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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还有一种特重的枷名叫“尾”。从这些名目可以想见，每一种枷都是十分厉害，令人难以承受的。与来俊臣同时的另一名酷吏索元礼手段更加奇特。他让犯人跪在地上，双手奉枷，在面前的枷板上再放一摞砖，这叫做“仙人献果”。或者让犯人站在高处的横木上，把他的项上的枷掉转方向，使长的一端朝后，犯人必然身体要前倾，而脖子也就被勒得更紧，这叫做“玉女登梯”。索元礼用这样的种种手段，常常把人折磨致死。
宋代，对枷的重量有一定的限制。开始规定，枷分二十五斤和二十八斤两个等级。景德初年，提点河北路刑狱陈纲上书请制杖罪，并且提议增设十五斤重的枷为三等。宋真宗赵恒准奏，下诏颁布施行。但在实行的时候，枷的重量常常超出规定。有的地方制的枷用铁皮包边镶角，称为“铁叶枷”，如小说《水浒传》中林冲和武松发配时戴的枷就是七斤半重的“团头铁叶护身枷”。有的地方用铁铸成铁枷，其重量当然要远远超过木枷。尽管在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曾颁发过不得以铁为枷的诏令，铁枷仍被某些酷吏使用。金代的枷常常超出规定，泰和四年（1204）七月，金章宗完颜璟曾派官员到各地巡视，对滥用重枷的现象予以查究，但并不能彻底禁绝。
明代初年，太祖朱元璋诏令统一枷的型号。规定枷长五尺五寸，两端宽一尺五寸，用干木制作，死刑犯人戴的枷重三十五斤，徒罪、流罪犯人戴的枷重二十斤，杖罪犯人戴的枷重十五斤，长短轻重的数据都刻在枷上。洪武二十六年（1393）诏令，凡在京的各衙门所用的刑具都必须经过检查，符合规定的标准才准许使用。而且，各种刑具必须由指定的地方制作，不得随意制造使用。如规定由应天府采办笞杖、讯杖等杖具，龙江提举司成造枷枢，宝源局打造铁索铁镣等。但是，实际上明代用枷超重的情况比以前各代更厉害，由宦官控制的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的大小爪牙们嗜血成性、杀人如草，他们用的枷越做越重、越做越奇。
英宗正统年间，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得罪了宦官王振，王振以砍伐文庙前古木为大不敬的罪名，制作了几面百斤大枷，命令将李时勉和司业赵琬、掌馔金鉴三人枷号示众。其中一面枷重一百多斤，是王振让人为李时勉特制的，金鉴说：“我年轻力壮，给我戴这面枷爸。”李时勉说：“老夫筋骨更坚，还是我来吧。”就抢先戴了重枷。当时正是炎夏盛暑天气，他们被枷号三天仍未解除，于是激起了公愤，监生李贵等千余人到皇宫门前请命。有个叫石大用的监生愿意以自身代替李时勉戴枷示众，其他监生都一齐呼喊号叫，声音传到内廷。皇太后（宣宗孙皇后）闻知，急忙责成英宗立即释放了李时勉等人。
正德初年，宦官刘瑾专权时制作的大枷重达一百五十斤。给事中安奎和御史张彧奉旨到外地盘查钱粮回京，刘瑾向他们索贿而未能满足，就寻借口把安、张二人用一百五十斤的大枷枷号于东西公生门。当时是夏季，大雨昼夜不停，二人淋得像落汤鸡似的，也没有人敢将他们移动一步。都御史刘孟赴任延迟了日期，被逮至京师，枷号于吏部衙门外。御史王时中也因得罪刘瑾，被枷号于三法司牌楼下，远近围观的群众都忍不住流泪，文官们远远地望见这种景象，都垂头丧气，没有一个人敢走到跟前看一看。此外被枷号的还有给事中吉时郎中刘绎、张玮，尚宝卿顾浚，副使姚祥，参议吴廷举等。吴献臣因为弹劾刘瑾，被枷号于午门前长达一月之久，反对刘瑾的官员被枷死的说不清有多少人，平民百姓因小罪被枷死的就更多了。
