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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许多媒体理解为：科龙不惜退避三舍，是不是另有隐情，不方便说？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记者们更加疯狂地通过各种渠道深挖科龙的新闻了。
作为深深吃过亏的上市公司老板，顾雏军大概忘了，2001年底刚进入科龙不久的时候，由于媒体及公众的不信任，产生了“格林柯尔是骗子”的猜疑，一下子令格林柯尔市值蒸发十亿元。当时，格林柯尔以及顾雏军召集记者召开媒体见面会，频频出面解释。此时此刻，难道是因为感觉自己在科龙已经立足稳了，已经像在“2003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中说的“2002年我只是科龙法律上的老总，但是此时此刻我是科龙全体员工的心目中的老总”了，而且扩张风头正劲，没必要理会？
也许，顾雏军只是众多民营企业家当中患上“媒体恐惧症”的一个。但是，就像对待人一样，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对你好，媒体就像一面镜子，从媒体对你的态度中，可以反映出个人自身的缺陷。处于危机之中的顾雏军，在手中握有舆论发布权的记者面前，在首都这一京畿要地，在这一新闻媒体最发达的地方，临时取消媒体见面会，使其丧失了一个最好的解释和更正的机会，也使得媒体纷纷曝出了“科龙拒绝媒体”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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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郎派和倒郎派
“郎顾之争”转眼告一段落，顾雏军一段时间的刻意沉默，使得这场戏早早的凉了下来。进入10月，在国人的词典里，10月意味着丰收，生命延续的使命很大程度上是在10月完成的，比如瓜果，比如庄稼。对于郎咸平和顾雏军来说，进入10月后，“郎顾之争”的本意其实已经不复延续。就像10月的气候，黄河两岸已经“一层秋雨一层凉”，在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下，珠江三角洲也逐渐金风送爽，气候已经平和了下来。
唯一仍在热闹的倒是挺郎派和倒郎派，也即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新左派，双方就“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这一主题，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争论。
回到“郎顾之争”事件本身，当事双方一方高调出击，穿梭于上海、北京、香港之间，言辞犀利，吊足了媒体的胃口；另一方组织反击，只是狂怒之下发了一封律师函，新闻公关却总是半遮琵琶半遮面。
10月，沉甸甸的瓜果挂满枝头，珠江两岸呼啸、激荡的风仍在吹着，大江的波澜仍然流淌不息，但气候分明已经转向了。
而此时的科龙，不管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全厂上下已经在为20周年厂庆做筹备活动了。这个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乡镇小厂，仅仅靠着9万元的试制费起家的企业，初创者曾用手锤、手锉敲出了国内第一台双门电冰箱——容声牌BYD…103双门双温露背式家用电冰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将冰箱做成了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的家电巨头，时至2004年10月，一晃已经20载春秋了。
但在郎顾之争的大形势下，在全国舆论直指的漩涡中心，科龙的这次庆典，端上来的菜肴，却做出了别样的味道。
回归事件本身，我们发现，争论的热火朝天的双方其实是这样的：一方是郎咸平以及力挺其主张的经济学家，再加上网上升腾的“民意”；另一方是针锋相对、意见相左的经济学家，也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
而事件的另一主角——科龙董事长顾雏军，无论在接受采访、还是危机公关方面，其实都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
但憋了一肚子的火终归是要发泄出来的，其后发生的两件事，给了顾雏军一个宣泄的契机。一件就是科龙20年厂庆前夕的“科龙20周年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另一件就是2005年初发生的格林柯尔被宋秦讨要1000万元公关费的事件。这两个事件，在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状态下，终于将郎顾公案一直延续了下去。但产生的效果却是，在别人拾柴的同时，顾雏军也终于忍不住，给自己的柴草堆里添了一把柴火。火势烧到一定的高度、烧到一定的形势的时候，风向就变了，变得连当事人都无力掌控局面了！
