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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黄山，当年因一念之差只保护了三个村子——宏村、南屏、关麓，那时候这些村子不是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成了世界文化遗产，是国保单位。其他没保护的村子都已经不复存在了，都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村了。当初，桐城孔城老街几乎都要坍塌了，中坤进去后整修如旧，使它永久地保存下来。
现在我们又去了普洱。普洱的茶马古道上，几百年的古村落亟待抢救，现在还没被破坏完，因为那里的经济还不发达。凡是稍富点的村子都盖了新房。几百年的石板路，过去是走马帮的，现在村民们铺了水泥路，因为改骑摩托了。村民们没错，他要过新日子，但是，一旦破坏掉，这些东西就永远不会再有了，这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和文化的传承。
当下大家都在谈论的一个问题是企业家精神正在被合力围剿，包括企业家自身。我们不后悔，我们还要这么做。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现状，这是中国的戾气，也是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些征兆。所以，经营企业在保证不会被游戏规则游戏掉的同时，还要提防各种对手。但是，无论如何，要相信自己做的，不要动摇，因为实在想不出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能够让所有人都认为是道德上完美的。
自己不能够有所怀疑。比如说，那我干脆挣点快钱，干吗还那么傻，花十几年的时间去保护一个古村落呢？这样想是不行的，这就把自己变成自己的敌人了。十多年来，我和我的同事们亲手把古村落变成了世界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单位，村民们的生活水平也都提高了，这是值得一个企业自豪的。唯一要永远记住的是，不要动摇，不要放弃，不要做自己的敌人！
第12页 ： 别把自己当回事
别把自己当回事
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实际上到了转型和升级换代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探讨的还真不是企业的管理理论如何转型，而是需要认真思考企业与社会和公众的关系，当然了，还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
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应该是越来越清晰了，那就是，作为政府，它有它的游戏规则。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它想怎么改是它的权力。你不可能要求政府做你的保护神，只保护你的利益。
在这个意义上，经营企业的人要顺从命运，随遇而安，要做好面对越来越复杂、具有巨大不确定性的经营环境的准备，这是当下经营企业的挑战和魅力所在。想一想，当下政府面对的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国际环境和社会矛盾，你如果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企业经营环境，不希望有政治动荡，也不希望有重大的社会冲突，就必须学会理解政府，顺从政府，做乖孩子、好孩子。
从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来看，最严重的问题是，当财富如此迅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并且向垄断利益集团集中时，会带来巨大的社会不平衡。当我们在城市化进程中，诱使或者迫使许多以土地为生的人离开或失去土地后，他们是不可能很快地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的，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出什么事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考虑到我们是财富的最大受益者，我们就需要多一些善心、同情心和夜半惊梦——要有畏惧之心，在这样的心态下，和社会重建一种依存关系。首先，要善于对待我们手中的财富，去掉我们的精英意识。在企业的战略中把社会考虑进去，要注重战略的成长性，要考虑到社会的制约性和受益问题。不是简单地做善事，争做首善，而是要努力改变我们的战略和产业结构。在获取利润方面，不暴利，不畸形，不再不择手段。这一点，不论是地产行业、电子网络行业、能源行业还是食品行业，都是如此。也就是说，要做真正的商人，不要做暴发户。
至于企业和公众的关系，脸皮要厚一些，要挨得起骂，忍得住诅咒。不要惊慌失措，以致滥用话语权和所谓的微博力量，不要因此在不知不觉中把一代企业家放到公众的对立面。你以为你是精英，有话语权，你就会经常教育别人，甚至训斥他人，但公众认为你不过是臭狗屎、利令智昏、自恋狂。你看，如果形成这样的对立，是谁受损呢？我以为是整个社会，当然了，首先是商人。
