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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世纪之初，中国共产党再次提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并把其提到“生死存亡”的高度。这对于按照“###”要求，胜利地完成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完成新世纪的三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将会起到重要的保证作用。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所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指出：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决定》在充分肯定党的建设的主流的同时，以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特有的胆识和勇气指出了目前党风存在的问题，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
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独具特色，并自成体系，不同阶段都分重点地进行相应的作风建设，从而保持了共产党的先锋队的性质，起到了模范的先锋带头作用。我们的企业组织要形成良好的风气，也需要从改进员工的工作作风着手，以形成员工良好的行为习惯，最后，当习惯沉淀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
习惯成为文化的显著标志就是：人们从潜意识里认为习惯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公理，是必须遵守的，甚至认为不这么做是不符合道德伦理的。
在企业组织中，标准化的流程逐渐变成一种条件反射或者是潜意识行为的时候，流程、规范和制度也就成为企业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如果企业能依着这种路径和方式，逐步推出更多的规范和流程，相信员工也不会觉得时时刻刻都有条条框框在约束自己。
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境界中，员工的行为不知不觉地已经被大幅改变，当越来越多的制度和规范被员工接受并遵守，这也就意味着，员工都有一致的行为模式。行为模式的统一与协调一致，形成了大家共有的习惯。当习惯经过沉淀成为一种大家认同的行为模式，就会被员工接受并成为他们探讨的焦点，并慢慢成为企业群体的主导文化，这种文化反过来也会潜移默化地推动思维模式的改变，直至大家形成一致的价值观、认识观。这就能从整体上推进组织的执行力，从而获得良好的企业组织绩效。
6。 反腐倡廉事关组织的生死存亡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至理名言。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作风，一个党有一个党的党风，作风好坏，既能鉴别人的品格，也能检验党的素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为什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仅仅三五年就垮掉了？
除了政治反动以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腐败透顶，丧失民心。共产党能够赢得解决战争的胜利，取得全国政权，除了有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和英明的军事战略战术之外，还在于党在长期的斗争中培育出了艰苦奋斗、廉洁清明、密切联系广大群众的优良作风。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同任何腐败现象根本不相容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注意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地同剥削阶级影响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努力保持党的纯洁性，重视加强廉政建设。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领导制订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1944年，毛主席号召全党学习郭沫若总结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告诫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5年7月，毛主席在同黄炎培谈到共产党如何跳出由盛而衰的历史周期率时，提出了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监督政府、防止消极腐败现象发生的重要思想。
第三章 思想建设铸造组织之魂（28）
在建国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再一次提醒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扫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保持党和国家机关清正廉洁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在进城以前，毛泽东已经预见到胜利以后党内可能会滋长浮躁情绪和攀比心理。
果不其然，进城后不久，有的军队干部就提出军队要增加薪水，理由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毛主席不同意，批评这些人说“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 毛主席的这个话说得很幽默，但是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
毛泽东的这番做法，透露的是一种高瞻远瞩的“危机意识”，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一种居安思危的“危机管理”。
在企业组织中，如果员工进入公司后的经历一帆风顺，就容易产生麻痹松懈、骄傲自满的情绪，进而以“功臣”自居。当这种情绪汇聚起来，形成一种风气后，一旦遇上风浪，那是极其危险的。
海尔的张瑞敏就制定了海尔的生存理念：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以打破现有平衡，使每个员工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危机感，逃出“周期率”厄运，确保海尔这艘“大船”高速、安全地远航。
在对环境敏感方面，长寿企业都善于居安思危。比尔·盖茨曾说微软只有三个月寿命。此话并非危言耸听，它是对互联网时代软件业竞争态势的正确判断。正是具有这种危机感，微软才能不断创新，推出更多更好的软件，一次又一次地把竞争对手甩在后面，保持着利润的持续增长。
在国内的企业管理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危机意识。在长虹集团，企业就多次向中层干部推荐《红楼梦》，提醒他们，荣宁二府家业庞大，表面看很热闹，其实已是亏空并日趋崩溃。企业做大了，必须时刻看到危机，调整战略，改进管理。
