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显然乌里的去世并不完全是意外，那天早上他就感到胸口疼痛，然后咨询了一位在基布兹生活的军队医疗员。年轻的医生遗漏了一些症状，并没发现我41岁的兄弟有什么生病的迹象和身体不适。因此，乌里也就没在意，接着出去做了一整天的景观美化工作，然后赶到泰尔海参加基布兹管弦乐队的彩排，其中他演奏单簧管。乌里一直热衷于提升自己的健康，他从离基布兹两公里的地方下公车，这样就能跑两公里到家。在年轻人组织的游泳比赛中，乌里好胜心极强，压根就没打算给基列一点点机会。确实，他那天早上感觉到了疼痛，但医生告诉他不用担心，然而意外就这样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当需要紧急救护时，住在黎巴嫩边境就显得非常不方便，离急救中心太远了。
那一年，我31岁，有两个孩子，进入了而立之年。成年以后，乌里和我走得越来越近，也成为了好朋友。当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对他来说我太小了，之后他又从家里搬了出去。我们都成年后，10岁的差距也就消失了。我们在彼此的关系中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位置，我们是兄弟，也是朋友。他的家人经常欢迎我和弟弟阿姆农去他家做客，我们在基布兹度过了很多的假期，并经常在那里一起庆祝家庭聚会。假期里，我们有时围坐在一起，讨论一些与伦理、道德、平等相关的严肃话题，这些后来都成了家族的传说。乌里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我可以看到灰色领域，而在他眼里只有黑与白。我们俩喜欢激烈的争辩，而其余的家人在享受甜点的同时，耐心地看着我们唇枪舌剑。偶尔，他有事的时候会来特拉维夫，我们彼此会面，享受待在一起的机会。现在，突然之间，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再有了，乌里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么年轻就去世了，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意想不到、非正常的方式，想着真令人痛心。他像我们的父亲一样死于心脏骤停——真是个可恶的词。
那种父亲去世后让我无法摆脱的愤怒，那种隐藏着巨大悲痛的愤怒，变得愈发深刻、愈发强烈。我觉得我会爆炸。为什么是乌里？该死的，为什么在这样的年纪？世界上还有公平吗？我不是一个狂暴的人，但我能感觉到心中那种暴力的倾向，一种粉碎、破坏和损毁的冲动，我指责天地，指责父母。也许我很生气爸爸把心脏病遗传给了乌里，也许我对母亲很生气，因为她没有预兆地抛弃了我们。我不再去拜访他们的墓地。不论是马蒂亚，还是孩子们和阿姆农，没有人可以安抚我内心的愤怒，这种愤怒在我身上潜滋暗长，但又不得不被深深隐藏。
从表面上看，生活恢复了正常。我照顾乌里的家人直到后事都安顿下来，并且经常去看望他们。即使我专心照顾柏卢丽雅和他们的五个孩子，那种令人不快的悲痛却还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我像往常一样继续工作，更多的时间在伊朗度过。当那里的海军项目成功完工后，我们在伊朗拥有了无限的机会，很多商人想建酒店或游艇俱乐部，因而业务订单开始源源不断地涌来。我们办公室已经积累了很多有关文化传统、地形特征、定价体系以及运用合适材料方面的知识，也结识了很多当地的承包商。我甚至建立了一个原创性的计算机模型来评估给定项目的可行性，即EO——经济学计算机模型。定量分析已经成为我擅长的专业领域，而这方面的需求也在增加。
我的一些工作由埃坦…戈申的雇员代理，但我的经济效益核算工作则由梅伦博士协助，他是数学模型的专家。梅伦曾访问过伊朗一两次，他是为我工作，而不是为丹。我们指派了一个土木工程师——拉凯利和我们一道以安纳夫系统公司的名义，作为一个独立单位来运作。我们的小团队在大型项目的管理和运作上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同时，那一段时间也获益颇丰。这是对我们必须忍受的艰苦生活条件的补偿。阿巴斯港和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赫大约在同一纬度，说它的天气条件像地狱一般，还算是保守的。在停车的时候，车里必须开着空调，否则当我们回来时，我们会被烫得无法触摸方向盘。