一个社会是道德的，每个行业才是道德的；一个民族是健康的，每个人才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这些“暴发户”要时常想想自己到底算什么，要想想刨去了时代的因素、国家的背景以及大量没有话语权和反抗能力的基层民众，哪里还能有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能把自己太当回事。把自己太当回事，会昏头，会争第一，会贪恋领袖的地位，会招来杀身之祸。一个企业如果太把自己当回事，就会无视游戏规则，变成全民公敌；一个高管太把自己当回事，就会膨胀、贪腐、叛逆、裂变，最后会失去人生的重大发展机遇。当然了，一个诗人太把自己当回事，就会觉得自己是泰戈尔、惠特曼，会拿着某某体当成诗歌圣经，其结局则是沦为社会的笑话。我提醒自己，千万别把自己当回事！
第13页 ： 我是实现中国梦的偶像
我是实现中国梦的偶像
其实商人是拿未来下注的人，他赌的是未来。老百姓不下赌注，所以他们被命运摆弄。商人的原则讲得好听点是创造，是企业家精神，或者说破坏性创新，其实就是要获利，这就是商人。要是没挣着钱，我怎么扩张啊，银行不会无偿贷款给我的，这很实际，也很血淋淋。其实，经商之后，中坤公司带给我的除了财富、声望和人生经历，就是自由了。我没有很大的压力，因为社会再变动，也不会变动到我头上。
有时候我会问一些朋友，我现在算什么腕，他们说大腕，我说不对，我是老填空，老是人家论坛找不到人了就找我，我是帮忙给填空的。当然有时候各有各的说法，但如果有偶像，我就做这样的偶像——实现了中国梦的偶像。大家不是都讲美国梦吗，房子、绿卡、车子，这是美国人成功的标志，所以美国人一生在做一个梦，叫美国梦，靠自己成功。中国梦也一样，我觉得应该提倡中国梦，就是中国这个社会已经到了可以做梦的时代了。当年是不行的，我们都是在体制下，穿一样的衣服，拿一样的工资，说一样的话，不可能有什么梦的。。米。花。书。库。 ；__
现在的社会已经很宽松了，可以这么讲，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时代，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痛苦也好，幸福也好，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你都是幸运的，因为你生活在一个大变革的年代。我觉得我是中国梦的一个成功案例，为什么？因为我没有靠任何人，我确实是从一个流浪儿、从底层上来的，说明这个社会还是有进步的，给了我空间。能给我空间，也就能给别人空间，所以还是希望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自己是有机会的。
我们这么一批人就是这么打拼出来的，他们根本不知道明天是什么，就去做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做实现中国梦的一个偶像。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自在的人，自由自在，不受约束。这个不受约束包括不受理想的约束，不受思想的约束，也不受道德的约束，不受社会的约束。
现在道德成了一个负面的词，问题是这个道德是人所规定的，就是你必须那么做才符合道德，而且现在还没有办法不去做。为什么？因为想不出来反道德的东西，只有乖乖地去做。所以我说，如果有一天连道德的约束也没有，那个人才是最完善的人，一个自由的人。
财富是一个很虚幻的东西，你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这是金融危机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倒下来的都是最大的，抓进去的都是首富，因此不必太看重财富。星云大师说过一句话，花出去的钱才是自己的，所以用掉的财富，就是还给社会的财富，才是你自己的——这是一个挺好玩的心态。
第14页 ：02 冯仑 我就是个买卖人
02冯仑我就是个买卖人
社会的理性和进步表现为时不时中左、时不时中右，但整个社会体制的架构不变。领导者的理性就是把社会控制在中左、中右上，然后直线往前走，千万不能失去控制，变成极左、极右。
冯仑小传
冯仑，中国社科院法学博士，万通控股董事长，阿拉善生态协会（SEE）第四任会长，畅销书作家，企业界称他为“商界思想家”，地产界称他为学者型的开发商。
1991年，西安籍的小伙儿冯仑已经32岁。在海南，他和王功权、王启富、易小迪、刘军、潘石屹这五个人一起创业，这伙人合称“万通六君子”，后来均成为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
万通起家是一个空手套白狼的故事，堪称经典。a米a花a书a库a ；http：//www。7mihua。com
1991年，万通六君子刚成立的新公司账面上只有三万块钱，而冯仑在和一家信托投资公司的老总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冯仑告诉对方：“这一单，我出一千三百万元，你出五百万元，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对方点头同意。冯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出去写文件，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手续办完，王功权则负责将钱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回来。万通拿着这五百万元，立即从银行贷了一千三百万元。
