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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杜勒斯在普林斯顿饭店会议上请同僚想想，什么方法最有可能摧毁斯大林控制其卫星国家的能力。他相信秘密行动可以打倒共产主义。
中情局要让苏联人滚回自己的老家。
他说：“我们若要采取攻势，东欧就是着手开始的最佳地点。我不想要流血战争，但我希望事情有所进展。”
奇普·波伦发言了。他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事，而在不久之后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5年前他就参加周日晚餐会，播下中情局政治作战的种子。他反问杜勒斯：“我们是要发动政治作战吗？我们从1946年以来一直在做，也做了很多事情。至于是否有效，或是否以最佳方式做的，那是另一回事。”波伦说：“你提到‘我们是否该继续这一攻势？’我看到的是梦魇的深渊。”朝鲜战争仍然进行得如火如荼，参联会主席命令威斯纳和中情局针对“苏共控制体系的心脏地带”，展开“反苏秘密大攻势”a。威斯纳勉强为之。马歇尔计划正转型成向盟国提供武器的条约，威斯纳认为万一发生战争，这是武装敌后秘密武力对付苏联的大好机会。他在全欧遍撒种子，他的手下在斯堪的纳维亚、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希腊的山林中，把金条丢进湖里，把一箱箱武器埋藏起来，以备来日战争之需。他们把工作人员空降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诸国的沼泽和山麓去送死。
在德国，千余名军官把传单偷运到东柏林，并伪造印有绞绳套在东德领导人沃尔特·乌布里希脖子上的邮戳，更在波兰规划多项准军事行动。但这些都不足以探测到苏联威胁的本质。破坏苏联帝国行动的计划，绝大部分仍以监视为主。
由“朝鲜蓟计划”开始的人体实验
史密斯局长极为慎重地派出值得信赖、人脉极佳、战绩杰出的三星上将卢西恩·特拉斯科特来接管中情局在德国的业务，并调查威斯纳的人马到底在干什么。特拉斯科特奉令把他认为有问题的计划一概中止。他一到任就选了中情局德国“基地”的波尔格当首席助理。
他们找到了几枚“定时炸弹”，其中一个是密不透风、被当时中情局的档案称做“海外侦讯”的计划。
中情局设置秘密监狱，对有嫌疑的双面间谍实施逼供，一个设在德国，另一个在日本，还有一个设在巴拿马运河区，这也是最大的监狱。“和关塔那摩监狱b一样，什么勾当都干。”波尔格2005年说道。
运河区自成一个世界，是美国在20世纪初掌控巴拿马运河后，从周遭丛林里开辟出来的地区。区内的海军“基地”里，中情局安全官将平日用来关喝酒闹事和不守纪律的士兵的禁闭室，改建成以煤渣砖砌成的牢房。在这些牢房里，中情局利用酷刑、药物控制心灵和洗脑等手段，进行严厉侦讯的秘密实验。2米2花2书2库2 ；http：//www。7mihua。com
这个计划可以回溯到1948年，赫尔姆斯和手下情报官发觉自己被双面间谍耍得团团转的时候。刚开始它还只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情局顿觉急迫而临时制订的紧急方案。那年夏末，巴拿马气温接近100华氏度（约37。8℃），两名苏联流亡人士从德国被送到运河区，他们被注射药物后遭到残酷的审讯。在日本的美军“基地”内，4名朝鲜双面间谍嫌犯也受到中情局同样的“款待”，而他们不过是代号为“朝鲜蓟计划”中已知的第一批人体实验罢了。事实上，这只是中情局千方百计想控制人类心灵的15年计划中，极小却极为重要的一环c。
中情局在德国吸收苏联人和东德人当特工和情报员，却出了事故。他们将自己仅知的一点内情供出来后，往往靠欺骗和敲诈手段来延长短暂的间谍生涯，其中不少人涉嫌暗中替苏联工作。中情局官员发现共产主义国家的情报和安全机关比中情局更大也更高明之后，这个问题就变得很急迫了。
赫尔姆斯说过，美国情报官所受的训练是不要相信外籍特工，“除非你控制他身体和心灵”。控制人心的需求导致寻求控制心灵的药物，并在秘密监狱试验这类药物。杜勒斯、威斯纳和赫尔姆斯亲自负责这些业务。