因为正德年间的枷号的做法过于残酷，明世宗朱厚骢即位时不得不作些纠正。嘉靖元年（1522），世宗诏令两京法司和锦衣卫，在天气炎热时对该枷号示众的囚犯要暂免枷号，以显示圣上恻隐之心。但过了不久，又变本加厉地恢复正德时的旧规。有个叫刘东山的人，告皇亲张延龄兄弟谋反，锦衣卫指挥王佐竭力为张氏辨冤，反过来指控刘东山为诬告，于是将刘东山用大枷枷号示众三个月，然后充军戍边。刘东山受尽摧残，死于戍所。这是见于记载的明代对犯人枷号时间最长的一次。刘东山能坚持到底，还算得上是硬汉子，嘉靖年间有不少人枷号的时间为一个月或两个月，结果期限未满就戴枷而死。
万历年间，明神宗朱翊钧又制造一种新式刑具，名叫立枷。这种枷前面长，后面短，长的一端触地，犯人被枷住脖子，身体只能站在那里支持，跪坐都不可能。立枷“重三百余斤，犯者立死”。东厂和锦衣卫对皇帝钦定的案犯，常常要用立枷，犯人大多在一天之内就送了命。如果有不能很快即死的，监刑的校尉就把枷锉低三寸，这样，犯人就站不直，只能稍微弯曲着双腿，勉强支撑，不一会就力量用尽，气绝身亡。如果犯人不是厂卫注意的重要案犯，或者在没有仇家监督的情况下，犯人的家属就花钱雇佣乞丐，让乞丐夜间用背扛着受刑者的臀部，让他半坐在乞丐身上，这样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脚力，不致于速死。还有人说，受刑者每天生吃一只猫，可以提精神，抗折磨，不知是否真的有效。被立枷枷死的人不可胜数，大多是因为得罪了厂卫的头目，而被用这种方法害死，只有万历二十年（1592）乐新炉、诸重光是因为奏事不实，触怒了万历皇帝朱翊钧，于是皇帝亲自下令，让东厂把乐、诸二人用立枷处死。当时还有一个规矩，受刑者如果在不满应该枷号的期限内死去，监刑者不准家属提前收尸，只是把他的尸体就地用土掩盖一下，必须等到了期限，监刑者向上司回报之后，才准许将尸体运走安葬。如果是夏天，到安葬时，尸体的血肉已经腐烂净尽，只剩下一具骷髅了。所以，万历时的士大夫们谈立枷则色变，认为它的残酷性超过大辟。天启时，魏忠贤主持东厂，也爱用立枷，先后枷死六七十人。明毅宗朱由检即位时，听说立枷特别残酷，就问左右这立枷是干什么用的，太监王体乾回答说，是用来惩治巨奸大恶的。毅宗说：“虽然那样的人应该惩办，但他们受这样的刑罚也太可怜了。”据说，当时魏忠贤在旁边听了毅宗的这句话之后，吓得直缩脖子。不久，毅宗除掉了魏忠贤，直到明朝亡国，再也没有使用立枷。
清代仍有枷项之刑和枷号示众的做法。康熙八年（1669）规定应该枷号的犯人所戴的枷重的七十斤，轻的六十斤，长三尺，宽二尺九寸，诏令内外问刑衙门，都要按刑部制作的式样执行，不得违例。各地的官员虽然大多能遵守规定，但有个别的酷吏又独出心裁，变化枷的花样。长洲县令彭某设立纸枷，就是用薄纸做成枷的摸样，他同时还制作了“纸半臂”，就是纸做的背心。对欠粮的人，彭某就命令给他戴上纸枷，穿上纸半臂，缚在衙门前示众。这种纸刑具虽然很轻，但彭某规定一点儿也不许损坏，否则要用其他酷刑严加处治。戴“枷”者必须终日呆站，纹丝不动，这种被约束的痛苦，比戴真正的木枷还难以忍受。古时的纸又薄又脆，纸枷和纸半臂都很难完好无损，因此被枷者常常在刚戴不一会儿就把它弄破了，于是接着被施以酷刑。当时，长洲百姓对这种做法十分痛恨，有个无名文士曾写诗一首，贴在县衙墙上，诗云：