六君子分手后，冯仑留守万通，之后，参与创建了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该行的创业董事，策划并领导了对陕西省证券公司、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东北一家上市公司等企业的收购及重组。
在中国商业圈，冯仑成了一个标本。他极富生命力，通晓政治游戏规则，也了解政治和政策的底线，他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以及哪些可以做了不说，哪些可以说了不做，哪些既不能说也不能做。
有人问冯仑：“如果你要写作自己的回忆录，第一句话怎么写？”“这个人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神。他是一个哺乳动物，是个被人搅得似是而非的哺乳动物。”他时常将人生比喻成一坛咸菜：“不同的卤汁，不同的分量，再加上不同的腌制时间，最后浸渍到菜里，你的味儿就变了，不用刀刮还真看不出本色。”
冯仑有多重身份，被称为“大哥”的商业领袖、商界思想家以及畅销书作家万科的王石如此评价他：“冯仑这个人，聪明绝顶，侠义肝肠，嬉笑怒骂皆文章，百计千心成万通。”王功权至今认为，身边再无第二人能像冯仑那样，与之聊天那样快乐，那样有趣，二人看山谈山，看水谈水，经常于平淡处互见智慧。
第15页 ：新房子和旧房子
新房子和旧房子
其实转型期这个事也挺好玩。转型相当于什么呢？旧体制相当于一所老房子，新体制相当于未来的一所新房子，转型就是要我们做一个选择，是把老房子装修一下，凑合几年呢，还是让一部分人出去建新房子，等建得差不多了，我们都从老房子里搬过去。在我看来，过去三十年做的工作，就是两件事，其一是对旧房子进行适当的装修，贴个墙纸，擦擦窗户，这叫在旧的框架内适当收拾收拾；另一件呢，派一部分人在外边搭建新房子，这所新房子叫市场经济。现在新房子里有多少人？改革开放以来有几千万的公务员去建了新房子，有个名词形容这种行为，叫“下海”。而现在每一年毕业的大学生，大部分都直接到了新房子，少数考公务员的进入旧房子内，现在来看，新房子里的人已经挺多了。旧房子呢，还有些人，比如说岁数大的，长期依赖于旧房子这个体系，他们对旧房子还是比较留恋的，因为旧房子塌了，他们也就没有了安身之所——他在新房子里是没有安身立命之处的。◇米◇花◇书◇库◇ ；__
接下来改革的问题其实就是怎么让旧房子里的人尽可能安心，同时保证新房子建设和一系列运转越来越顺畅。这样旧房子里的人就踏实了，我在旧房子里暂时也还可以，万一我要去新房子呢，新房子的人也会接纳我，至少我的孩子在新房子里。比如说一个家长发现自己的小孩在做生意，他就挺踏实，为什么？他家有人在新房子里面，他老了以后，就跟着孩子住了。因此，社会转型，实际上就是新房子和旧房子之间的博弈和游戏。而作为领导，难以决策的是什么时候做一个决定，让旧房子里的人一下全搬到新房子里，但还不至于在搬迁的过程中旧房子塌了，把人砸伤了；另外就是把旧房子的最后一根梁被抽掉的时候，自己还能够去管理新房子，别等最后一根梁抽掉以后，新房子里没你的事了。领导者要考虑的是这些问题，这叫决策者的困境。
新房子、旧房子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民众、社会、领导考虑的核心问题。有时候旧房子闹腾了，没办法，从新房子里拿点材料过来，加固旧房子，这叫倒退；有时候发现旧房子里实在混不下去，还得建新房子，就又把一些东西释放出来，比如市场化，就叫改革开放。社会不停地在这么倒腾，倒腾来倒腾去，现在倒腾出点眉目了，这是我觉得比较乐观的地方。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发现，社会不能走极端，最后都变成了“中左”和“中右”，不是“极左”和“极右”。为什么呢？一个社会要想直线往前走，你会发现只能是一脚左一脚右，但都是一脚微左，一脚微右，这样才能直线往前走。但如果是一个跛子，比如一直往右偏，走了半天，你会发现他是在原地打转。跛子始终往右走，跛到最后是一圈，什么也没变；或者往左跛，跛了一圈也没变。
因此，社会的理性和进步就表现为时不时中左、时不时中右，但整个社会体制的架构不变。我觉得，在面临社会转型的时候，领导者的理性就是把社会控制在中左、中右上，然后直线往前走，千万不能失去控制，变成极左、极右，那样社会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社会矛盾就会不可调和，最后社会就会崩溃，甚至传统的体制也无法再维持下去。
当然转型期也会出现功利主义，物质主义会大行其道，关于这个我说大家就容忍一段时间吧。比如在巴尔扎克时期，不能老谈慈善，他要讲高老头。这相当于社会出了一个疹子，物欲横流也就是一段时间。我看政府也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开始希望重塑国民精神，其实我国台湾就曾经有过“重塑国民精神”和“国民价值观的重建”的说法。对于现在的这些问题，关键不在于抱怨，而在于怎么重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而言，随着改革开放，我们从脑子里拿出了一部分，需要再填回些什么东西，这就叫作国民价值观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