在企业处于顺境，发展迅猛时，要保持清醒，对顺利的主观条件冷静分析，发现其中的危险因素。切莫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更不能被虚假的繁荣迷惑了双眼。须知，市场是一个怪物，顺起来可使你一蹴而就到达顶峰，逆起来则使你眨眼间跌入谷底。只有“不为浮云遮望眼”，才能随机应变。
企业的经营活动也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和国际环境等许多方面的影响，因此要在顺境中看到潜伏的危机，并非易事，企业经营者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敏锐的眼力和缜密的思维。
共产党人的光荣在哪里？共产党人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共产党人为什么受人民群众爱戴，受社会的尊崇？就是因为共产党人的危机意识和危机管理。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也讲到这一点。他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这些年，不少地方的经验也证明，只要认真去抓，反腐败斗争就能取得成效。
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第三代领导集体和第四代领导集体，都同样重视党风建设的重要性。陈云同志曾尖锐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也讲到：“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同志也多次强调，必须大力加强党风建设、廉政建设、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中国共产党是个拥有数千万党员的大党，不纯分子、投机分子混进党内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原来的先进分子。过不了权力关、开放关和市场经济关而蜕变也不足为怪。必须把党风建设、反腐倡廉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之中，坚持两手抓的方针。“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同志也多次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也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解放初期相比，今天的社会可以说更是一个充满了诱惑的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普遍增加，以及人们收入差异越来越大，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社会阶层。他们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不能不对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产生巨大的诱惑力。在这种诱惑面前，一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人便浮躁起来了，产生了严重的攀比心理。这是某些干部堕入腐败泥潭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当前，###同志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明确了我国社会当前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和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现实针对性。
这就要求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要通过认真学习党章、自觉遵守党章，牢固树立“八个为荣、八个为耻”的荣辱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时时刻刻做到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清正廉洁、无私奉献，不断增强学习贯彻党章、永葆先进性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为广大人民群众做出榜样。
能否真正惩治腐败，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巩固，所以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开明君主，都有严惩贪官的措施。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不但认识到了严惩贪官污吏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采取了许多令百姓拍手称快的严厉措施，而且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操作方法。“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董仲舒认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隋朝思想家王通也颇为赞同上述以德化人、以刑禁贪、以教为本、以刑为用的人治思想。司马光对这种宽严相济、教刑并用的思想作过明确而详细的表述。
精通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观点就是对“以教为本、以刑为用”传统思想的进一步阐发。惩罚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需要以教育为主、以刑为辅的整风运动。
对于腐败分子，共产党还形成了一套完整有效的监督制约体系，包括新闻舆论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法制监督等，此外，建国五十多年以来，党中央对犯有腐败行为的人，始终采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
从“严刑禁贪”、“以教为本”到共产党的“先教而后诛”，这实际上形成了良性的自我净化机制。对于任何政权来说，加强思想教育和严惩贪官污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有些贪官污吏而言，说服和轻微处罚都无济于事，只有制定出一定的刑法，对他们的贪污腐败行为给予严厉惩罚，才能制止他们继续为恶，才能制止腐败的蔓延。
第六章 干部管理方向第一（1）
红色管理要则六：干部管理的启迪
1。 干部问题是战略问题
2。 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3。 党管人才是历史经验，解决方向问题
4。 把握人才的时代性
5。 注重领导干部的培养和成长
6。 注重社会锻炼
7。 注重干校培训
8。 量才使用放手使用
9。 注重组织对干部的爱护
10。 注重组织对干部的激励
11。 突出强调修养标准
12。 注意化解内部矛盾
1。 干部问题是战略问题