先来看一下科龙厂庆前夕的这场“科龙20周年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
“捧哏”科龙研讨会（1）
科龙20周年这一年，可谓风风雨雨，是非不断。2004年10月20日，距离20周年厂庆日还有一周的时间，科龙在北京召开了“科龙20周年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
在庆典日，大凡企业都会搞类似的专题研讨会，这既可看作形象工程，又可看作企业的公关宣传秀。但科龙的这次研讨会，意味显然不同。从2001年顾雏军执掌科龙以来科龙就麻烦不断，每一段路，都是那么崎岖曲折；每一个坎，都是那么令人惊心动魄。大张旗鼓地召开研讨会，显然是科龙发出的一个积极的信号。
只是，人们更关注的是，科龙——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92年在此留下“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名言的地方，何以一路走得如此坎坷？科龙的发展，正好合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的节拍。联系起邓小平曾说的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科龙摸着石头过河的20年，对中国改革的20年究竟有哪些启迪意义？
在疑虑风头正盛的关口，平心而论，这时，研讨会这一方式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如果一心一意地做好自己的厂庆，将这样的费用用于给科龙全体职工开展娱乐活动，显然更具有实际意义。但问题在于，顾雏军对自己在科龙这几年的苦心经营所得的成果太过于自信了，他要倒出来给世人看，在“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当被问到对郎顾之争的感受时，他说：“我真的是想不到啊，”并形容当时的心情“恍如隔世一般”①。
说起2001年初入主科龙电器时，科龙的困难可以用难以想象来形容。因为在新股东进入前，照例要对科龙电器作审计，当时聘请的是世界顶级咨询公司——安德森顾问公司对科龙电器进行审计，但其在审计报告中，对科龙电器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愿发表意见。顾雏军说这话时已经很激动了，“这是我看到的世界审计行中给公司评价中的最坏意见了。结果出来后的第二天，科龙电器在香港一些银行一亿多美元的授信额度立即被取消。”②
那么，顾雏军给科龙带来的是什么呢？他以切切实实的销售额和增长率来形容，“对科龙来说，明年会更美好。今年是原材料成本上涨，产品价格下滑的幅度最大的一年，而科龙度过了盈亏平衡点，科龙今年应该有100亿元左右的销售额，明年可能还会有15％的增长。”①
顾雏军在科龙员工心中是怎样的呢？他很自信地说，“现在我已经不再需要每天在科龙那个16楼待着了。这个情况在2002年是不一样的，那时我离开科龙三天，就会谣言四起。而从今年6月份以后，我在科龙待的时间可能不到1/3了。所有的东西都规范化了，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终于有一个可以放手的公司了。”②
10月20日，在“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上，顾雏军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对郎咸平的“七板斧”进行了回应。这也是顾雏军在“郎顾之争”浮出水面之后的首次公开露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表示，把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将使科龙这个个案充满寓意。
报告为什么起名为《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报告认为，把科龙的产权改革历程放到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大视野中，这样才能够领略到它的意义。中国企业改革路径是艰辛的，是经过了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才找到了今天的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容否定的。
