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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馈赠、印结银、乡贤祠外官捐银、书院束修诸项合计共两银子，加上工资135两，本年收入总额达到两。这属于货币化的收入，另外像俸米以及别人送的各种实物礼品不计在内。礼品总类丰富，有茶叶、烟草、火腿、鱼翅、笋干、糕点、水果以及毛笔、书籍等。茶叶有杭州龙井、白菊花、碧螺春等。李慈铭有吸水烟的习惯，馈赠的烟草已经使他不必到市场上去购买。三月十五日，他收到杭州朋友寄来的烟丝四包（前两日已收到四包），兴奋地在日记里写到：“从此碧桶不空矣。”如果将该年李慈铭的工资收入与工资外收入做个比较，那么可以发现工资外收入大约是工资收入的15倍，这是个让人吃惊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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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李慈铭的年度支出
与收入相对应，李慈铭本年度的支出高达2000两银子，基本上是收支平衡，而能略有盈余。当时的2000两银子，按米价折算，大致是现在的20万元人民币。年支出达20万，这在当代中国已经算是富人了。而光绪十三年的北京物价比之今日明显要低得多，以住房一项的花费而论，李慈铭租房住，每月的房租是6两银子，相当于现在600块钱，只够与人合租一个十平米光景的小房间，但是在当时月租6两的房子已经是很好的房子了。
李慈铭住的这套房子在保安寺街，这条街在当时是很著名的，街上都是大宅门，不是深宅大户，就是地方会馆。住过这条街的清代文化名人，有大书法家、金石学家翁方纲和著名学者王士祯等人。会馆方面，江西的广丰会馆、丰城会馆、奉新会馆，以及湖南湘潭会馆、陕西关中会馆、广东三水会馆，都在这条街上。这条街离“中央行政区”（估且比附现下北京CBD——中央商务区之说）也不远。清代的六部及其他重要衙门都在紫禁城南面，即现在天安门广场这块地方。保安寺街在城南三里，与此相距不远。李慈铭租住的这幢房子，是以前闽浙总督季文昌的住宅，小轩花圃，花木扶苏，宽敞气派，住得非常惬意。至于这所房子的具体情况，曾朴的《孽海花》有详细描写，可以参看。
李慈铭当年的各项具体花费，我们可以将之分成四类：家庭日常费用、社会交往费用、文化生活费用、特殊费用。
光绪十三年李慈铭支出表
支出类型 支出项目 数额（约数）
家庭日常费用 米 70两
煤、炭 77两
房租 72两
抓药、人参 40两
糕饼面食 150两
衣饰 500两
其他 80两
社会交往费用 馈赠 200两
犒赏 100两
饮宴 160两
娱乐 60两
文化生活费用 购书 200两
其他 30两
特 殊 费 用 买妾 18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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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计 2000两
家庭日常费用，共花费了大约1000两银子。这其中，用于日常生活之必需的各项花费大约250两，占四分之一。此中房租按月支付，其他各项，如米、煤、油等，按照京城商家的习惯，是平时赊账，过节时——端午、中秋、春节结算。
生活中花费最多的是添置衣饰，花了将近500两银子，占到了年度家庭花费的一半，非常可观。食不厌精，衣不厌美，六十岁的李慈铭似乎对此还挺爱好和讲究。闰四月二十五日记：“四月间制珠毛皮小貂袖银红江紬袍一领。平生衣服，无此都丽也。以袖甚佳，有承平密致之风，团花绣球，俨然宫体。”此袍虽花去他20两银子，但他没有心疼，反而颇为得意，称“平生衣服，无此都丽也”，听口气，似乎此件衣服是他最满意的一件了，但实际上这件衣服并不是他本年花钱最多的一件。
社会交往费用，主要是几个方面：馈赠、犒赏、饮宴、娱乐等。其中红白喜事的人情往来，节日对师友、亲属的馈赠，以及对朋友家庭的周济等项，花去他200多两银子。犒赏车夫、厨子和酒店伙计等花去了约100两，付给各个饭店的平时聚会饮宴方面的钱则有160多两。娱乐性活动所花的则有60多两。吃饭常去的酒店，有宜胜居、万福居、便宜坊、庆和堂、福隆堂、轩翠舫。他有一帮比较固定的朋友，或是同乡，或是同年，或是同事，人数不多，一般刚好凑成六七人的一桌，或是他约朋友，或是朋友约他，三天两头就有宴饮。当时下一次馆子吃得不错也不过是花二三两银子，而他一年之中就花了160多两，可见次数之多了。最忙的是十月十九日这一天，从下午到晚上忙着“赶场子”，下午先去庆和园听戏，傍晚去宜胜居吃饭，饭没吃完，另一帮朋友又催，他只好过去，直闹到三鼓才散。