1952年5月15日，杜勒斯和威斯纳接到一份有关“朝鲜蓟计划”的报告，其中详列了中情局测试海洛因、安非他命、安眠药、新发明的迷幻药，以及其他“特殊侦讯法”的4年方案。方案之一是设法找出一种强效侦讯法，“使得受它影响的人很难在侦讯时坚持相同的谎言”。几个月后，杜勒斯批准代号为“超激”的宏大新计划。在该计划赞助之下，肯塔基州某联邦监狱的7名犯人，连续77天被施予高剂量的迷幻药。中情局以相同的药物注射进陆军文职雇员弗兰克·奥尔森体内后，他从纽约某饭店窗口跳下。这些人和巴拿马秘密监狱里的双面间谍嫌犯一样，都是打击苏联战争中的牺牲品。赫尔姆斯等中情局高层官员唯恐这类计划会大白于世，因此将几乎所有记录销毁。不过，所剩的证据虽只是断简残篇，却强烈暗示着利用秘密监狱强制施药、审讯可疑特工的做法，在20世纪50年代行之不辍。这一机密设施的成员与中情局内部的安全官、科学家及医师，每个月集会讨论“朝鲜蓟计划”的进展，一直到1956年才停止。中情局档案显示，“这些讨论包括规划海外侦讯事宜”，而“特殊侦讯法”此后数年仍持续使用。向铁幕渗透的动力使中情局开始采用敌人的手法。
不可能再像二战那样经营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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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斯科特将军所取消的中情局业务里，有一项是支持名为“德国青年”团体的计划。这个团体的领导人有很多是“希特勒青年团”的老成员，团员在1952年增加到2万多人。他们兴冲冲地接受中情局的武器、无线电、照相机和经费，再把它们埋藏在德国各地。此外，他们还自行拟出一份包罗很广的黑名单，打算在时机适宜的时候，暗杀民主西德的主流政治人物。“德国青年”太过明目张胆，致使他们的存在和黑名单激起一片非议。“秘密一曝光，顿时引起极大的关注和不安。”当时担任特拉斯科特幕僚，后来成为副局长的年轻情报官约翰·麦克马洪说。
艾伦·杜勒斯在普林斯顿饭店大发议论的当天，亨利·赫克舍写了封感人的请愿书给中情局总部。即将成为柏林工作站站长的赫克舍，多年来已在东德培养出一位独一无二的特工名叫霍斯特·厄尔德曼，他负责一个叫“自由法律人委员会”的出色团体。“自由法律人”是个挑战东柏林政权的地下组织，成员皆为年轻律师和律师助理。他们已将国家所犯下的罪行汇编成档。“国际法律人会议”预定1952年7月在西柏林召开，“自由法律人”可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
威斯纳想接管“自由法律人”，把他们变成地下武装团体。赫克舍却反对，他主张让这些人成为情报来源，若是硬要他们扮演准军事角色，肯定会变成炮灰。然而他的主张被驳回。威斯纳派驻柏林的情报官，挑了盖伦将军手下的一位军官，把“自由法律人”改编成以3人为一组的战队。然而，他们所整编的小组却有个致命的安全漏洞，即每一个组员都知道另一组组员的身份。国际会议召开前夕，苏军绑架并囚禁该组织一位领导人，中情局的“自由法律人”便一一被捕。
到了1952年底，在史密斯担任局长的最后几个月里，又有多项威斯纳临时开展的业务开始破裂。阵阵余波让刚到任的中情局军官特德·沙克利留下持久的印象，此人从西维吉尼亚宪兵训练营被连哄带骗转进中情局，以少尉身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中情局生涯。他第一个任务是熟悉威斯纳手中一项业务，就是支持波兰解放军，即“自由独立运动”，简称WIN。
威斯纳和他的手下已空投价值大约500万美元的金条、轻机枪、步枪、弹药及双向无线电到波兰。他们与流亡德国及伦敦的“国外WIN”建立可靠的联系之后，认为“国内WIN”是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在波兰境内有500名士兵、2万名武装游击队员和10万名志同道合者，他们都准备与红军决一死战。