长邑低区多瘠田，
经催粮长役纷然，
纸枷扯作白蝴蝶，
布裤染成红杜鹃，
日落生员敲凳上，
夜归皂隶闹门前。
人生有产须当卖，
一粒何曾到口边？
诗中第三四句写戴纸枷的人一不小心就会把纸枷扯碎，纸片飘飞，像翩翩起舞的白蝴蝶，但这样一来就难免受到重杖或夹棍的责罚，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把布裤染红。全诗倾诉了长洲百姓被逼交官粮而遭受刑责的痛苦，反映了古代吏治的残暴。从此诗可以看出，纸枷的残酷并不在纸枷本身，而在于附加的苛刻条件。彭某的暴行，激起了长洲百姓的强烈反对，从来，朝廷不得不把彭某罢官勘问，彭某不久便死于苏州花桥巷寓所。
古代的枷项之刑，一般来说主要施用于男性犯人，而对于女犯则用械。械是用硬木制作的，长一尺五寸，宽四寸左右，中间凿两个小孔套在女犯人的小臂上，固定住两只手，相当于金属的铐的作用。但有时对女犯也用枷。明代有一位女子因通奸罪被官府拘拿审问。某郡守听说这女子很会作诗词，就取出械给她看，让她以械为题作一首词，并且说，如果词作得好就赦免她。这女子略思片刻，赋《黄莺儿》一首云：
奴命木星临，霎时间上下分。松杉裁就为圆领，交颈怎生，画眉不成，眼睛儿盼不见弓鞋影。为多情，风流太守，特赠与佳人。
细观词意，这女子所咏的不是械，而是枷。“木星临”，指枷是用木头制作；“上下分”，指枷是由两块木板组成。“圆领”一词，显然指套在脖颈上。戴着枷，自然不能“交颈”而眼，而且手无法画眉，眼睛看不见鞋尖。词的末句“特赠与佳人”五字，有的书中作“独桌宴红裙”，既然比作饭桌，肯定是指枷无疑。这位女子不愧以文才知名，她把作为刑具的枷加以诗化和艺术化了，描绘得那么形象、生动，同时表现出作者内心的坦然和性情的幽默感。那位郡守赞赏女子才思敏捷，就没有判她的罪，把她释放了。
笞 杖
笞杖是古代使用得最广泛的刑罚。“笞”的本意是用竹条或木条对人进行抽打，杖的本意是拐杖。古时候，儿子不孝，父亲可以用拐杖打他。舜小时候是很孝顺的，他父亲用小杖打他，他就忍着，若用大杖打他，他就逃开。后来把笞杖作为一种刑罚，据说是沿袭了古代父亲打儿子那种教诲、训诫的含义，所以又把笞杖称为教刑。
汉代以前官方规定的五刑是墨、劓、宫、刖、杀，没有笞杖。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发生了缇萦上书救父的事件以后，文帝刘恒下诏废除肉刑，改用其他刑罚替代，其中当用劓刑的改为笞三百，当斩左脚趾者改为笞五百，但是，笞三百或五百大多能把人打死，这比原来的肉刑还厉害。于是汉景帝刘启在前元元年（前156）下诏说，用笞杖与死罪没有什么两样，即使不死，也落重残。因此他把文帝规定的笞五百改为笞三百，笞三百改为笞二百。这样做，许多囚犯仍然被打死。到中元元年（前144），景帝又下诏把笞三百改为笞二百，二百减为一百，并且“定棰令”。棰是笞杖所用的刑具，当时规定棰长五尺，用竹子制作，大头直径一寸，小头半寸，竹节要削平，行刑时抽打臀部。从此以后，按照这样的规定，受刑的犯人才可以保全性命。
汉代以后，笞杖之刑在执行时比较混乱，无有定规。南北朝时有的朝代嫌笞杖太轻，多改用鞭刑，或叫鞭杖。从隋代起，才正式把笞与杖分开，都列为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之一，其中笞刑最轻，杖刑稍重于笞刑，并且对笞杖的数目、刑具的尺寸、受刑的部位以及量刑的条款都作了明确规定，形成制度，由国家司法部门监督执行。