娱乐性活动主要是听戏。他去戏园子的次数并不多，主要是饮宴时叫人来陪，其中有三个人是常常来的，艺名叫霞芬、梅云、素云。其中霞芬与他关系非同一般，几乎每次聚宴必到，还有多次聚会的地点就在霞芬家里，而他每次必在日记里记下来。这一年，他送给霞芬的钱就有44两银子。霞芬有时也到他的住处去。
这个霞芬当年在京城的梨园界可是个人物，他是梅兰芳祖父梅蕙仙的入室弟子，人称“花榜状元”，也就是唱戏的头牌演员，如今的“名角”或“大腕”。只是当年唱戏的没有社会地位，被称为“优”、“伶”或“戏子”，不像如今被尊为表演艺术家。当时唱戏的演员没有女性，唱青衣花旦的都是些面目清秀的青少年，由于像个姑娘，所以称为“像姑”，后来被讹称为“相公”。
由于清代法律规定官员不能狎妓宿娼，但没有禁止与伶人的暧昧关系，所以“养相公”成了京城文士的一种时尚，李慈铭也是“好这一口”的。与李慈铭关系非同一般的京城名伶还不止上面几个，钱秋蓤、傅芷秋、时琴香等人也都是与他有来往的。
文化生活费用方面的花费也不少，主要是买书，花了约200两银子。买的书有明刻本《初学记》，殿版“三通”（《通志》《通典》《通考》），南监本《辽史》《金史》、《明史稿》，以及《唐摭言》、《苕溪渔隐丛话》、《万历野获编》等，其中“三通”费银最多，需92两银子。买书的方式，有时是自己到琉璃厂书肆去买，有时是书商自己送上门来，来往最多的是琉璃厂翰文斋。书钱也不一定马上付，说好价钱之后可以先支付一部分，过一段时间再结余钱。
此年稍显特殊的一项支出是买妾。买妾是四月二十日的事，花了180两银子。此妾姓王，20岁，卢沟桥人。日记里多处留下“夜王姬侍”的记录。日记详细到了哪位小老婆陪睡都要记下来，这大概也只有李慈铭才会这么干。李慈铭本年有一妻两妾，其中一个跟随李慈铭已十年的小妾在二月份离开了，过了不到两个月之后买了这个年轻的小妾替补。
从李慈铭的年度支出项目中可以看出，李慈铭的日子过得相当不错。消费中日常生活之必需的各项花费不过是250两银子光景，只占到总支出的八分之一。如果把这些支出视为消费结构中的生存消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消费并不高，对李慈铭来说没有任何压力。他的钱大多花在享乐性消费上。如果按照现代考量生活水平标准的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消费支出总额）计算，他即使不在系数≦20的极度富裕之列，至少也会在系数20—40的富裕水平之中。
三 京官哭穷现象（1）
光绪十三年李慈铭的生活和收支结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清代京官生活的典型案例，案例的后面则隐藏着帝国社会的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京官哭穷现象。本年李慈铭得到了135两银子的薪俸和养廉银，以及几石米，这些收入对于他的生活来说是车水杯薪，根本就不够用。但是，本年度官俸方面的收入对他来说已经算是高的了。本年因为已经实现历史性的突破，结束了在户部十几年的“行走”、候补生涯得以实授官职，此前所得更微，“行走”是没有薪俸的，候补最多也只有几十两。实授官职之后薪俸也只有一二百两，相对于年度开支来说，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于此也可看出，正式工资远远不够生活开支，仅仅依靠官俸生活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京官们也不指望以此为生。
京官即使做到各部的“一把手”——尚书，官至一品，已经是高官显宦，薪俸已经封顶，但每年俸禄也不过是俸银180两、俸米90石，即便没有因为筹措战争费用等原因而予以打折发放，再加上同样标准的“恩俸”（恩俸加上原来的俸禄叫双俸双米），所得仍然是有限的。而支出，张之洞曾经说：“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请加翰詹科道津贴片》）一天最少也得一两银子的用度，正式工资没有多少人能达到这样的最低标准。李慈铭的历年花费，从记载来看，以本年最高，其他年份，直到三年之前，都没有突破千两银子大关，而此后则都在千两以上，但在1500两以下。以此看来，正式薪俸无论如何都是不够开支的。