但这是个错觉。早在1947年，苏联所扶植的波兰秘密警察就已将WIN扫荡一空。“国内WIN”只是个幻象，是苏联的计划。1950年，有位来历不明的特使到伦敦找到波兰流亡人士，并带来WIN仍然健在且在华沙日益壮大的消息。流亡人士马上联络威斯纳的人马，后者也立即把握这个建立敌后反抗组织的机会，空降许多爱国志士回波兰。中情局总部的领导无不认为，终于可以用共产党自己的手法打败他们了。史密斯在1952年8月与副手一起召开的会议上指出：“波兰乃是最被看好的发展地下反抗组织的地区之一。”威斯纳也告诉他：“WIN士气高昂。”
苏联和波兰情报机关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设下这个圈套。麦克马洪说：“他们很清楚我们的空中任务，我们会空降工作人员进去，他们再和我们认定对我们有帮助的人联络。波兰秘密警察和苏联克格勃就跟在他们后头来个一网打尽。所以这是个思虑周详的计划，只可惜我们吸收的是苏联特工。结果变成大灾难，人都死了。”大概死了30人，也许更多。
沙克利说，同胞们得知5年规划和数百万经费尽付东流时的神情，他永远都忘不了。最无情的挖苦莫过于，他们发现波兰把一大笔中情局的钱转给意大利共产党。
后来出任“美国之音”主管的亨利·卢米斯说：“中情局显然认为，可以像二战时战情局在西欧占领区的运作那样经营东欧，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在华盛顿，主管东欧业务的林赛在极度苦恼中辞职。他告诉杜勒斯和威斯纳，中情局对付共产主义的策略，应该用以科技方法监视苏联来取代秘密行动，以堂吉诃德式的准军事任务去支持凭空想象的反抗运动，不可能把苏联人赶出欧洲d。
在德国，麦克马洪花了好几个月时间读了工作站所有往来电文后，得出一个赤裸裸的结论。他在几年之后说道：“我们没有在那里操盘的能力，我们对苏联的了解是零。”
中情局怎样才能讨得白宫欢心
现在的中情局已是个全球势力，员工有1。5万人，每年有5亿美元秘密经费可以使用，海外又有50多个工作站。史密斯凭着坚强的意志力，把中情局改造出随后50年都基本保持的机构雏形。他将政策协调处和特别行动处合并成专门从事海外业务的单一秘密机关（即秘密行动处），又成立了一个整合国内情报的分析系统，为中情局赢得了白宫的尊重。
但他始终没办法把它变成专业的情报机关。“我们找不到合格的人才，他们根本就不存在。”他在担任局长的最后几天如此感叹道。此外，他也一直无法让艾伦·杜勒斯和威斯纳向他低头。1952年总统大选前一周，史密斯最后一次尝试压制他俩。
10月27日，他召集局内最资深的26名官员开会，并宣称“在中情局尚未培养出训练精良的储备人才之前，必须将活动缩减为少数可以有很好表现的业务”，不要“训练不适当或素质低下的人员，试图涵盖广大范围，反倒会表现不佳”。史密斯在特拉斯科特调查的鼓舞之下，下令召开“（项目）谋杀会议”——可以取消中情局最不堪的秘密任务的陪审团。威斯纳立即予以还击。他表示关闭可疑的业务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史密斯的命令执行起来得花上好几个月，很可能会拖到下一任政府上台之后。局长败下阵来，“谋杀会议”解散。
艾森豪威尔赢得总统大选，凭借的是由最亲密的外交顾问约翰·杜勒斯草拟的国家安全政策，亦即呼吁西方世界解放苏联卫星国家。他们的这项胜利计划主张中情局局长换人。于是，在史密斯反对，参院无异议通过和新闻界的欢呼声中，艾伦·杜勒斯终于拿到觊觎已久的职位。赫尔姆斯和艾伦·杜勒斯相识于8年前，两人同住法国那间由史密斯将军接受第三帝国无条件投降的红瓦校舍，他对杜勒斯可说是相当了解。赫尔姆斯年方40，为人严谨，到夜里熄灯时，向后梳的头发仍然一丝不乱，办公桌也一尘不染。杜勒斯已经60岁，私底下爱穿拖鞋缓解痛风的他，原本是个漫不经心的教授。艾森豪威尔当选后不久，杜勒斯拨通电话把赫尔姆斯叫进局长室，两人坐下聊天。
烟斗冒出阵阵烟云弥漫在空气中。杜勒斯开口道：“说说未来，中情局的未来。”
“你可还记得1946年我们出马收拾烂摊子时，那些阴谋诡计和血光四起的光景？中情局该负什么责？当时也没有这个机构？”杜勒斯要赫尔姆斯知道，只要他当一天局长，就会有个机关全心投入大胆、困难且危险的任务。
“我要绝对肯定地告诉你，当前的秘密业务是何等地重要，白宫和现任政府对秘密行动抱有强烈的兴趣。”杜勒斯说。在往后8年里，由于他对秘密行动情有独钟，不屑从事情报分析，加上欺骗美国总统的危险做法，艾伦·杜勒斯对自己所协助创立的中情局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伤害。
