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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个BBS的军事版包括对路易斯所穿军装的议论，在莎莎用手机拍摄的照片中，他似乎把军服打理得不怎么样）。
在这段时间内，莎莎的家人和朋友一直在和埃文沟通有关电话的事情，他们给出了各种不一致的说法：她母亲从某个人的手中买到电话，莎莎把电话卖了，所以目前电话不在她手上，如果埃文肯付100美元，她可以把电话再找回来。路易斯宣称他们要以骚扰罪名起诉埃文，他的朋友们也加入进来，写了更多威胁性的电子邮件。埃文和伊凡娜联系了警察局，但警察局认定手机是被丢失而不是被盗窃的，这意味着他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于是纽约市政府的好几位工作人员写信帮忙处理埃文的控告，包括一位警察局官员，他提供了纽约警察局的内部文件，解释了控告的处理流程（后来埃文试图让警察局把他的控告重新归类时，他手头的这份文件差点令埃文被捕）。截至此时，关注此事的读者已达上百万之众，数家主流媒体也予以报道。纽约警察局拒绝受理的行为引发了众怒，其后，警察局修正了自己的立场，派出两名警探同伊凡娜谈话，同意把手机作为被盗窃而不是被丢失的财产来对待。 。 想看书来
第1章 从一场“人肉搜索”说开去（3）
6月15日，纽约警察局的警员逮捕了莎莎，取得了那部Sidekick手机，还给了它的原主人伊凡娜。在女儿被捕的当天，莎莎的母亲对记者说了一句令人难忘的话：“在我的生活中我从未想到一部手机会给我带来这么多的头疼事。”引发头疼事的其实并不是手机。是那群集结在手机另一端、阅读埃文的网页、发现了MySpace上的档案和莎莎家的地址、共同向警察局施压的网民，他们在忙乱的10天内造成了莎莎的被捕。在实现了原定的目标——公开谴责莎莎和收回手机——之后，埃文和伊凡娜拒绝起诉莎莎，她随即获释。伊凡娜的婚礼完美地举行了，埃文因为自己集聚人群的能力，开始从事自由公关活动。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Sidekick手机的丢失和找回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埃文的偏执倾向，伊凡娜拥有这样一个朋友的幸运，手机在变得昂贵，但贯穿整个故事的一个主题是群体行动的力量，特别是在拥有合适的工具的情况下。尽管埃文表现神勇，以其一己之力他也无法拿回手机。他利用了自己现有的社交网络把消息散播出去，此举帮助他吸引了一个庞大的关注伊凡娜的不幸的人群，这群人不仅仅是读读标题，而是愿意做更多的事情。由于有了这个人群，埃文在和莎莎打交道的时候高下立判，这个人群的积极执著还使得埃文拥有了影响纽约警察局的能力。事实上，正是此种积极执著的特性把众多的访客带到埃文的网页上，这些被《草根媒体》（We the Media）一书的作者、记者丹·吉尔摩（Dan Gillmor）称做“原本的受众”（the former audience）的人群，在新闻的进展中做出反应，深度参与，甚至改写了整个故事。
让我们从莎莎的角度考虑一下这个故事。她是一个在媒介饱和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有人在出租车的后座上拾到一部昂贵的、巨酷的手机，把这部手机给了她，她决定把手机留在手里而不是去寻找旧主人。这种行为谈不上道德，但它也不是事先策划的盗窃，而且，不管怎样，这样做又会惹来什么麻烦呢？她的朋友和家人都支持她，她也假定（这种假定准确无误）埃文不会冒冒失失地来到花冠大道。既然如此，莎莎及其朋友和家人的故事和威胁应该是会奏效的。毕竟，虽然手机不便宜，但也没有昂贵到了不起的地步，区区300美元也不会令埃文得到多少帮助。如果埃文想要的是帮伊凡娜省出300美元，那么，在寻找手机上花掉比300美元更多的钱并无多大意义。
可是，埃文并不是为了钱。他是为了满足他的正义感。由于他对自己所做事情的投入是情感上的而非出于功利心，也因为他并不缺钱，他可以花上更多的精力来找回手机，而不去计较丢失的手机值多少钱。他决定把自己的动机公之于众，这也是人们被他所吸引的原因。“这并非一种宗教或道德努力，而是一种人道努力，”埃文在事件当中这样说。纠正过失的故事是有力量的，这一故事帮助埃文引发了众人的参与，最终令手机完璧归赵。