关于笞杖的数目，隋、唐、宋、金以至明清，都把笞刑定为五等，从十下到五十下，每加十下则加一等。杖刑从六十至一百，也是每加十下加一等。辽代刑重，没有笞刑，其杖刑六等，五十至三百，每加五十下则加一等。元代笞杖之刑的数目比较特别。其笞刑分六等，从七下到五十七下，每加十下则加一等，杖刑六十七到一百零七，每加十下则加一等。这个数目是元世祖忽必烈规定的，他的本意是想减轻刑罚，对宋代规定的数目“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所以每等减了三下。实际上，元代将笞刑加了一等，由五等变为六等，结果除笞刑的最低等外，以后的每一等同宋代相比反而增加了七下。因此，元大德年间，刑部尚书王约启奏说：国初规定笞杖十减为七，笞五十应减至四十七为止，不应再有五十七这个等级；杖刑应从五十七到九十七，不应再有一百零七这个等级。但王约的意见为被采纳，所以终元之世，一直采用这笞、杖共十一等的刑法。
关于刑具的尺寸和受刑部位，各代的规定也不一样。汉代笞杖不分，都叫棰，尺寸以如前述。晋代的笞用竹条，沿袭汉制：杖用生荆，长六尺，大头围（截面周长）一寸，小头三分半。南北朝梁时，杖也都用生荆，长六尺，分大杖、法杖、小杖三种。大杖大围一寸三分，小头八分半；法杖大头围一寸三分，小头围五分；小杖大围一寸一分，小头呈细尖状。北魏时杖用荆条，削平其节，分三种，拷讯囚徒时用的杖，直径为三分，杖囚犯脊背的杖，直径为二分，杖腿用的杖，直径为一分。北齐时杖分两种，一种长四尺，大头直径三分，小头二分，另一种大头直径二分半，小头一分半。行刑时打在臀部，而且规定对一人行刑时不得换人。隋时用杖较滥，没有固定的尺寸。唐时把笞和杖分开，都长三尺五寸。笞的大头直径二分，小头一分半。杖分两种：一种叫讯囚杖，大头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另一种叫常行杖，大头直径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用刑时，分别打在背部、臀部和腿部。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规定，常行官杖沿用后周显德五年（958）颁定尺寸，杖长三尺五寸，大头宽不得超过二寸，厚度和小头宽度不得超过九分。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集贤校理聂冠卿上书说，自从规定杖制以来，杖的长短宽窄都有尺度，但杖的轻重却不统一，有些官吏特制重杖，加大处罚，应该做出规定。仁宗皇帝赵祯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规定常行官杖的重量不得超过十五两。金、元时笞与杖的尺寸不确定，但在金时曾规定大杖的直径不得超过五分。
明代笞杖刑具承袭唐制，略有变化，分笞、杖和讯杖三种，都长三尺五寸。笞，大头直径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杖，大头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讯杖，大头直径四分五厘，小头三分五厘。笞和杖都用紫荆条制作，行刑时打在臀部；讯杖用紫荆木制作，行刑时打在臀部或腿部。各地官府用的笞、杖和讯杖都要用刑部颁发的刑具式样对照比较检查，尺寸合乎规定才准许使用。那种刑具式样是铜铸的，归刑部统一管理。明代还规定，制作笞、杖等刑具不准用兽筋或皮胶等物在杖上装钉子。
