的意思。
为了要改变现有的制度，首先就必须要改变新员工的教育方法。如果用前辈员工教育公司的新人，就等于是让新人遵守企业的旧秩序，换句话说，就是把新员工限制在旧有的模具当中。嘴上说着想改变，但做的却是不变的教育。这种方法，就会使得那些带着新鲜感而来的新员工变成了和老员工有相同感觉的职员了。而且，教育的内容大都是公司发展史之类的东西。如果一个公司想要有所改变，就不应该教公司历史。
我对某公司做了如下咨询：新员工的教育应该让去年刚进入公司的人来做。而老员工的教育，让新员工来做。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单位工作了一年左右的人们，还没有完全被公司的恶习污染，而且新员工只要在公司待了一周，就能够明白公司哪里不好。另外，在新员工进入公司一个月以后，就有必要让他们写一些关于公司的将来、或者是五年后应有的状态。并且建议，员工一旦写了东西后，就应该要求他们照着自己写的那些去做，并且还要尝试不给他们配上司。听了我的话以后，对方很惊讶的说“我们有必要那么干吗？”。是的，实际上，那样做会恰到好处。
如果要改变老公司的###格、改变已经渗透到骨子里的工作方法，除了刚才提到的方法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不过如果公司想要彻底颠覆旧有秩序，必须要有很强的决心才行。当我继续问他们“不能实施的理由是什么？”的时候，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可能每个人都会觉得，不能按照我的改革方法去实施的理由有成百上千个，而其实大家真正恐慌的是，如果按照我说的去实施，公司传统的秩序就会崩溃。可是如果让我说的话，不破坏旧的秩序，方法就不会变；方法不变的话，公司就不会变。
那么，为什么最近成立的新公司比较有干劲呢？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障碍能够影响他们站在客户立场上，提供有附加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在数字信息化社会的新规则下，越是新公司就越有利。反过来说，那些还在因循守旧的公司则会出很大的问题。不过，其实新公司也有很多不利的地方。例如，没有钱、没有信用、没有组织、也没有环境。虽然全都没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没有那些迂腐的秩序，反而对他们很有利。也就是说，那些传统的老公司，若是注意到了这些新公司的有利点，并且具有破坏传统秩序的勇气的时候，这个公司就可以做到最强。
我希望年轻的上班族可以不顾一切的去挑战梦想。在今天的日本，就算是失业了也不会饿死。即使失业了，也可以领到失业保险，然后自己去职业训练所参加培训，直到你找到一份能让你很好生活下去的工作。
即使摔倒了，只要还能爬起来就可以继续前行
我觉得，人在30岁之前应该经历过3次以上的失败。之所以这样说，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没有经历过失败的人和组织就会想当然地做事情，这是很可怕的。既然失败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那么即使失败了也没什么值得害羞的，所以最好还是趁着年轻，还来得及改正的时候经历失败。
不过，今天的年轻人接受的教育是尽量不要失败。例如“月”这个汉字，如果没有写清楚右下的弯钩的话，就会被教师打“X”，如果把哥伦布发现美国新大陆的1492年写成了1400年代也会被打“X”，即使写了1400年代末期还是不行。就像这样，即使有一点点失败也会被判定为错误，这种教育导致了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的条件反射，将恐怖感深深地烙在人们的心上。而且这种教育要求培养的是：什么事都要有答案，答案也只能有一个，而且还不能答错。越是精英教育，这种倾向###就越强。
摔倒之前不要拐杖，尽情地摔吧！