莎莎和她的朋友不仅仅是要击败埃文——他们完全有把握断定他必败无疑。路易斯和戈多的威胁带有一种“你算哪路人马”的口吻，因为他们确定警察不会卷入。（路易斯在他给埃文的第一封信里就说得很清楚：“别跟我胡扯什么你会去找警察处理手机丢失的事情，纽约警察局有比为你朋友丢失手机而操心远为重要的工作。”）埃文努力的转折点发生在警察同意把此案由“财产丢失”（他们对之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转为“财产盗窃”（这最终导致了莎莎的被捕）来处理的时候。你很难去威逼纽约警察局这样一个组织，然而，在他们试图结案之后仅仅几天，警察局便改变了主意，派出两名警探就此事同伊凡娜谈了半个小时，然后调动更多警力到花冠大道去抓捕莎莎，取回手机。想想看，当莎莎发现手机的主人的确能集结一票人马（其中包括律师和警察，乃至全球上百万的网民）的时候，她该有多么慌乱啊。
第1章 从一场“人肉搜索”说开去（4）
由于有了万维网，全球出版的成本急剧下降。生猛的出版能力、埃文的社交联系、这个故事非同寻常的特性，以及网民发现莎莎MySpace网页的轻易程度，所有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形成了注意力的某种正向增强。人们对故事发生了兴趣，他们将其转发给朋友和同事，后者也被点燃了兴趣，故事获得了更多的转发。这种增强模式既是主流媒体卷入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很难想象《纽约时报》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会报道一部丢失的手机，但当这部手机被置于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注意焦点上的时候，主流媒体会刊发新闻，而这又会把更多的访客带到埃文的网站，随之而来的是更多媒体的加入。这则新闻出现在60多家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以及200多个博客上。开始仅有伊凡娜的一个简单故事，以及数张莎莎及其朋友的快照，但慢慢地，“被盗窃的Sidekick”网页聚集了上百万读者。
读者的注意力改变了埃文与警察局的关系的前提，埃文十分清楚这一点。他甚至在一次更新中声称“被盗窃的Sidekick”网页的作用就在于向纽约警察局施加压力。这也使埃文变得更加大胆。当他前往第九辖区把控告由“丢失的财产”升级为“被窃的财产”时，值班警官对他毫不客气，用毋庸置疑的口气说，犯罪不犯罪只有警察局说了才算。当天晚些时候，埃文的更新文章有一部分是这样说的：“我想要做的只是报告一起犯罪事实。警察很荒唐，可我也不怕。明天我会给警察局更多的惊讶。他们必须得听取我的以及你们大家的意见，有上千人写信支持我，上百万人在阅读这个网站。”他所说的“惊讶”是指他预先知道第二天《纽约时报》将会报道此事。此后，当警察暗示他们愿意过问此案时，埃文在网站上公开呼吁：“我请求每一个人都来访问我的网站，关注案件的最新进展，以保证纽约警察局信守他们的承诺。”面对纽约警方暧昧不明的官腔，埃文拥有信息时代的穿墙透视术：有内行人给他出主意，他也敢与纽约警察当面冲突，知道相关消息第二天会见报。
我们可以看到埃文很好地执行了和网站读者的交易——他们向埃文投射了注意力，促使埃文继续斗争，令故事对传统媒体变得富有吸引力，而埃文则会引导读者的注意力，把自己的每一个行动都公之于众。“被盗窃的Sidekick”网页的许多读者并不仅仅是读者，他们可以说是在操作个人的媒介出口，作为“原本的受众”的一部分，他们在网络博客上讨论这件事情，向邮件列表中的每个人传递它，在埃文所建的各个电子讨论组中报告它。埃文拥有代表他工作的律师、警察、网络侦探、记者，甚至他自己的特别压力集团，尽管他不从属于任何一个能够行使这些功能的组织。
埃文的更新中不断提到他从越来越多的市政府官员那里得到的鼓励和帮助，这些人认为他受到了纽约警察局不公正的对待。就在网页刚刚放到网站上几个小时之后，一位警察局的官员就和埃文联系，告诉他该怎样提起控告。四天后，另一位警察局官员写信给埃文提出要和他会面。在他们碰头的时候，这位官员给了埃文警察局内部文件的一个复印件，告诉他该如何填报表格，以使此事被当做盗窃罪处理。最后，当莎莎的家庭开始威胁说要采取法律行动的时候，来自法律咨询网站Legalmatchorg的人主动帮助埃文获取免费法律咨询。
第1章 从一场“人肉搜索”说开去（5）
十分明显，这个故事不大可能重复发生。某人丢失了一部手机，不会总是成为世界媒体的关注事件。尽管如此，这个故事的非常之处还是凸显了过去与现在的不同。五年以前，埃文不可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十年以前，这样的结果人们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原因在于，在那个时候，既不存在埃文今天使用的工具，也没有他可以依托的社会结构。同样明显的是，如何看待这个故事，完全取决于你所站的角度。对伊凡娜，结局是好的。埃文的偏执及这种偏执所引来的注意力使她获益，她几乎没有费多少力气就拿回了手机。对埃文而言，为了他心中的正义而战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即便他为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钱财。而对莎莎，结局当然是悲惨的。世界上所有城市中数不清的电话，只有她手里的那一部，在线路的另一端有着上百万的听众。