虽然自然条件是难以忍受的，但是商业环境却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即便是对安纳夫系统这样的新公司来说。许多以色列人在伊朗崭露头角，尤其在灌溉系统、石油开采、军事装备供应等技术层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感觉就像在自己家乡一样，带来了自己的家人，并建立了一所学校，在那里孩子们可以继续学习以色列的课程。
但并不是所有发光的都是金子。1976年，伊朗开始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国王下令控制物价进一步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国王的法令的确延缓了通胀，但也得归功于少数人发挥了创造性思维，他们不去提高价格，而是减少他们供货的规模和数量。
这一策略可能在某些领域是可行的，但在房地产行业行不通。商人可以减少牛排的尺寸，但在房地产领域，“牛排”的尺寸是固定的，那么一旦发生通货膨胀，房地产的价格必然会上升。在三个不同时期出售的公寓可能会有三个不同的价格。但国王颁布了法令，要求没有通货膨胀，那么普通百姓应该怎么做呢？
你肯定不能去做违法的事。国王有他慷慨的一面，但他毕竟是专制君主，如果你不遵守他的法令，那么只有死路一条。你所能做的就是引进外国经济顾问，如安纳夫系统，针对不同时间购买公寓的不同人群，制定公平的估值方法。包括国王在内，不管任何人说什么，在工程必须要完工、买房者需要搬进来住的时候，价格一定会慢慢地爬升。在安纳夫系统，我们采纳建议，分析了成本和价格的变化，界定了总共七组不同人群，并为每个组计算了建设成本以及其他费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占项目成本4％的部分我们无法解释。无论我们如何计算盈亏，当我们加上砖块、灰浆、门、空调等各种成本，其总额总是少于合同价的4％，这4％似乎是消失了。当我们问及客户这个难以捉摸的数字时，他们回答说，我们应该保持沉默。如果我们重视自己的面子，就不要想去了解更多关于伊朗监狱的内幕，我们不应该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他们敦促我们从头再来，重新核算一次，并做出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结果。俗话说，入乡随俗。我们就按要求做了。
伊朗是我有外国工作经验的第四个国家。在每个国家我都得到了更好的全球视角。1965年，作为一个学生交流计划的一部分，我航行到雅典、热那亚和巴塞罗那，然后坐最便宜的火车去马德里。那一个月，我住在一家青年招待所，在一个天然气加工厂——丁烷公司工作。在臭气冲天的生产线工作一天后，我礼貌地问我能否去办公室工作。在那里，用他们的电子制表软件，我绘制出各种简明的图表来帮助他们做出决策。
在以色列理工大学完成我的课程后，我和同学丹·罗森斯特鲁马前往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和意大利旅游，直到花光所有的钱。1969年，我和马蒂亚去欧洲度蜜月，我们住在青年旅馆，不去大的饭店吃饭，也没有其他奢侈消费，不过我们尽量利用时间游玩，因为在当时我们还不能负担经常出国旅行的费用。
从旅行中，我开始意识到，如果我想在一个大的世界中获得成功，我必须先熟悉它。我父母那一代几乎没有出过国，我父亲在犹太旅团服役期间曾去过意大利，而马蒂亚的父亲是政府官员，偶尔会去欧洲出差。我和她的母亲则是在到了以色列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犹太复国主义的信仰是最好在祖国旅行，不要受到国外其他地方的诱惑。我父亲去世后，马蒂亚和我出过三次国，有一次是去美国旅行。我第四次出国是到伊朗，只不过，这次我不再是一个度假中的学生了，而是一个私人公司的老板，是一个独立的生意人。
直到1979年2月1日，那是伊朗革命爆发的日子，我们以色列人一直认为伊朗执政党非常稳固。伊朗革命让我们不得不未雨绸缪，我们沉浸在伊朗人好客的欢乐当中，开我们主人的玩笑，并为彼此创造财富。我们视野范围内没有一丝乌云。突然间，天空出现了暴风雨。一夜间，备受宠爱的以色列人四处逃命，瞬间从贵宾变成了难民。
我已经回到以色列了，但是我们的朋友及他们的父母一直在德黑兰工作，那是一个遥远的建筑工地。听说革命爆发后，他们决定马上逃走，而不是没有目的地等待新政权的建立。人们四处奔忙只为了赶上首趟撤离的航班。由于人数众多，这次大批逃离成为一个复杂和危险重重的后勤演练。很多人匆忙赶回家，带上心爱的人远走高飞。单身男人随手抓起他们能带走的财物，拦下出租车，朝机场奔去。那些在野外工作的人们，突然从四面八方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向曾经热情友好的德黑兰冲去。