然而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不精确更好。如果方向正确，即使多多少少犯错，但最终取得成功的例子依旧比比皆是。可是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的教育制度下是得不到承认的。我的两个儿子，因为有我这种大大咧咧的父亲而非常辛苦。例如，二儿子在参加常规数学考试的时候，只解答了开始的两三道题，然后写了“以下相同”后就交卷出去了。然而这种考试模式，只有那些能保证200道题全部写得和标准答案一致的孩子才能胜出。因此，受到这样教育的人们是异常害怕失败的。但是在今后，像这种做数学题一样的解答方法不能保证人们能够很好地生存下去。即使把做数学题的解答速度和正确率培养得像条件反射一样又有什么用呢？我走向社会后，从来没觉得这种方法有什么作用。也许在考大学时是需要的，但是这样的“考试秀才”却一个接一个地落后于时代。虽然有的人进了政府机构和银行，但这也不能保证他们就能做出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人生犹如滑雪，快要摔倒的时候，就让他摔倒好了。如果你总是用强行避免摔倒那样的方式滑的话，那就永远只能是猫着腰慢慢地滑行。也就是说，这些人害怕失败，不具有那种勇往直前的挑战精神。而这些人，在当今的教育体制中却被称为精英人士。然而，当今的时代已经是必须经历失败才会取得成功的时代，因此越是那些所谓的优秀人士取得成功的可能###就越小。真正有实力的是那些经历失败后，还能够放下所有的包袱，想着“下次肯定会取得成功”的人士。
还有一点，“对知###不懒惰”是今后能够获取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一旦觉得自己可能搞错了，就要恢复到初始状态，就必须站在别的前提下重新思考。可是，“对知###懒惰”的人不那么做，特别是那些所谓的精英人士，这种倾向会更强烈。例如，精英人士的代表人物，也就是那些高级官僚们一旦宣布了“景气到了谷底”，其后经济景气即使持续变冷，他们也不会再思考自己当初宣布的前提是否错了。这种事情在民间也是如此，“对知###懒惰”的精英人士们害怕失败，所以从不反思自己是否错了。
然而，如果是为了站在客户的立场而提供有附加价值的服务和商品（如果是官僚，就应该站在国民的立场来制订政策），就应该很正直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必须试图迅速地进行方向转换。例如，证券公司的个人业务部门，就应该坦诚地说“先生，虽然前段时间我觉得某个公司的股票会上涨就劝您买入，但是现在看来那是错误的。非常抱歉。实际上，真正好的不是某个公司的股票，而是把在世界范围内那些发展强劲的行业和强势公司、优秀公司的股票放在一起做成的基金比较好，现在我向您推荐这个东西，请您购买。”现在的确是这样的时代了。如果你这样说，那么你的客户一定会非常高兴地购买，事实上，这种基金在过去的30年间，每年的运营收益都超过了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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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公司注定要被淘汰
我曾经做过一次试验，把日本的银行和香港的银行做了一个比较。我到银行窗口和他们商量说，“我现在有300万日元，怎么办好呢？”结果所有日本的银行给我的回答都一样：“请存入定期存款吧。”
而我去香港的银行的时候，他们大概都会问我“这是什么###质的钱？除此之外你还有多少钱？”并且会把话题会转为“用这笔钱进行风险投资可以吗？”我一般会尝试着回答说“我一共就有3000万日元的金融资产。”于是他们会建议说“这样的话，请在我们这里存其中的1/10。并因此，我们会借贷给您这300万日元5倍的钱。您可以尝试用1500万日元做一下这类产品投资。”本来是想去问他们怎么运用这笔钱，但不知不觉间就变成了他们如何把钱借给我。这已经不是单纯的银行了，而是站在顾客立场上的金融顾问、资产运用顾问。