清代官府衙门所用的笞杖开始沿袭明代规定，后来该为竹板子。大竹板子大头宽二寸，小头宽一寸。这种竹板子哪一年开始使用，已难查考。
上述各代对刑具尺寸的规定，都是分别使用当时的度量衡标准，各代的标准互相之间有差别，和现代尺寸的标准也各不相同，因此，史籍记载的尺寸是当时的数字，折合为现代的度量标准相当于多少，很难考证清楚，它所反映的只是各代笞杖刑具的大概情况。
至于说各代犯什么罪用笞杖，杖多少，其条目繁多，毋须细述。需要提到的是，有些朝代规定，被判应受笞杖之刑的，可以交纳财物赎罪。如宋代刑法规定：判为笞刑应打十下的，赎铜一斤，免打三下；应打二十的，赎铜二斤，免打十三下；应打三十的，赎铜三斤，免打二十二下；应打四十的，赎铜四斤，免打三十二下；应打五十的，赎铜五斤，免打四十下。杖刑也是如此，应打五十至一百的，分别赎铜五至十斤，免打三十七至八十下。金代笞杖之刑，也是用铜来赎，每十下赎铜二斤，若应杖一百，赎铜二十斤就可以免打。明初规定笞杖之刑可用铜赎，每笞十下赎铜半斤，每杖十下赎铜一斤。后来改用钱赎，每十下赎铜钱六百文，若应笞二十下，赎钱一贯零二百文，应杖一百，赎钱六贯。景泰以后，赎钱的数目越来越大。景泰元年（1450）规定，每笞十下赎钱二百贯，杖十下赎三百贯。再后来各朝逐渐加码，又规定将钱折算为银子。妇女犯罪应笞杖者，赎钱的数目更大。也有某些官员临时规定可以不用钱赎，而用他所需要的东西来赎。如明末时，江苏如皋县令王喜爱蝴蝶，每当有人应该受笞杖之刑时，他就让犯人家属交纳蝴蝶赎免。他宴请宾客时，就把蝴蝶防哪个出，满堂飞舞，五彩缤纷，如同风飘碎锦一般，王与宾客以此嬉笑取乐。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卷八有《放蝶》一篇，记述的就是这件事。
尽管各朝代对笞杖之刑的有关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但实际执行时往往不按正式条文，官员使用笞杖常常只凭当时的主观意志，使用的刑具也常常超出官方规定的标准。结果，现实中的笞杖之刑要比正史刑法的条文残酷得多，使笞杖完全丧失了最初的教刑本意，而变为单纯惩罚人的手段。
本来，笞杖不属于死刑的范围，可是在各朝代中，上至皇帝，下至县令，常把笞杖作为执行死刑的方式，即把犯人毙于杖下，叫做笞杀或杖杀。汉代，死于笞杖是很平常的事，隋代以后，笞杀或杖杀的事仍然不绝于史书。隋代，隋文帝杨坚亲自下令笞杀楚州参军李君才，又棒杀大理少卿赵绰、鸿胪少卿陈延。唐代各朝对于捕获的各地“反贼”首领，多用杖杀代替斩、绞等死刑。北宋初年，太祖赵匡胤于建隆二年（961）四月杖杀商河知县李瑶，又于开宝五年（972）十二月杖杀内班董延谔。太宗赵炅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杖杀中书令李知古，八月又杖杀詹事丞徐选。南宋初绍兴十二年（1142）九月，高宗赵构杖杀伪福国长公主李善静。辽、金、元各代笞杖杀人的情况也不少。明代，皇帝对大臣实行廷杖，许多朝政要员受杖致死。（参见本书《廷杖》）清代废除廷杖，但仍有皇帝杖杀人的例子。雍正帝有一次观看戏班演出《绣襦记》，演员唱工俱佳，雍正大喜，传旨赏赐优人用饭。因剧中郑元和的父亲郑儋的官职为州刺史，有一个演员在吃饭时，顺便向一位官员询问现任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