回到以色列后，我们早早关了办公室，开车去机场迎接第一个航班，确认我们的同事和熟人是否成功逃离。由于革命护卫队封锁了打往伊朗的电话，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其他任何人的下落。当飞机降落，机舱门打开，大家才松了口气。经历了混乱和动荡，不管怎样，大家都安然无恙，并告知其他人也在回来的途中。后来，我的一些同事私下承认，如果不是感觉有些尴尬，那么他们一定会放下手，跪下来亲吻大地。
这就是伊朗人的美梦，大张旗鼓地开始，却以草草收场而结束。我们后来了解到，伊朗国王虽然带领国家取得了经济上的繁荣，但他同时也残忍地镇压了所有的反对派，特别是什叶派。怨恨造成了国家内部的动荡不安，并最终导致了革命。我们这些居住在伊朗、无忧无虑地建造房子的以色列人，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涌动的暗流。我们天真地相信我们的工作向穆斯林世界敞开了大门，那将带领大家走向和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努力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多年以后，卡琳A号船从我们为之发展倾注了大量努力的哈尔克岛起航，载着提供给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武器驶向加沙。在红海，以色列人中途截住了货船，这使得运载的杀伤性武器没有被送达。而班达布什尔是我们把它从一个荒凉的沙漠建造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现在却成为阿亚图拉核计划的据点。是的，以色列人使伊朗变得强大。然而，这个由以色列人建设起来的城市现在却在研发炮弹，目的是歼灭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
现在伊朗的年轻人仅仅知道阿亚图拉的基本教义派掌控着穆斯林政权，他们不知道之前的伊朗是一个非宗教国家，他们没法想象就在不久前他们的国家是另外一番模样。同样地，以色列当下的一代也不知道，1967年以前的以色列拥有的版图是那么的小。那些出生在绿线＇绿线用于标记以色列通过六日战争获得的土地。＇，即1967年之前的国界线外的以色列年轻人无法想象去放弃他们的家园。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同时代的很多人觉得约旦河西岸是一个负担。
当然，巴勒斯坦的年轻一代由于年龄所限，也有如此的困惑。
他们没有经历过充满仇恨的自杀式袭击，也没有在重重的检查关卡中生活过。历史被这一代人狭隘的政治意识所限，该是多么悲惨的事情啊。不只是在政治上，经济领域也同样如此。我们在伊朗的工作纯粹是为了赚钱，不会关心它的政治局势，也不会关注什叶派的反对活动。调查什叶派和以色列之间秘密军事联系的实质，或者考量那些联系如何影响伊朗人对以色列人的态度都不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伊朗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国家，我们必须跟他们做生意，但是基本教义派的宗教革命惊醒了我们。它并不在乎我们对国家繁荣昌盛的贡献，也不关心我们对于未来两国人民之间和平的期望。
伊朗国王和阿亚图拉影响了很多人，其中包括了像我这样对未来迷茫的人，我只是一个工业和管理工程师兼营运研究员，一个碰巧在伊朗工作的以色列人。另一个对我人生影响很大的穆斯林领导者是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他在1977年11月前往耶路撒冷，这个历史性的和平之旅打破了传统观点，令人惊讶的程度不亚于在伊朗的革命。对于我来说，这证明是一个幸运的转折。
第7章 青春的迷失
在海法的以色列理工大学，女生是很少的，仅有极小部分女生会被招收进入市区最古老的建筑学院主要学习建筑，那里离我们卡梅尔山主校区很远。周末，我最信任的朋友什洛莫回家后，我就尽量到特拉维夫过周末，以免在海法感觉太孤单。什洛莫是很受大家欢迎的花花公子，他拥有很多有用的电话号码（当然最重要的是包括马蒂亚的）。在特拉维夫的周末是一周中最鼓舞人心的时刻。只有在海法时，我才发现自己很孤独。
在以色列理工大学最初两年的学习期间，我仍然在后备军官训练营（ROTC），以色列国防军给了我全额奖学金。第一年，我与其他学生在尼夫沙阿南合租了一个公寓，在那里我有属于自己的房间，那时还没有女朋友一起住。第二年，我决定搬进校园的宿舍，那儿更便宜，离教室也更近。我和一个室友，加上同样也住在学校宿舍的好友丹尼·罗森斯特劳马，形成了一个铁三角，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起分享我们重要的经历和个人生活。没有女友的唯一好处也许就是生活成本少些，尽管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节俭。我仅有的衣物就是三套衣裤、一双鞋子和一双凉鞋，那双鞋子我每天早上都会把它擦得亮亮的，而且还曾在当地一个鞋匠那修补过。我购买学生票乘火车回特拉维夫，而且在海法我几乎都在学生食堂吃饭。尽管有预算限制，但每一刻我都享受着我新发现的远离家乡的自由，并一直渴望有个女友。