1934年底，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江西开始了伟大的战略转移。红军周旋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强渡江河，飞夺铁桥，翻越雪山，穿过草地，历尽千难万险最后到达陕北完成了历时一年的长征。在此途中，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不足两万人，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率先到达陕北吴起镇。为迎接新的伟大斗争，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走上讲台，首先看了看在座的红军将士们。目睹眼前这些衣衫褴褛、憔悴疲惫、面黄肌瘦的红军干部，他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悲喜交加的泪水。他含泪说道：“我们虽然丢掉了中央根据地，遭到了失败，但到了陕北，毕竟还是胜利了！我们的队伍少了许多人，损失是惨重的。但走过来的同志经过千锤百炼，都是革命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现在我们要从头做起！……”
长征损失如此之大，为什么说长征是党的事业上的伟大胜利？
其原因就在于长征保存了大批的干部，即那些经过千锤百炼，有着坚定的信仰和巨大生命力的优秀干部。正如红军长征到了懋功时，周恩来面对时任红四方面军总负责人张国焘提出的中央红军有多少的问题时，自信地回答：“一方面军西征以来，几经征战，有些损失，现在还剩下三万人，但保存了一大批干部，有干部就有希望。”实践也证明正是依靠这些干部，才使得党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完成了党的伟大革命事业。
长征之所以是党的事业的伟大胜利，就在于经过长征的千锤百炼，造就了党的一支坚强有力的干部队伍。在长征中，中央红军在数量上减少了很多，但是经过长征的考验，保留下来的都是红军队伍中的骨干力量，数量上减少了，但质量上却提高了，外皮受到了损失，但内核却得到了保证。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长征铸造了干部队伍这支核心力量，保留住了干部队伍这个战略资源，因而长征是胜利的，是党的事业的伟大胜利。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党的干部队伍是党的核心。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对长征的评价，他们的态度，他们的信心，他们的思想，正体现了“干部是核心”的干部管理思想。
现代管理学普遍认为，要搞好一个企业，需要干部资源、物质资源、财力资源和信息资源四大资源。其中，干部资源，简单地说也就是干部队伍。在企业所需要的四大资源中，干部资源，也即干部队伍是最重要、最为活跃的，它可以迅速转变为其他三大资源，而其他三大资源要转变为干部资源则速度较慢，干扰因素较多，有时甚至无法转变。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著名企业家，包括“钢铁大王”卡内基以及我国商界传奇人物史玉柱都说过“把我的厂房、机器都拿走，只要留下我的‘干部’，几年以后我又是一个传奇”的原因。这种认为“只要把‘干部’留下，我就能再造一次辉煌”所体现的正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面对长征的堪忧局势表现出来的“干部是核心”的战略眼光，以及把“干部”提升到组织的战略性地位，把干部队伍视为战略性资源的思想。
企业能够保持持续发展和改革，达到更高的业绩，关键的因素不在于企业老板，而在于企业是否拥有一批懂经营、会管理、善沟通、愿拼搏的干部。干部能够按照战略的要求，组织企业的财力资源、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将这些资源进行整合。他们是企业愿景、战略决策、组织方案的有力执行者和组织实践者。
第六章 干部管理方向第一（2）
在红色政权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党经历了无数次的劫难和考验，在这些腥风血雨的考验中，党始终能够抓住干部队伍这个核心资源、战略资源，管理好、关心好、爱护好干部队伍这个关键性、决定性力量。因此，哪怕在革命遭受挫折，有所损失的时候，因为党牢牢掌握了这个核心力量、这套战略资源，而能够始终在战略层面上保持胜利的态势。
2。 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确定后必须有懂得党的路线政策的干部去实现，否则再好的路线也会落空，而不能产生预期效果。因此，党的干部是党的各项工作的骨干，党的历史任务的完成依赖于优秀的干部。”这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作的精辟表述。
在毛泽东的这段论述中，就指出了“必须有懂得党的路线政策的干部。”这即是有质量的战略要被执行层所理解的问题。光有质量可靠的战略还不够，要将战略推进、执行，还要靠执行层对战略的深刻理解，靠干部队伍，靠人力资源，才能将战略分解成具体工作，落实下去，产生预期的效果。
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即依靠人民，坚持游击战，创立敌后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与扩大红军。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八路军和新四军先后挺进敌后，创立敌后根据地。一一五师主力在聂荣臻的领导下，建立晋察冀根据地；一二零师在贺龙、关向应等率领下建立晋西北根据地；一二九师在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的率领下建立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另外在晋西南、山东、华中等地区都创建了根据地。正是由于这些领导干部对路线的深刻把握才使得党制定的抗战路线能够得到落实，从而保证了抗战胜利。
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提出的一个符合国内外形势的优秀战略，好比企业根据市场竞争情况，产品生命周期提出的一个适时的发展战略。要将这个战略推行下去，就要求执行层理解这个战略，并接受这个战略。
为了推行这个战略，中共中央在冯家村召开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目的就是让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他们这些干部参加会议来讨论战略，让他们深刻地理解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由于建立抗日根据地是当时联合抗战的需要，符合国内外形势，同时是发展红色政权的需要，符合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他们所领导的红色区域的形势，因而战略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同，保持了战略决策层与战略执行层的高度一致。正因为干部管理在战略执行的关键环节上得到落实，根据地建设战略推行才能在敌后地区遍地开花。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制定了新的战略任务，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变内线作战为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