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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盟校则汇聚了最多的精英。在达沃斯的饭桌上，我听见一位欧洲千万富豪对另一位东欧亿万富豪说，英国私立中学的好处是“除了能学习语言，还能交到合适的国际好友”。（在同一位国际择校顾问的帮助下，他们的小孩都进了英国私立中学。）
全球富豪的人名开始出现在这些国际精英学院的校名上。如今，牛津大学成建了两个学院。一个是将与哈佛的肯尼迪政治学院相比肩的布拉瓦尼克政治学院。这所学院由出生于苏联的金属和石油巨头莱恩布拉瓦尼克捐资7500万英镑建成。布拉瓦尼克出生于苏联敖德萨市，在哈佛大学获得MBA，目前在纽约和伦敦生活。牛津大学成立的另一所学院是赛德商学院，是由出生于叙利亚的瓦菲克赛德捐资2000万英镑建成。赛德在沙特阿拉伯发财致富，在巴黎以及税收宽松的摩纳哥长期居住。
世界公民
如同各个国家之间存在区别，顶级富豪经济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各个族群的风俗习惯差别鲜明，个人也能自我决定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一些顶级富豪来自政府力量较强或社会动荡不安的国家，如俄罗斯或者中东国家，他们倾向于最彻底的全球化。对于一些来自中国和印度的顶级富豪而言，即便他们在国外生活和工作，也能建立起强大的社交网络。另一些国家为在全球四处奔忙的顶级富豪提供了坚实的避风港，这些国家的经济很大程度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例如，瑞典和摩纳哥，它们世世代代致力于此。最近，新加坡和香港地区也加入了这一队伍。迪拜是新生的强有力竞争者，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英语是超级精英阶层的通用语言，这意味着拥有优雅建筑和对外国人有优惠税收政策的英国也是个广受欢迎的目的地：价值250万英镑以上的伦敦房产中有60％归外国人所有。
相比之下，美国的商业精英较晚加入这个跨国社团。例如，在一项对英国和美国首席执行官的研究中，高管猎头伊丽莎白马克斯发现，将近1/3的英国首席执行官来自国外，而美国首席执行官中仅有10％来自国外。相似的，超过3/4的英国人在国外工作过至少两年，而该比例在美国人中仅为1/3。
虽然起步较晚，但美国商业正紧追不舍。如今，在海外工作过的美国高管人数是十年前的两倍。美国公司的外籍和出生于国外的美籍首席执行官虽然在数量上仍然较少，但在不断增长。这一转变在华尔街尤为明显。2006年，华尔街八大主要银行均由美国出生的首席执行官执掌；而现在，只有五家银行在金融危机过后幸存，其中两家——花旗集团和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执行官出生于国外。
事实上，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最近告诉我，他的继任者最好来自新兴市场，因为通用电气的未来在那里——更普遍地说，美国商业的未来也在那里。
在伊梅尔特看来，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经济统治时代的终结。“1982年，我来到通用电气，”伊梅尔特先生对我说，“直到2007年泡沫破裂的25年间，美国消费者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世界经济推动者。”但是未来将会截然不同，在下一个25年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不是美国消费者，而是加入中产阶层的数十亿亚洲人，还有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它们用高油价获得的新财富一展身手。这就是未来。”
“我认为，对美国而言增加出口是一个重要的途径——这样还能减少失业人数，”伊梅尔特对我说，“这是美国唯一的出路，因为大多数消费者在国外。”
伊梅尔特举了一个反例作为警示，即日本那些内向型的公司。“瞧，我刚来通用电气工作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杰克韦尔奇把我们送去日本学习，因为那时日本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他说，“我们在那里了解到很多日本的情况。在后来的30年里，日本公司纷纷落后，因为它们没有跟上全球化的脚步。他们不用走出去，也不用走遍世界的每个角落去做生意。而通用电气不是这样的，其他美国的跨国公司也不是这样的。”