京官靠工资生活肯定是不够的，其他的收入又不稳定，这就使得时时有告穷之忧，京官哭穷也就成了一个突出的现象。从这个角度讲，京官的穷是真的，他们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不得不哭穷。李慈铭在光绪十年主讲北学海堂之前，每年都是入不敷出，靠典当和借钱过日子。北学海堂请他当主讲并给予丰厚的报酬，有李鸿章特别安排的用意，给他年薪1200两银子，也是当时同类职务的最高纪录。南京的钟山书院，由曾国藩主持修定的章程规定，书院山长每年可得到的报酬，是800两束修，160两伙食补贴，24两节敬，共984两。（《续纂江宁府志》卷五十七）书院山长相当于校长，主管全院事务，年薪也没有超过千两，天津书院给予李慈铭的应该说是特殊的礼遇了。
有人认为，李鸿章给予李慈铭这样的待遇，是因为李慈铭的名气和信口月旦人物的性格起了作用，李鸿章不想遭到像他这样有影响力的清流人物的批评。李慈铭也的确没有批评过李鸿章，即使后来身任御史，别人都对李鸿章提出激烈批评的时候他都一直三缄其口，时人都认为这不正常。所谓吃人的嘴短，书院的束修解决了他的生活难题，他不能不记这个情。问题在于，即使这些束修只是对他的学问和教学工作的合理报酬，那也只是像他这样的著名学者才有的收入，其他官员既没有他这样的学问，也就不可能有这项收入，而没有了这项收入，他们必然入不敷出。光绪十年到十二年李慈铭是请假（职务仍挂北京）去天津任教，本年他已回京，仅是评批考卷，书院仍给予束修1000多两，不下10万元人民币，这已经是当时给予学者们的最高标准，相当于时下全国文科学者所能得到的最高奖励——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岗位津贴了。
京官的穷还可以有一种理解，是低级京官穷，而不是所有的京官都穷。李慈铭本年之前一直处于候补的状态，在候补之前属于“行走”。候补可以看作是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之后的见习期，“行走”则相当于还没毕业时到单位的实习。这两种状态，候补拿一半工资，“行走”则没有工资。没有工资倒不是什么大事，因为工资本来就不多，重要的是“行走”和候补连正式职位都没有，自然也就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没有地位，没有地位自然就没有人巴结奉承，没人巴结奉承自然就没有人送礼，没人送礼自然就穷了。
据当年的官员名录（光绪十三年秋季本《大清缙绅全书》）记载，光是李慈铭所在的户部，就有七品以上的“额外司员”（“额外”，即名额＇编制＇之外）429人，其中郎中这个级别的待岗人员也有82人。这些人都是在户部“行走”，他们人数不少（超过正式编制），而收入缺少来源，穷应该是真的。李慈铭在户部“行走”多年，此中体会很多。
三 京官哭穷现象（2）
李慈铭在光绪五年（1879）六月初九日的日记中记下了一段酸溜溜的话。李慈铭说，京官穷得没办法，每逢一个地方官进京，都要摸摸底，看看有没有同学、老乡什么的关系可以拉得上，如果有的话，就要想方设法拉上关系，先是去拜见，然后是请吃饭，希望从中获得一点好处。地方官是把他们剥削得来的钱稍稍拿出来一点，大头用于贿赂权要，小头分散给各中央部门，中央各部司的人得到一点点好处都感到庆幸。于是更加挖空心思打探消息，找到一点关系，就奔走相告，大家都趋之若鹜。像他这样靠捐钱买官的人（“赀郎”）比虱子还多，个个穷不聊生，所以就像苍蝇往有腥味的地方钻一样，更显得卑微低下。而那些地方官则越来越傲慢，即便是有同学、同乡关系，但如果平时没有多少来往，就拒绝见面，也不回拜，让你一点好处也弄不到手。李慈铭说这段话的时候想必受了什么刺激，以致有点愤愤不平的意思。但一个“赀郎”，没有实权，人家自然不把你放在眼里，所以除了在日记里发发牢骚，也没有别的办法。