对我们来说呢？这种拔河似的争夺发生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现在我们还看不清全貌。整幕场景揭示了一个事实：我们已经被戏剧性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所显露出来的关于自身的信息，不论是通过照片、电子邮件还是MySpace页面，极大地增加了我们的社会可见度（social visibility），使我们更容易互相找到，但也更容易被公众审视。媒介旧有的限制被极大地削减了，权力一点点地向“原本的受众”汇聚。一则新闻可以在刹那间由一个地方扩散到全球。而一个群体也可以轻易而迅速地为了合宜的事业而被动员起来。
然而，由谁来决定什么事业是合宜的呢？埃文获取众人帮助的能力，既可以归于一种强烈的不公正感，也可以归于一种对失败的不情愿，不管事情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也不管他的对手为此要承担什么样的代价。莎莎的辱骂嘲弄虽然令人十分不悦，在这里面起作用的还是种族与等级。埃文是个成年人，所从事的工作令他可以把大把的业余时间花在追踪手机上。莎莎是个未婚的少女妈妈，她所遭受的损失不仅限于手机归还原主——埃文的BBS迅速成为人们痛贬莎莎、她的男朋友和其他朋友、单亲妈妈以及波多黎各族群的大本营。有个帖子的主题是“干一下！”，发帖人注意到有人已经发现了莎莎的住所，因此号召大家去堵截莎莎（虽然作者自己并没有说他会参加）。另一个主题*性地问“你会上手吗？”其中主要是男人们在讨论莎莎是不是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引他们跟她上床。
有人也许会责怪埃文竟然容许这些种族主义的和含有性别歧视意味的对话存在，但对这起手机丢失案感兴趣的人数之多（大多数软件都无法处理这么大的用户流量），以及网络用户惯常的匿名性，都使得对对话的控制在实际上成为不可能之事。况且，尽管埃文明显地受益于众人的注意力，他对这种注意力也不具备全权的控制——他和用户达成的交易使得他要为后者提供他们想看的故事。如果他关闭这个BBS，或者对对话的内容加以编辑，他就会违反他这一方的义务，因为事情很快就演变成了一种双向的期待。（他是否应该采取这样的步骤是一个主观判断，关键在于，一旦一个群体得以形成，有关社区控制的课题就不再简单。无论埃文采取什么行动，或让对话自由进行，或对言论予以高压，都会产生复杂的副作用。）
第1章 从一场“人肉搜索”说开去（6）
一个更大的问题超越了个别事件。一个富有的成年人，利用强大的影响力令一个十来岁的孩子遭到逮捕，而且还在全球平台上被指名羞辱，只不过是为了一点小小的违法行为，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世界吗？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上百万人的确想看到事情的结局，这部分是因为这个故事掺和了道德和本能的挣扎。而且，莎莎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我们希望错误行为受到惩罚。但在同时，我们也希望罪与罚是相适的。有那么多人拿了别人丢失的东西而不归还，所以很容易断言莎莎不应该逃脱惩罚，但假如我们想象一下，把人物的位置颠倒过来，上述逻辑看上去就不再具有一致性了。穷人也丢手机，损失的程度还更甚，为什么埃文能够威逼纽约警察局在那么多丢失的物品中，唯独关心这一部手机？
倒退回几年前，埃文也不可能让他的故事被别人听到。在网络变得无所不在之前，他无法吸引听众，更不用说数以百万计的听众了。而缺少了听众，他根本无力让警察局变更控告的类别。想想看，我们有多少生命浪费在漠然的官僚主义奴役之中。埃文的最终获胜因此堪称一个巨大的成功，但这种成功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警察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人们感受不公正的意愿是无限的。不论何时，如果拥有影响力的人被惹怒了，都可以单方面把自己的优先选择加诸于当地的警察局，这个世界难道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这些问题都是无须作答的，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世界。真正的问题在于，下面还会发生什么？一部丢失了的手机的故事描绘了未来的变化——有些变化是好的，有些则是坏的，大多数变化则复杂得无法贴上标签——它们正影响着群体集聚和合作的方式。这些变化是极为深远的，因为它们正放大和延伸着我们的基本社会技巧，还有我们特有的社会失败。