在2010年阿斯彭理念节上，硅谷绿色技术公司“应用材料”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斯普林特坦承，如果从头再来，他会将公司的美国员工控制在20％。“今年，我们接近90％的销售额将来自国外市场”，他解释道，“消费者对我们的吸引力十分巨大，他们大多数在亚洲，我们必须接近他们。”参加同一会议的好事达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威尔逊也感同身受，他说：“我能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招到员工。对于美国而言，这是个问题，但对于美国商业而言，这不一定是个问题美国企业应该会逐渐适应。”
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是位成功抵抗通货膨胀的传奇人物。2012年，在曼哈顿的一次金融界高管晚宴上，沃尔克对我说，他对那些“所谓的美国公司”的全球化前景感到深深的震撼：“实际上，这些公司已不再将自己视为美国公司，”他说，“它们是全球公司。如果美国政府没有合理对待它们，它们会将总部迁至国外。这些公司更可能为它们的海外分支配备外国人而不是美国人，它们会派外国人去管理其美国运营机构。”
全球最大的债券管理公司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是全球“游牧部落”的典型一员。在当今这个全球时代，他慢慢爬到了美国商业阶梯的最高端。埃尔–埃利安的父亲是埃及人，母亲是法国人。童年时他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在巴黎、开罗、纽约和伦敦间奔波。而后，他在剑桥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如今在德国大型联合企业安联保险集团旗下一家位于美国的公司工作。
虽然埃尔–埃利安生活在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部所在的加州纽波特比奇，但他讲不出自己属于哪个国家。“我有三本护照，”埃尔–埃利安最近来纽约时对我说，“我不属于某一国家。我属于许多国家，属于整个世界。”他说话时，我们正步行穿越曼哈顿中城。埃尔–埃利安深情地回忆道，他小时候每天乘坐穿越市区的巴士去联合国学校上学。那天晚上，他要赶飞机去伦敦。而几天之后，他在圣彼得堡有约。
事实上，人们越来越感到，如果美国企业不积极地进行国际化，就会面临落后的危险。虽然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触角已经伸向全球，但其总部仍在美国。而超级精英主导的商品和资本浪潮比以往更频繁地绕过美国。以投资银行“复兴资本”的联合创始人、52岁的新西兰人斯蒂芬詹宁斯为例。“复兴资本”的总部在莫斯科，詹宁斯在那儿长期居住（他在英国牛津郡和新西兰均有农场，他的孩子在英格兰上学），他采取的商业策略包括将公司定位于捕捉新兴市场间的投资流，尤其是在非洲和亚洲，而纽约与他的目标渐行渐远。2009年，在新西兰惠灵顿的一场演讲中，他讲到了对这一“后单极”（post…unipolar）商业现实的看法：“全球最大的钢铁集团在印度，最大的铝业集团在俄罗斯在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利亚，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银行都是国有银行。”
在詹宁斯所在的莫斯科高科技办公大楼里，另一名租户最近达成的一笔生意
第13节。
，很好地诠释了这种新兴市场内的交易。2010年春，俄罗斯最大的投资公司数字天空技术投资集团（DST）与南非传媒公司纳斯帕斯集团（Naspers）以及中国科技公司“腾讯”结成合作伙伴。这三家公司的发展都十分迅猛且具有全球视野——同年秋天，“数字天空”通过资产分配形成的一家名为Mail。ru的分公司上市，并迅速成为欧洲最具价值的互联网公司，市值高达57。1亿美元——但它们完全没有重点关注美国市场。在新兴市场内部经济的另一个相似案例中，印度电信巨头巴帝集团收购了科威特扎因电信公司的大部分非洲资产。一位加利福尼亚的科技公司高管（他自己也是在欧洲和亚洲生活、工作的全球游民）向我解释道，像巴帝电信这样的公司具有引爆非洲市场的巨大竞争优势：“它们能够以比我们公司低得多的成本提供手机。在非洲这样的地方，西方公司怎么可能比得过它们呢？”；米；花；书；库； ；http：//__
有思想的贵族
正如铁路创造了新的城市，私人飞机以及像NetJets公司推出的私人飞机分时使用权促进了超级精英的全球化——当环球旅行像中产阶层乘坐小汽车那样容易时，在世界各地购置住宅和洽谈生意将更为便捷。新科技也助了一臂之力——即时移动通讯使环球旅居成为可能。此外，在过去的20年里，政治变革打开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国门。
然而，最重要的转变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预言的。该书写于1776年，工业革命刚开始不久。斯密预言，当财富从地产转变为股份时，它们的流动性变强了：“土地的所有者一定是这块地产所在的某个国家的公民。但股东实际上是世界的公民，不一定属于某个国家。”