一年后，我的好运来了，而且还不止一次，是两次。暑假期间，我在国外旅行时，遇见了一个女孩，并为之倾倒。回到以色列后，我们继续来往，但唯一的问题是，她的学习和生活都在耶路撒冷，这使我们的爱情之路很艰难。直到幸运女神的再次眷顾，我遇到了另一个住在海法的可爱女孩。因为我现在有两个生活在不同城市的女友，生活变得有点复杂。两个女友都知道对方的存在，并接受了这种安排——不要问我为什么。但是，当我遇到马蒂亚的时候，一定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时候，这一次幸运之神不再眷顾我：我的“海法女友”和马蒂亚是室友。
马蒂亚认为我没有认真地对待两人的感情，但是我对她是真心的。我和那两个女友分手后，使出浑身解数开始追求马蒂亚。
在我们第一次约会时，我向她倾诉了自己之前的遭遇，这确保了我的开场白是成功的。然而，顽劣的名声却如影随形。
在我第一次去马蒂亚家时，她母亲以斯帖·密尔瓦斯基·皮莱格博士，同时也是一名牙科医生，把我拉到一边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她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女儿对这段感情很认真，如果我真正地对她宝贝女儿感兴趣，那么最好是改掉自己的恶行。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尴尬的时刻。伴随着口吃和脸红，我还是试着向她解释，我已经改变了我的处事方式。大约一个小时后，马蒂亚的父亲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他以极大的热情申明道，他爱他唯一的女儿胜过一切，并会不遗余力地确保她的幸福。他以一种警告的方式说：“每周我都会去海法，确保马蒂亚一切都好。”马蒂亚的父亲是一个化学家，他曾加入了哈加纳（译者注：这是一个地下军事组织）——以色列建国前的国防部队，并掌管成千上万的在以色列国防军中的文职人员。因为精通劳动法，加上随和的态度，他在这个职位上有着堪称完美的表现。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他，我相信这种感觉是相互的，因为在我们“谈判”结束的时候，我获得了追求马蒂亚的许可。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并没有领会到谈判的艺术。当以优异的成绩完成高中学业时，我决定尝试申请军队的特殊学术课程，即阿图岛奖学金计划。我想，如果没有获得批准，我将回到青年运动，并与我的朋友一起加入纳哈尔旅团（青年先锋战斗队，其中结合了军队服务、养殖，以及后来的社区工作）。后来的事实表明，我别无选择。我与青年运动的关系已经恶化了好一阵子。起初我是一个积极的成员，跟随着我哥哥乌里的脚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从支部委员会退出，甚至还被认为是叛徒，就因为我周五晚上是与来自于侦察营的新女朋友一起度过，而不是与我青年运动的同事在一起。十七岁的时候，我的特立独行每时每刻都对青年运动的“集体意志”形成挑战，好像要突破彼此的边界而针锋相对。
1961年，以色列国会也就是众议院举行选举。我对政治很感兴趣，但既然我已答应过父母，我只会在业余时间工作，因此我决定把工作和爱好结合起来，作为一名招聘专员为以色列工人党工作。有人递给我住在特拉维夫的佛罗伦萨地区的人员名单，一连好几天，只要一放学，我就对名单上的家庭进行逐一寻访，标记出每个家庭成员是“党员”、“支持者”还是“反对者”，这样工人党就可以知道它的选民在哪里。这份工作将在选举日那天结束，这个时间点与我青年运动的下一个宿营计划有点冲突，那个计划是在选举日三天前开始。我向宿营组长解释了这个情况，并请求允许我稍晚一些赶到内盖夫的营地。“不行，绝对不行！”他愤怒地回应道，“纪律就是纪律。按照约定你将会和其他所有人一起去……没有任何例外。”然后还继续挖苦道：“为什么你总是与众不同呢？”随后我离开了，没有设法去达成妥协。该小组按计划动身前往营地，我继续为工人党工作，就在这时我加入了工人党。
我记得，就是那一次，我被小组委员会拷问，这是一场由同志们组织的审讯。大约在我抵达营地的三天后，委员会召集了会议，叫我来澄清理由。听了我的解释，他们没有任何客气的言语，直截了当地把我从营地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