与李慈铭同时代的何刚德（1855—1936）曾经任吏部考功司郎中，他也有与李慈铭相似的体会。何刚德说，地方官给京官送炭敬、别敬都是看人下菜，趋炎附势。本来，地方官送炭敬，是“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为衡”，就是说，送不送炭敬，除了官位，还要顾及一点交情。而“后来渐重官阶而轻交情矣”，慢慢的就只看官位而不怎么看交情了。至于别敬，“光（绪）、宣（统）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春明梦录》卷下）就是说，别敬只送给那些手中有权的大人物，小官（末秩）和不重要的岗位（闲曹）连残羹冷炙都没份了。所以官越大，越有实权，你的好处也越多，小官和没有多少实权的人就只好被人冷落了。在北京，那些五品实缺之下的各类小京官，“沾丐”都不容易，怕是真要受穷了。
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官大一级的待遇也会气死人。李慈铭任户部郎中的上司——户部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的状况就大不一样。光绪五年，王文韶任户部左侍郎，并入值军机处（相当于军委委员），他的正式工资也不算多（见于记载的仅秋俸银两，其他三季应当差不多），一年还不到200两，就算它是200两吧，工资外的补贴——“饭银”却高达两（据王文韶日记统计），平均每月约2000两（该年有闰月，按13个月算），是工资的130倍。
由此可见，所谓京官的穷是一种权力结构性的穷，关键是看你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靠捐钱买官而处于“行走”和候补地位的没有实权的小京官，哭穷是必然的。
四 穷京官的阔日子
京官，特别是下层京官的日子不太好过，这是一个历史事实。然而从京官的实际生活来看，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差。李慈铭的日记显示，他本年的日子过得很好，很有品味，质量很高。按照前述张之洞的说法，京官即使生活“十分刻苦”，每天也需要一两银子的花费。但是，张之洞所说的“十分刻苦”到底是个什么标准呢？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表明，清代的老百姓一家一年如果有几十两银子的花费，已经算是小康水平了，并不至于“十分刻苦”。而京官一年花费300多两银子才算是“勉强自给”，显然这是持着不同的生活标准。官场上的人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要求显然与老百姓不一样，他们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官员本人养尊处优自不必说，出门讲排场才有面子，这些都需要花费。李慈铭本年度的花费中，做为基本生活不可少的花费并不太多，也不过是二三百两银子，并没有超过张之洞所说的300多两的标准。试想住着一处大宅院，年租金也不过是72两银子，只占到300两银子的24％，刚好相当于现在北京一个年薪10万的白领租住月租2000元的一个普通二居室的花费。反过来说，如果把房租看作物价的标准，那么当时一年花300两银子就相当于现在花10万元钱，而现在一年能花10万元生活应该算是很不错了吧！
李慈铭本年的花费高达2000两，是张之洞所说的300两的六七倍，如果按房租算，则相当于现在六七十万元，这自然是超标准的高质量生活。其实李慈铭的支出单上如果删去那些不必要的费用，有个六七百两银子日子应该说是过得去了。而六七百两银子的收入，即使没有书院的1000多两束修，光靠薪俸、馈赠、印结银三项已经足够。馈赠和印结银虽不稳定，但每年几百两的银子还是有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京官的穷是假的。京官的穷，与他们的生活态度有关，是因为他们要求过体面的生活所致。
李慈铭的生活态度从许多小事上可以看出来。李慈铭是行必有车，本年唯一一次因为自己的专车被小老婆所用，来不及接他，需要走路回家，他便大叹苦经。六月六日，几位朋友邀他到什刹海庆和堂吃饭，时当盛夏，“赤景方中，车行如坐炽甕”，他开始后悔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出来，自叹“历十余里赴诸少年之约，六十老人亦太多事矣”，又说自己“平生简绝交游”，还赴这样的宴会，“尚有此恶剧酬应，可笑也”。他的心情好转，是因为吃饭的这个地方风景极佳，“地展胜绝，花事方浓”。六月正是什刹海荷花盛开的日子，是京城赏荷消夏的佳处。李慈铭继而关心起旁边的一座房子来，“比邻一楼，晶窗华敞