在这份调研报告中，明确谈到了极受公众关注的资产流失问题。报告认为，“在产权改革中，公有资产的流失应该千方百计地避免，蓄意鲸吞公有资产应该受到严惩。但在实际工作中，对资产是否流失的判断标准仍然是比较含混的，而且有时还带有情绪的因素或者与各方利益纠葛连在一起。在计划经济和国有体制下，资产的书面价值与真实市场价值可能相差非常大，因为资产价值常常是以过去的投入成本而不是以未来的经营收益来衡量的，企业会计制度也不能对资产价值作出及时调整。况且，产权改革还涉及资产评估审计、改革成本的计算和支付、产权交易，等等，这些复杂的环节并不容易控制和把握，任何环节都有可能出现真正的资产流失和被误判为资产流失。产权改革也会使有关人员有关机构的身份、相互关系、实际利益发生巨大变化，如铁饭碗铁交椅打破了，上面有真正的老板了，长期的灰色利益不存在了，收入差距财富差距骤然出现了，这些可能都会引发资产流失的争议和控诉。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如果政府没有坚强的决心和敢冒风险的勇气，是难以推进产权改革的。”
对郎咸平指责的“七板斧”，报告在论述了新游戏规则与旧政企关系的强烈碰撞，主要体现出的四个方面后，反驳道：“当然，不能否认科龙发生在2000年、2001年的危机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如战略失误、核心管理层的更迭，等等。但从历史的轨迹来看，体制层面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不解决体制层面的问题，不通过进一步的产权改革理顺政企关系，同样的危机还会爆发。”
“捧哏”科龙研讨会（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陈小洪所长、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军扩、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助理巡视员贾小梁、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国务院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宁向东、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黄速建、社科文献出版社总编邹东涛等众多专家学者参加了“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改革路径研
讨会。”
不动则已，一动惊人。以科龙的名义，顾雏军兴师动众的请这么多专家来“捧哏”，本来壮大声势是对的，墙倾众人扶嘛！可是，在两个经济学家阵营捉对厮杀的关口，在网络舆论呈一边倒的情势下，这分明就像当时有的人所说的，该报告很可能会弄巧成拙，白纸黑字，更容易找到新的话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件：比如前些年轰动一时的“水变油”、“基因皇后”……是谁在当时大肆宣传这一伪科学？比如闹哄哄的“基因皇后”事件，当时是谁在为之大力宣扬？所谓史鉴，当年白纸黑字的一篇篇署名文章就是这个“鉴”。
对于顾雏军而言，作为一家著名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被卷入一次次舆论漩涡，是不幸的，而其秉性中的“把企业做好了，外人的疑虑就会消失”的想法显然也嫌天真。这个道理，就像在科龙内部营销系统中，营销人员把业绩做上去了，就会得到升迁吗？不是的，还涉及领导对其的成见、绩效因素，等等。曾经考核过科龙营销系统遍布全国的众多的营销人员，却不能从中参悟到这一点，这也是顾雏军的悲哀。或许，在他的脑海中，本身就不屑于与下属做对等的对比。眼高于顶、桀骜不驯的性格，使顾雏军在应对“郎顾之争”危机时，不屑于甚至是不懂得如何做好危机公关，不懂得建立严密而又规范的危机公关运行体系，而是凭一己之愿，梦想借一次研讨会、借一纸律师函就将事件摆平！
资本市场没有一劳永逸的好事，媒介公关同样如此，一次研讨会是不能给顾雏军的评价一锤定音的！“郎顾之争”只是一个导火索，当国家监管层面出场时，潘多拉的盒子才慢慢地打开！顾雏军也就离倒下不远了！
宋秦案之“罗生门”（1）
科龙20周年厂庆刚刚过去两个半月，顾雏军就再次陷入了麻烦中。不过，这次当事方是格林柯尔，而不是科龙。2005年1月14日，新鸿基经纪人宋秦向香港高级法院提起对格林柯尔及顾雏军的诉讼。1月17日下午，格林柯尔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及副主席胡晓辉出席。
“流年不利，被贼偷还要遭贼咬”，在这一事件中，顾雏军的这句不平之语被广为转载，人尽皆知。
但在这一似乎很容易看出对错的案件中，媒体的态度还是很不友好，许多媒体都是以《格林柯尔顾雏军遭追讨1053万》为标题报道这件事的顾雏军又陷入一片不利的舆论声中！
在新闻发布会上，他的不平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单看宋秦的起诉状，也能看出一个最简单明白的事实，宋秦是贼，他偷了格林柯尔的钱，格林柯尔是受害者。但是这两天，香港媒体报道这件事的手法，对我本人及格林柯尔伤害很大，我很纳闷，在一个盗贼和受害人之间，难道盗贼可以逍遥而受害人还要受到进一步的伤害？”①