斯密发现，制造业公司以及各类股票的股东将最终取代土地成为经济的引擎。科技革命已经为经济活动创造了一个崭新、强大、几近无形的空间，急剧地推进了上述取代趋势。斯密预计，一个由经济利益驱动他们进行全球化思考的精英阶层最终将形成：“他（股东）在原先的国家要接受令人恼火的质询，缴纳负担较重的税收，他往往会放弃待在这个国家。而将他的股票转移至另外一个国家，在那里，他能更舒适地从事生意，享受财富。”虽然资本和资本家实行了全球化，但政府的运作和其他大多数中产阶层公民的生活仍然以国家为界限。弄清楚顶级富豪与其他人的联系是全球超级精英崛起引发的挑战之一。
《观察家》随笔作家哈里芒特酸溜溜地感谢全球超级精英“购买”了英国上流社会的传统夏季节日，并为之增彩：“英国上流社会的夏季节日一改往日的喧嚣、外行和黯淡，取而代之的是职业化和熟练的运作，这都归功于蜂拥而至的国际资金。”
但是这一“海外并购”的讽刺之处在于，即使昔日为初入社交界的少女而办的舞会、狩猎活动和帆船赛可能还没有过时，但离过时也不远了。21世纪，顶级富豪活跃在各大国际会议上才是他们真实的生活写照。“我们没有城堡和贵族头衔，要用什么表明我是精英阶层的一员呢？”安德鲁佐利解释道，他来自“大众科技”（致力于成为高端平台的思想论坛和社会创新网络）。
最著名的会议当数每年在瑞典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每一封论坛邀请函都标志着一位壮志凌云的顶级富豪将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里没有贵族头衔，取而代之的是等级分明的会议胸牌。这块胸牌是何等的重要，一位首次与会者谈到所有人都盯着他的胸口看，这竟让他第一次感觉仿佛自己胸前有条深深的“事业线”。相比之下，每年彼尔德伯格集团在欧洲和北美召开的会议更为排外，也更加隐秘。该集团关注的焦点更集中在地缘政治，而很少关注全球商业和慈善。每年春天在中国海南岛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彰显了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影响力，以及对于全球顶级富豪文化的理解。比尔克林顿致力于推动他的“克林顿全球倡议大会”进入定期举办的国际要会行列。一年一度的TED会议是信息技术专家的重要一站。每年１月，约西瓦尔迪和出版商布尔达媒体集团共同在慕尼黑举办DLD（数字、生活、设计的首字母缩写）聚会。赫布艾伦举办的太阳谷峰会专为媒体巨头而设，而阿斯彭理念节为更有政策头脑的人而设，并明显偏重美国本土。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些会议都属于全球精英阶层。TED会议负责人克里斯安德森对与会者说：“总体而言，我们联络了全球（至少是美国）几乎所有值得关注的人。”
一些公司认识到全球秘密集会的价值后，也开始自筹会议。谷歌的“时代精神会议”是其中之一，我主持了好几年的会议讨论。最近的一次聚会于2010年5月在格罗夫酒店举行，酒店位于英国乡村，曾经是地方属地，如今300英亩的土地已摇身变成了高尔夫球场。许多房间的天花板很高，里面的家具将古色古香和现代感融为一体（仿制的路易十四座椅即是明证——眨眼一瞧，竟是用高级塑料制成的）。“太阳马戏团”在一个大型帐篷里为500位来宾进行了私人表演。而在前一年，谷歌为庆祝成功收购YouTube视频网站，邀请众多网络红人从世界各地飞过来参加庆典。
尽管“时代精神会议”十分奢华，但气氛还没达到奢靡逸乐的程度，更像是优异毕业生的一次严肃而又庄重的聚会。与会者从不会“逃课”：在会议日，会议室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都是满座的。在休息时段，草坪上挤满了用黑莓手机和iPad（苹果平板电脑）查看信息的高管。
2010年“时代精神会议”的演讲嘉宾中包括一些著名人士，如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星巴克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当然还有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这类会议最强大的通行证不是名望，也不是金钱，而是作家迈克尔刘易斯口中的“新新事物”——可能改变世界的洞察、算法和技术。三位诺贝尔奖得主出席了会议，包括行为经济学先驱丹尼尔卡尼曼。36岁的企业家谢家华是与会的商界明星之一。2009年夏，他以十多亿美元的价格将鞋类网上零售店美捷步（Zappos）出售给亚马逊。最受欢迎的会议环节是谷歌的展示环节，将Nexus手机等一些新发明的产品展现在人们面前。