应对日本下豪注
中情局运用得最出神入化的武器是现钞。收买外国政治人物是中情局的专长，而它挑中的第一个未来世界领导者则是日本。
美国吸收到两位最具影响力的特工来帮中情局执行掌控日本政府的任务，这两人是狱友，也是战犯。他们在二战后美军占领下的东京坐了3年监牢，1948年底出狱时，很多狱友仍困在狱中。
岸信介在中情局的协助下成为日本首相和执政党总裁，儿玉誉义夫则因协助美国情报机关而重获自由，并成为全日本头号黑社会（即“关东会”）首脑。两人共同塑造战后日本政治。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国最憎恨的；在“反共战争”里，他们却是美国最需要的人。20世纪30年代，儿玉所操控的右翼青年团体企图暗杀首相（这里应指“天行会”刺杀斋藤实首相事件，儿玉因此被判刑3年半。——译者注）。他被捕入狱后，日本政府任用他为情报特工以及未来战争的打手。随后5年，他在中国占领区经营战时最大的黑市，从而取得海军少将官阶，获得大约1。75亿美元的个人财富。儿玉出狱后捐出部分财产，投注于当时最保守的政治人物，他也成为中情局扶植日本政客工作的关键人物。朝鲜战争期间，他与美国商人、战情局老手和前外交官合作，完成了一次由中情局资助的大胆的秘密工作。美国军方需要造导弹的稀有战略金属钨金，儿玉就走私好几吨日本军品到美国。五角大楼出资1000万美元，中情局也资助280万，钨金走私网总计捞了200多万美元。7米7花7书7库7 ；www。7mihua。com
不过，这次行动也让儿玉在中情局东京工作站留下了坏名声。东京工作站1953年9月10日的报告说：“儿玉是职业骗子、流氓、郎中和小偷。他完全没有情报运作能力，他对赚钱以外的任何事都没兴趣。”双方关系中断后，中情局将注意力转移到庇护和培养有为的政治人物，其中就包括岸信介，他赢得美国结束占领后日本的首次国会选举。
从甲级战犯到日本首相的大变身
岸信介成为方兴未艾的保守运动领导人。他凭着儿玉誉义夫提供的资金和自己的政治手腕当上了国会议员，1年后便掌控民选代议士中的最大派系，建立起领导日本几乎长达半个世纪的执政党。
岸信介是1941年日本对美宣战诏书的签署人，二战时领导军需省。战后岸信介虽身陷囹圄，却早已在美国有许多高官盟友，日本偷袭珍珠港时驻东京的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便是其中之一。
1942年格鲁遭日方拘禁时，担任战争内阁大臣的岸信介放他出来打高尔夫球，两人因此交上朋友。岸信介出狱后，格鲁已是“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首任主席，此乃中情局为支持自由欧洲电台和其他政战节目所设立的外围组织。
岸信介一出狱便直奔首相官邸，他的亲弟弟佐藤荣作担任占领时期的内阁长官，佐藤交给他一套西装让他换下牢衫。♂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岸信介对弟弟说道：“很奇怪吧？现在我们都是民主人士了。”岸信介耐心规划7年，由战犯变成首相。他师从《新闻周刊》东京分社主任学英语，又经《新闻周刊》外交事务新闻主编哈里·克恩介绍，得以结识许多美国政治人物。克恩是艾伦·杜勒斯的至交，后来终身负责中情局在日本的情报通道。岸信介以栽培稀有兰花的方式，培养与美国大使馆官员之间的交情。他起先行动很小心，因为这时候他还恶名在外，经常有警察跟踪。
1954年5月，岸信介在“东京歌舞伎座”展开政治复出行动。他邀请在美国使馆担任新闻与宣传官的战情局老手比尔·哈钦森看戏，并利用中场休息时间领他参观歌舞伎座，游走于各个包厢，向他引见自己在日本精英界的朋友。这在当年是很不寻常的举动，但也是纯粹的政治剧，岸信介以此方式公开宣告他在美国支持之下重返国际舞台。
一年来，他多次私下在哈钦森的客厅里会见中情局和国务院官员。哈钦森回忆道：“他显然是希望能获得暗中支持。”这些谈话奠定了以后40年日美关系的基础。
岸信介告诉美国人，他的策略是破坏执政的“自由党”，加以改名、重整和管理，在他领导下的新“自由民主党”既不是自由党，也不是民主党，而是一个右翼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