但他还是尽力防止此次风波波及科龙。有心细的记者发现了这一点，在1月17日的见面会上，当主持人说“我代表格林柯尔，代表科龙感谢大家来与会”时，顾雏军马上纠正：“你就是代表格林柯尔，代表我就行了，不是代表科龙，否则就麻烦了，又会成为别人的把柄。”
在类似这样的细节之外，此案最大的亮点是：原来该案的主角除了宋秦、顾雏军之外，还牵涉到另外一方，也就是顾雏军的老冤家——郎咸平。宋秦既曾是新鸿基证券经纪人，也曾是郎咸平在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的学生。
事情就此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在日本经典影片《罗生门》中，大导演黑泽明运用音乐、树林的寂静、阳光、树影等简单的叙事的基本环境，以及简单的人物结构，叙述出了一个极富张力的复杂故事。《罗生门》中，差役、樵夫、强盗、灵媒以及真砂……，不同的人物从各自的利益角度出发，都有抬高自己形象的迫切愿望，说着不一样的证词：美女真砂表明自己是一个忠诚的妻子；武士把自己描绘成富有荣誉感和符合身份的行为举止的楷模；强盗也为自己的行为渲染浪漫、英勇的色彩。
在宋秦案这一现代版罗生门中，同样，我们也会从中发现这一特征。每一名当事者都迫切地表现着自己所处地位、阶层的必备道德。
1．罗生门宋秦版
先看看案件的肇始者宋秦的说法，事情的脉络应该是这样的②：
2000年7月，通过朋友范嘉彦（译音）介绍，宋秦结识了刚刚在香港上市的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
2001年底，顾雏军和格林柯尔面临内地媒体一片质疑，格林柯尔的股价因传闻大跌。顾雏军情急之下找到宋秦帮他澄清不利传闻，并口头承诺如果事成，将付给他最少1000万、最多2000万港币的酬劳。
宋秦想到了自己的老师郎咸平。郎咸平作为内地财经杂志《新财富》的学术顾问，自杂志创刊以来，便在杂志上开设固定专栏“咸平财评”。宋秦向郎提供了格林柯尔的财务资料，顾雏军、郎咸平以及宋秦三人曾多次一起讨论格林柯尔的案例，不久，郎咸平在《新财富》撰写了一篇有关顾雏军和格林柯尔的利好文章，不仅令顾氏成功购得科龙，也让格林柯尔的股价不久出现回升。
然而顾雏军并未履行自己的承诺。2003年～2004年间，宋多次提醒顾及其助理履行此口头协议。到了2004年，顾雏军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宋秦可以将顾雏军的两家英属处女岛公司持有的科龙股份出售，来获得该笔报酬。2004年5月，顾雏军向新鸿基投资发出书面通知，宋秦遂将两笔万和529万港元的资金，转到他以离岸公司开设的账户内。
一切好像是顺利当然的，把巨额资金转走都是顾雏军的授意，宋秦本人作为证券公司经纪人，并没有违背自己的职业道德。
但顾雏军怎么评价此事呢？
2．罗生门顾雏军版
1月18日，顾雏军在深圳五洲宾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就宋秦起诉顾雏军的事件做出的回应：
对宋秦的诉状，顾雏军通过格林柯尔批驳如下：售出GTT和SIMOG两家BVI公司名下科龙股票及将售股所得转至宋控制的户口名下均未有顾及公司的任何授权，且新鸿基就授权股票买卖没有任何电话记录及其他记录。
“2004年5月31日，新鸿基寄来的自动对账单显示，未经我许可，格林柯尔旗下两子公司所持有部分股票竟然被转卖。我们迅速向香港警方报案，并在第一时间与格林柯尔开立证券账户之证券行——香港新鸿基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交涉。”①
“新鸿基公司立即就此事展开调查，并查明该股票盗卖行为是时任新鸿基公司股票经纪人——宋秦所为；而且新鸿基在股票交易指令语音记录原始资料中未找到任何有关录音记录。涉案交易完成后，所得款项被宋秦转入他所控制的银行账户；专家已确认，转账指令上的签名，是宋秦用我在新鸿基公司开户文件上的签名并假拟传真件伪造而成，宋秦在完成上述交易后迅速将款项转至加拿大其本人及其妻子的账户上。”①
宋秦案之“罗生门”（2）
宋秦以蒙骗的手法售股并转账成功，有关售股及转账自2004年5月被揭发后，格林柯尔及顾雏军立即向香港警方报案。顾雏军说：“从公司报案的那一分钟起，就知道他（宋）要被抓，专业人士告诉我，他应该会被判4年～6年的牢，他在香港的起诉完全是黔驴技穷，垂死挣扎。碰到这个窃贼，我们很不幸。”②
既然宋秦提到，“2004年5月，顾雏军向新鸿基投资发出书面通知”，那么，宋能否出示书面证据呢？至今，宋秦仍未能交出任何证据证明格林柯尔或顾雏军指示有关的股票买卖。
针对郎咸平写的文章，顾雏军称：“我一直以为郎咸平写我的文章都是负面文章，从律师那里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才知道他还写了一篇对我不是那么负面的东西。我仔细看了这篇文章，没看出来这对提升格林柯尔的股价有什么利好作用。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