这种对创新和创意的极客激情在一些更私人的全球精英聚会上表露无遗。私募股权公司亿万富豪亨利克拉维斯和经济学家妻子玛丽–约瑟克拉维斯在他们典雅的上东区公寓里举办了许多次华贵的曼哈顿晚宴。虽然公寓里的瓷器产自法国塞夫尔，油画是18世纪前欧洲大师的作品，但餐桌上的谈话即便搬到研究生讨论会上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克拉维斯夫人不仅把她的丈夫和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等顶级富豪召集在一起，还请到了一些思想家和政策制定者，如资深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和《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克拉维斯夫人引导他们讨论从全球财政失衡到阿富汗战争的众多话题，她对此颇感自豪。
事实上，“思想会议”正合时髦，甚至有一对纽约人举行了一场“思想婚礼”。2011年12月，戴维弗里德兰德和杰奎琳施密特在纽约布鲁克林举行婚礼，每位来宾都拿到一张姓名牌，并被要求宣布一项承诺。由另一张卡片来敦促他们“说出在未来的24小时内你要采取什么行动来实现你的承诺”。不像在其他婚礼上，紧张不安的家人和朋友要为新郎新娘发表贺词并举杯狂饮，这场婚礼的主要环节是一系列TED风格的演讲，配以幻灯片演示，演讲的主题是这一对新人所关心的话题——神经科学、环境和身心一体疗法。
以思想为主题的婚礼可能太过于前卫了，尽管更贴近真实生活的新闻网站“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Post）为这对新人竖起了大拇指，但《纽约时报》和八卦博客Gawker都厉声批评这一举动。在这个精英时代，精英们热衷于“开箱即用”（outofthebox）和“杀手级应用”（killerapp）这样的短语，他们最觊觎的地位象征不是游艇、赛马或爵士身份，而是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并通过积极管理的方式来体现发起者拥有重塑世界的伟大思想。
2010年夏天进入耄耋之年的乔治索罗斯对于那些投身社交活动的亿万富豪而言，绝对是个先锋模范人物。索罗斯可能是“二战”后时代最成功的投资家，不过他对“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SocietyFoundations）最感自豪。他投入几十亿美元资助各类事业，如毒品合法化、中欧和东欧的民间社团以及金融危机后对经济设想的反思。
在慷慨的索罗斯的鼓励和建议下，曾是美国尼克松总统内阁成员的共和党人皮特彼得森从黑石集团的大笔横财中抽出一亿美元建立了一个基金会，旨在减少美国赤字和福利津贴开支；同样，如今比尔盖茨为他的基金会投入了大部分精力和才智，他致力于支持特许学校（charterschool）、抗击非洲疾病等事业中；脸谱网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于2011年秋天，捐赠了一亿美元以改善新泽西州纽瓦克地区的公立学校；保险和房地产大亨伊莱布罗德成为对干细胞研究和学校改革的资助者；“黑莓”手机制造商——移动研究公司（RIM）联合创始人吉姆贝尔斯利建立了自己的国际事务智囊团。当然，慈善家名单上远远不止这些人，难怪比尔克林顿卸任总统后也致力于树立全球慈善“品牌”。
超级富豪们早就认识到，慈善不仅能使他们受到道德嘉奖，也是获得社会认可、甚至是不朽名声的途径。安德鲁卡内基曾经说过“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他通过建设医院、音乐厅、图书馆和大学，把自己从“强盗贵族”转变为“世俗圣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希望人们不是因炸药的发明，而是因他为社会所做的其他贡献而记住他。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富豪利用财富的方式与创造财富的方式如出一辙：具有企业家精神。他们会运用财富不断试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而不仅仅是将财富捐给优秀的慈善团体或是赠予现有的机构（虽然他们也会这么做）。
第14节。
马修毕晓普和迈克尔格林为这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慈善资本主义”。毕晓普和格林在他们的同名书籍中解释道，“这些新慈善家认为他们在改进慈善，使慈善能够解决当今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中的新问题他们试图将成功赚钱的秘密应用于捐赠方面。”
“新慈善家正在尝试复制商业技巧和商业思维方式，”毕晓普对我说，“他们作为商人的思考模式同捐赠方式间有一定的联系。如果你向前追溯，你会发现从中世纪开始的每个时代里，赋予商人财富的经济进程最终面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