旧行为的新杠杆人类是社会性生物——不是偶然，不是意外，而是向来如此。社会交往能力（sociability）是我们的核心能力之一，它在我们生活中的几乎每一层面都以原因和结果的双重面目出现。社会不仅仅是个体成员的产物，也是群体构成的产物。个人与群体的集合关系，群体内部的个人的集合关系，以及群体间的集合关系，共同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网络。为了维持生计，我们总需依赖群体的努力。甚至在农业发明之前，狩猎和采集就必须经由协调工作和劳动分工才有可能。从我们有关群体的语言就可以看出，我们多么富有社交的才能，就像爱斯基摩人用17个神秘的词来描述雪一样，我们在现实中使用极为多彩的语言来描述人类的交往。我们能够细微地辨别出一家公司与一个宗教团体，一个小集团和一家俱乐部，一群乌合之众和一个秘密会社。我们很容易理解诸如“我妻子朋友的孩子”和“我孩子朋友的妻子”这样的可传递的标签的不同，这种关系的微妙性渗透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本性甚至在我们表示否定时也会出现。一种可以施行的最为严厉的惩罚就是将囚犯单独监禁——即便是在监狱这样一个严酷和稀薄的社会环境中，把人完全同他人隔离开来也是一个更加严酷的举措。
我们的社会生活富有原始意味，从灵长类动物中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和大猩猩来看，它们和我们一样是社会性的。那些设计群体使用的软件的人有时会把人们的社会本能开玩笑地称作“猴子的脑筋”（Monkey Mind）。然而人类较其所有的灵长类近亲走得更远：我们的群体更大、更复杂、更有序、存在的时间更长，最为关键的是，这些群体超出了家庭纽带，囊括了朋友、邻居、同事，有时甚至是陌生人等类别。除了社会本能，我们也有个体的高智商。在社会整合的绝对意义上，甚至就连教派这种严苛要求个人屈从于群体的组织，都无法比肩一个蜂巢；但个体的智商使我们区别于那些社会交往的笼罩性比我们更强的生物。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1章 从一场“人肉搜索”说开去（7）
正是这种个人才智和社会本能的结合才使我们成为动物王国无可争议的冠军，特别是在集体的灵活性上。我们无处不在协调行动——从组织生日派对这样的简单工作（其实实际的组织过程令人惊讶地复杂），到经营一个有着上千名甚至上百万成员的组织。这种技能使得群体能够处理更大、更复杂、更分散化、周期更长的任务，而它们是单个人无法独自应付的。建造一架大飞机或是一座大教堂，演奏一次交响乐或是施行一次心脏病手术，养一群牲口或是把一座城堡夷为平地，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把多项任务在多个人之间予以分配、分工和协调，时间长达几年、几十年，有时还要跨越多个大陆。
我们生来擅长群体活动，以至于我们在思考这个世界的时候，常常不考虑群体的因素。许多我们认为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实际上需要不止一个人的努力：在描绘西斯廷教堂天顶画（the Sistine Chapel Ceiling）的时候，米开朗基罗请助手帮他完成一部分内容；托马斯·爱迪生以他个人的名义申请了上千个专利，但却有一帮手下帮他打理工作。甚至就连写书这种出了名的孤独事业都需要编辑、出版商和设计师的参与。现在你手里捧读到这本书，还需要印刷厂、仓库保管员、卡车司机和其余许多在读者和作者之间架设网络的人的合作。即便我们排除那些有着共享特点的群体标签，比如说高个和红头发的人，我们每个人几乎还是可以基于家庭、朋友、工作、宗教归属等而被归入多个群类。群体活动在人类生活当中的中心性意味着，任何群体作用方式的改变都会对商业、政治、媒体和宗教等领域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
一个明显的教益是，新技术使得新式群体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