另一方面，日本的金融机构，无论是银行还是邮局，都是依照供给者的逻辑，向所有顾客推荐定期储蓄。然后再根据当时的状况向顾客提供一些餐巾纸，保鲜膜之类的赠品。可是，我觉得不能就这样被糊弄了。通过这个试验，我再次痛感像日本这样的金融机构将注定会被淘汰出局。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有8000种以上的金融产品，而大多数的日本银行员工能说上来的不超过5个。而且，所谓优秀的员工，只是那些会反复几十次登门劝说，坚持让你把钱存入定期存款的人，可是这已经远远地落后于时代了。而当你有困难找他们借钱的时候，他们反而不会借给你。即使偶尔借给你时，也会要求抵押。如果你尝试对银行说，“你们不是来我们公司好几十次了吗？不是把我们公司从头到尾看了个遍吗？我们公司也许没有什么抵押品，但我们不是有这样优秀的技术吗？”他们会决绝地说，“不管怎么样，没有抵押，我们就不能把钱借给你们。”这就是日本的银行。但是这样做，算得上真正的金融机构吗？至少我不这么认为。
更要命的是，日本的银行即使进入了现在这个金融制度改革的时代，也仍然不能迈出改革的一步，从供给者的逻辑、工业化社会时代的行为方式中解脱出来。换言之，在数字网络社会，软实力已经成为最大的经营资产，但是他们根本不明白这一点。因此，日本的银行职员并没有评价公司软实力的能力，他们也不可能做到“根据这个公司的软实力进行借贷”的融资方法。可是这样一来，现在的这种“知###蓝领”层面的日本银行员工，每年1200万~2000万日元的薪水就将无法维持了。如果他们工作方法只是一味地对所有的顾客说“请存入定期存款”，那么他们就和快餐店卖汉堡的没有什么区别了。
也就是说，这样的工作能力，在第三产业中也就属于那种年薪300万日元的第一个类型。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在如今的数字网络社会，如何让社会上那些成功的关键点能够更彻底一些，让人们更清楚。
现在，日本企业把过去那种曾经用于大量生产高品质并且轻薄短小的制品的工业化社会经营体系，直接照搬到了第三产业。现在，虽然大多数企业的管理层注意到了要针对数字网络社会必须有所改变，但是如果让他们踏出破坏旧有的秩序和制度，走出变化的第一步，他们却犹豫了。他们会说，“如果有可能，就让公司在保存旧有的秩序和制度的前提下步入新的世界吧”。
背靠大树好乘凉吗？
可是，那样做是不可能的。这种既想守旧又想实施改革的老派公司，今后肯定要被淘汰，自我崩溃的速度甚至要比想像的来得更快。在日本，虽然有这样的谚语“臭了的鲷鱼还是鲷鱼”、“背靠大树好乘凉”，但是要让我来说的话，臭了的鲷鱼只不过是臭了的鱼而已。如果躲在即将倾倒的大树下面，就会被压死。在那些已经知道肯定会腐朽倒闭的公司里，年轻人——如果你现在30岁，那么到退休还有35年——请问问自己会一直工作到退休吗？你愿意把比你已经经历的人生还要长的时间奉献给你不能期待的事情上，你能做得到吗？问问自己吧，35年真的是很漫长！
如果你的父母对你说，现在的公司是个好公司，###着吧。那么就问问你的父母，从现在往回数35年，应该是1963年，正好是举办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前一年。那么从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一年开始算起，到现在退休，他们真的对这期间自己做过的所有决定，没有一点后悔吗？
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在班里成绩优秀的人，都去有阴凉的大树下就职了。从那以后，这些人们过上了所谓的好生活吗？他们还能期待今后的生活也能像过去的35年那样安定和成长吗？希望年轻人好好问问家长这些话。
对于读者来讲，我是一个外人。我并没有这样的自信，能够让大家完全反对家长的意见，去走自己的人生道路。可是，你们的父母在给你们建议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考虑清楚你们的人生道路了？还是只是把社会上或者过去的那种思考模式简单地强加给你们？单就这一点，我希望你们的父母把手放在胸口坦率地回答。当然，做这个判断的是你自己。
如果你真想听，我就告诉你我的意见，如果你工作了5年或者10年的话，那么就应该充分发挥这些经验，跳槽到能够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新公司去。或者，自己创立公司，也许能够开创更美好的未来。这就是我的想法。因为在数字网络社会，那些容易转向的新公司，反而是绝对有利的。
现在在美国，新公司具有绝对的强势地位。即使我们只考察计算机这一个行业，就会发现领先的企业都是像“Microsoft”、 “Oracle”、 “Sun Microsystems”、“Cisco Systems”等那样的企业，而且也都是刚创业十到十五年的新公司。而在现在，让他们感觉到威胁的诸如“Trilogy”、“Siebel”、“Intuit”等快速成长的公司，其员工总数也就几百人，全都是那些又新又小的公司。
挑战者是有利的
实际上，现代社会对挑战者会越来越有利。这是因为那些老旧企业持有的财产和权利所能够产生的附加价值正在逐步消失。
“IBM”把原有的50万员工削减到25万人之后，才好不容易保住了所谓领先企业的地位。即使是“GE”，也以每年消减15％的员工，并且通过推进M&A（兼并·重组）等手段，才勉强保住了面子。但是，那个曾以重电·家电而著称的“GE”已经全然不存在了，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已经是一个金融和信息服务公司。而且其最大的收益来源不是传统的那些事业领域，而是金融服务部门的“GE capital”和广播电视部门的“NBC”。对于“GE”来说，因为进入了全新的第三产业，因此而产生的高附加价值能够弥补传统的第二产业所产生的亏损，所以“GE”集团整体才能维持盈利。“Westinghouse”在卖掉了所有的事业领域后，只保留了广电领域（CBS）。曾经号称天下第一的“Westinghouse”的重电部门，成了德国“Siemens”的一部分。甚至连“Westinghouse”自己的公司名称都变成了“CBS Corporation”。干成这件事的，是我非常熟悉的那位出身于“麦肯锡”的麦克·乔丹。
如果把50万员工削减到25万人、把亏损的企业卖掉、每年削减15％的员工的话，经营业绩自然会变好。但是，削减人员是有限度的。“IBM”也好，“GE”也好，今后只有不断创造出高附加值的东西，作为企业才能够生存下去，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如果我们把眼光转向个人，在数字网络社会，学历就会变得全然没有意义。澳大利亚记者Peter Hartcher在他撰写的《圣域的终结——大藏省的大罪》一书中，提出了如下问题：为什么大藏省的官僚几乎都是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为什么学法律的人会来掌管经济？在Hartcher说这话之前，日本没有人对此产生过疑问，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最优秀的人会进入大学的法律系，然后再进入大藏省。
不要让大藏省的官僚制定经济政策
可是，不用说也知道，在法学院学的是法律而不是经济。现在，我们进入了无国界的全球化新经济世界。他们对这种经济体系从来没有学过，因此这些人根本不懂得经济运营，当然也不会有策划金融政策的能力。
如果我们稍微考虑一下，就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这些人对逆境有很强的应对能力。他们如果觉得现在的做法不适用，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创建出新的法律制度来，这种状况简直就是“无所不尽其能”。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法学院出身的人能够掌控经济的走向。但是，像这种临阵磨枪、能拖就拖的方法现在已经完###出了破绽，因此所谓的日本护航舰队整体的沉没已见端倪。虽然让那些没有学过经济的大藏省官僚们来掌握经济命脉，日本经济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的另一个理由是，企业界曾经具有很强的实力。反过来说，企业界的逻辑，即“供给者的逻辑”竟然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家的政策以及地方自治体的各种事业，全都不是按照纳税者的逻辑，而是按照征税者的逻辑进行的。银行的逻辑是主管部门和银行方面的逻辑，而不是储蓄者的逻辑。医院的逻辑是医生或者医院、医疗器械公司、医药公司的逻辑，而不是患者的逻辑。我在比较了“国家的逻辑”、“生活者的逻辑”、“供给者的逻辑”以及“受益者的逻辑”之后，出版了《新·国富论（讲谈社）》，并且在这十几年来不断重申我的观点，现在大家终于清楚地认识到了，应该站在纳税者·生活者·受益者·顾客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